论西方文学的本质

成舍我

在古代的希腊人，他们所创造的诗歌是西方文学的基础，亦即为人熟识的《荷马史诗》等作品。他们认为的「诗人」来自piin {sic}这个动词，它的意思介于「创造」和「制做」，在西方价值观念体系，所谓的创造是上帝特有无中生有的能力，而制作所指的则是凡人在任何艺术中有材料有形式的创作活动。

同时，在西方价值观念体系之中，上帝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存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切的起源，但是它既看不见又是摸不著的。所以，古希腊人把诗人的地位放置于上帝与凡人之间，事实上这是已经十分之高的地位。因此，诗（文学）比其他任何艺术都要优越，因为其他艺术是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表现事物。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有如一幅有声的画；而诗人所表现的则是另一个自然，是多样的命运，从而使自己似乎也成为上帝了。

西方古代的情境是，诗人会被认为是例外的。他们不屑受到任何此类的约束。而是带着自己的创造活力不落案臼，所以他事实上的确形成了另一个自然,诗人所创造的事物比自然的杰作更美…………我们应该对「对创造者的神圣创造者表示应有的尊敬…是他…使「人」超越第二自然的所有作品。」而所谓的第二自然，就是诗人所创造的另一个世界。但是，孰是孰非，是宗教学的问题。

所以反观之，西方的文学家虽然有至高无上的创造能力，而荷马史诗、圣经等文学作品确实是可以说明这一点，而它们的影响力是不可计量的。甚至在西学东渐时期的学家都没一不知晓其一二。但是，西方的文学体系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而有关于这个缺点；古希腊的哲学家就曾已经解释得十分清楚，例如说苏格拉底。但是，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解决过…。

作者曾经说过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身上知道「哲学何为」的答案，就是去指出一些日常生活中不合理的事情，从而引导別人走上理性推理的路径。而在古希腊的哲学家会认为，荷马史诗是社会上最不合理的事情了。如果用《易经》的一句话来说明荷马史诗的问题的话，就是它並「不以厚德载物」。然而，荷马史诗则是古希腊人的教育指标。

当然，这个问题曾出现在黄帝时期。在黄帝的《丹书》写道：「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废灭，敬者万世。」而周武王听到姜尚父的宣读后，十分警惕，便在所用的各种器物甚至兵器上面都刻上这类警诫的「铭文」。但是，这终究只是「铭文」，而西方文学的创作会把这些警惕性的內容故事化，荷马史诗、圣经等文学作品皆属于此类。在古代的庄子就谈论，並批评过这个问题了。

另一方面，在古希腊的柏拉图，他在自己所建立的哲学体系区分了真实的世界和可感受的世界，诗人的模仿是处于可感受的世界，按线段喻的解释，这种行动是与善的理念距离最远的。或按柏拉图的术语：属于虚幻世界的行动。它是非真实的。换句话说，诗人就是洞穴的创造者。诗人通过使用修辞法来修整那些「铭文」的內容，也就是说使其成为「可爱不可信之语」。例如说，古希腊的高尔吉亚认为演说（诗性的表演）是强大的统治者，它有力量停止恐惧、消除悲伤、带来愉悦並增加哀伤。 因此，演说对于高尔吉亚来说是肯定「实在」与「表现」的同一性。它的结果就是重新树立「表象」並确立ἀπάτη[幻象之诗]；故此在演说中创造「表象」，从表象中构成「事实」，是可爱不可信之语。

约瑟夫·沃顿（一位文学批评家）在1753年时写道：「诗有一个奇异的特权……它可以赋于虚无的存在物以生命和行动，甚至可以赋于各种抽象概念以行形状、色彩和行动；使善德、邪恶和情感具体再现……因此，使虚构的事物具体化或人格化只要「庄重得体」 ，完全可以作为热烈奔放、活泼轻快的想像的创造力的最大努力之一而得到尊重。

因此，在这个语境之下，它使人自然而然的去接受道德的规范，这个道德只是人为的；不是真正的德性之说。所以，古代的哲学家，无论是古代中国的，还是古希腊的哲学家都会加以反对，因为它不能构成真正的知识。而文学与哲学的古老之爭，其实就是西学文学本质意义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