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强化创新驱动

郑瑟

　　近日，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郭万达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港澳在大湾区中的发展非常重要，也将从中获得广阔市场腹地、经济结构改善等益处。

　　郭万达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一国两制”，这是世界上其他湾区所不具备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与丰富‘一国两制’的实践、支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有关，因此港澳在其中有着不可缺少的地位和作用。”

　　郭万达指出，从概念上讲，“大湾区”面向海洋，意味着开放，这与中国如何在新形势下参与全球治理、如何使“一带一路”倡议吸引更多国家响应、增加与世界的互联互通，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共同分享中国高速发展的成果亦息息相关。港澳作为独立的关税区，在国家的开放型新经济和新格局中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题中之义。

　　他还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工业4.0、全球互联网发展的时代，毫无疑问将担当“创新驱动科技发展”的重要使命。该区域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创新科技产业、高端的制造业等，如果能够协调、高效发展，将产生不亚于美国硅谷的效应。

　　同时，郭万达认为，从智库的角度看，首先，粤港澳大湾区解决了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受到“跨境”阻隔的问题，其本质是建立一个通勤、高效的都市圈，建立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其次，对于香港、澳门这种城市经济体，粤港澳大湾区为它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腹地，使其得到更大的空间和市场;第三，结合珠三角制造业带来的创新科技，港澳可以获得新的产业增长点，有利于改善其经济结构;另外，港澳居民也将更方便地在内地上学、就业、购房、养老等，获得生活上的便利。

　　从整体上，大湾区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郭万达表示，粤港澳大湾区能够很好地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大都市圈的竞争，它拥有生产要素流通便捷的市场、创新发达的科技产业、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它还拥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但是，优势若不能很好地运用，也会带来发展上的障碍。

　　郭万达指出，关于“一国两制”，如果过于强调“两制”差异而非“一国”便利，三个地区都会产生相对不太融入、抵触的心态;生产要素、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的对接，仍要继续协调并形成共识;粤港澳大湾区应定位为多中心、多枢纽、有分工、有合作的城市群格局，粤、港、澳各自具有独特的优势，要基于市场去分工和配置资源，所谓的“龙头之争”并没有太大意义。

　　他还表示，“除了‘多中心’外，粤港澳大湾区最重要的还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政府也要有所作为，带动城市功能的一些分工，基于各地区的区位、资源优势等，进行合理的分工。”

　　郭万达还就如何有效调动港澳各界更好地参与大湾区建设指出，中央各部门已在采取措施，解决港澳居民在内地面临的实际问题，让港澳居民在内地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包括港澳地区的一些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也能在大湾区中获得更多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粤港澳大湾区由“9+2”组成，即广东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惠州、江门、肇庆，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土地面积合计约5.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0.6%;2016年经济总量9.2万亿元，占全国的12.4%;常住人口6800万，占全国的4.9%。

　　粤港澳大湾区南接东南亚、南亚，东接海峡西岸经济区、台湾，北接长江经济带，西接北部湾经济区，区位优势突出。粤港澳大湾区为“湾区群”+“港口群”+ “产业群”+“城市群”等叠加。在湾区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主要是以环珠江口湾区为核心，还包括环大亚湾湾区、大广海湾区，与大汕头湾区、大红海湾区、大海陵湾区毗邻。在港口方面，有深圳港、香港港、广州港、东莞港、珠海港、惠州港、中山港、江门港等多个港口， 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合计超过6500万标箱;其中2016年深圳港、香港港、广州港集装箱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十，分别排序为第三、第五、第七。在产业方面，既有通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无人机、机器人等高端产业集群，同时也有石油化工、服装鞋帽、玩具加工、食品饮料等中低端产业集群。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酝酿已逾10余年，2015年该概念被正式提出，2016年被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2017年3月首次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7月1日，将迎来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日，预计将发放系列政策红包，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9月，大湾区城市群规划将上报中央。

　　早在2005年，广东省政府《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明确划分“粤港澳跨界合作发展地区”，并要求把发展“湾区”列入重大行动计划。之后，湾区发展陆续写入2008年国家发改委《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2009年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参与的《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201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等文件。

　　2015年3月，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粤港澳大湾区”概念首次被明确提出。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被写入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国家“十三五”规划等，要求建设世界级城市群。2017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粤港澳大湾区”，要求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编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7月1日，将迎来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日，国家领导人庆典，预计将发放系列政策红包，进一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意义

　　以深化港澳与内地融合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基本国策。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及“粤港澳大湾区”之前，谈及“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实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全力支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港独”是没有出路的。”在改革开发初期，香港、澳门凭借其产业、技术、资金等优势，引领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发展。但随着内地改革开发深入推进、经济快速发展，香港、澳门地位相对下降，特别是近几年经济持续低迷，亟需内地带动。

　　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发展，形成北中南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和国家“十三五”规划都明确要求上述三个区域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当前，我国区域发展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为引领，京津冀规划建设雄安新区，长三角城市群为长江经济带龙头，珠三角政策有所缺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则可提高珠三角城市群的战略地位，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发展，形成北中南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2016年3月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要求，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龙头，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腹地，带动中南、西南地区发展，辐射东南亚、南亚的重要经济支撑带。(江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五省既属于长江经济带，也属于泛珠三角区域。)

　　助力“一带一路”战略，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平台，探索建立高标准贸易规则，引领对外开放。粤港澳大湾区是历史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港口等区位优势突出，具有侨乡、英语和葡语三大文化纽带，是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重要桥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有利于整合发挥其港口、金融、贸易、制造业等优势推进“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战略实施。并且，粤港澳大湾区将凭借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寻求制度创新，制定一些新规则，率先在大湾区内部试用，再推广到全球，影响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从“大珠三角”到“粤港澳大湾区”，尽管仍是广东9市加港澳2个特别行政区，但并非“新瓶装旧酒”。传统的大珠三角概念是以珠江下游的三角洲为基础形成的城市群，而对“湾区”的强调，意味着更强调外向型特征，旨在全球经济中发挥引领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主要思路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未来可能从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全球创新高地、携手构建“一带一路”开放新格局、培育利益共享的产业价值链、共建金融核心圈、共建大湾区优质生活圈等六个方面重点谋划。

　　2017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发改委主任何宁卡建议，从如下六个方面谋划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一是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形成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基础设施体系，重点共建“一中心三网”，形成辐射国内外的综合交通体系(其中，“一中心”是指世界级国际航运物流中心，“三网”是指多向通道网、海空航线网、快速公交网，形成辐射国内外的综合交通体系)。二是打造全球创新高地，合作打造全球科技创新平台，构建开放型创新体系，完善创新合作体制机制，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共同体，逐步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三是携手构建“一带一路”开放新格局，深化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及经贸合作，深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打造CEPA升级版。四是培育利益共享的产业价值链，加快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先导区。加快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重点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集群。五是共建金融核心圈，推动粤港澳金融竞合有序、协同发展，培育金融合作新平台，扩大内地与港澳金融市场要素双向开放与联通，打造引领泛珠、辐射东南亚、服务于“一带一路”的金融枢纽，形成以香港为龙头，以广州、深圳、澳门、珠海为依托，以南沙、前海和横琴为节点的大湾区金融核心圈。六是共建大湾区优质生活圈，以改善社会民生为重点，打造国际化教育高地，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共建健康湾区，推进社会协同治理，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绿色、宜居、宜业、宜游的世界级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前景可期

　　全球工业革命策源地。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制造业门类最全、产业链最丰富、市场化最活跃的城市群，具备担当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弯道超车”的转型力量主体，应该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多元化城市集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创造了条件，为引领和推动全球科技革命和创新变革提供了丰富的产业资源、科技资源、市场空间及企业主体。

　　粤港澳大湾区应着力构建科技原发、源头创新及集成、组合创新的集成平台，打造“中国硅谷”;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尚处于孕育之中的战略机遇期，推动世界工厂高端制造的跃升;扭转多产业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及关键元器件受制于发达国家的局面;紧盯世界科技前沿，融入世界创新网络;着力打造“全球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组织中枢。

　　全球高端科技汇集地。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快推进，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深入发展，创新要素和跨国资源流动愈发活跃，开放融合创新已是大势所趋，争抢国际高端创新资源成为各个国家的共识。能否成为全球高端科技汇集地，决定着粤港澳世界级科技创新湾区的成败和成色。

　　粤港澳大湾区应借助创新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主流趋势，利用世界一流电子信息硬件配套能力，吸引全球高端科技要素资源汇聚，成为全球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首选地和全球高端科技的汇集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海外创新中心。以集聚海外创新资源为宗旨，以引进海外高科技项目和高端人才为目标，以全球选点建设海外创新中心为手段，汇集全球创新资源。

　　全球数字经济生成地。数字经济是在信息技术最新发展基础上，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活动相融合形成的全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与快速创新紧密相关，核心本质就是创新。数字经济将拉动新工业革命持续推进，产品制造将全面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粤港澳大湾区应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生成地。

　　粤港澳大湾区应着力发展“互联网+”“+互联网”经济，加快向全社会深度渗透，提升数字包容性，放宽市场准入，强化信息通信技术创新，推动数字经济增长。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政府数据开放，培育和扶持数字型企业发展，整合工业、产业、城市、政府等大数据等数据资源，将粤港澳大湾区建成高度互联的数字化世界，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创始者、领跑者和典范。

　　全球创新生态系统培育地。创新生态系统是指创新要素相互支持、促进、协同以及深度、有机融合。企业是创新生态系统的主体，粤港澳大湾区既有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创新巨头，也有创新动力十足、能力较强的小微企业。粤港澳创新科技合作更加成熟稳定，区内城市产业园区和制造基地各具特色和竞争力。创新环境良好，创新创业者可一展身手，有望成为全球创新生态系统培育地。

　　粤港澳大湾区应着力创新科技新机制的建设，加强创新科技顶层设计，强化规划引领和政策扶持，形成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各环节、各部门的强力支撑与高效协同机制, 培育创新主体，发展创新文化，构建创新生态。依托现有产业集群，延伸产业链、丰富创新链、提升价值链，建设全球重要的高端制造业和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融入全球创新系统

　　粤港澳大湾区强化创新驱动的主导路径

　　拓展新空间。以香港、深圳、广州为节点，构筑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走廊和科技产业带。打造深港科技走廊、广佛科技走廊和珠澳科技走廊三大科技走廊。构建粤东、粤西沿海科技创新产业、辐射云贵的西南产业带及辐射湘赣的中部产业带，打造层次更立体、覆盖链条更全面的科技湾区形态。加强前海蛇口、南沙、横琴三个自贸片区的联系，以此为平台推动珠江口两岸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打造中国湾区经济标杆。

　　以港澳为科技创新国际商务平台，以深圳和广州为科技创新、科技产业的研发平台和产业孵化平台，以东莞、佛山、珠海、惠州等为产业转化平台，推动在河套地区高标准建设“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多维度、宽领域和复合型的科技创新区域合作平台，对接国际，辐射国内，构建辐射“一带一路”科技创新网络的神经中枢和云平台。

　　建立粤港澳城市科技创新联盟，加强粤港澳在创业孵化、科技金融、科技服务业的开放合作，建设面向港澳的科技企业孵化器、青年创业基地，举办创新创业活动，打造创新创业合作示范区。

　　打造新动能。加快规划建设国际信息网络核心节点，优先在粤港澳大湾区推进第5代移动通信(5G)研发和应用。在前海、横琴、南沙自贸区设立国际网络专线，提升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能级。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平台，实现智慧城市信息平台的信息共享、资源互通，提高信息互联互通功能。

　　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创造新产品、新需求、新业态,推动经济格局和产业形态深刻调整。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集群。重点培育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航天航空等未来产业集群。

　　发展“互联网+”，打造全球“数字湾区”典范。打通粤港澳“互联网+”的产业链、支付链、数据链，发展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网络教育、远程医疗、在线娱乐等数字经济。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植入数字化、虚拟化、智能化技术，发展柔性化、网络化、个性化生产的制造模式。

　　加强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前沿技术研究储备和产业转化。从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的信息网络、生命科学、清洁能源、新材料与先进制造、量子计算机与量子通信、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纳米科技、石墨烯材料等前沿科技发力，形成一批国际前沿技术中心，为下一轮科技产业转化储备技术资源。力争在移动互联、基因工程、再生医学、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领域成为领先者。

　　培育新主体。培育容纳高端人才的国家级科研工程中心和高等院校。推动粤港澳高校联合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和研究中心。整合利用香港高等教育、科研机构、国际科技创新信息等特殊资源，深化粤港澳高校研发合作、粤企港校产研合作。

　　培育高研发投入的民营企业和科技创新型企业。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提高科技创新效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增强对区域创新的服务和辐射功能。

　　培育机制灵活、创新活跃的社会机构和团体。加强科技创新的社会机构、研发团队及第三方机构的培育，发展具备国际视野和服务能力的科技中介机构，提升科技创新的专业服务能力。

　　培育粤港澳青年创新人才。围绕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打造高水平综合性和理工科大学及重点学科，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基础研究人才支持机制。在广东三个自贸试验片区及深港、珠澳边界地区打造国际暨粤港、粤澳创客中心，助力青年创新创业。

　　构建新机制。探索建立大湾区科创联席会议协调机制、科技创新战略框架、科技创业合作框架、标准体系合作机制，建立符合创新规律的跨区域政府管理和协调制度。优化科技创新的营商环境，着力建设制度、规则、知识产权保护、创新要素供给和集聚高地。

　　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型科技创新体系。合理部署研发资源的纵深配置，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政产学研相结合的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建立开放透明的市场准入管理模式，按照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要求，营造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环境。

　　探索“粤港+国际”创新科技合作新模式。借助香港体制机制、国际网络等制度资源优势，广东高科技产业优势，构建“粤港+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新模式，吸引国际研发机构进驻香港，进而与深圳等湾区城市开展研发和产业合作，提升国际化水平。发挥广东前海、横琴和南沙三大自贸片区在粤港澳体制合作、体制创新方面引领带动作用，推进与港澳商事调解机制的对接。争取国家授权广东在与港澳科技合作发展方面先行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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