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郑瑟

　　GDP增速连续两个季度保持在6.9%，这是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交出的成绩单。这一GDP增速水平好于预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表明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性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8149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9%，比上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这是我国GDP增速连续8个季度保持在6.7%至6.9%的区间，表明我国经济运行始终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

　　经济运行平稳，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2013年至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分别为7.8%、7.3%、6.9%和6.7%。这些增速水平虽然不及过去两位数的GDP增速，但仍十分不易。

　　当前，世界经济虽然总体保持复苏态势，但由于科技进步、人口增长、经济全球化等过去数十年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都先后进入换挡期，因此面临着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挑战。

　　从国内环境看，我国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经济运行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聚,部分地区困难增多。

　　面对国内外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党中央从经济发展长周期和全球政治经济大背景出发，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所处历史新方位，明确了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

　　按照“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大逻辑，我国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创新和改善宏观调控，科学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经济运行始终处于合理区间。2013年至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高于同期世界2.5%和发展中经济体4%的平均增长水平。

　　在国民经济运行保持平稳的同时，与民生相关的就业、物价等指标表现同样十分平稳。今年前8个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974万人。2013年至2016年，城镇新增就业连续4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就业形势的总体向好，为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提供了稳定的支撑。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比2012年增加7311元，年均实际增长7.4%。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7年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从物价看，今年前8个月，我国CPI同比上涨1.5%，远低于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CPI涨幅预期调控目标为3%左右”的水平。2013年至2016年，CPI年均上涨2.0%。

　　综合起来看，2013年至2016年，我国经济实现7.2%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2%的通胀率、5%左右的调查失业率，这样的运行格局难能可贵，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在世界范围内一枝独秀。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与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

　　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2010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我们并非盲目乐观，而且毋庸讳言，中国经济自身也存在问题。然而，问题不在于增长速度，而在于增长内涵，即存在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

　　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发展加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此外，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地区发展更加平衡。

　　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例如，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科技密集度、产业方向和增长潜力等因素，识别出一些行业以代表新经济，并构造了一个“新经济指数”，发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PMI)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前者仍然保持逆势而上。又如哈佛大学学者用“经济复杂度指数”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多样性和复杂程度，中国该指标的全球排位，从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显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 增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

　　最近，穆迪分析人员斯卡特表示，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终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其中一个。之所以把三个目标割裂开，赋予其彼此独立且对立的性质，也是由于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本质。

　　一旦我们从供给侧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寻找出路，就会发现，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学上最稳定的结构一样，从供给侧入手，正确选择结构性改革方向和优先领域，分寸恰当并精准地推进这些改革，既可直接达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可以从其目标，即提高潜在增长率来理解。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改革，即属于此类改革，应该放在改革日程的优先位置。例如，在劳动力总规模不再增长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参与率是今后一个时期扩大劳动力供给的重要选择。

　　我们的分析表明，劳动参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为潜在增长率赢得0.88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可以赢得0.99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

　　这方面的改革包括：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企业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政策调整，从体制上拆除不利于竞争的进入和退出障碍等。由于这类改革着眼于供给侧，无须过度倚重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了金融风险，因此可以打破所谓的改革、增长和稳定“不可能三角”。

　　现在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增长速度下行，其他许多问题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所以应该首先分析经济减速是如何形成的。最近国际和国内都有很多讨论，各种声音都有，有些人认为中国面临的是周期性的减速，还有一些人从长期趋势角度分析。

　　从供给侧认识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放弃国民经济恒等式(或所谓“三驾马车”需求因素分析法)，而转向从生产函数的角度，观察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四个现象。

　　第一，劳动力的持续短缺导致工资上涨。

　　第二，新成长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逐渐减少。

　　第三，资本大规模替代劳动，导致资本劳动比的过快上升。

　　第四，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缩小，传统模式下的城镇化也即将减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着眼于提高劳动参与率、生育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以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三去一降一补”也是为了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我们的测算表明，在相关领域推进改革，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同时，以不同的力度和方式推进改革，会带来不尽相同的改革效果。

　　固然，有人认为，就算不刺激，经济也跌不到哪儿去，但是实质性推进改革就能取得更好的结果。我们的模拟表明，改革越彻底、力度越大，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就越呈现L型。

　　当前，世界各国形势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很可能会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向后拉的动力。这个动力到底能不能把全球化往后拉?我们不知道，但至少可以一方面尽己所能地推进全球化，另一方面做好自己的事情。

　　这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有两点：一是实现经济拉动力向内需转变;二是要进一步挖掘供给侧的经济增长因素，清除旧的障碍，所以我把新经济增长因素看作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过去我们获取人口红利的主要手段其实是借助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从农村、农业这些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城市和非农产业。这是一个重要贡献，未来如果还能继续保持下去，我们还可以得到经济增长的动能。

　　另外，新型城镇化可能还有一些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下面，我们分析一下改革时期传统城镇化如何为经济增长做贡献，今后其贡献方式将如何发生变化。

　　第一，城镇化主要是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给我们带来了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农民工一直在城镇就业，但过去他们并没有被统计进城市的就业人口里。现在这部分人占的比重逐年增大，已经是稳定的城镇就业人口了。

　　第二，我们知道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积累，因为资本回报率比较高、储蓄率比较高，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才有这么大的贡献。农民工或城镇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供给侧，如果人口抚养比低，食之者寡，生之者众，能够把更多东西储蓄起来形成投资，与此同时，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不会过早发生，因此资本回报率就会较高。目前的非户籍人口，也就是城镇化的新移民，他们具有更年轻、更具生产力的人口年龄特点。有了他们，我们整体城市的年龄构成更加合理，因此变得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资本回报率。

　　第三，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的贡献表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不仅从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对劳动力群体做出了贡献。进城的农民工大部分集中在相对年轻的群体中，而这些相对年轻的农民工和城市中年龄偏大的那部分劳动者比较，受教育程度就高了，因此当他们进城替代了逐年退休的那部分年老的城市职工时，城市的人力资本得到了改善，因此我们说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

　　第四，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说穿了其实是一个“库兹涅茨过程”。库兹涅茨是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他认为整个资源流动的过程就是逐渐向更有效率的部门和地区配置的过程，因此整体生产率就会随之提高。在过去几十年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和数量都在迅速下降，但是如果看统计年鉴会发现，我们还有29%的人口在务农。实际上，如果你到村庄里，至少到县城里看中国经济，就会知道农村哪怕一个40岁以下的劳动力，都很难找到。

　　农业越来越机械化了，因此一部分进入城市的农民越来越回不到农业中去了，他们已经稳定地从事非农产业了。这个过程就意味着这部分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就是我们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源泉，所以我们说它是“库兹涅茨过程”。

　　我们需要推动城镇化，需要进行改革。改革可以得到及时的改革红利，也就证明，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就可以提高城镇化的潜在增长能力。

　　我们前几年做了一个模拟，在2011-2020 年，如果每年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劳动率供给)能增加1个百分点，对应这个时期的潜在增长率会增加0.88个百分点，几乎是1∶1。同样，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对应的潜在增长率几乎也会增加1个百分点，因此这两项改革可以带来真金白银、实实在在、显而易见的改革红利。

　　在正确认识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转变这一客观规律的同时，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性机遇,更加自觉地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动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积极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培育增长新动能，实现实体经济升级，扩大有效需求，更好满足人们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

　　随着各项改革举措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升级成效明显，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不断巩固，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不断积聚，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升，经济发展向中高端水平不断迈进。

　　从产业结构看，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现价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2016年提升至51.6%，比2012年提高6.3个百分点。2013年至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0%。服务业持续较快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与日俱增。

　　从第二产业自身结构看，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加快实施，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快于传统产业。2016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现价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达到32.9%和12.4%，比2012年提高4.7个和3个百分点。

　　从需求结构看，各地区各部门按照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积极扩大内需特别是着力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居民消费潜力有序释放，消费升级势能持续增强，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013年至2016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55%，高于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8.5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生动地表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稳步提升，“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日益增强。而且，消费升级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居民消费品质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消费形态由物质型向服务型转变，消费结构升级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投资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着力夯实基础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空间，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布局，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建成投产。更令人欣喜的是，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先进优质产能不断扩大，高耗能行业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基础设施薄弱环节特别是民生相关领域投资快速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速、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动力均面临全新形势。不过，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依然充满信心。

　　今年7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完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即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将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上调0.1个和0.2个百分点至6.7%和6.4%。此外，摩根大通和野村证券把中国全年经济增速预期由6.7%上调至6.8%。亚开行将2017年和2018年的中国GDP预期增速分别由6.5%和6.2%上调至6.7%和6.4%。

　　国际国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主要立足于中国经济“四个没有变”的判断，即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从今后一个时期看，随着改革创新、结构调整、动能转换的加快推进，支撑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积极因素也将不断增强。

　　首先，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全面深化改革，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改革全面铺开，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将进一步增强。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外溢正效应不断显现。

　　其次，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较为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有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形成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从需求情况看，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2016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距离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交通、水利、能源、信息基础设施、管网等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仍然存在不少短板;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也很巨大。

　　再次，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不再追求高增长，而是追求在经济增长速度合理下的结构优化，增强经济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各地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集众智、聚众力、汇众能，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潮涌动，新动能新产业加快成长壮大，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假以时日，异军突起的新动能必将构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支撑。

　　此外，“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不仅为调速换挡中的中国经济提供了空间和动能，也为艰难复苏中的世界经济提供了机遇。

　　未来，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无论挑战多么复杂，我们仍然要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指引下,不断适应、把握、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深化稳预期，用政策连续强信心，用创新驱动增活力，促进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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