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已快速进入移动互联时代

郑瑟

　　近日，福建省晋江农商银行与晋江市磁灶镇东山村委会举行授信签约，对东山村农房已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村民进行批量授信，总授信金额1亿元。

　　福建省晋江市是全国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之一。实施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将进一步盘活农民可用资产，激活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动力。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深入推进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加快农村各类资源资产权属认定，推动部门确权信息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共享。让农民手里的土地，变成可抵押的财产权，让天量农村不动产，换来农村发展的“金融血液”。作为农村发展引擎，农村金融备受关注。

　　对黑龙江省种植大户祁跃清来说，2016年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他种植了62.5公顷红小豆，但夏季多年不遇的旱灾让产量减少不少，好在他投入的“双保险”挽回了一部分损失。

　　“‘双保险’就是在原有保成本的基础上再保价格，保费比传统的保成本费用高一些。当时很是犹豫，后来觉得杂粮杂豆风险大，才投了保。”祁跃清一脸庆幸，“事后看还是合适的，保险公司一共赔付了3万多元，扣除保费，每公顷还能多收入100多元。”

　　随着玉米收储制度改革的推进，小麦、水稻向市场化迈步也是大势所趋。在市场化进程提速的同时，未来农产品除天气、虫害等因素外，还将面临更多市场风险。相比价格保险，收入保险能同时保障产量和价格两种风险，保障能力更强，适应性更广。而农产品期货、期权市场的发展，在价格发现的功能之外，也将为涉农主体提供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工具。

　　长期以来，农业的“看天吃饭”特性和“小而散”的生产组织方式，使农村金融服务成本高、风险高、效益低，农村金融服务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之一，也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制度性“短板”。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加快农村金融创新较之以往着墨更多，不仅以近千字的篇幅单独章节进行阐述，对各类金融主体的创新作出具体部署，还提出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农业农村等。

　　中国农业大学金融系教授何广文说，中央一号文件在此时高度重视农村金融建设恰逢其时，文件对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部署与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实际也非常契合，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何广文说，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对农村金融的需求更加旺盛，发挥农村金融“新引擎”作用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金融机构增加县域网点，适当下放县域分支机构业务审批权限。

　　“在此之前，金融机构下沉业务中心，重新设立分支机构，但是分支网点权限受到限制，很多贷款都要层层上报审批。下放审批权，是很大的亮点，将直接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说。

　　一号文件还对农村主要金融主体发展提出具体要求：

　　——支持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等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立足县域，加大服务“三农”力度，健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完善农业发展银行风险补偿机制和资本金补充制度，加大对粮食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的信贷支持力度。深化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对达标县域机构执行优惠的存款准备金率。

　　——建立健全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推进省级信贷担保机构向市县延伸。深入推进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探索开展大型农机具、农业生产设施抵押贷款业务。

　　——持续推进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开发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的保险产品，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支持地方开展特色农产品保险。探索建立农产品收入保险制度。深入推进农产品期货、期权市场建设，积极引导涉农企业利用期货、期权管理市场风险，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

　　张承惠认为，小农分散经营、规模化经营等不同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将长期共存，不同组织方式由不同金融方式服务效率更高。对不同的金融机构进行具体部署，有利于推动其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满足农村多层次的金融需求。

　　一号文件注重创新方式推动农村金融的发展，提出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鼓励地方建立风险补偿基金，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农业农村。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农办主任、中央财办副主任唐仁健说，在确保农业农村投入适度增加的基础上，在对存量资金进行整合的同时，还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推动农村金融的发展。在打击农村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的同时，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小额存贷款、支付结算和保险等金融服务。

　　改革是时代的主题，改革是创新的动力之源。2017年，是中央划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改革和征地改革收官之年。

　　“发展农村金融所面临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抵质押物不足。从中央一号文件方向来看，在三权分置、‘两权’抵押的改革之下，有了撬动更多金融资本进入‘三农’领域发展的可能性，可以说，这是未来撬动农村金融发展最重要的基本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说。

　　“据估算，目前我国农村可流转的土地价值约100万亿元，在国家扶贫攻坚的大战略背景下，用金融撬动部分土地资源做抵押贷款，既利于扶贫攻坚，也能为金融机构拓展巨大市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缺乏抵押物、信息不对称是农民融资难、融资贵的重要原因。加快推进承包土地“三权分置”、“三块地”及“两权”抵押贷款试点，探索开展大型农机具、农业生产设施抵押贷款业务将通过盘活农村沉睡资源，提高农村自有资源要素利用效率，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提供必备的物质条件。

　　《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6—2017)》近日在浙江丽水发布。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8945.4亿元，带动就业人数逾2000万;而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7290亿元，同比增长38.1%，农村电商呈持续加速增长态势。

　　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徐高春认为，农村电商蓬勃发展的意义，在于有效地拉平了城乡消费待遇，扩大了农村消费，同时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了农民收入，也激发了农民创业带动农民就业。

　　“近年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成为引领农村电商发展的排头兵，电商扶贫成效明显。”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党委书记姚广海说。

　　统计数据显示，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活动目前已在全国投入125亿元，覆盖756个县，建设5万个村级电商站点，服务涉及275万贫困户。

　　阿里巴巴“千县万村”计划、京东“星火试点”计划、中国邮政“邮掌柜”……电商企业在农村遍地开花的布局表明，一直不被当作主流市场的农村蕴藏着巨大发展潜力。随着农村网民规模的不断增长以及硬件配套、服务体系的日臻完善，农村电商也呈现出一些新趋势。

　　——农村电商已逐渐从单纯的销售环节趋向于整体产业链建设。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认为，农村电商的发展在农村地区创造了一条新的产业链，其中包括产品生产、加工、仓储、检验、包装、分销、物流等环节，完整的产业链对带动就业有了更大帮助。

　　——一定规模的集聚效应开始形成。“电子商务涉及诸多环节，很多问题靠农民一己之力无法解决，因此农村电商应利用平台实现集聚化发展。”浙江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副处长章晗说，通过产业集聚可整合末端运输等资源，实现了网商、服务甚至创新想法的集聚。

　　——参与主体从零散的个体创业者趋向于政府、企业和普通劳动者等多方协同联动的局面。章晗介绍，浙江省商务厅近年来联合省质监局出台多项围绕农村电商的地方标准，电商企业依照标准建设，政府部门依照标准管理，有利于其规范化。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电商平台线上流量红利的消退，加之消费升级的加速推进和共享经济的崛起，社交电商逐渐摸索出一条独特的农村电商之路，在助力农村电商的过程中不断自我成长。

　　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农产品上行滞后、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仍是当下制约中国农村电商发展的瓶颈。

　　“传统农产品生产组织化、规模化、标准化程度较低，有影响力的品牌少。这是造成农产品上行滞后的因素，也是目前农村电商发展的最大短板。”章晗说，今后，整合农产品的供应链和产业链都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方向。

　　而在少数农村电商领域起步较早的地区，在前期投入大量村级服务点，因运行效率较低、维护成本高而难以为继。因此，结合当地实际发展农村电商成了多方的共识。

　　目前，浙江全省共设有2万多个农村电商服务点，其中约1.61万个被评为优质服务点。按计划，2017年末服务点将覆盖浙江57%以上的行政村。

　　统计数据表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的农村电商发展程度存在巨大差距，有网商的村庄占当地村庄比重，东部地区达64.5%，而西部仅有8.1%。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农村电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曲江建议，下一步农村电商在中西部地区可以从知识的普及、技术的提供和资源的输入等多方入手，使这些地区能够积累和沉淀自身特有的价值，形成可持续的模式路径。

　　央行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6)》显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不断健全，服务覆盖面明显扩大，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为促进“三农”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能力相对偏弱、发放贷款制度不完善等瓶颈和挑战依然存在。在互联网时代，面对困惑和挑战，农村金融机构正加快转型步伐以期更好地服务“三农”。

　　近年来，农村金融取得了长足发展，金融支农力度、服务广度深度达到了新水平，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了新突破，为“三农”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涉农贷款方面，自2007年创立涉农贷款统计以来，全部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累计增长361.7%，9年间平均年增速为18.8%。涉农贷款余额从2007年末的6.1万亿元增加至2016年末的28.2万亿元，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从22%提高至26.5%。

　　在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顺利起步，农村信用和支付体系建设助力精准扶贫和普惠金融发展。截至2016年末，全国累计为1.72亿农户建立信用档案，已有近9248万农户获得银行贷款，贷款余额2.7万亿元。农村地区基本实现家家有账户、补贴能到户。

　　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方面，按照国务院印发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央行等部门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和保障手段，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覆盖率和满意度。鼓励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兴互联网金融服务商积极利用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网上支付、移动支付使用率快速增长，助农取款服务点行政村覆盖率已超过90%，银行网点密度等基础金融服务指标已达到国际中上游水平。

　　中国农业银行作为面向“三农”的重要涉农金融机构，近年来紧紧围绕服务“三农”、做强县域经营定位，不断加大“三农”金融服务工作力度。截至2017年6月末，全行涉农贷款余额3.08万亿元，增速13.22%，高出全行平均水平1.02个百分点。

　　“感谢邮储银行救活了我们的公司!”位于秦巴山区的全国连片特困地区、河南省淅川县的杨森和孙君莲夫妇，大学毕业后回到淅川县九重镇创办了一家从事黑木耳代料栽培的公司。

　　“最开始我们辛苦筹集了4万元启动资金，但因为生产流程问题，2万袋黑木耳菌包全部失败，4万元投入也血本无归。”孙君莲说，“后来听说邮储银行有再就业贷款，专为创业青年提供贴息贷款，我们就尝试申请了，没想到真拿到了5万元贷款。”

　　5万元的再就业贷款使得杨森和孙君莲夫妇对生产环境、业务流程进行了改造优化，第二批木耳终于成功出耳。很快，公司就走上了正轨。2014年，他们又从邮储银行申请到了100万元的贷款扩大生产规模。如今，创业成功后的夫妇俩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有机木耳栽培模式，带动乡亲们一起致富。

　　杨森和孙君莲只是邮储银行服务“三农”的小小缩影，从2007年正式挂牌成立以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始终坚持服务“三农”的战略定位不动摇，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三农”的重大政策和战略部署，扎根农村、服务农业、贴近农民，努力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为做好“三农”服务工作，邮储银行创新了四大做法：

　　打造合作平台，破解贷款难、贷款贵难题。针对“三农”有效抵押担保物匮乏、风险偏高等难题，邮储银行着力搭建“银政、银担、银保、银企、银协”合作平台。先后与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打造“银政”合作平台，以财政资金撬动银行资金;与国家农业信贷担保联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银担”合作;与人保财险等合作，打造“银保”合作平台;与新希望等现代农业企业打造“银企”平台;与中国科协合作，打造“银协”合作平台，既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也缓解了抵押担保难。

　　创新金融产品，全方位覆盖所有涉农主体。一方面，邮储银行从传统农户小额信贷起步，逐步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形成了农户贷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涉农商户贷款、县域涉农小微企业贷款和农业龙头企业贷款等10条产品线。另一方面，针对各地农村差异性大问题，邮储银行因地制宜地创新抵质押担保方式，先后将大型农机具、大额农业订单、涉农直补资金、土地流转收益等纳入抵质押物范围。

　　搭建创业创富平台，开展金融精准扶贫。在金融扶贫方面，邮储银行通过“六个精准”助力脱贫攻坚工作：一是精准支持扶贫对象。按照“发展生产脱贫一批”的要求，把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具有带动作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重点服务对象。二是精准提供扶贫信贷。研发了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扶贫小额信贷产品，金额5万元以内、期限3年以内、免抵押、免担保，执行优惠利率。三是精准创新服务模式。推出直接资金支持模式、“智力+资金”支持模式、项目扶贫模式、“能人”带动扶持模式和教育扶持模式等六大模式。四是精准提高服务效率。建设100家金融扶贫示范支行，深入推进“信用户”“信用村”评定与创建，抓好金融扶贫示范典型。五是精准配置扶贫资源。在信贷额度、办公车辆、人员配置、产品创新通道等方面给予倾斜。六是精准统计扶贫成效。实现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信贷投放情况的准确统计。

　　下沉经营重心，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支行。近年来，邮储银行围绕“一行一品、一县一业”特色发展思路，将特色果品、特色种植、现代乳业、牛羊育肥、水产养殖、设施农业、休闲农业，以及农产品收购、加工、流通等作为邮储银行支持的重点领域。2015年以来，邮储银行围绕283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支行500家，因地制宜开展授信管理和抵押担保创新，加大力度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系统打造服务现代农业新竞争平台。

　　虽然近年来农村金融发展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与城镇地区相比，农村依然是我国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

　　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能力相对偏弱，制约了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中国农业银行三农政策与业务创新部总经理冯延成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受“三农”客户弱质性影响，农村金融业务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的状况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观。部分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偏高，风险化解手段匮乏，资产回报能力不高，制约了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由于涉农贷款不良率明显高于平均水平，银行做这一块业务时驱动力不强。”民生证券策略分析师杨柳认为。

　　农村金融发展外部环境有待改善。冯延成表示，农村征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涉农担保、保险覆盖面有限，农村金融风险缓释机制不健全，增大了涉农贷款风险。农村金融知识普及培训还有待加强，“三农”客户金融知识匮乏加大了农村金融机构服务的难度。

　　发放贷款制度不完善，使农民难以得到相应的贷款。在川财证券金融行业分析师杨欧雯看来，农村贷款业务以联保和小额贷款为主，许多金融机构不愿接受保险业务，这种制度应用上的水土不服使农民和银行之间存在“农民贷款难、银行难贷款”问题。有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家庭信贷需求高于城市，农村中有19.6%的家庭有信贷需求，城市家庭比例是17.2%，但农村地区的信贷可得性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达到了27.6%，全国平均信贷可得性为40.5%，农村在信贷方面存在一定的不便利性。

　　此外，农村金融支持政策措施有待加强。记者采访的多位大中型银行三农板块负责人表示，尽管国家对农村金融机构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但政策力度偏弱，对弥补农村金融机构成本和风险效果有限。对大型涉农金融机构而言，在业务准入、风险计量、绩效评价、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方面的差异化支持政策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当前，我国农村已快速进入移动互联时代。移动互联技术在农村的快速普及，为金融机构做好农村金融服务创造了机遇。

　　拥抱“互联网+”服务“三农”，各家金融机构纷纷“亮剑”。兴业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兴业银行一方面通过自主开发建设的综合财富管理服务网络平台“钱大掌柜”及手机客户端，面向合作金融机构客户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进一步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打破了物理网点的限制，使用户不论何时何地都能享受到统一标准的高质量金融服务。另一方面，顺应移动支付发展趋势，面向合作金融机构推出移动支付产品“钱e付”、跨行代收付产品“汇收付”等创新产品，丰富农村金融机构支付手段，其中与喀什农商行开展的“钱e付”合作，将移动支付服务输送到我国西部最边远地区。

　　在移动互联时代，农村金融机构应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需求，积极转型升级，用新理念、新技术、新手段服务“三农”。冯延成直言，面对互联网时代的冲击，金融机构要着力推动实现5大转型：一是理念转型。移动互联技术能有效降成本、控风险、拓客户，农村客户“积小成大”的商业价值将更加凸显。要扭转农村金融服务“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难以持续”的旧思维，更加重视农村金融客户，重新评估农村金融市场价值，创新做好“三农”金融服务。二是客户转型。客户对象要“抓大不放小”，既服务好涉农领域的大企业、大客户、大项目，也要做好广大农户、小微企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普惠群体的金融服务。三是渠道转型。要充分整合线上线下渠道，把物理网点的传统线下业务搬上网，把互联网智能化、多元化的基因“移植”进物理网点，为农村客户提供更便捷的金融服务，真正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四是服务模式转型。要真正以客户为中心，以客户的需求为出发点，以客户金融消费习惯为着力点，在抵押担保、额度、期限等贷款要素上不断创新优化，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实时化、便捷化、智能化的金融服务。五是内部管理转型。为契合互联网扁平、开放、高效等特性，银行内部要实施流程再造和政策调整，建立起与互联网金融运作机理相容的业务流程、信贷政策、风险管控等管理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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