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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在采访中发现,越来越多的香港科研团队选择在粤港澳大湾区落户,通过香港科研和资本驱动、珠三角打造产业链的模式,深度整合大湾区要素资源并形成协同效应,迅速发展壮大。目前这已成为大湾区科创企业发展的一大特色。
由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研发团队组建的深慧视(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今年5月,是一家研发高速高清三维成像系统的高科初创企业。“我们的设备相当于给机器人安上了眼睛,目前主要应用于工业生产和医疗健康,目前中邮和阿里巴巴的物流已开始运用。”深慧视CEO丁克博士介绍。
丁克说,选择在大湾区成立公司,因为这里有大量高端技术人才,也有大量具有丰富经验的工程人员,而且这些人都很年轻,非常努力且具有不怕失败的精神。
他表示,即将设立在香港科技园的公司将主要针对高端研发,把生产线设立在深圳是因为这里有完整的供应链,在周边两小时车程内就可以找到所需的各种供应商,且有大量的风险投资机构。
在这一轮创新创业浪潮中,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物联网研发部总监高民博士,依托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已经在广州南沙成功孵化了两家高科技公司。
“以前香港是店,广深是厂。未来的一个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前沿技术研究、高端研发力量聚集香港,香港成为提供产业发展引擎的厂,广深成为市场销售的店。”高民说。
近十年来,越来越多像丁克、高民这样来自香港的高科技人才采取香港研发、珠三角落户的模式发展科创企业。
“目前世界处在科技变革的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最需要香港强大的科研以及自由经济体的优势,发挥科学家、企业家、金融家三位一体的功能,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港深莞广佛世界产业创新链。”中山大学产业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梁琦表示。
记者发现,香港高校拥有长期积淀的、来自全球的优秀高端科研人才、成熟配套的基础科研投入和教育,这群高校科研力量正成为大湾区科创企业的一大助力。此外,香港金融业也在资金和人才上助力大湾区产业链的科创企业发展。
香港金融青年会主席张永康指出,有金融基因的香港人参与大湾区企业高管团队,有助于做好资本运作和融资。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表示,香港可在粤港澳大湾区担当金融枢纽角色,特区政府将会通过大湾区规划,加强区内金融服务的互联互通,通过香港风投、私募基金和香港新经济体上市平台的发展,推动大湾区创新经济发展。
大量集高端生产要素、基于自主创新的高科技企业纷纷选择落户粤港澳大湾区并得以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也催生了对投融资项目、企业发债、上市集资、银团贷款等覆盖企业创新全链条的金融服务需求。
建银国际董事长、香港中国并购公会主席胡章宏告诉记者,建银国际专门成立创新业务委员会,鼓励公司业务创新。此外,还特设了“成长型企业中心”,寻找在科技、医疗、汽车、可选消费品及媒体等高长型行业所属企业相关投融资机会。建银国际已经投资了包括蚂蚁金服、滴滴打车、美团-大众点评、大疆无人机、今日头条等企业。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具有产业集群优势及其他地区难以复制的协同效应。香港应充分发挥基础科研和国际金融中心的传统优势,深度整合大湾区要素资源,提升对珠三角产业链的辐射范围和能力,并以此为契机发展新型经济,实现城市的转型升级。
自从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战略被写入政府报告后,大湾区的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今年7月1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见证下,国家发改委、广东省政府、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联合签署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框架协议。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近日表示,特区政府将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积极跟进和落实相关工作。
10月30日,普华永道在香港发布研究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建设新机遇》。“大湾区11个城市处于不同增长阶段,整体发展亦面临多项挑战,建议大湾区可以香港、深圳、广州三地作发展核心。”普华永道中国资深经济学家赵广彬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
赵广彬指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11个城市以经济总量划分可分为三个层级,“不同城市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城市发展不均衡意味着城市之间内部发展机会巨大。”
例如,第一层级的香港、广州、深圳各自GDP总量均超过或接近两万亿元;第二层级包括佛山和东莞,各自的GDP均在6500亿元至8500亿元区间;第三层级的六个城市,各自GDP处于2000亿元至3000亿元之间。同时,澳门人均GDP相当于发达国家水平,人均GDP几乎是肇庆的十倍。
考虑到上述因素,报告认为大湾区可以港穗深三个城市作为发展核心。赵广彬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经过多年的发展,香港、广州和深圳的核心地位更为突出,三个城市经济实力旗鼓相当,应该以此为基础,强化建立彼此之间紧密合作的“三”字型世界级城市群,“这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大特色,国内外都没有距离如此接近的三座大型城市。”
在这个“三”字型世界级城市群中,香港核心包含澳门、珠海和江门;广州核心则包括佛山和肇庆;深圳核心包括惠州、东莞和中山。他指出,这个“三”字型世界级城市群的优势是尽量延续地区现有的发展格局,保持各城特点,同时突出香港、广州和深圳三个核心城市的领导作用,辐射和带动其他城市的发展。
普华永道香港税务咨询合伙人曾慧贤坦言:“我自己在深圳工作,住在香港,这样往返上班长达十年以上,深圳和香港并不存在竞争问题,深圳主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科技研究人才、创业者、企业家等,而香港则以金融、专业服务见长,双方可以形成很好的互补。”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经济体量庞大,亦拥有全国甚至全球竞争力明显的优势产业。数据显示,广东省去年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依次为4.6%、43.2%、52.1%,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4.5个百分点,而服务业则低4.4个百分点。报告也指出,大湾区应提升制造业竞争力,进一步开发高增值工业。
从行业来看,广东省制造业增加值去年达到2.88万亿元,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达到7620亿元,占比约26%;八大产业的总产值均超过1000亿元,包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纺织服装及服饰业、汽车制造业等。
同时,赵广彬指出,企业是一个地区发展的核心,粤港澳大湾区更聚集了一批全球领先的大型企业。比如,去年财富500强榜上有15家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合计营业收入高达6.45万亿元。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存在三套行政制度以及三种税制的差异,给大湾区内人员流动、物流和资金流的自由往来带来了阻碍。比如,按照现有的规定,香港或澳门居民在任何12个月内于内地工作或停留连续或累计超过183天,须向内地申报并交纳内地的个人所得税,税率高于港澳。
毫无疑问,科技创新将是未来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主要动力。“香港拥有全球知名的大学,一些前沿尖端的科研成果可以到深圳落地,广东具备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和扎实的制造业基础,未来这些初创企业可以通过香港来进行融资、上市等活动,形成香港科研和资本驱动、珠三角打造产业链的模式。”曾慧贤表示。
近日,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郭万达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港澳在大湾区中的发展非常重要,也将从中获得广阔市场腹地、经济结构改善等益处。
郭万达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一国两制”,这是世界上其他湾区所不具备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与丰富"一国两制"的实践、支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有关,因此港澳在其中有着不可缺少的地位和作用。”
郭万达指出,从概念上讲,“大湾区”面向海洋,意味着开放,这与中国如何在新形势下参与全球治理、如何使“一带一路”倡议吸引更多国家响应、增加与世界的互联互通,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共同中国高速发展的成果亦息息相关。港澳作为独立的关税区,在国家的开放型新经济和新格局中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题中之义。
他还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工业4.0、全球互联网发展的时代,毫无疑问将担当“创新驱动科技发展”的重要使命。该区域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创新科技产业、高端的制造业等,如果能够协调、高效发展,将产生不亚于美国硅谷的效应。
同时,郭万达认为,从智库的角度看,首先,粤港澳大湾区解决了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受到“跨境”阻隔的问题,其本质是建立一个通勤、高效的都市圈,建立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其次,对于香港、澳门这种城市经济体,粤港澳大湾区为它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腹地,使其得到更大的空间和市场;第三,结合珠三角制造业带来的创新科技,港澳可以获得新的产业增长点,有利于改善其经济结构;另外,港澳居民也将更方便地在内地上学、就业、购房、养老等,获得生活上的便利。
从整体上,大湾区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郭万达表示,粤港澳大湾区能够很好地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大都市圈的竞争,它拥有生产要素流通便捷的市场、创新发达的科技产业、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它还拥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但是,优势若不能很好地运用,也会带来发展上的障碍。
郭万达指出,关于“一国两制”,如果过于强调“两制”差异而非“一国”便利,三个地区都会产生相对不太融入、抵触的心态;生产要素、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的对接,仍要继续协调并形成共识;粤港澳大湾区应定位为多中心、多枢纽、有分工、有合作的城市群格局,粤、港、澳各自具有独特的优势,要基于市场去分工和配置资源,所谓的“龙头之争”并没有太大意义。
他还表示,“除了"多中心"外,粤港澳大湾区最重要的还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政府也要有所作为,带动城市功能的一些分工,基于各地区的区位、资源优势等,进行合理的分工。”
郭万达还就如何有效调动港澳各界更好地参与大湾区建设指出,中央各部门已在采取措施,解决港澳居民在内地面临的实际问题,让港澳居民在内地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包括港澳地区的一些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也能在大湾区中获得更多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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