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教育”到了重新推行的“拐点”?

郑瑟

　　在回归前后，香港开始推行国民教育。回归20年来，在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推动下，国民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提高了中小学生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国民身份的认同感。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香港的国民教育在推广过程中遭遇到一些困难。尤其是2012年发生的“国民教育事件”，以及此后香港社会和学术界对国民教育进行的持续争论，表明国民教育面临严峻挑战。

　　国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民教育是指国民基础教育，狭义的国民教育是指国家实施的让学生认识真正的国情，强调青少年应有爱国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形成学生公民意识和参与能力的教育。本文讨论的是狭义的国民教育。

　　在香港，国民教育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概念，不等于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公民教育是让中小学生认识到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而国民教育是让中小学生认识自己的国民身份。在香港回归前以及回归后的一段时间内，香港学术界将国民教育与公民教育一起使用，甚至仅仅使用公民教育一词来概括两者。但是，在“国民教育事件”发生之后，国民教育一词被赋予更加明确的含义，突出香港对培养国民身份的迫切要求。

　　香港国民教育，一般专指作为德育的国民教育，侧重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与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香港教育局在《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中指出，国民教育“旨在透过提供持续及有系统的学习经历，培育学生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帮助他们养成良好品德和国民素质，从而丰富生命内涵，确立个人与家庭、社群、国家及世界范畴的身份认同。”

　　香港国民教育，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巩固香港青少年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构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和对中国公民的身份认同，培养青少年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中，国民教育的核心是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国家认同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指一国的公民从心理上对自己归属于祖国这一政治共同体的认知和情感。由于国家既是“政治-法律”共同体，也是“历史-文化”共同体，国家认同的建构，离不开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紧密结合。

　　香港教育统筹局原首席教育主任荣宝树列举了香港国民教育的主要举措，即在日常正规课程的讲授中，加入国家国情的学习元素;举办升国旗仪式及“国旗下的讲话”，提升学生对国家的意识;举办跨学科“学习周”系列活动，从多角度认识国家;借参加和欣赏文娱活动，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举办到内地交流体验学习活动，与祖国人民建立一份“血浓于水”的感情。

　　对香港来说，国民教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香港曾经长期遭受英国的殖民统治，与中国内地存在一定疏离感。回归后，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通过国民教育培养香港人的国家认同感是特区政府的重要职责。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香港的国民教育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香港特区政府在推行国民教育方面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2012年，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却陷入政治化风波中，负责应对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最终决定“暂时搁置”，但其中一名委员坚决不投赞成“搁置”的票。这名委员名叫邓飞，曾任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如今是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非官守委员。

　　邓飞是香港通识教育的权威之一，曾因判知名作家陶杰的通识考试答卷“不及格”而为外界津津乐道;在“国民教育”及“港独”话题上，他常有犀利言论。如今，特区政府换届，新特首林郑月娥多次表示要加强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到了重新推行的“拐点”?

　　邓飞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特区政府应首先为被污名化的“国民教育”正名，决不能再躲躲闪闪。

　　环球时报：请您谈一下香港“国民教育”问题的由来。

　　邓飞：其实，“国民教育”这个词容易引起误会。“国民教育”本指普及教育，并非特指“爱国教育”，但在香港特殊的语境里，这个词就具备了特定含义。

　　寻找这个问题的历史渊源，可以从上世纪50年代谈起。那个时候港英政府没有“公民教育”一词，因为香港是殖民地，殖民地人不是“citizen”(公民)，只是个“城民”的概念。为解决这个问题，1952年，当时的港英政府成立一个“中文委员会”，专门研究怎么处理跟中国相关的教育内容，即语文、历史要学什么等等。

　　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有两大背景，一是香港很长时间都没有强制义务教育。我们所说的“九年义务教育”拖到什么时候才落地?内地人可能猜不到：1981年。另一背景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球华人充满热切期待，香港也如此。

　　“中文委员会”发现，想要把香港人的民族意识、历史文化全抹去是不可能的。怎么办?那就让香港所有涉及中文、历史的科目以及课外的德育教育必须有一个特征——四个字：厚古薄今。也就是只能尊崇历史文化上的古代中国，尽量不触碰近现代的事情。

　　当时的中文教育有大量文言文，但涉及当代的，只有一些公函、信件等应用文写作。这就造成香港人对近现代和当代保持着一种陌生认知，似乎近现代只有流血和动乱。而他们越喜欢古代的中国，就越讨厌近现代和当代的中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

　　举个例子，我1993年参加“中五会考”(读大学预科前的考试)，那时的历史试卷分为ABC三部分，A大约是夏商周到唐朝，B是唐朝到明朝，C是明朝之后。绝大多数人选A、B，选C的极少，因为老师都不怎么教，怎么考?所以，说香港人对中国历史很陌生不完全对，香港人只是对近现代和当代陌生。

　　上世纪80年代中英开启香港问题的谈判，港英政府出于政治考虑开放区议员和立法会功能组别的选举，开始引入“公民教育”。那时的“公民教育”有个特点是“去国家化”。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港英统治者面临一种窘态：不能说香港人是“英国人”，也不愿说香港人是中国人，在这种回避态度下，“中国”就缺位了。再加上当时香港正处于经济腾飞阶段，很多七八十年代在香港出生、奋斗、享受香港经济发达成果的人，政治公民意识非常强，但这种意识又是“去国家化”的。

　　临近1997年，很多人意识到香港的国民教育要跟上，社会上形成一个共识，要增强对国旗、国徽、国歌、政治制度、祖国风土人情的教育。当时有两个改革方案，一是“非学科化”，即仍保持“国民教育”不是一个单独学科的状态，而是融入到其他科目中。另一种方案是专门设立“国民教育科目”。相比而言，后者的支持者少一些，因为这意味着要砍掉其他一些科目的课时，同时“谁来教”也是个难题。就这样在争论中，“国民教育”一直保持着“非学科化”的状态，不成系统，没有标准。

　　后来，为改变这种局面，特区政府编写了一个“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大纲”，这就引发了2012年“反国教”事件，9月，上任不久的梁振英宣布搁置课纲。

　　环球时报：“反国教”事件后，香港的国民教育是什么状态?

　　邓飞：其实以“非学科化”存在的“国民教育”并没有萎缩，但有一点非常致命：“国民教育”被污名化了，以后但凡有人谈论“国民教育”都闪闪缩缩。

　　香港的课纲和教材是两码事，课纲是统一的，而教材由学校选择。“国民教育”不是独立科目，甚至连教材都没得挑，因为它不考试，出版商就无利可图，只能学校自己设计教材。如果学校重视，那就自编教材，如果不太重视，那就以参观、讲座等活动来代替教学。

　　香港高中有一门“通识教育科”，它原本跟“国民教育”没有关系。这门课有个人与人际关系、香港、中国、全球化等六个单元。问题是，考试时“香港”单元常常有很敏感的政治化问题，比如“七一大游行”“立法会拉布”，而“中国”单元则出题很少，且常是无关痛痒的问题。这就造成教课时“重香港而轻中国”，联想到“反国教”“占中”，就会给人一种印象：通识教育像是在做香港“街头运动”的政治培训。好在最近两年，通识科不再出政治题目了，中国当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开始出题了。

　　环球时报：很多人指责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操控教育界，是这样吗?

　　邓飞：“教协”最初支撑起很多反对派团体的建构，同时它也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教师公会。我不认为它可以“掌控”教育界，它并不操纵“国民教育如何运作”，更多的是影响教育界。它的领导层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常常通过一些声明、所谓“民意调查”来形成其对“国民教育”应当何去何从的观点，施加舆论压力，比如“洗脑”这个词，在香港说得最多的就是“教协”。

　　可想而知，它对教师的影响是怎样的。即使一个教育界人士觉得“国民教育”没问题，他也不敢说，因为很容易被反对派媒体围攻，学校声誉受冲击，影响招生。其实，这是一种“恐怖文宣”。

　　环球时报：您遇到过类似事情吗?

　　邓飞：当然。2012年“反国教”事件中，特区政府成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我是其中一员。当时因社会压力很大，委员会决定暂时搁置国教科课程指引。为确保“搁置”结论能“好看一点”，特区政府和委员会的领导层都认为应该“全票通过”。但我是拒绝的。

　　首先我爱国，我所在的香岛中学也是爱国学校，你让我投票赞成“搁置”?这可是立此存照啊!委员会的二三十人中，我几乎是唯一反对的，有些官员就像“三司会审”一样坐在我面前劝。最后我说我顶多弃权，于是他们专门做了弃权票给我。有趣的是，浸会大学一位老师看到可以这样，立刻也投了弃权票。

　　环球时报：在“国民教育”问题上，您想给林郑月娥特首哪些建议?

　　邓飞：首先应该为“国民教育”正名，恢复其名誉，这是必须要突破的。第二，教育局必须重视，因为正名不正名最终还是要看政府的态度，教育局要引导教育界像其他学科一样，就“国民教育”进行各种实践。第三，教育界对于“国民教育”不要躲躲闪闪，不能停留在“只做不说”上。最后，我认为还是要恢复“国民教育”课纲，应该把它跟“公民教育”合为一体，名字就叫“中国特区公民教育”，把公民教育里国家应有的角色与身份还回去。反对派要污名化“国民教育”，总不能把“公民教育”也污名化吧?难道他们不想做公民吗?

　　林郑月娥特首曾提到要加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我希望香港“国民教育”能迎来一个拐点。不过，她还需要更进一步的举措，因为在其他的教育项目上，她是有详细方案的，比如说每年增加50亿(港元)的拨款，这50亿怎么分配非常清楚，但在“国民教育”这块还没有更具体的方案。毕竟，要突破被污名化的社会印象，并非易事。

　　环球时报：“国民教育”在香港为什么再难也要推?

　　邓飞：很简单，与“台独”不同，“港独”思潮在港英统治150多年的时间内都没有出现，反而在回归后冒出，正说明我们的国民教育做得远远不够。现在我们要把“港独”思想遏制在萌芽阶段，从国民教育入手才是对症下药。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年轻人认为“港独”远比统一要好，那就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他们封闭的心态，以这种心态如何面对全球化的竞争?这种思想不光是危害国家，对其自身也非常不利。我曾碰到一件事，在大围跟一些学生做升学辅导，建议可以考香港中文大学，这两个地方同在沙田区，相距几公里，竟然有学生惊叹：“啊!这么远啊!”

　　“港独”最可怕的地方并不是它的力量真能对国家构成实质威胁，而是纵容了这些孩子心胸的“宅化”。“港独”是一种社会心理的不健康，反对“港独”就是为了拯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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