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医带药”模式或让中医药在非洲获得更大的机遇

郑瑟

　　自1960年以来，中国一直向非洲派出援非医疗队，为改善当地医疗条件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当地医疗卫生人员，非洲人民由此也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中医药。非洲来华留学学习中医药的人数已超过1000多人，遍及非洲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有些学生还获得了硕士学位，中医药教育为中医药进入非洲开辟了发展之路。

　　此外，天津天士力集团已在南非设立了分公司，南非当地华人中医师已在南非注册了很多中药品种，开展中药贸易。据有关部门统计，1998年，我国对南非中药出口为37万美元，只占当年我国对非洲中药出口总值的3.5%;1999年达49万美元，同比增长了32.4%;2001年对南非出口达到了156万美元，占我国对非洲中药出口总值的15.8%，比2000年同比增长了2.5倍。

　　到2007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中药出口非洲超过100万美元的有南非、摩洛哥、贝宁和尼日利亚，出口超过10万美元的有14个国家。南非是中医药在非洲大陆发展较好的国家之一，南非的发展模式可为中医药进入非洲乃至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参考和借鉴。

　　因中国与南非建立外交关系比较晚，中医药在南非传播发展较迟，种族隔离期间因中非间缺乏正常文化贸易关系，使中医药在南非传播发展受到了极大限制。中医的起步是近30年以针灸疗法开始的。早期中医针灸师主要来自中国台湾与香港，后来又有一些英国人和南美人辗转来到南非行医。除针灸按摩外，没有成规摸中药贸易。1994年种族隔离结束后，中医药在南非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开拓非洲的中药市场，不能单纯卖药，而是需要输入中医治疗理论，实行‘以医带药’的方式，促进中药出口。”就职于南非约翰内斯堡中医诊所的沈斌出谋划策，要想把市场真正做大，首先要克服非洲对中医药的不理解问题，可以加强中医文化交流，甚至可以在非洲设立中医门诊医院。

　　的确，南非是个较成功的范例，约翰内斯堡建有中医诊所，获得当地政府及居民的认可。同时，南非也成立中医协会，为发展中医事业，做出巨大贡献。随着政府、医疗界对中医认识不断加深，允许中医医师考取南非行医执照，获得合法地位，并加快培养中医人才，实施中医人才储备。

　　据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着较丰富的境外中医教学点办学经验，在亚洲、欧洲甚至美洲都有中医教学点。结合中国援非医疗队的基础与经验，想必在非洲传播中医药文化将指日可待。

　　但是，“目前，中国出口南非的中药多为风油精、仁丹、红花油、花露水、六神丸等技术含量低、在临床中根本起不到主导作用的传统品种。惟一科技含量高的是我国的青蒿素，在非洲销售已有十年以上。”沈斌介绍说。中国有些中医药企业和南非本土化中医药企业成功在南非注册了中药品种，中药制品进入了南非零售市场。

　　如今，随着欧美中医药的广泛发展，南非针灸从业人员增加，影响扩大，先后成立了几个针灸学会。南非中医针灸学会、南非中西医结合学会、南非西医针灸学会、南部非洲中医药学会是当地比较有影响的中医药团体。其中，南非西医针灸学会自1996年起，就开始聘请国内中医学者，并举办“西学中进修班”，让西医接受中医培训，学习中医的遣方用药，同时在培训中强调遵循中医传统理论与方法，许多接受培训的医师后来还成为推动中医针灸合法化的重要力量。

　　不仅如此，南非知名大学西开普大学专门设立中医专业，进一步促进了人才培养，使中医药高级人才本土化，同时承办中医药非洲论坛，并推动论坛常态化，为进一步促进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和中医药人才本土化培养做出贡献。

　　西开普大学中医专业的毕业生中有很多自己开办诊所，不仅在南非扩大了中医师本土化的队伍，促进中医理念在当地的传播，也为中医药在当地的更广泛应用提供基础。“以医带药”模式或让中医药在南非，乃至非洲获得更大的机遇。

　　中医药在南非的发展将会辐射和带动中医药在非洲的传播与发展。非洲黑人有使用草药的传统，当地草药师被称做“桑高麻”，所以对中医药比较容易接受。中国传统气功武术等文化早已深入大众，所以中医药容易被当地黑人接受。中医药的发展除高端白人市场外，真正的市场应该是广大黑人群体。中医药在黑人社区可以获得更快成功，并且有广阔的市场需求。目前中医药主要在白人和部分有色人群体中开展。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随着中南关系逐渐正常化，一批毕业于国内中医药大学的医师来到南非开业。推动了中医师水平的提高，带动了中草药应用的扩大。

　　南非当地传统草药被认为是黑人文化的一部分，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尊重和重视。政策层面上，政府管理部门对草药包括中草药采取了相对开放的政策，为中医药发展提供了机遇。

　　一是2000年南非政府通过法律程序确认包括中医针灸在内的补充医疗的合法地位。

　　二是2002年南非政府2～8月间，对南非市场上的各种草药制品进行申报登记。申报登记后的可合法进入市场销售。以此为契机，中国有些中医药企业和南非本土化中医药企业成功在南非注册了中药品种，中药制品进入了南非零售市场。比如，风油精、仁丹、红花油、花露水、六神丸等产品早已在非洲建立了信誉，近10余年来云南白药，丹参滴丸等一批产品也已落户南非。

　　三是2003年中医针灸医师在南非合法化。使中医进入了法制化发展的轨道，中草药临床应用及贸易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四是2004年完成了首批中医针灸医师注册。南非中医针灸学会的中医师就参与了对中医申清注册医师的再培训，并受南非卫生委员会委托作为考官参与注册工作，可为中国中医师进入南非提供咨询的便利。

　　五是中医医疗于2011年正式纳入南非医疗体系。南非中医针灸学会会长易卜拉欣·马哈茂德在论坛中表示，传统中医发展前景看好，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中医和针灸在非洲一定会得到更多人的了解、认识和接受，让中医在南非和整个非洲发扬光大是我们的目标。

　　随着欧美中医药的广泛发展，南非针灸从业人员增加，影响扩大，先后成立了几个针灸学会。南非中医针灸学会、南非中西医结合学会、南非西医针灸学会、南部非洲中医药学会是当地比较有影响的中医药团体。其中南非西医针灸学会自1996年起，就开始聘请国内中医学者，到2000年先后举办了10余期西学中进修班，300余名西医大夫接受了中医培训，开始接触，学习中医的遣方用药。在培训中强调遵循中医传统理论与方法，许多接受培训的医师日后成为推动中医针灸合法化的重要力量。

　　南非知名大学西开普大学中医专业的设立，进一步促进了人才培养，使中医药高级人才本土化，对中医药融入本土医疗保健体系有深远影响。本次非洲论坛就是由西开普大学中医系具体负责承办，该校教职员工积极参与学术交流，中医药非洲论坛将会常态化，每两年举办一次，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和中医药人才本土化培养。西开普大学中医专业的毕业生很多自己开业，扩大了中医师本土化队伍，也有利于“以医带药”模式在南非及非洲发展中医药。

　　尽管中医药在南非及非洲有很好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诸多挑战。中医药走向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就是：语言、疗效和营销。这是南非中医针灸学会副会长、南非中草药公司董事长张毅先生18年在南非发展中医药的经验总结。

　　语言能力是中医走向世界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除了一些国家对于中医注册有硬性的语言水平要求外，能够有流利的外语水平，有利于与患者沟通，建立信任感，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病情，提出治疗方案，提高治疗效果。长期凭借翻译不是解决问题的之道，所以，我国中医药教育必须狠抓外语水平，培养一批精通外语的新中医人才，有利于中医药的国际传播与发展。

　　疗效是中医在海外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医海外从业，没有疗效就无法长期生存下去，所以，必须要有过硬的医术，可以针对某些疾病，形成自已的诊疗特色，建立信誉，树立自身医疗品牌，以便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

　　市场营销是中医在海外医疗市场上不断发展建立品牌的重要手段。中国有句古语：“酒好也怕巷子深”，中医在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没有一定的市场营销能力很难打开局面。市场营销涉及当地文化风俗、价值观念等。如南非人动物保护意识较强，尤其白人群体，很多人拒绝服含动物成分的草药制品。中国早已颁布禁用犀牛角规定，中医就需要宣传和倡导使用道地药材，反对和限制使用动物药，这有利于获得外国人的价值认同，对提高中草药声誉有重要意义。

　　另外，要注重树立中药品牌。比如道地药材是中国中药的重要品牌，宣传和倡导道地药材，有利于中药的海外销售，但树立中药品牌要全行业共同努力。非洲市场很大，中医药适合非洲和非洲市场。在本次非洲论坛上，南非中医针灸学会副会长张毅透露，享有盛名的宁夏枸杞，2009到2010年曾风靡南非保健食品市场，但近2年受到虚假广告及价格战冲击，影响了市场。今后应共同维护中药的品牌形象和经营秩序，以利于中医药在国际上健康发展。

　　WHO的一份调查统计数据表明，非洲是疟疾重灾区，那里流行的是致命的凶险疟疾。据2013年统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占凶险疟疾发病数的90%。尽管有WHO采购的抗疟药物提供，但非洲不少国家希望能自主生产抗疟药。

　　坐落在埃塞俄比亚首都的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是该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该校教授、非洲天然产物研究中心主任兼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艾米亚斯·达格纳经过长期努力，成功将黄花蒿引种到了埃塞俄比亚。

　　“艾米亚斯将黄花蒿优良品种在非洲引种成功，而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的植物园里也有可观的种植面积，那里的科学家也在积极研究开发青蒿素。”叶阳回忆起当时的合作经历说，“但受限于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化水平，对于青蒿的使用还停留在晒干泡水口服的阶段。”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一直是提取青蒿素的植物原料黄花蒿的全球最大种植基地，全球90%的黄花蒿源自中国。”叶阳说，试验引种到埃塞俄比亚的黄花蒿中已经测得了0.63%的青蒿素含量，达到了工业化提取制药的含量要求。

　　既然患者在非洲，原料黄花蒿也可当地提供，相比于原料中国产、药物欧美造，让青蒿素“在非洲，为非洲”已成为一个更加经济合理的选择。

　　提到青蒿素，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会是诺贝尔奖得主、青蒿素第一发现人屠呦呦。然而，从发现到成药，青蒿素走过了漫长道路，无数优秀科学家为此付出了努力。第一个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第9版基本药物目录中国首创的抗恶性疟疾药物蒿甲醚，就是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老一辈科学家研发的。

　　通过长期而系统的研究，我国掌握了从青蒿种植，青蒿素提取、纯化，到蒿甲醚衍生化，再到复方蒿甲醚生产的全套工艺，至今还在不断研究和改进。

　　叶阳告诉记者，中国科学家在开展青蒿成分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泡水饮用的方法并不理想，因为青蒿中青蒿素以外的成分可能对人体产生副作用。目前，最好的方法就是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通过进一步工业化，制成蒿甲醚、复方蒿甲醚后用于临床使用。

　　为此，达格纳希望，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可以帮助埃塞俄比亚建青蒿素和复方蒿甲醚生产工厂。

　　带着埃塞俄比亚关于合作设计抗疟药物复方蒿甲醚的制剂车间的愿望，叶阳回国后立即得到了上海药物所、中科院国际合作局的大力支持。

　　“上海药物所与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在‘一带一路’科技合作上早有布局，让我们与非洲的合作走上了快车道。”叶阳说。

　　通过反复沟通需求与捋顺多方关系，双方的合作从2016年迈入正轨。去年，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访问期间，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见证了上海药物研究所与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签署《关于共建天然产物化学联合实验室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在以青蒿素为主的传统医药研发合作方面达成共识。

　　“这是一次科技引领的‘中国制造’对外输出。”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局长曹京华表示，双方的合作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潜在经济社会效益。

　　与百姓健康息息相关的科技合作拉近了中国和非洲人民的心里距离。“最近，中科院已将这个计划纳入了国际合作局‘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叶阳说。从今年开始，他们通过中国科学院大学药学院，已经在为非洲培养药学硕士和博士人才——不仅免学费，还提供生活补贴，资助期限长达3年。“建立药物生产企业还会明显带动当地的工业水平与人才发展。”他说。

　　而在达格纳看来：“这个科技项目的顺利推进，将会见证中国和非洲友好合作的未来。”

　　展望未来，中科院院士、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凯先表示，以建设“一带一路”为契机，推动民族药资源的开发利用、新药创制和中亚药物的研发，促进中药和天然药物以及药物研发技术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将有利于进一步有针对性地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合作模式在更多国家复制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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