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东南亚暗合中国“一带一路”的政策

郑瑟

　　2017年，“金融出海”成了一个热门词。仿佛一夜之间，互联网金融企业都迷上了出海。而大部分公司，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东南亚作为征战的第一站。

　　数据显示，东南亚国家6.8亿多人口中，有2.6亿人迄今无法获得基础金融服务，约占成年人口的50%。东南亚的金融体系并不完备，金融覆盖率相对较低。在印尼，拥有信用卡的人数只有6%，菲律宾是5%，越南是3%，而信贷发达的美国，这个比例高达80%。由此可见东南亚国家的信贷缺口之大。

　　移动互联技术的创新，为普惠金融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可以让东盟国家特别是小微企业、普通大众和年轻人享受到数字技术带来的发展红利。有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人出境游突破1.2亿人次，境外消费超过1100亿美元，而东南亚是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目的地之一，大量的中国人出境游也为金融出海提供了有利条件。

　　有媒体报道称，东南亚市场对中国金融存在警惕心理，政府虽未在政策中明文规定不能给中国资本和企业发放牌照，但一旦得知中企身份，便会设置障碍，阻止业务推进。而以其它国家公司的身份进入，牌照的申请就会顺利很多。因此很多中企采用了“换马甲”的方式，在美国注册公司，进行“曲线救国”。

　　分析原因，有媒体认为，东南亚大多是热带国家，人民性格平和、生活悠闲，也形成了相对应的企业文化。而中国企业崇尚狼性文化，进入某些行业后会打破市场平衡，甚至采用价格战的方式将利润压到最低甚至亏本，以此来击溃对手。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竞争方式给东南亚人民造成了心理上的忧虑。

　　这一说法是否准确?中企该如何破除东南亚国家的“歧视”呢?《中国贸易报》记者联系采访了相关领域专家，为金融出海难题支招。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卞永祖认为，不排除中国某些企业奉行“狼性文化”，但大多数中国企业还是讲求“和文化”。“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竞争方式，主要源于“走出去”过程中，中企未能在相关产业链中占据高端地位，长期以来利润率较低，只得靠价格战生存。

　　东南亚领域专家、南京大学博士苏瑞娜也认为，部分中资企业确实未能与东南亚市场的商业习俗良好对接，进而引起当地人民对中企的偏见，形成一些潜在的限制门槛。但她认为，这并不等于“歧视”。

　　“东南亚国家的政府体系和税务系统很难单独针对中资企业设立法律法规。企业‘走出去’是商业行为，对于既定的自由竞争市场而言，企业在哪里注册，并不会有太大的区别。”苏瑞娜认为，中国金融企业在东南亚面临的本质问题仍是竞争问题。

　　“以蚂蚁金服为例，其在国内的支付工具为支付宝，支付宝的兴起源自网络购物在中国的兴起，消费者需要一种信用机制和担保工具，支付宝应时而生，并获得了大量的受众基础。而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购物网站，甚至由于商业原因，并不支持接入其他支付系统。”苏瑞娜说。

　　“商业的竞争是免不了的，上了战场，就要做好厮杀的准备。”苏瑞娜认为这是市场竞争的过程。很多金融企业长期依赖国内的政策保护，但企业要明白，国内政策优势并不能自动延伸到海外。另外，最好不要只是某种单一产品“走出去”，而是要让整个金融服务的支撑系统配套“走出去”，构建当地市场的全产业链。

　　苏瑞娜特别提醒，目前东南亚市场竞争较为公开透明，出海企业应改变认识，遵守当地规则，摒弃不正确的观念和行为。

　　“不排除部分国家对中国金融企业存在抵制情绪，但这并非简单地针对某些中国企业，其背后还涉及政治、风俗、文化等更多综合原因。”卞永祖说，短期内改变东南亚国家和人民的一些观念和想法并不容易，以“曲线救国”的方式获取牌照进入市场也未尝不可。但对于进入东南亚市场的中国企业而言，更应关注市场本身，尊重当地文化风俗，加强与当地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的沟通，做好公关工作。企业发展要融入当地，体现对当地民生的关心，多关心员工劳动待遇、教育等，让当地民众切实感受到中国企业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

　　卞永祖认为，由于美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占有优势地位，因此在竞争中欧美企业拥有一定的规则和成本优势。从国家层面上讲，中国政府要积极与东南亚国家沟通，达成更多的谅解，争取更多金融机构的合作。双方智库也可加强在金融政策上的共同探讨，为中国企业在区域合作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早在2015年，蚂蚁金服就战略投资了印度版的支付宝——Paytm，据外媒透露，蚂蚁占其股份的40%。

　　而捷信集团，早在2009年正式在越南市场展业，几乎和中国同步，最近几年，捷信又拓展了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市场。

　　最近，陆金所声称在新加坡成立资产交易所;苏宁金融推出“跨易通”的工具，帮助出海企业进行资金结算。

　　巨头们的触角，无疑都开始伸向了海外，而在中国正是如火如荼的消费金融，也在悄然布局。

　　闪银在印尼和巴西，都有业务;而明特量化，也考察印尼市场良久，准备大举进入。

　　“这一波金融的出海浪潮，是中国第4波”，大越金控的创始人高震东告诉一本财经。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企和央企等一些基建企业出海，去援助其他国家——这是中国的第一次出海之征。

　　第二次，是90年代，温州、广东、福建等地区的民企出海，在全球范围内开商贸城;而科技类的中兴、华为，也开始了征战全球之路——这时候，全球第一次意识到“中国制造”的力量。

　　2012年，猎豹浏览器的出海，拉开了一个时代的序幕，中国的互联网开始了全球征途，目前来看，主要是工具、游戏、摄影类的三大产品为主。

　　而第4波浪潮的金融出海，高震东认为全面兴起，是在2015年年底。

　　“某租宝的崩盘，给刚刚崛起的互联网金融蒙头一棒，监管随其而至，行业信心大跌，很多金融企业将眼光投向，离中国最近的东南亚”，高震东称。

　　而很多资本也将眼光投向了海外的创投企业。戈壁创投就专门成立了两支东南亚基金，并在当地设立办事处。

　　“中国确实到了一个金融出海浪潮崛起的阶段”，戈壁创投的管理合伙人朱璘认为，消费金融公司的出征，是因为中国信贷从蓝海市场变成“血海市场”，而中国金融的监管，开始趋严——面对竞争激烈，红利期已过的中国市场，他们才会前行一步，布局海外。

　　从劳力输出，到科技输出，到大规模的金融和输出，可以看到中国迅速成长的轨迹。

　　早在十几年前，俄罗斯、中国、巴西、印度、南非这5个国家，就被划为“金砖五国”，他们人口众多，经济刚开始腾飞，在全球资本的眼中，是“遍地黄金”的活力市场。

　　“这些国家全球资本布局太早，当地团队也开始崛起，竞争已很激烈”，高震东称，金砖五国，已不再是金融出海的首选。

　　而回望东南亚，却是一片亟待开垦的沃土。

　　朱璘称，出海东南亚，也是在暗合中国“一带一路”的政策，金融、教育和医疗合作，正是“一带一路”中的重要环节。

　　“东南亚市场的潜力无限”，朱璘称，现在的东南亚市场发展现状，确实是5年前的中国，“很多企业，就是试图将中国走通的模式，复制到东南亚”。

　　东南亚的市场，确实颇值得研究。

　　首先，东南亚的人口基数颇大，总人数有6亿之多。

　　而这片市场的潜力，确实巨大。

　　东南亚的金融发展体系并不完备，金融覆盖率相对较低。

　　在印尼，拥有信用卡的人数只有6%，菲律宾是5%，越南是3%，而信贷发达的美国，这个比例高达80%。

　　可见，东南亚的信贷缺口有多大。

　　比如，在越南，40%的手机销售，是分期完成的，“当地的人均收入不高，他们对3C、白色家电、摩托车等产品的消费需求，极为旺盛”，捷信的相关负责人郝严称。

　　捷信菲律宾市场的负责人称，菲律宾超过一半人口，储蓄不足，而86%多的人口，并不被传统金融机构所覆盖。

　　菲律宾是一个劳工输出国，并不控制人口，因此它成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平均年龄只有23.5岁。

　　“在当地，信号很不稳定，打一个电话就能断三次，但也无法阻止这群年轻人购买手机的热情”，郝严发现，他们主要买手机主要是为了上“Facebook”，另一个需求就是“自拍”。

　　马尼拉被称为自拍之都，人们随时随刻要自拍，郝严称，这群热爱自拍的人们，同样非常乐观，联合国相关机构曾做过一项调研，发现菲律宾人对未来12月工作持乐观态度的，占74%，而世界平均水平只有48%。

　　“这群对于未来充满希望的年轻人，充满了消费欲望，国家GDP的75%，是靠家庭消费带动的”，郝严称。

　　如此来看，东南亚人口众多，消费需求旺盛，信贷刚刚觉醒，又符合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在是天时地利人和，只欠东风了。

　　中国金融扬帆出海，开始了东南亚的征途。

　　看起来风平浪静的蓝海市场，却有未知的风浪和暗礁。

　　尽管东南亚的人口有6亿多，但这6亿人口却被划分为11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东帝汶。

　　11个国家，风俗习惯、政治监管、发展阶段都千差万别。

　　高震东考察后发现，这11个国家并非都是上佳之选。

　　“比如老挝、柬埔寨，都不在我们第一站的选择范围，因为他们和中国差距太大，相差10年到20年，人员教育、基础设计、金融体系都略落后，没达到开发阶段”，高震东称。

　　而捷信在东南亚，暂时只进入了3个国家：越南、菲律宾和印尼。

　　“挑选的一个要点，就是人口基数，这直接决定了市场潜力”，郝严称，这3个国家的人口基数，都在1亿到2亿左右。

　　“捷信进入任何国家，都需要搭建基础设施、风控、人员，成本不低，市场有一定厚度，才可形成规模效应”，郝严称。

　　选择了市场之后，就会面临到第二道门槛——监管政策。

　　捷信的策略是，每进入一个新国家，搭建的初步团队中，一定会设置相关部门，为的就是迅速熟悉当地的规则和制度。

　　“实际上，放眼全球，中国是金融监管最松的一个国家”，某消费金融公司的CEO称。

　　“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监管，确实达到发达国家标准”，郝严举例称，比如在菲律宾，成立公司必须有一个本土合作伙伴，占一定的股份，才能展业。

　　而菲律宾的金融监管机构，是SEC(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的SEC职能类似。“在业务开展过程中，他们一般不会太多干涉，但一旦触犯了规定，处罚会非常严厉”，郝严称。

　　相对来说，语言和团队，在东南亚倒不是太大阻碍。

　　在东南亚，英语的普及性很高，基本交流并不困难。

　　大部分中国企业的操作方式是，除核心人员外，都是找当地人自建团队。

　　“第一是为了更好的展业，缓解一些当地企业和民众对中国的敌意，另一方面，是当地人更熟悉当地的规则”，高震东称，而当地的华人也不少，组建一支高效的团队并不难。

　　然而，最大的阻力，来自东南亚市场对于中国金融的警惕。

　　“东南亚的人们，对于你来旅行，很热情，但一旦涉及到生意和投资，他们的警惕心马上起来了”，消费金融公司的负责人宋斌华发现，不仅仅是当地人有所戒备，政府也颇为警惕。

　　宋斌华考察的第一站是越南，当地从事金融行业，需要央行牌照，他和相关部门接触后，却发现推进事情很难。

　　“政府不会在政策中明文规定，不能给中国资本和企业牌照，但一旦知道你的身份，就会设置各种阻碍，让你无法推进”，宋斌华称，被迫之下，他只能“曲线救国”。

　　他去美国注册了一家公司，再用美国公司的身份进入越南，找了一个当地人去和政府谈，牌照的推进，果然顺利了很多。

　　宋斌华发现，很多中国资本或企业，都在采取“换马甲”的方式，进入当地。

　　高震东也有同样的遭遇，他也一直在寻找背后的原因。

　　东南亚大多是热带国家，人们喜欢过午后，就懒洋洋地睡上一觉，生活悠闲。

　　因为他们的性格较平和，也决定了他们的企业文化，并不凶猛——每个人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吃饱就好，并不太具有攻击性。

　　“但任何行业，一旦中国企业进入，这种平衡就立马被打破”，高震东称，中国企业崇尚狼性文化，为了一统天下，不择手段。

　　“不止一个东南亚商人对我表示，他们最怕的，就是中国的价格战，中国企业一进入，就开始将利润压到最低，甚至亏本，以此来击溃对手”，高震东称，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打法，是东南亚人无法理解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太急功近利，挣钱是第一标准，而非是为了改善当地人的生活”，宋斌华称，因为对于经济命脉的金融行业来说，东南亚很多国家都保持了对中国资本的戒备。

　　捷信是起源于捷克的消费金融公司，倒不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但他们也确实看到中国企业的这种现状，并试图帮助中国企业，在当地去展业。

　　比如，捷信在越南有8000间销售网点，他们提供渠道，帮助中国的手机商进入越南。

　　宋斌华也注意到，当地民众对于捷信的态度，明显要比中国金融企业友善。

　　他观察多年后发现，捷信是企业文化相对温和，进退有度，比较强调“企业责任”，比如当地的用户金融教育、帮助当地政府搭建征信系统等——这让当地政府和民众，对其印象不错。

　　而中国企业想打破不佳的印象，确实需要努力和技巧。

　　中国出海东南亚最成功的，当属中国的手机产业链，在当地，VIVO、OPPO、华为等三款手机，在2016年，占据东南亚21%的市场份额。

　　一些品牌的手机会有一些进入当地市场的小技巧，他们不会写“made in China”，而是写美国设计——所以至今，很多东南亚人还以为部分手机是来自美国。

　　手机厂商会有一些赞助和公益举动，来缓解这种尴尬气氛，比如在印度，经常赞助他们最爱的板球运动。

　　“中国企业恐怕不止在东南亚会有这种遭遇，在全球范围都多多少少遭遇抵制，中国企业，想在国外成功，太难”，宋斌华认为，中国企业成长惊人，只是中国的商业文明，却一直在蹒跚慢行。

　　根据东亚经贸新闻报、人民日报等采编【版权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华发网官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