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治罅隙消失，“学术自由”也即无从依附

郑瑟

　　日前，知名文史学者、华东理工大学张荣明教授以竺可桢日记为依据，从中钩沉出竺可桢与陈寅恪近半个多世纪的交往故事，写就《竺可桢与陈寅恪》一书。这本书里有关陈寅恪“不以华罗庚为然”的记录与评述，引发了读者的关注。

　　1957年2月，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赴南方考察及参加华南热带资源开发科学讨论会，顺便探望分别十多年的老友陈寅恪。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竺、陈两人的首次晤面。

　　这次会面，陈寅恪坦率地谈到他对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华罗庚的不满。竺可桢在1957年2月18日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与陈寅恪的这次会面，写道：“渠意颇不以华罗庚为然，说其过去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认其有创造能力，但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

　　对近人日记研究颇深的张荣明，还从另几位学者的传记或者文章中，寻找到一些有关华罗庚张扬、奔放及霸气的个性描述。1935年华罗庚在德国一本著名数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那时中国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陈省身在个人传记中称，华罗庚当时站在清华科学馆逢人便告诉这一喜讯。

　　此外，根据竺可桢日记，美籍华裔数理逻辑学家王浩也对华罗庚行事风格颇为不满，“间常批评华罗庚”，称其“在数学界包办一切”。

　　1985年6月，华罗庚在日本讲学时逝世，考古学家夏鼐在日记中写道：“华公数学天才，但热衷于名，鞠躬尽瘁，苦于奔波之劳。他的兼职头衔极多，这次讣告上只有‘数学家’是他的本行职务，其他都是社会活动所得的政治待遇。”

　　对于这些历史记忆，张荣明表示：“华罗庚为人处世不免有种种特异之处，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从华罗庚逆境奋斗屡有创获观之，其人仍不失为现代中国数学界负有国际声誉的一代豪杰。”

　　1955年元旦，姜立夫来拜访，竺可桢了解到老友陈寅恪较详尽的状况：

　　姜立夫来。他于明日即回广州中山大学。据云，陈寅恪与他统生于1890年，与我同年。寅恪虽目已失明，但记(心)﹝性﹞奇好，助教问他问题时，可以指出某书某卷某页云云。(《竺可桢日记》第九卷，1955年1月1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四卷第3页)

　　这条记载佐证了陈寅恪超群轶伦的记忆力。1959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拜访过陈寅恪之后，亦赞叹陈寅恪“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56页)。陈寅恪中年失明，但晚年花费十载光阴撰写《柳如是别传》这部八十万字的巨著，“旁征博引各种典籍，举凡汉唐明清、儒法道释、人事花果、经史子集，据粗略统计，多达六百种以上……引书总数如此，则连参看过而没有引用的在内，恐将近千种”(何龄修：《〈柳如是别传〉读后》，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620-62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虽有助手为之查找资料及记录文章，但主要还是仰仗他本人天赋异禀的超凡记忆力。

　　同年5月，竺可桢因公陪同苏联科学家赴南方考察，途经广州中山大学，因公务缠身，未能访晤老友姜立夫、陈寅恪，不免感到些许遗憾：“回途在中山大学码头登陆，一游校园，惜未见姜立夫与陈寅恪。”(《竺可桢日记》第九卷，1955年5月25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四卷第97页)此日下午两点，竺可桢视察华南垦殖局热带作物研究所，作科研指导。四点“乘车至毛主席(1924-26)主办农村改进讲习班的故居，现成一博物馆。此讲习班共办六班，周总理、林伯渠、瞿秋白等曾为讲师”(同上)。可见竺可桢此次南方之考察，行程安排极其紧凑。

　　1957年2月，竺可桢赴南方考察及参加华南热带资源开发科学讨论会，他终于有时间可以去探望分别十多年的老友陈寅恪。这是大陆解放后竺、陈两人的首次晤面：

　　至中山大学宿舍晤陈寅恪及其夫人，系复旦同学，十余年未见，眼半盲，但尚能认人。相询年龄，知我们两人和立夫均1890年生，我二月生，长他们五个月。并知立夫初病胃，有动脉阻塞现象，住﹝ ﹞医院五楼。渠意颇不以华罗庚为然，说其过去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认其有创造能力，但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出，晤中大校长(副)冯乃超，知中大现有学生二千三百人，已成立研究组，有化学方面，招了研究生。(《竺可桢日记》第九卷，1957年2月18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四卷第516页)

　　这一段文字对研究陈寅恪生平及思想非常重要，但由于涉及对著名数学家华罗庚(1910-1985)为人做事的评价，不免有点敏感，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五卷本中已被删去。

　　自1943年年底，竺可桢与陈寅恪在重庆观音岩一别，“十余年未见”。这十多年间，华夏大地战火纷飞，天翻地覆。此次故人重逢，不由分外亲切，谈到年龄，乃知竺可桢、陈寅恪、姜立夫三人均生于1890年。由于竺可桢是管理科学院研究所的领导，陈寅恪坦率地谈到他对华罗庚的不满。

　　当年陈寅恪赞赏青年华罗庚，“认其有创造力”，但1957年之际，陈寅恪却“不以华罗庚为然”，原因是“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陈氏看法有了大幅度的转变?仔细阅读卷帙浩繁的《竺可桢日记》，可以发现种种原先不为外界所知的蛛丝马迹，拼凑成两条草蛇灰线似的线索，或可为陈寅恪对华罗庚由赞赏转变成反感的原因提供一些参考。

　　第一条线索是华罗庚抢先争当数学所所长。1949年大陆解放之后，竺可桢因其学术成就和崇高威望，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职。当时科学院领导是一正四副：郭沫若任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任副院长，各人且有具体分管范围：“三点至院开临时工作会议。郭沫若报告行将出国，对于院中组织略有更换，每副院长将领导若干所，如仲揆领导地质、古生物二所，孟和领导社会、历史、考古与语言，余则领导地理、地球物理、水生、实验、植物分类、心理、生理生化。再新聘吴正之领导数学、近代物理、应用物理、有机、物化、工程、天文七个单位，以正之兼任办公厅主任。五点散。”(《竺可桢日记》第七卷，1950年10月30日;《竺可桢全集》第十二卷第212页)院级领导的座位既已排定，值此社会转型之际，各路学术精英就纷纷开始竞选院属研究所所长一职。据竺可桢所记：

　　与恽子强谈数学所，以华罗庚急于成立所，且自愿担任所长，步青现为筹备主任，但张宗燧、陈建功均不主张步青为所长。最初三强等对于华罗庚亦极不赞同，但近来颇渐了解，故院中近颇属意于华。华又在到处演讲，在《人民日报》上写文，故子强意欲余示意于步青，请其自让。晚间与步青谈半小时，渠对于浙大方面担任教务事不甚痛快，又乏书籍期刊，故颇愿来，但以工资太薄为虑。在浙大支680可得280单位，又以〔家〕人多，省府另贴68单位，共得348单位。而此间所长亦只1300斤小米而已。因此怕不能维持生活云。(《竺可桢日记》第七卷，1950年12月9日;《竺可桢全集》十二卷235页)

　　恽子强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编译局副局长，他告诉竺可桢：华罗庚急于要筹建数学研究所，并毛遂自荐要当该所所长。苏步青(1902-2003)原为数学所筹建中的筹备主任，按理来说既为筹备主任，自然是该所所长的首选人物，然而苏步青也有自己的弱项，不知什么原因，他在竞选所长的仕途中遭到了物理学家张宗遂、数学家陈建功的共同反对，说明并非是众望所归。

　　对于华罗庚急于要自揽数学所所长一职，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一开始“极不赞同”，然而华罗庚“功夫在诗外”，在竞选所长的过程当中频出奇招，“华又在到处演讲，在《人民日报》写文”。天道酬勤，经过综合考察后，中科院领导层的天平开始倾斜到华罗庚一边，院党组书记恽子强与竺可桢商谈，请竺劝苏步青自动退避三舍，成全华罗庚出任数学所所长之愿望。孰料苏步青对于中科院数学所所长一职并不十分热衷，甚至视为鸡肋，原因在于在中科院任职的薪水当时折合成实物不高，而回浙大当教授可以得到省政府的特殊津贴，故不必费心竺可桢劝退，苏步青权衡利弊之下自动打退堂鼓矣。

　　事隔一星期后，竺可桢在日记中又谈及此事：

　　中午约步青、程民德在寓中膳，并约黄宗甄与王淦昌，步青今晚回杭州。据程民德言，渠近来已升为清华教授，又谓清华对于华罗庚不甚满意，故甚欲其专任科学院事。而许宝騄、张宗燧均力促其成。正之、子强均为所动，故数学所所长遂将华莫属矣。华近在报上作诗，到处演讲，颇为活泼云。(《竺可桢日记》第七卷，1950年12月16日;《竺可桢全集》第十二卷第239-240页)

　　原来清华大学对本校华罗庚教授有所不满，故非常希望华氏去中科院当专职所长，而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许宝騄、物理系教授张宗燧在一旁“力促其成”，以致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字正之)、党组书记恽子强深受影响，故数学所所长非华罗庚莫属矣。耐人寻味的是，竺可桢在此再次强调：“华近在报上作诗，到处演讲，颇为活跃云。”

　　当年，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拟在院中设立民族学研究所，托傅斯年出马力邀语言学家李方桂担任所长一职，李氏屡辞不获，只得直言相告：“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才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是三等人才。”(马学良：《悼念我的老师李方桂先生》，载《马学良民族语言研究文集》第303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则逸闻已为学界熟知。此外，享誉国际的赵元任于1947年整装归国之际，因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来电邀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就断然决定推迟回国。这两个事例深刻表明赵元任、李方桂包括陈寅恪这一辈身居时代学术高峰的顶尖学者皆以学问为性命，视官职为赘疣，恰如庄子所言：“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庄子·逍遥游》)如今华罗庚无视苏步青在筹建数学所过程中已担任“筹备主任”之现状，竟抢先卡位，毛遂自荐当所长，且“到处演讲”、“报上作诗”，大造声势，广博名声，“故数学所所长遂将华莫属矣”。——此种行事风格自当为陈寅恪之不取。

　　第二条线索是：华罗庚反对曾任中国数学会会长的姜立夫当选学部委员。1955年中国科学院开始评选学部委员：“今日讨论学问委员人选。余报告去年四月发信征求选委员后情形，计数理化、生物地学及技〔术〕科学共发615封信，收回81%，生物地学发306，收回246。第一次选定160名，其中生物地学占53(35+18)，后又交各院校、省党部等审议，又加了至220名，生物地学73名，最后又在院加了廿九名，遂达249，生物地学83名(56+27)。各科虽均以科学上的创造性成就、对于科学作推动作用和政治水准为标准，但标准仍不免有高下。”(《竺可桢日记》第九卷，1955年3月21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四卷第50页)过了两天，中科院开四学部联席会议继续讨论此事，竺可桢担任执行主席：

　　首请吴正之(有训)报告数理化组讨论〔人〕委员人选和□□的全国研究计划办法。数理组昨午开会讨论，数理组原来48位委员中，主张去掉姜立夫，因为若是姜在内，则张子高亦应加入。闻华罗庚竭力反对姜之加入，动机尚是陈省身为姜之学生，而姜把数学所书籍移台湾实是极大损失。(《竺可桢日记》第九卷，1955年3月23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四卷第51页)

　　华罗庚反对姜立夫当选学部委员的理由有两点：一是1948年底赴美的陈省身(1911-)由于杰出的科研成就，被邀请在1950年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一小时报告，异军突起，声名大噪，成为“国际微分几何研究的领袖人物”(参见张奠宙、王善平著：《陈省身传》第111-112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陈省身是姜立夫的首位高足，但解放后他没有及时回国服务，姜立夫作为陈省身的恩师没有或者没有成功施加影响促使高足归国——这一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不能不说是已成为一种授人以柄的理由，故华罗庚反对姜立夫入选时强调：“陈省身是姜之学生。”二是1948年12月22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数学所之第一批重要图书、仪器、设备，由李济督运，随同故宫迁运文物，由海军部派中鼎轮运往台湾，28日抵基隆”(潘光哲：《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第15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数学所(包括图书、仪器)图书迁台事宜当时由姜立夫具体负责，或许是被迫的，但毕竟姜氏是该所主持人，故华罗庚要强调：“姜把数学所书籍移台湾是极大损失。”

　　世变势移，华罗庚反对原中国数学会会长姜立夫当选学部委员，在1955年是大获全胜。竺可桢在其日记中作了相关记载：

　　晨九点开十六﹝次﹞院务常委，讨论中国科学院组织形式……当场通过学部委员238人名单(参阅三月十三日和1954年8/13日日记)，在最后249名中去掉姜立夫、孙承谔、崔之兰、沈克非、丁道衡、孙敬之、钟林、江泽民、马衡、杨向奎及全部教育法律项下的人，加了丁瓒、纪育沣、乐森璕等。(《竺可桢日记》第九卷，1955年4月7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四卷第60页)

　　1949年之前，姜立夫曾出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数学会会长。陈省身是他的高足，但他对自学成才的华罗庚也相当器重，“曾经多次致函中央研究院领导，推荐华罗庚的工作，并为华罗庚到前苏联访问筹措经费”(《陈省身传》第125页)——因此，当解放后华罗庚借政治上的原因排斥姜立夫入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不能不引起陈寅恪的反感。

　　或许华罗庚具有独特的张扬、奔放及霸气的个性，比较令人注目。陈省身在回忆中极为敬佩早期华罗庚每日钻研十多个小时的勤奋精神，同时不经意间透露了一个细节：“记得1935年华罗庚在德国的著名杂志《Mathematische Annalen》发表了一篇论文，那时中国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华罗庚当时站在清华科学馆逢人便告诉这一喜讯，在他一生的传奇故事上又添加了新的一笔。”(《陈省身传》第42页)此外，驰誉国际的美籍华裔数理逻辑学家王浩(1921-1995)似乎对华罗庚行事风格颇为不满。王浩后去英国牛津大学任教职，遇见红学家吴世昌经常谈及这一点。1962年，吴世昌携妻女归国，供职于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拜访竺可桢时聊到王浩在海外的一些状况：“王浩与吴世昌同住四年，所以深知其人，间常批评华罗庚，谓其在数学界(中国)包办一切云。”(《竺可桢日记》第十一卷1962年10月4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六卷第358页)1985年6月，华罗庚在日本讲学时溘然逝世，消息传来，享有“七国院士”荣衔的考古学家夏鼐在日记中写道：“华公数学天才，但热衷于名，鞠躬尽瘁，苦于奔波之劳。他的兼职头衔极多，这次讣告上只有‘数学家’是他的本行职务，其他都是社会活动所得的政治待遇。他的心脏病曾发过几次，这次最终仍以此死于异国，悲夫!”(《夏鼐日记》第九卷第475页，1985年6月14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综上所述，从陈寅恪、陈省身、王浩、夏鼐这四位不同领域名家所作的回忆及评论来看，华罗庚为人处世不免有种种特异之处，但笔者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从华罗庚逆境奋斗屡有创获与时俱进的人生历程观之，盖棺论定：其人仍不失为现代中国数学界负有国际声誉的一代豪杰。

　　竺可桢日记中这段“渠意颇不以华罗庚为然，说其过去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认其有创造力，但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记载非常重要，不仅表达了陈寅恪这位历史学家评价学界人物所一贯秉持的价值观，而且透露了陈寅恪当年与蒋介石晤面时所提的建议。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同月，陈寅恪自昆明赴重庆，3月21日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五届评议会，“即席申述院长人选必为国际学术界知名学者，选举院长必须尊重各人自由意志。二十二日晚，出席蒋介石评议员之晚宴”(卞僧慧纂：《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第199页，中华书局，2010年)。后来，陈寅恪吟诗一首，题为《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颇恨平生未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好友吴宓对于此诗曾作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吴学昭著：《吴宓与陈寅恪》第10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

　　此诗第六句即是“看花愁近最高楼”，此处“最高楼”暗喻掌握最高权位的蒋介石，既然是“愁近最高楼”，故引发吴宓之评：“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珠联璧合，天衣无缝。看过这一诗一评的读者或许有理由认为，被人誉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的陈寅恪，大抵对于此时掌握国家最高权位的蒋介石冷漠而不屑一顾，或者出于礼节，在宴会上顶多随口敷衍几句。孰料历史的真相并不如此。君不见陈寅恪“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推荐华罗庚“有创造力”，可发挥一技之长乎?

　　据说蒋介石曾以两个团的兵力为核心凝聚军队北伐成功，故对“团”情有独钟，推而广之，对于部队军官训练，党政人员训练，皆喜欢以“团”命名，如庐山训练团、峨眉训练团、珞伽山训练团，直至中央训练团，并以“团长”自命。意味深长的是，书生陈寅恪竟然深知这位抗战时期军事统帅蒋介石的癖好，在此建议成立的不是“青年科学研究所”，不是“青年科学研究社”，而是“科学青年团”。这个“团”字，真是神妙独到秋毫巅，深刻表明静居书房的陈寅恪对于大千世界的世态人心具有极为全面的洞察力，同时也佐证了吴宓早期对于而立之年陈寅恪的一个评价：“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44页)

　　历史上，传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向康熙皇帝建议成立科学院——笔者无意把陈寅恪建议成立“科学青年团”与此相比附，但无论如何亦可一破“看花愁近最高楼”以往诠释的“路径依赖”。事情的真相恰恰是：面对外敌入侵而民族存亡危机之时，陈寅恪借着接近“最高楼”之机会，曾热心地为国家科学发展献言献策，建议设立青年研究科学的舞台，集聚天下科技精英新锐，抱团研究，开拓进取，有所创造发明——陈寅恪虽然是越界跨行建言，但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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