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

郑瑟

　　丝绸之路最早是由德国舆地学和地质学家，近代地貌学的创始人，旅行家和东方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年)提出的。李希霍芬于1860年曾随德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过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在他逝世后才陆续出版完成的5卷本巨擎《中国亲程旅行记》(1877-1912)中，首次将中国经西域与希腊——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从此，这一名称便在世界范围流传开来。

　　追溯丝绸之路的形成，人们一般都把这一功劳归于西汉初年张骞凿通西域。但事实上，早在汉武帝为扫除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欲“断匈奴右臂”在建元年间(公元前140-134年)派张骞西通大月氏之前，通过欧亚大陆中部已有断续的商贸往来。只是因紧邻中原的河西走廊地区在先秦时先后居住过塞种、乌孙、月氏和匈奴等部族，汉人无法越过这一由雪峰林立的青藏高原与遍布荒漠的西南部蒙古高原所夹峙的地区，也就不能直接与中亚乃至于欧亚大陆西岸进行贸易。因此张骞凿通西域、以及随后的汉宣帝设置西域都护府才使得通过中亚地区的商旅通畅无阻。自此，中原与西域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丝绸之路正式形成。

　　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片交通路线网，在海上贸易大规模兴起之前，贯穿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道，东起中国，穿越西域、古印度、阿拉伯世界、波斯帝国一直通往罗马帝国。从陆路到海洋，从戈壁瀚海到绿洲，途经无数城邦，抵达各时期帝国的都城。来往于这条道路上的不止有商队与士兵，还有僧侣与游客、学者与艺术家。在用丝绸连接各地区的同时，也传播着文化与思想。因此丝绸之路不仅沟通了中西间的经济贸易，更是政治、文化和思想交流的大动脉。中国早期的养蚕术、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技术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到世界各地，而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以及西域及其更西边的地方性宗教——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也是从这条路线传入中国的。

　　在中国早期佛教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大师，或是出生在汉王朝境内丝绸之路上的西域移民家庭，或是以居士身份从西域由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中国出家为僧的。前者如支谦和法护，后者如安玄。支谦本为月氏人，祖先在东汉灵帝时(168-190年)定居中国，法护则为世居敦煌的月支人。而安玄是安息人，在181年抵达东汉都城洛阳后出家为僧。大概在丝绸之路贯通后的两百年不到的时间，中土已有大量佛经梵本流通，而将这些梵本译为华言的多是这些通晓梵语汉文的胡僧。由此可知，佛教的传入与丝绸之路的开辟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国威及于西陲的唐代，一些西域或中亚的地方性宗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如祆教(拜火教)、摩尼教和基督教(景教，基督教聂斯托里教派)等。在国都长安的布政坊、醴泉坊、靖恭坊、崇化坊和普宁坊等各有胡祆祠一座。此外，洛阳和河西走廊的沙州也有祆祠的记载，可知当时拜火教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兴盛。至今《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颂》还矗立在西安碑林中，记录着唐代基督教由丝绸之路传入的历史。

　　宗教之外，中亚及西域丰富多彩的歌舞、音乐、饮食、风俗更是浸润入唐代的社会中，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唐代诗人鲍防《杂感》一诗所咏就是反映当时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盛况：

　　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

　　自古以来，作为联系中国内地与中亚腹地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的沟通和交流，成就了这一地区特定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当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在带动沿途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将文化搭载在这条经济通道上。当然，我们更需要注意的是如何严防死守极端思潮通过这条经济动脉影响我国的政治、文化。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需要在对历史经验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展开。

　　丝路还是一条民族迁徙和融合之路，几千年来在丝路上迁徙、活动的民族不可胜数，他们为丝路的繁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更有的民族因迁徙而与其他民族融合，形成新的民族，如由于蒙古帝国的西征，使一批西亚、中亚的戍卒、工匠等迁人中国内地，定居下来，时称之为“回回”。到明代，这些回回娶妻生子，逐渐与当地汉族或其他民族融合，信仰伊斯兰教，形成为今天的回族。

　　丝绸之路穿越两千年时空，横跨亚欧非十数国，是一条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交流融合的文化之路，是沟通亚洲、欧洲、非洲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动脉。它把古代世界的几个文明中心：中国、印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联结在一起.通过它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道教、儒教 扶教 摩尼教得以传扬井对亿万人的思想产生巨大影响。丝绸之路是人类经济、文化交流和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

　　“自觉是指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自己活动的意义，处于有觉悟、有目的、有计划、有远大目标的自觉状态，并能预见到自己活动的后果。”自觉既可以是个体的精神状态，也可能是群体存在和活动的状态。当某一活动群体，在明确认识了自己活动的意义和目标，并且能够充分认识和把握自己活动的后果时，则该群体的活动就是一种高度自觉状态下的活动。文化自觉则是在对文化充分认识和反省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的有益创造和对文化进行的自觉实践，并在这个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主体意识和心态。“只有在认识自己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文化，正是回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外部环境和其他文化相互了解、适应、互动和借鉴，经历了一次次范围不同、程度不等、表现形式不一的文化自觉而形成的。这些文化自觉活动恰恰又是在丝绸之路参与和见证下不断完成的。

　　1历史上伴随丝绸之路的回族文化自觉

　　(一)唐宋时期——伊斯兰文化的东来和自在状态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和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吸引了包括波斯和阿拉伯在内的大批商人来华贸易。这些外来穆斯林由散居走向一定规模的聚居，将其文化集体性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使中国人对伊斯兰教有了一定的了解;他们与中国人通婚，使其配偶及后代改遵伊斯兰教，成为中国穆斯林的先祖。这一时期伊斯兰教的传播还处于初步阶段，并没有被主流文化充分认识和了解，而且其自身承载者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该文化的使命和前途。

　　宋朝鼓励海外贸易，外商贸易达到鼎盛时期居华的穆斯林商人，不仅拥有产业和地位，享有信仰伊斯兰教的自由，还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参与宋王朝的政治活动。但此时伊斯兰文化因其传播者依然以穆斯林商人为主，因此对于中国主流社会而言，他们的人口和文化影响总体上仍处于弱势状态。此时的伊斯兰文化，依然处于维持、保守、前途未明的“自在”阶段和状态。

　　(二)元明时代——回族文化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建立蒙古国家后开始挥兵西进，占领了信仰伊斯兰教的花拉子模国，从此，开始了对伊斯兰教的了解。蒙古人在三次西征的回撤中，带来大批中亚、西亚的穆斯林，他们中有商人、宗教学者、旅行家，足迹从沿海扩展至内地。

　　明初，回回民族已经形成，散居在中国东南西北，各地陆续出现了一批穆斯林聚居村。在交通沿线的城镇里，生产力大大提高。明代几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使伊斯兰文化在中国更大范围扩展、传播，西安、北京、南京等地纷纷敕建、大修清真寺。但到明代中末叶，回族伊斯兰文化出现衰微，唤起回族知识分子和宗教界精英人士在两条丝绸之路的两端——陕西和东南地区发起了“以儒诠经”和“经堂教育”运动。

　　“以儒诠经”，一方面，借用中国儒家文化，从信仰的本体论、认识论、伦理道德等方面对伊斯兰的信仰进行了更适合中国文化环境的阐释;另一方面，他们自觉批判和扬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肤浅糟粕”，突出了伊斯兰教信仰的神圣性，保持了自我文化特色和使命，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以儒诠经”和“经堂教育”在思想上和实践上解决了穆斯大众如何学习和践行伊斯兰教，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中介去履行自己信仰的问题。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出现于明代(实际上，“以儒诠经”持续到清初“经堂教育”也一直影响到今天)的这两场文化自觉运动，是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日久后，回族穆斯林从思想到实践，对伊斯兰文化的一次全面自觉。文化自觉促进了伊斯兰文化的转型和提高，使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迎来了新的传播和发展时期。

　　(三)清代以后——回族文化在自觉中不断发展

　　清代以后，一方面，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另一方面，伴随伊斯兰教文化的不断发展，文化自觉的要求也不断出现。一些回族宗教文化精英们在主观上有意识地对传统伊斯兰文化进行反思、反省，对外来新的教派进行研究、判断，并加以中国化改造和包装，试图对伊斯兰文化的传播进行新的提升。清中末叶以后，西北和云南等地的回民起义，既是阶级压迫的结果，也是族群之间利益和文化冲突的结果。可以说，这次回民起义，是阶级压迫下，回族大众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文化独特性所进行的自觉斗争。

　　清末到民国时期，西方舶来的“民族”观念与回族的自我认识观念在互相碰撞中逐渐明晰化、具体化，在一些回族精英的讨论和大众的践行中，建构起一种中国式的回回族群认同，并在抗日战争前后，实现了“族”“国”同构，将回族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广大回族通过发展新式回族教育、大力创办回族刊物、积极创办社团等，发起了回族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回族面对国家和民族危亡时，自觉省视自身并对民族命运、使命、责任，乃至文化革新和现代化而进行的新一轮的文化自觉。丝绸之路成就了回回民族，见证了在中国大地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群体，回族未来的伊斯兰文化自觉发展更离不开丝绸之路。

　　2“一带一路”战略对回族文化自觉的新要求

　　“一带一路”战略是沿线各民族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新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文化自觉的要求。

　　(一)社会文化方面的全面进步

　　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因素，人的素质决定民族的活力和素质;同时，人又是重要的文化符号，一个民族的人口素质直接制约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越来越离不开全面高层次的人才。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经告诫他的弟子，“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往求之”。这不仅反映出回族先民对文化教育事业和知识的高度重视，也表现出穆斯林对吸收外来文化的胸怀。历史上，我国一些地区的回族历来有重视教育、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但西北回族在清代以后，受自然环境恶劣、地区经济发展总体落后、民族地位不高等因素的影响，回族文化教育事业发展逐渐落后，当然这种落后与整个中国清末以来社会发展的特点是相一致的。这种状况对一个现代民族来说，是与其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当今社会国家和民族间的竞争，是文化、人才的竞争;而民族间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以高素质的人才为中介和载体的文化间的相互了解。因此，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解放思想、打破封闭，坚持“以人为本”，加大西北民族教育事业和科学技术产业的投入，普及西北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用现代科学促进回族文化水平的全面提高;同时，加大社会事业的投入，加大医疗卫生的投入力度，不断适应“一带一路”的新要求。

　　(二)经济生活互通有无

　　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揭开了中阿两千多年的经贸交流史。21世纪，西北回族地区凭借人文优势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阿拉伯世界“向东看”和中国“向西走”的重要窗口。对回族而言，在经济合作中，要求回族经济在携带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应进行更高层次的自觉和创造。例如，“清真文化”作为回族伊斯兰文化“真、善、美”的集合，是回族文化自觉的内在特质和发展要求，因此，回族应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本民族风俗习惯出发，深挖“清真文化”精髓和商业价值，发挥清真食品及穆斯林用品为主导的传统行业优势，发展面向全球穆斯林地区的中高端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羊绒精纺面料等产业。同时，也要引进阿拉伯国家先进的科技、农业技术和金融体系，承接产业转移，进一步提高西北外向型经济的水平，营造大市场。

　　(三)民族交往互动互惠

　　回族与“一带一路”沿线诸多国家有相近的风俗习惯、源远流长的交流合作历史，以及长期形成的传统友谊。在全球文化竞争的浪潮中，回族应加强保护传统回族艺术、医药、手工艺等文化瑰宝，探寻回族文化“爱国爱教”“慈善清洁”“和平包容”的精神内核，通过网络平台、新媒体和多边合作打造具有浓郁回族特色的文化品牌，向全世界传达出中国回族爱好和平、诚信重义、开拓进取的风尚。在国际交往中，应倡导文明宽容，以平等原则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相互学习，以增进民族团结、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与各国的文化共识和价值认同。当然，在传播自我文化的同时，也要不断借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在文化的借鉴学习中，实现民族的互动和文化的共荣。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自觉，适时进行调整，才能实现真正的持续发展。历史上，回族伊斯兰文明在遇到社会转型和挑战时，就会激发文化自觉的力量。今天，在“一带一路”战略大背景下，回族若能实现“对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关系的理性把握”，在保持文化自尊的前提下，不断向其他民族学习、取长补短，不断优化民族文化，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那么，回族定能同其他民族一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根据新华社、海外网等采编【版权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华发网官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