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戒律应该是服务依法治国

郑瑟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进，为当代中国佛教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这样的机遇下，我们有责任让世界人民从佛教的视角，感受中国文化崇尚和谐、追求和平的思想精髓与人文关怀。”7日，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杭州灵隐寺住持光泉法师在浙江杭州举办的“一带一路”与中华文化论坛上表示，当代中国佛教可以在宗教的“民间外交”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佛教作为印度文明成果传入中国2000年，经国人吸收消化后，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之一，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佛教有很多功能，例如传统的治理与改善人心、稳定社会的功能，宣传文化与提升文化发展的功能，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功能，以及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功能等等。在这些功能中，我们不能不谈到佛教自身所具有的对外沟通与文化交流功能。用现在的术语来说，佛教具有对外交流的功能，这种功能主要以民间外交的形式表现出来。

　　外交形式有二种：一是国与国之间的官方正式联络，以国家名义进行的外交，称作国家外交。在正常的对外交流中，它代表了国家和政府的行为，以契约的形式将两个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固定下来。另一种是民间团体与私人之间的往来，即我们所说的民间外交，它通过私人，或者家族、民间团体，乃至宗教、文化、体育、商贸等交流方式表现出来。与国家外交相比，民间外交属于非正式形式，双方可以制定契约，也可以不需要契约，而采用口头形式，或学术文化交流的形式。国家外交通常很正规，需要两国政府的批准和书面邀请，民间外交则既可以有正式邀请，也可以口头提出，乃至学术活动等，皆可纳入。与官方外交相比，民间外交具有多样性与灵活性。因而对官方外交来说，它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历史上许多事件，甚至重大事件，不少是先通过民间外交运作发生作用，然后引起国家和政府的注意，上升到官方外交层面的。民间外交的作用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关键是我们怎样去把握和运用它。

　　当下，“民间外交”在公共外交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宗教的“民间外交”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曾经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现下，中国不少佛教寺院也正以积极的态度“走出去”，参与多种形式的世界宗教文化交流与对话，宣传共建和谐世界的主张。

　　据悉，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华传统文化交融而形成中国佛教，进而传入东亚、东南亚。1993年9月，赵朴初提出了中、日、韩三国佛教界“黄金纽带”的构想，如今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佛教界也建立了友好关系。

　　“佛教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从来没有把自己作为唯一的中心，而是主动融入当地固有的本土文化，从而促进了多种文明共同的繁荣与发展。这种包容的智慧值得借鉴，这也应该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佛教文化应该秉持的一种思想基础。”光泉法师表示，中国佛教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过程中，也应该基于这一思想基础，进行更多的思考与尝试。

　　以往，中国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传播中的民间外交活动，还多停留在传统的交流形式上。比如，只是停留在某种形式的你来我往，显得过于“外交化”，而缺乏针对现实问题的深层次交流与探讨。

　　“我认为，我们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进行佛教文化交流时，除了可以互派僧人进行交流之外，还应该建立各国佛教资源数据库，促进文化交流和研究。如果条件允许，我们一些寺院，可以考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道场，与当地国家建立佛教文化交流合作协定，互设佛教文化交流中心。”光泉法师表示，在中国佛教“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注重对各国佛教历史遗存、艺术文化的整理与保护，积极做好“一带一路”沿途濒危佛教遗迹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支持各国佛教文化和艺术项目的发掘、成立。

　　此外，光泉法师认为，中国佛教界需要提升自身素质，彰显独特作用与良好形象，在“走出去”与“请进来”的“民间外交”中，不断提升与完善自身形象，将纯正的信仰转化成自立立世的实践，传播正信的理念和实践精神。

　　从历史上讲，国家一形成就有了官方外交，但是民间外交则在国家之前就已经存在。官方史籍中记载了大量官方外交事例，例如整本《春秋》就是讲当时各国之间如何援交，远交近攻的事例。然而民间外交事例在史册中却如吉光片羽，我们也没有对此进行总结。但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民间外交是存在的，而且不断地在产生，佛教就是典型例子。

　　综观整个中国佛教史，佛教的民间外交，除了个别朝代外，基本上就处于民间外交的状况下，其所发挥的功能对促进中外交流影响最大，有时甚至涵盖了官方外交。对佛教所发挥的民间外交功能，前人已有过评价。如《释迦方志》卷下《志游履篇第五》云：“秦周已前，人尚纯素，情不逮远，故使通聘，止约神州。汉魏以后，文字广行，能事欝兴，博见弥远。故象胥载庇藁街斯立，踰空桑而历昆丘，度鸡田而跨鸟穴，龙文污血之骥，虽绝域而可追，明珠翠羽之珍，乃天涯而必举。穷兵黩武，诚大宛之劳师。拥节泥海，信王命之遐弊。及显宗之感瑞也，创开仁化之源。奉信怀道，自斯渐盛，或慨生边壤，投命西天;或通法扬化，振策东宇;或躬开教迹，不远寻经;或灵相旧规，亲往详阅。斯之多举，并归释宗。故总别之用，开神略始于前汉。至我大唐，前后通数使之往返将二十许。且张骞寻河本惟凡俗，然创开佛名则释化之渐也。”这段话的意思是，秦周之前，教化未开，交流仅限于神州之内。汉魏以后，眼界渐宽，人们为了寻求汗血宝马、稀世珍宝之类而四处搜寻，逐渐开始向外武力扩张。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佛教的交流才是仁义教化之旅的开始。信奉者为了信仰，不惜身命，寻找经典，派遣使节，例如传说中的后汉显宗孝明皇帝夜梦金人，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到天竺，寻访佛法，迎请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等来中国，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东晋敦煌沙门竺法护，西游三十六国，大赍胡经沿路译出，至长安青门外立寺。东晋凉州沙门释宝云、释法显、释智严等，进入天竺，解诸音义，再回长安及江表，详译诸经。京兆沙门释智猛与同志十五人，西自凉州鄯善诸国至罽宾，见五百罗汉问显方俗而还。最有名的当然还是大唐京师大庄严寺沙门玄奘，他于贞观三年孤身西寻教迹，沿途走过一百五十国，奉诏译经，著《西域传》一十二卷。古代中外交流史上，佛教扮演着重要角色。连接中外的丝绸之路，最活跃的跋涉穿行者就是佛教僧侣。中外僧人为了弘传佛教，东来西去，促进了中国与外国的联系，最终将印度佛教传入本国。历代佛教徒为了寻求生命的解脱，主动向外域求学，同时把佛教文化带回中国，这无疑促进了两国间的宗教文化交流。他们所起的作用正是佛教发挥民间外交的最好例子。所以佛教在沟通中外、促进交流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中国佛教徒作为民间外交形象大使的最好写照。

　　印度宗教文化辐射与影响非常广泛，亚洲大部分地区都接受了它的文化。特别是佛教，在中古时期一直是东南亚与东北亚地区最有影响的宗教之一，许多国家都以奉佛为其特色，佛教是加强与周边国家外交联系的最好资源之一。这一点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与国外的外交很多时候都有佛教人士参与，或者是由于佛教的影响而增进了两国的友好关系，提升了外交级别。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周边许多国家给中国朝廷上书称赞中国佛教。梁大通元年，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后王伽叶伽罗诃梨邪使奉表曰：“……我先王以来，唯以修德为本，不严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为善，庆若己身，欲与大梁共弘三宝，以度难化。信还，伏听告敕。今奉薄献，愿垂纳受。”[1]呵罗单国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胜天子陛下，诸佛世尊，常乐安隐，三达六通，为世间导，是名如来，是故至诚五体敬礼。”[2]西南夷诃罗陀国于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圣主信重三宝，兴立塔寺，周满世界，今故遣使二人，表此微心。”[3]在这些国家向中国朝廷进贡示好带来的礼物中，就有佛教的舍利、贝叶经、佛像等等。例如梁中大通二年，丹丹国王遣使“谨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躯，并献火齐珠、古贝、杂香药等。”[4]波斯国于“中大通二年，遣使献佛牙。”[5]正是由于以佛教为媒介，周边诸国对中国给予了很高礼敬，纷纷示好，以表臣伏之心。宋元嘉十二年，国王师黎婆达呵阤罗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国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种智安隐，天人师降伏四魔，成等正觉，转尊法轮，度脱众生。我虽在远，亦沾灵润。”[6]中天竺国王给梁朝上书曰：“大王若有所需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国，王之法令善道，悉当承用。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此信返还，愿赐一使，具宣圣命，备敕所宜。款至之诚，望不空返，所白如允，愿加采纳。今奉献琉璃唾壶、杂香、古贝等物。”[7]大唐盛世，佛教对推动本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作用尤巨，著名的玄奘大师在印度留学，获得了印度国王的礼待，降服外道，声震五印。印度国王特地托他致书中国皇帝，要求两国修好。贞观十年，沙门玄奘至天竺国，在印度刮起了一股中国风。天竺国王尸罗逸多召见玄奘说：“‘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言其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服状。王喜，曰：‘我当东面朝之。’贞观十五年，自称摩伽陀王，遣使者上书，帝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慰抚。尸罗逸多惊问国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国乎?’皆曰：‘无有。’戎言中国为摩诃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复遣使者随入朝，诏卫尉丞李义表报之，大臣郊迎，倾都邑纵观，道上焚香，尸罗逸多率群臣东面受诏书，复献火珠、郁金、菩提树。”[8]可见，古代中国佛教对中外各国外交所起的作用是显明的。由于佛教徒的宗教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了与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于是一些国家与中国的来往也由民间上升为官方，派出了使者、使团到中国，如唐代的“遣唐使”等等。

　　中国僧人放洋出国，在外弘传中国文化，代表了中国的形象，扩大了中国的影响。东晋法显到印度舍卫城，告诉当地僧人他们是从汉地来的僧人，当地的僧人为之赞叹，“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以来，未见汉道人来到此也。”法显让印度僧人首次看到了中国僧人的风采，赞叹中国，宣传中国。玄奘在印度宣传中国文化，印度戒日王专门请他将中国的《道德经》译成梵文。“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弃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9]鉴真大师东渡日本，成为日本传教第一人。他受到天皇的礼待，敕文“大德和上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受戒传律，一任大和尚。”[10]天皇不仅给予鉴真很高的评价，而且带头从鉴真大师受戒，“初于卢遮那殿前立戒坛，天皇初登坛受菩萨戒，次皇后皇太子亦登坛受戒。寻为沙弥证修等四百四十余人受戒，又旧大僧灵佑、贤璟、志忠、善顶、道缘、平德、忍基、善谢、行潜、行忍等八十余人僧，舍旧戒受大和上所授之戒。后于大佛殿西，别作戒坛院，即移天皇受戒坛土筑作之。”[11]鉴真大师在日本圆寂后，日本朝廷与佛教界人士悲恸，写诗称赞：“万里传灯照，风云远国香。禅光籴百亿，戒月皎千乡。哀哉归净土，悲哉赴泉场。寄语腾兰迹，洪慈万代光。”[12]鉴真的日本弟子思托法师称赞乃师“上德乘杯渡，金人道已东。戒香余散馥，慧炬复流风。月隐归灵鹫，珠逃入梵宫。神飞生死表，遗教法门中。”[13]这是说鉴真大师来到日本，将汉明帝夜梦的金人带来东瀛，佛教的戒香在此缭绕，智慧火炬伴随着流风在日本各岛燃烧。又因为鉴真的到来，月亮、宝珠都有了灵性，它们的光辉映照着佛门圣地。鉴真所弘传的律宗已经超越了生命的界限，他建立的遗教成为法门正宗。因为鉴真是最早点亮中日佛教关系之人，日本把鉴真将中国佛教律宗传入日本，比作天竺来的摄摩腾到洛阳传入佛教，有“摩腾游汉阙，僧会入吴宫。岂若真和上，含章渡海东”[14]之说，其功劳居功至伟。鉴真大师到日本，开启了中日两国民间外交的新时代。中国形象通过鉴真的作为更加高大，中日两国民间外交活动也得以展开。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直起着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增进与各国之间关系的重要作用，佛教徒所扮演的民间外交的角色，对中外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功不可没，至今受到人们的怀念与传诵。

　　历史发展证明，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都与国家的发达兴盛有着重要关系，凡是处在上升和发展期的国家，向外推进与传播影响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出于政治与经贸的需要，外交必然要为国家利益的目标服务，宗教也会在这一目标引领下，自觉不自觉地向外传教，扩大其影响，为国家利益服务。

　　如果说在唐代之前，中国佛教界主要是向外学习和输入外来的印度佛教文化，佛教民间外交的活动更多的是由外而内的特点，那么到了唐代，风气翕然一变，转为由向外学习到向外输出二者并举的时代。民间外交既有由外而内，也存在着由内而外的变化过程，特别是后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佛教民间外交的发展方向，并且奠定了后来佛教民间外交发展的主流。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仍然有诸多的僧人到印度学习佛教，取回经典进行传译，另一方面经过中国僧人对印度佛教的吸收与改造，促使中国化的佛教产生，完成了印度佛教在中国的转型，中国佛教在唐代最终建立起自己的宗派，完全独立出来。

　　唐代佛教的民间外交是在大国佛教的社会背景下展开和进行的。如前所言，宗教的兴盛与社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和相发展。隋唐佛教鼎盛，除了因为中国僧人一直致力于学习吸收与改造印度佛教思想之外，还与此时中国社会进入了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的阶段有着重要关系。换句话说，大唐盛世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无比优越的条件，中国佛教依靠国家的力量和强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也进入到发展的盛世。唐王朝强盛、恢弘、开放的大国气象，造就了中国佛教对内自我发展，对外积极输出的勇气和精神。

　　大国自有大国的特点，大国的文化与风范，必定会影响到世界其它国家。唐王朝作为中国少有的世界最有影响的国家之一，其宗教主要是佛教的指向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佛教外交也随着这一变化而变化，其风向标就是中国佛教开始向外输出。中国僧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到印度取经留学，而是把足迹深入到周边东亚诸国。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先后接受了中国的宗派佛教，这种风气一直沿袭到后来的宋、元、明、清，长达数百年的时间。

　　韩国与中国相依，在南朝时就开始向中国学习佛教。7世纪以后新罗政权积极拓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派遣大批留学生来唐朝学习中国文化，最多的一次曾达100余人。随着新罗佛教的繁荣，国家陆续派出了不少僧侣来中国求法和巡礼。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新罗时期来华僧达117人。他们在华广访名山诸耆，参与译场活动，著书立说，回国时携去大量的佛教经籍和文物，继续从事佛教经论的宣传和研究。有的开山授徒，在国内建立了具有新罗民族特点的佛教宗派或学派，与中国唐朝鼎盛期的佛教相互呼应。这一时期中国佛教的学派或宗派除地论、毗昙少数派别外，大多数都先后传入了韩国，形成了“五教九山”的局面。宋代高丽国王子义天“韬形去国，潜服放洋”，搭华商林宁的船来到中国，表示“予发愤忘身，寻师问道，今已(于)钱塘慈辨讲下禀承教观，他日还乡，尽令传扬。”[15]于是回国后“始创天台宗，置于国清寺”，[16]因此他被韩国佛教尊为天台宗初祖。诸多来华留学的僧侣，成为中韩两国的民间外交活动的推动者，将中韩两国的佛教关系引向深入，中国佛教传到海东地区，完成了韩国佛教的创宗立派。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上，佛教对推动两国的外交与交流起过重要作用。唐代日本派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来华学习，其中就包括学习中国佛教，接受中国佛教文化。中国佛教传入日本，奠定了日本佛教的基础。日本佛教与韩国佛教比较，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别。相同之处在于两国的佛教都是从中国移植的。不同之处在于，韩国佛教主要是韩国的僧侣到中国学习佛教，然后再回去创宗立派，所以韩国佛教认中国的佛教是祖庭，但是本宗的开山祖师还在韩国;日本的佛教宗派有的是中国僧人过去建立的，例如鉴真大和尚建立的律宗。日本佛教不仅认中国祖庭，而且还尊中国僧人为本宗的开山祖师。如他们盛赞鉴真传教立宗的成绩，认为“爰有鉴真大和上，张戒网而曾临，法进阇梨，照智炬而戾止像化多士，于斯为盛。”[17]鉴真将律宗传入日本，顺应了世界佛教的发展潮流，也是中国佛教对外传播的典范，故“上方传佛教，名僧号鉴真。怀藏通邻国，真如转付民。”[18]也就是说，是鉴真将正宗的中国佛教真如大法传给日本人民。因此，鉴真圆寂后，日本还在为他能够“法留千载住，名记万年春”[19]而感到欣慰。鉴真所起的佛教民间外交的作用至巨，是佛教民间外交的典型事例。

　　继鉴真之后的佛教外交家是元代的一山一宁。他与鉴真又有所不同，作为中国佛教僧人，他是受元朝廷派遣，前往日本交好的。他于大德二年(1298)受元政府赴日，以“通二国之好”。他作为官方的外交使节，推动了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结束了当时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更重要的是，他对日本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推动了日本佛教的发展。他在日本所传禅学法系，为古代日本禅宗二十四流派之一，号称“一山派”。这一派弟子后来成为五山禅林中的活跃人物，促进了五山文学的发展。明代的黄檗隐元也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上值得称道的外交家，他把福建的黄檗山佛教传入日本，又创立了黄檗一派，被尊为开山祖师。

　　越南的禅宗也是在盛唐由中国僧人传过去的，唐代僧人无言通是百丈怀海禅师的弟子，他在交州北宁建初寺传授禅学，推行面壁禅观，最终建立壁观派。由于这一派对越南佛教多有贡献，后来的禅师曾被朝廷敕封，成为越南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佛教派别。

　　自唐代始，中国佛教的外交风气开始转变。在大唐盛世的有力推动下，中国佛教开始向外输出，影响着周边国家。其形式也是多样的，既有受政府委托前往国外，充当中外友好的使者，但是更多的则是以民间外交的形式，通过受请的方式将佛教传入他国，扩大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影响。

　　中国佛教作为对外交流的主渠道之一，保持了千余年，一直到清代以后，才开始衰弱。这固然与清代的整体佛教落后有关，也与当时整个中国正处在积贫积弱的情况有着必然的联系。特别是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世界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东方的传统文化发展受到制约，除了日本之外，东方大国如印度和中国等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佛教作为中国传统宗教不再能够发挥以往的对外交流功能。

　　明末清初，中国佛教开始复兴。在充满革命的时代思潮影响下，中国佛教重新开始慢慢发生影响。著名的佛教改革家太虚大师就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佛教大师，他把中国大乘佛教再次传向世界作为毕生理想之一。太虚认为，佛教是集印度文化精髓的宗教，中国文化则吸收了印度的佛教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实际上已经包纳了印度文化在内，由此推出，世界文化里面可以与西洋文化并列，并代表着东方文化与文明的就是中国文化，而在中国文化中，大乘佛教文化又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故佛教足可以代表东方文化或东方文明。太虚成立世界性的佛教组织，创办培养对外交流人才的柏林佛学院，率领佛教代表团参加世界佛教大会，其本人还亲自访问欧美、日本、东南亚等地，其目的就是想让中国佛教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让佛教重新回到大唐盛世的时代。太虚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没有政府支持的背景下进行的，实为一种民间外交的手段，在当时整个中国处在西学影响，佛教仍然还处于刚开始有新转变的情况下，佛教自己没有新的内容，太虚的外交手段是无济于事的，只是好的想法而已。然而，即便如此，中国佛教还是在非常时期发挥了传统民间外交的特殊功能。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佛教界组团访问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宣传抗战爱国思想，不仅为抗日募集大量资金和物品，而且还组建僧人上前线，直接参战，这是20世上半叶中国佛教界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利用佛教的民间外交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20世纪下半叶，中国佛教界有了自己的佛教组织——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界开始统一起来。从50年代起，中国佛教界人士一直在民间外交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沟通了与周边国家，如与缅甸、斯里兰卡、柬埔寨等国的佛教界交往，促进了与各国的宗教与文化的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因为受到国外某些反华势力的阻挠，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受阻，中国佛教界利用传统民间外交的优势，与周边国家佛教界增进往来，促进与各国官方外交的提升。50年代，中国佛教协会举行的缅甸和斯里兰卡佛牙展，客观地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没有正式建交前，两国间的来往主要是依靠民间团体的交往而完成的，其中中国佛教界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可睹的，正是由于中日两国佛教界的往来，促使后来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这是当代中国佛教界发挥的民间外交最典型的示范，也是当代佛教界自觉走爱国爱教道路的最好证明。我国与泰国、韩国等国的佛教交往也是两国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轻视。而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在交通未通的情况下，先期进行的就是宗教相通，主要是佛道教相通的情形，佛教沟通了两岸佛教徒的感情，走在了促进祖国统一的前沿。

　　中国佛教民间外交的优良传统，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就以其特有的形式而存在。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佛教民间外交都是处理复杂的国家关系与团体关系的最好方式，因为共同的信仰可以将不同肤色和不同国籍的佛教徒牵在一起，可以增进双方的友谊，客观上也会推动官方外交，所以对佛教民间外交的作用不可小看。

　　第2页 /(共2页)进入21世纪，中国逐渐担当起大国的责任和发挥着大国的影响。在西方遭遇金融危机、次贷风波而动荡不安之时，中国经济仍在飞速发展，令世界瞩目。过去我们的佛教交流是“将弘兹道，实待明贤”，[20]“玄风不坠，寔赖兹焉。”[21]现在时逢盛世，中国佛教也步入黄金时代。可以这样说，中国大国的佛教正在崛起。当年的鉴真“大师慈育契圆空，远迈传灯照海东”[22]，我们是不是还会有鉴真大师这样的人物，以无比的勇气和毅力，发扬佛教民间外交的传统，将佛教再度传出国门，开启新的天地?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从宗教的功能上看，宗教有着对外宣教和文化交流的扩张需求。二千年来，无论是印度佛教还是中国佛教，乃至其它宗教都具备这种功能与要求。宗教要争取更多的信众，获取更大的地盘，产生更大的影响，创造更多的效益，就一定不能忽视民间外交这条道路。这个要求已经构成了宗教的要素之一，也是宗教发展的规律。没有扩张要求的宗教是没有出路的。所以从宗教自身发展需要上来看，佛教的民间外交功能是不可或缺的。

　　其次从历史的回顾来看，中国佛教始终把民间外交作为其重要功能之一，始终没有离开这一点。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佛教传入周边国家，无不遵循着这个发展规律，并且尽量把这个功能发挥到极点，让佛教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以佛法弘化各地，让佛教走入人间，是整个佛教界的任务，也是中国佛教僧人毕生努力的目标。历史上的佛教就是这样做的，并且取得了成功。

　　第三从宗教之间的内外竞争来看，信仰具有排他性。宗教的扩张实际上隐含着宗教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可以是不同宗教之间的竞争，也可以是宗教内部不同派别的竞争。因为宗教需要信众，需要地盘，需要利益，需要理论与文化，所以竞争始终存在于整个宗教界。宗教之间的竞争手段很多，方式也多样，但是目的一样，就是获取更大利益。如果说宗教是一个市场，那么不同宗教瓜分市场的情况是存在的。我们常说西方国家利用“三片”——薯片、大片和芯片占领了中国市场，影响着人们的头脑。其实这三片的背后，是经济大国的经济贸易、思想文化的影响，其目的就是宣传西方的价值观。众所周知，西方价值观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每年的圣诞节，实际上就把基督教的价值观引入到现实人们的头脑中。现在在我国，过圣诞节的人数超过了佛诞节。说明西方宗教圣诞节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传统宗教佛诞节的影响，这与西方加强文化价值输入有重要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因宗教间的竞争而产生的战争，西方宗教与中东伊斯兰教就发生过著名的长达百年的十字军征战。但是现在和平与对话是世界发展的趋势，宗教间既有竞争，也有对话。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各大宗教界，对话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教内教外人士都意识到，只有对话才能保持各自的宗教和平与安全。在这个意义上，宗教的民间外交无疑对宗教对话有着重要作用。

　　第四从大国发展的需要来看，因为政治与经济的影响，必然会伴有文化的输出，这点已为历史证明。从唐代盛世开始，中国佛教民间外交开始转型，中国开始成为佛教输出国。如今的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瞩目的大国，历史的经验提示我们，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当代中国佛教同样也已具备了向外输出的实力。特别是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的输出能力增强。参考台湾佛教的经验，我们也可以看到，台湾的佛教就是在台湾经济腾飞的时代走出去的。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的“法水流向五大洲”的理想能够实现，主要得益于台湾佛教界的经济实力而取得成功。反观大陆，我们的佛教在经济方面已经与台湾佛教界不相上下，所以大国佛教的输出，机会是相当多的，当代中国佛教民间外交的前景十分看好。

　　学者指出，大力推行“公共外交”被人们寄予厚望。相对传统的政府间外交而言，公共外交强调以公众为对象，实施主体虽然也包括政府部门，但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一般包括民间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宗教组织以及国内外有影响的人士。而在外交不断多元化的今天，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越来越重要，“公共外交”超越了正式的官方的外交模式，将本国的文化与价值观传递到世界，让整个世界通过“公共外交”的影响力来认识中国，使中国精神和价值观成为普世性的价值观。

　　以上我们从历史与现状的角度论证了中国佛教民间外交的发展与未来发展的趋势，就是要说明中国佛教民间外交的未来发展将会越来越强，大国佛教的背景将会给中国佛教向外输出或者说佛教民间外交活动提供更多的机会。

　　当前中国佛教的现状是各地的佛教发展普遍看好，特别是那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与佛教影响较大的地方，佛教经济已经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像少林寺、四大名山等地，因为旅游经济的拉动，推动了地方GDP的提升，带动了佛教信仰的发展。许多地方政府都看好佛教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佛教寺院经济也得到增长，成为具有经济实力的实体。

　　历史上中国佛教一直是以“山头佛教”的形式存在着。“山头佛教”是指各地的佛教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点、有相对排他与封闭性的情况，佛教所影响的地区以佛教文化圈的形式来表现。具体地说，南方佛教与北方佛教有区别，同一个省或一个地区的佛教文化形态也不完全相同，在各自的佛教文化圈，最终形成了各自的佛教形态，并固定在这个区域里面。山头佛教的形成，与地域风情和历史文化有关系，也与中国传统的宗教管理模式有关系。山头佛教的结果是造成了地方佛教特色，其它地区的佛教要进入这一地区，相对有一定困难。西方宗教的特点是堂口意识，西方人信仰宗教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与信徒发生关系的是教堂，而不是某一宗教人士，这就表现在与自己拥有的宗教生活地方有关，特别是受洗礼和成长的教堂，往往就是信徒最终发生联系的地方。东方社会则不一样，东方宗教最大特点之一是随人而行，也就是说宗教领袖的魅力是吸引信徒的直接和主要原因。举例来说，深圳弘法寺本焕长老，因为是中国第一高僧，既有高深的修行，又有传奇的经历，故他拥有广泛影响和号召力，弟子多达二百余万，遍及世界各个国家，已经超出深圳一地。也正是这个特点，使得中国佛教的地域化影响被强化，某一地区的高僧往往就是当地信众信奉的领袖，外人很难再介入进去，由此最终形成了佛教的地方势力或信仰地盘的割据。这种割据的佛教形态，就是我们所说的“山头佛教”的特点。

　　山头佛教的存在对佛教的发展既有利又有弊。其利在于好管理，因为流动性不大，又具有地方性特点，教徒相对稳定，对寺院来说可以有基本的保障，竞争压力不大。其弊在于自成一系，不利于交流，寺院的提升速度缓慢，没有压力，不用去找市场，所以过去曾经有人形容寺院是最封闭的地方。从宗教信仰市场的角度来看，山头佛教的存在表明佛教信仰市场已经被瓜分完毕，各个寺院之间只是存在着相对的礼仪交往，扩张的空间相对不大。除非发生重大事件，诸如宗教领袖突然涅槃或者继承者之间相互斗争，其市场有可能被重新分配，否则这些山头佛教的现存状况就不大可能发生改变，这种模式已经存在了千余年，成为中国佛教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山头佛教的建立，意味着佛教界内部有了不成文的契约或约定，每个寺院所管理的地盘与范围自动划分，大家互相默认各寺的势力范围，相互支持而不拆台，既可以保持佛教内部的稳定，又可以人均式的分配佛教资源。

　　但是，在当代大国佛教背景下，中国佛教的山头佛教现状，实际上已经使具有经济实力，想再进一步做大的寺院，无法找到更多投资的地方。换句话说，想进一步发展，扩大本寺的影响，不能以牺牲其它地方的佛教利益来完成扩大再生产的过程。既然中国佛教市场已经被各个地方佛教寺院确定与瓜分，现实也逼迫那些想要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寺院和团体，只能寄希望于另辟蹊径，于是有了向海外扩张的愿望。因为海外市场对中国佛教界来说还是空白，而且在海外扩张，是由竞争实力来决定的，是一个没有边境的信仰市场，能否成功取决于投资方向与竞争方式的选择与运作。在这个目标下，选择走出去，已经成为一些寺院的新想法和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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