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中正逐步彰显出其现实生命力

郑瑟

　　近几年来出海的企业越来越多，从电商到支付工具，从游戏到物流服务，从前只在国内开花结果的服务逐渐进军到各大发展中市场，乃至发达市场。那么在决定是否要出海时，应如何分析呢?

　　顶级咨询公司的市场进入模型则为这个问题提出了一套科学的思考分析方法。

　　在决定是否出海时，企业管理者需要考虑以下三个大问题。

　　1. 进入哪个市场?——合适的区位

　　2. 什么时候进入市场?——最佳的时机

　　3. 最佳的进入模型是什么?——科学的进入和退出模型

　　在中东与北非区域36个国家中，出海的第一站选在哪里才能实现公司的快速成长?

　　咨询公司设置了五个区位选择的标准，包括：市场潜力、制度环境、生活质量、成本考量、基础设置。

　　在市场潜力方面， 考量指标可细化为市场体量、GDP和市场成长率三方面。

　　市场体量：

　　埃及、土耳其和伊朗是中东北非区域的最大市场

　　沙特阿拉伯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区域的最大市场

　　GDP：

　　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为区域内人均GDP最高的三个国家

　　市场成长率：

　　伊拉克、伊朗、埃及和阿尔及利亚为GDP高增长的国家。

　　在区域中心与总部的区位选择中，绝大多数企业都会选择迪拜作为其出海的第一站，并以此为区域中心规划和协调向周边市场拓展的计划。

　　在制度环境方面，一般需考虑五方面问题：投资者保护、投资环境透明度、机构质量、营商便利度和所有权限制。

　　对于这些专业信息，可以参考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经商环境报告》和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WAIPA)。《经商环境报告》应用量化的指数分析从阿富汗到津巴布韦的190个经济体的商业监管法规和财产保护，并且对比不同的时间。《经商环境报告》衡量影响一项商业经营的11个领域的法规。今年的营商难易程度排名涵盖了10个领域：开办企业，办理许可，获得电力，财产注册，获得贷款，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经商环境报告》也衡量劳动市场法规，但今年的排名不以其为依据。

　　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WAIPA)创建于1995年，是根据瑞士法律成立的一个非政府和非盈利性组织，总部位于日内瓦，共有244个成员。WAIPA致力于加强投资促进机构之间的了解和合作、分享各投资促进机构的经验。

　　在生活质量方面，需要考虑天气、生活成本、家庭定居的友善程度(包括学校的可达性、娱乐设施、安全、社区生活)和个人的自由。

　　在基础设施方面，需要考虑的几大重要因素包括机场的条件与航线网络、物流基础设施、ICT基础设施等。

　　在成本花费方面， 需考虑税率、注册公司与经营的费用以及其他话费(包括医疗、教育等)。

　　除此之外，对于中东与北非地区来说，政治风险也是必须考量的一个因素。

　　在确定区位之后， 出海企业即将面临第二个问题——什么是进入市场的合适时机?

　　优点：能够先发制人，抢占市场份额，且易在早期建立起客户的品牌忠诚度。

　　在未来的市场发展中，能够凭借已有的网络、合约和对本地市场规则的熟悉程度，守护其市场领先地位。

　　缺点：由于早期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企业将面临较高的风险。

　　同时，企业也需在新市场中摸索规律，因此其发展的成本也会较高。

　　企业也可选择在市场发展较成熟的时期进入。

　　优点：能够从市场先驱者的发展中学习经验和教训，比如可以更精准得瞄准市场研究对象，从而更好得满足市场需求。

　　同时，也为企业内部的研发部门争取到更充裕的时间去开发更优质的产品。

　　缺点： 由于进入市场的时间较晚，企业将会面临与若干现存竞争对手的激烈搏杀。 在这种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企业也更难以建立品牌忠诚度。

　　下图展示了在进入市场的不同时间，投资回报比(ROI)的情况。可以看到，对于消费品企业和工业企业来说，市场先驱者的投资回报比皆是最高的，分别为25%和24%。 这说明了从投资回报比的角度来看，出海企业越早进入新市场越容易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比。

　　自2011年北非各国相继爆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以来，这一地区的局势陷入了严重的动荡之中。随后北非各相关国家或发生和平的政权更迭渐趋稳定(如突尼斯与埃及)，或在域外势力干涉下陷于内战和长期的动乱(如利比亚)。如今“阿拉伯之春”的余波尚存，地缘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的趋势也愈加明显。

　　与此同时，随着主张“美国优先”论的特朗普当选总统，美国的战略收缩的趋势使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因此，北非国家局势的动荡和这一地区宗教极端势力的“外溢”对中国的海外投资、能源安全和反恐态势构成严重挑战的同时，其地缘政治势力的重组将有助于中国制定更加符合现实及未来发展规划需要的战略部署。

　　2017年将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有成之年”，中东地区在贸易、交通、资源和安全上的重要地位使其成为丝路战略的焦点和关键所在。值此之际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全球学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上海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与中东”国际学术研讨会于6月7日到8日在上海大学乐乎新楼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法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以色列、埃及、阿联酋、黎巴嫩、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亚美尼亚、韩国等国家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盛会。本次会议以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其中第四单元集中探讨了中国与北非国家关系问题。

　　新中国与北非国家关系的实质性发展可追溯到1955年的万隆会议，当时利比亚、埃及率团参会，而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三个法国殖民地作为观察员国家也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团与北非国家(或殖民地)代表团进行的接触、交流和沟通为今后双方关系取得突破奠定了基础。

　　因此，即使不去追溯中国与北非人文和经贸联系的悠久历史，中国在北非也并非是“新来者”。当下很多西方媒体和政客指责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对此法国KEDGE商学院欧洲地中海地缘政治研究中心叶海亚·祖必和(Yahia H. Zoubir)教授进行了反驳，他指出，中国参与北非地区政治和经济事务这一点没有任何新奇之处。

　　在诸多可以佐证这一观点的例证中，阿尔及利亚是最突出的一个。该国曾长期受到法国的殖民统治，并经历了长达8年的独立战争。中国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1958年)，此时距离阿尔及利亚正式独立(1962年)尚有四年时光。而中国政府向阿尔及利亚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是无条件的。与此同时，中国自1956年便与埃及建立了亲密关系，也与摩洛哥、突尼斯这两个亲西方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在祖必和教授看来，这一时期中国“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援助，除了战略上的考虑，亦是出于反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与当时冷战的国际环境和中苏关系恶化有着微妙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海外援助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突出了平等互惠和注意实效的原则，在此背景下中国与北非合作的经济意义已超过对意识形态的追求。叶海亚·祖必和教授对中国与马格里布地区(以及埃及)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关系演变的研究表明，中国对北非政策经历了从以意识形态为指南到奉行现实主义原则的转变。而冷战时期中国与北非关系的历史遗产为当下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该地区的推行打下了民意基础。

　　中东国家在发展水平、历史风俗、语言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对此，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教师孔妍博士指出，在践行“一带一路”战略观念的过程中，应发挥文化桥梁的主导作用，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整合、交流和合作。在北非国家中，埃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因为埃及地处亚非的枢纽地带，是中东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之一，在伊斯兰世界和非洲事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如何加强中埃之间的文化交流，孔妍博士倡导应建立适当的话语体系，并积极利用现有平台和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使中埃文化在增进彼此了解的过程中发挥合力作用。

　　地理位置和资源方面的重要性也使埃及很容易成为大国对抗的场所。奥巴马主政时期，为了对9·11事件以来严重依赖军事干预的做法进行纠偏，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内向性”逐渐显现和增强。美国开罗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政治学系穆罕穆德·塔哈(Yossra Mohamed Taha)博士注意到，与美国战略收缩形成对比的是，中国自2015年底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中东地区事务。

　　如在伊朗核协议的达成和叙利亚和谈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而新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将中国对国际贸易和文化交融的看法变为现实。在这一背景下中埃关系的实质将是什么?基于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传统的分析，塔哈认为中埃合作将是双赢的合作，这是由于双方对国际和区域问题看法有高度的相似性，且经济合作的潜力巨大。同时，中埃双方达成的一系列声明和协议的内容也证明了中国高度和平主义和务实主义的态度。

　　伴随着中埃两国之间人员往来和相互投资的增多，两国人民对彼此形象的认知也发生了转变。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李骁越博士关注的焦点是埃及人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能力的快速增长，以及中国如何看待埃及的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对新闻报道、网络论坛和自媒体等相关内容的分析，他揭示出中埃彼此形象认知中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双重维度。

　　不同社会阶层的埃及人对中国的崛起的情感是复杂的，这种情感既不能被简单地描绘成中国“负责任的大国”的自画像，也与很多西方媒体所鼓吹的“新殖民主义”相迥异。对于埃及中下层民众来说，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多来自于与埃及普通华人的接触，这些华人包括建筑工人、清洁工、出租车司机、小商贩、店员等，从这一阶层标识出的特殊精神状态无疑会深刻影响埃及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同时，印有“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和种类繁多的中国食物在满足埃及民众生活需要的同时，也充当了“想象中国”的重要载体。当然，那些有机会来中国旅游，可以接触中国复杂工业制成品，或者拥有高等学位的埃及人，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将是另一种形象。

　　同样，中国的投资者、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民工对埃及的认知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例如在知乎应用上，有关埃及的话题，热度最高的是军事、政治、旅游、历史等议题，这反映了知乎用户(通常被认为是接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群体)特定的关注领域以及他们心目中的埃及形象。总之，李骁越博士认为国家形象深受复杂社会结构的影响，不同群体的所见所闻不免有“想象”和“建构”的成分。国家形象是由相应政策框架内多样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决定的，而不是通常认为的仅仅由决策者决定。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尤素福(Hamitouche Youcef)教授指出，中国对中东和北非政策主要基于如下五点考虑：(1)寻找新的能源来源和原材料，如对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磷酸盐、锌等;(2)通过外交手段削弱台湾地区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3)在全球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避免与其他大国发生冲突;(4)借助北非地区的地缘位置传播国际影响力;(5)加强在地中海的影响力。在上述框架下，阿尔及利亚在地中海南岸所处的位置及其拥有的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使其成为中国在北非地区寻求经济和政治合作的重要伙伴。

　　对北非国家来说，外国投资是一个重要议题。根据尤素福教授提供的数据，2015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额为346.94亿美元。其中阿尔及利亚25.32亿美元,占中国非洲投资总额的7.3%,仅次于南非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对阿尔及利亚的直接投资中，电信行业的华为和中兴通讯在该国市场上占据着主导地位。伴随着投资增长的是双边贸易额的攀升。

　　20年前，阿尔及利亚的进出口主要集中在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中国的地位无足轻重。而到2011年中国已经成阿尔及利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法国。2012至2013年的中阿双边贸易额超越法国，达到68.2亿美元。尤素福教授认为，中阿经济联系的密切既满足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基本消费需求，也有助于其外贸合作伙伴的多样化战略的实践。

　　尤素福教授认为，中国与阿尔及利亚能源领域的合作将开启双边关系的新时代。阿尔及利亚的石油储量为22亿桶，天然气储量为4500亿立方米，铀、铁、黄金等矿产资源也比较丰富。阿尔及利亚的石油供应只占中国石油进口的2%，说明双方能源领域的合作的潜力巨大。随着美国的页岩油出口到欧洲，未来几年可能意味着阿尔及利亚将不得不寻求其他市场，如中国和印度。除此之外中阿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文领域的合作也不断增多。但尤素福教授同时也指出，法国将把中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存在看成是自己利益的威胁，因为法国不甘心丧失其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

　　二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权力分配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划分为基本特征。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浪潮冲散意识形态的桎梏，政治、经济、安全、环境和气候等议题越出民族国建的范畴。世界范围内发展风险、社会动荡、经济危机和气候变暖等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的同时，全球治理日益面临去中心化和碎片化的难题。复旦大学李安风(Andrea Ghiselli)博士通过对中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维和和反海盗行动的研究，指出“去中心的世界”见证了中国的崛起。

　　当今国际社会中军事力量的强大仍然是大国的外在表征。李安风博士认为中国对维和以及反海盗投入增加的原因可归结于两点：其一是“外部认同”，即通过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提升自己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其二是“外部获取”，即通过国外资源的积累保障中国侨民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前者的例证包括中国对苏丹派驻维和部队和向亚丁湾海域投放护航编队;后者的例证则包括2011年的利比亚撤侨行动，以及2015年马里和叙利亚发生针对中国公民的袭击后，中国政府作出的政策调整。

　　李安风博士认为中国的维和任务和打击海盗行为经历了一个从“量”到“质”的转变过程，其背后受到了中国政府危机意识的驱使。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益重叠是相关措施得以推进的关键因素。他还认为，诸多矛盾交织的中东和北非地区是观察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何种作用的重要场域。

　　当前，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中正逐步彰显出其现实生命力。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中国与北非国家目前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一些国家政局上的不稳定、双方贸易不均衡、普通民众在彼此的相互体认上存在偏差、西方媒体对中国在非洲的存在作别有用意的解读等。相关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都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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