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外交成为推进文化交流和社会融合的重要纽带

郑瑟

　　中国当前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关键时期，需要一个友好、稳定的国际环境。同时，崛起中的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需要民间外交的更多参与。目前全球治理依然经受着来自反全球化思潮的诸多新挑战。在全球化出现逆转以及国家主义回潮的背景下，一种极端的、民粹的保护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都在上升，其中极化的、分裂的、对立的情绪及运动正在挑战并动摇着全球治理和社会融合的发展根基。虽然当前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认同碎片化等因素使全球治理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某种程度上而言，全球化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本身也是全球化的产物，制度设计的缺失和国内公平问题的漠视使得各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长期以来积重难返，激发了各国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思潮的抬头。最深远的影响便是导致西方国家国内社会融合、包容度和开放度都在下降，甚至许多中产阶级也转为反对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国内政治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影响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干扰着世界秩序的重新构建，阻碍着我们所倡导的一些和平外交理念的践行，这些都对既有的中国外交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这种全球治理形势和国家外交模式均发生变迁的“双转型”趋势下，中国民间外交成为推进文化交流和社会融合的重要纽带。特别是可以顺应国际趋势，超越作为外交主体模式的精英外交，通过开展“自下而上”的民间外交路径着眼于去影响西方国家中更为广泛的民众，从而与国家总体外交更好地衔接，更好配合中国外交转型和模式创新的需求。与此同时，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外交之魂，通过民间外交来推动各国人民共赢挑战、共享机遇、共创繁荣，通过培养民众的社会自觉和自省意识，从根本上克服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多重挑战。

　　随着国际格局中“东升西降”的权力变迁，新兴发展中大国特别是中国日益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不断转型的中坚力量，特别是在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及提升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引领作用。2017年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表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积极推动与中国周边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形成包括涵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辐射五大洲重要国家的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及全球治理的中流砥柱。全球化新一轮动力机制以及全球治理的转型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以及民间外交的开展提供了契机。在一些重大的全球议程事件当中，如2015年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通过，“巴黎气候”峰会召开及《巴黎气候协定》的通过以及G20平台中社会组织20国集团(C20)的兴起，中国的各种民间组织、社会组织、智库、企业等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参与，在全球治理中日益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灵活务实的民间外交来提升全球范围内的社会融合和社会沟通，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我们进一步探求如何将民间外交同中国的软实力建设相协同，特别通过探索民间外交的软实力传播机制的创新来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中国特色民间外交的理论，是一个有待深入构建的开放的体系，也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中国特色民间外交既有时代的使命，也有制度的需求与制度优势，既有人民史观的哲学基础，也有历史与实践的经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深度嵌入以及行为体与外交对象频繁互动关系的推动。因此，中国特色民间外交理论作为一种“中国话语”的构建，必将结出累累硕果。

　　在新中国波澜壮阔而又迂回曲折的外交史上，民间外交扮演着一个独特的角色，它不仅是官方外交的补充，有时更是官方外交的先行者。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间外交得到蓬勃发展，成为国家总体外交中的一支生力军。当前，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进入新阶段，面对周边外交、全球治理、小康社会建设、“一带一路”等新主题，民间外交迎来了新机遇，也存在新挑战。恰如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5月15日参加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第十届全国理事会会议时所强调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民间外交的任务更加繁重、作用更加突出、舞台更加广阔。”然而，“中国的民间外交搞了这么多年，我们有意识地梳理民间外交理论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大家都在尝试，但是怎么从规律上去总结，从理论上去提升，怎么通过提升后的理论来指导下一步的工作，还做得不够。”

　　面对中国大力推进经济全球化并促进全球治理转型的契机，中国民间外交还需克服缺乏统筹规划、交流模式单一、可持续性弱以及长效机制缺失等短板，通过模式创新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从而同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相衔接的同时更加灵活务实地服务于中国软实力建构，特别是通过传播机制的创新使民间外交能有更大的突破。

　　首先，是民间外交中软实力传播对象的创新。传统民间外交的传播对象重在争取关键性人物，属于针对精英阶层的民间合作机制。如今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融合并实现全球共治和资源共享，民间外交必须通过传播主体的创新来推动整个外交模式的革新。如改变过去民间外交资源投放不平衡局面，不仅关注过去那种发达国家精英外交，同时也把更多的民间外交工作重心放到各国广大中产阶级和普通大众中，并将更多的资源投放到“亚非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强民间外交的群众基础。让更多民间外交家、企业、行业协会和青年志愿者成为中国民间外交的主力军。通过关注普通民众所关心的民惠、民生等现实问题，推动民间外交开展过程中的供给侧调整，将之前的数量优势转化成在民间外交中的效力和质量的优势。

　　其次是民间外交中软实力传播主体的创新。传播主体创新主要指民间外交推进行为体的多元化及其人才培养机制的探索。具体而言，一是大力推进如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等组织的桥梁作用，调动民众参与到各类民间外交活动中。如鼓励各种行业协会、学会，妇联、青联、学联等走上国际舞台，使其大胆活跃地参与国际对话，提高国际行动能力，积极参与各种国际问题的解决。二是充分发挥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等组织的作用，加快培养一批具备外交能力的国际活动人员，推动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如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国家可以出面搭建经济类民间社会组织与国外相关组织的沟通平台等。同时像外交学院、外经贸大学、旅游学院等高等院校应当开设民间外交课程并设置民间外交研究教学基地，或者通过更为灵活的慕课(MOOC)等方式培养民间外交人才，让其有民间外交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从而理性、有序、专业地参与维护国家利益的民间活动。

　　第三是软实力传播手段的创新。随着信息革命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软实力传播媒介已经从传统的纸质和电视、电台转变为网络载体，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包括微信等新媒体)逐渐成为民间外交中重要传播手段，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跨界、跨行、跨组织、跨媒介等新的传播方式有助于推进民间外交的社会化进程。我们要注重挖掘数据网络外交的潜力，将各类社交网络资源通过微信和微博等新型传播手段调动起来，如在海外主流社交平台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开设账户，可以有效实现媒体传播渠道的本地化。[3]除了呈现出的网络化特征，民间外交的传播手段和交往形式日益丰富多样，如通过开展“中国文化节”“中国文化年”等活动来寻求长效性交流机制;同时通过中国艺术家在世界各地举办歌剧、雕塑、书法、绘画、音乐、电影等丰富多彩的交流展示活动，来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这需要我们不断探寻如何在国内外各种不同的受众之中进行有效的、对方喜闻乐见且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开展民间外交。

　　第四是软实力传播领域的创新。目前民间外交关注的领域日益国际化和多元化，延伸到环保、教育、医疗、产业等多个领域。特别是随着中国民众环保意识强化、可再生能源发展增速、低碳城市和碳交易的蓬勃兴起等，中国民间绿色发展外交和绿色援助已成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和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重要践行内容，成为中国绿色软实力建构的重要抓手和最新亮点。基于此，一些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等成为中国气候援助和可持续发展建设的排头兵。如中国非政府组织全球环境研究所(GEI)通过斯里兰卡沼气修建培训项目和老挝中国可持续土地和自然资源管理合作中心等项目，[4]将中国清洁能源生产以及气候治理的经验和技术传授给当地人民。这种融入当地社区的工作方式不仅使当地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也使当地政府和公众对中国产生了好感。同时中资海外企业培训中也将社会责任同当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将绿色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到实处，增进了国家间信任感。

　　第五是传播平台机制的创新。民间外交的践行平台日益呈现出统筹性、多边多轨性和网络性等特征。首先，民间外交必须要系统设计和顶层设计，提升民间外交开展平台的统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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