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资本市场平台推进国企混改，可以让“老树发出新芽”

郑瑟

　　11月1日下午，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联合韦莱韬悦、复旦大学与陆家嘴人力资源联合会成功举办“第十届韦莱韬悦-复旦大学精算科学论坛暨2017国企混改与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研讨会”。80多名来自政府部门、企业、专业机构等方面的嘉宾共同探讨精算在服务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的应用与实践。

　　复旦大学对外联络与发展处处长杨增国先生与韦莱韬悦全球养老金业务负责人John Ball先生签署合作协议，并与韦莱韬悦养老金与精算服务业务中国区总经理伍海川先生、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分党委书记侯力强先生、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秘书长罗新宇先生和陆家嘴人力资源管理联合会联合会副秘书长朱丽萍女士为10名复旦大学获奖学生颁发本学年奖学金证书。

　　随后，韦莱韬悦专家、复旦大学概率统计技术与精算系副主任李荣敏、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特聘专家葛培健以及上海仪电集团企业代表们，共同围绕国企混改中的精算技术应用与人力资源管理等话题进行了主题分享。《2016-2017年度上市公司离职后/辞退福利披露调研报告》也在论坛中发布。

　　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人力资源始终是核心问题之一。韦莱韬悦养老金与精算咨询中国区总经理伍海川指出，国企混改过程中，需关注员工福利隐性成本，审慎评估企业公允价值。主动管控员工福利风险的前提，是充分认知客观的隐性成本，而科学合理的精算评估技术是实现充分认知的有效途径。伍先生结合实际案例以及公开市场数据，分享了重要的精算参数，即生命表，在企业福利负债评估中的实际影响。复旦大学概率统计技术与精算系副主任李荣敏先生也介绍了复旦-韦莱韬悦对中国生命表的跟踪研究，包括前期银行业和建筑业首创性的行业生命表研究，以及本年度新一期的建筑业、汽车业、制造业的分行业生命表研究成果。

　　国企混改大背景下的国企人力资源管理如何创新，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特聘专家葛培健分享了一些看法。首先，他分析了十九大国企混改新要求，《报告》旗帜鲜明提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其次，他指出，未能建立与市场相匹配的人才管理体制机制，导致在现有体制框架下，企业人力资本激励机制的长期失灵。“薪酬待遇”等硬指标导致人员心理选择性动摇，“价值实现”等软环境限制，造成人员干事创业的动力不足。最后，他就“建立劳动与资本相结合的新公有制”问题提出了三种探索性措施。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资本市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有了新的结合点。如在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方面，资本市场无疑是一个重要平台。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谈及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时曾表示，资本市场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力作用，资本市场发展好了，会给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很好的空间。

　　事实上，从近日彭博发布的2017年前三季大中华地区兼并收购排行榜可以看出，前三季度中国企业并购数量攀升，其中，中国企业(不含港澳台地区)参与4031宗，交易金额4664亿美元，参与数量同比大幅攀升42%。而从交易金额来看，大中华区企业涉及的前十大交易金额达1097亿美元，国有企业混改、“一带一路”、行业内资源整合等概念表现抢眼。

　　在业内人士看来，借助资本市场平台推进国企混改，可以让“老树发出新芽”。具体来看，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各类资本市场，大力推进国有资产资本化、证券化等;另一方面，通过借助资本市场实现国企改革目标，在提高相关企业竞争力和效益的同时，也可以让上市公司质量得到改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国企研究室主任项安波也认为，在推进国企改革过程中，混改只是手段，促进企业转变经营机制、激发活力、提升效率才是改革的真正目的。

　　值得关注的是，在推进混改试点工作过程中，上海和江苏有一个共同点，即以上市为主渠道、以发展公众公司为主要实现形式推进混改。

　　项安波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这与两地的国有资产质量较好、国有企业发展较为规范、与资本市场对接较为便利等因素有关，也与两地认为“上市是混改的高级形式”的基本思路有关。

　　具体来看，国有资产资本化和证券化一直是上海深化国企改革的主线，推动企业集团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是其工作重点;而江苏省也长期重视国企上市工作，目前全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量已达50户，正在培育的上市企业有39户，下一步还要继续扩大上市数量和规模，提高资产证券化率。

　　项安波表示，上海、江苏两地的实践证明，资本市场的公开竞价和监督，保证了资产评估程序的公正公平和规范透明，既能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升市场化水平、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也有助于减少行政干预。资产证券化是最受社会资本期待和欢迎、也是争议最少的混改模式，应大力支持和加以推广，并配套完善土地、税收、“历史遗留问题”处置等相关政策，把(整体)上市与资产优化重组、股权激励等相结合，处理好与企业发展战略、员工持股、垄断产业改革、资本市场等方面的关系，使上市成为国企混改的主渠道。

　　除引入民间资本、员工持股之外，引入外资有望成为国企混改新亮点。

　　据媒体报道，国家正推出多项政策鼓励外资参与国企优化重组，简化程序，放宽限制，特别是下一步将继续鼓励外资参与国企混改。

　　上月中旬，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的限制，鼓励外资参与国企优化重组，鼓励外资参与国企混改，持续推进专用车和新能源汽车制造、船舶设计、支线和通用飞机维修、国际海上运输、铁路旅客运输、加油站、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呼叫中心、演出经纪、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明确对外开放时间表、路线图等。

　　事实上，今年以来，促进吸引外资的政策“轮番上阵”。今年年初，国务院就印发《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对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进行部署。随后，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陆续出台，进一步缩减了对外商投资的准入限制。

　　目前，央企正纷纷布局推动混改，其中外资参与混改的身影已经显现。今年6月落地的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旗下东方航空物流有限公司混改，就引入了普洛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作为战略合作者，并占股10%，在资源互补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此前，中石化、中信集团等企业也不同程度地在混改中引入了外资。

　　此外，各地方国资正在酝酿配套政策和方案，吸引外资参与地方国企混改。比如，日前，上海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根据该意见，大力推动上海国有企业“跨地区”“跨所有制重组”，吸引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及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参与本市国资调整和国企重组。同时，包括上海市国资委在内的相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实施细则和工作方案。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就开始利用外资推进国企改革，但直到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涉及国企混改的顶层设计才正式出炉。随后，国资委等部门开始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落实混改试点工作。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有关国企混改的政策。

　　无疑，引入外资参与国企混改，不但意味着资本的流入，而且往往还意味着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输入。此外，引入外资参与国企混改，还有助于国企实现全球化战略，建立国际化的研发、制造和销售服务网络。

　　当然，引入外资参与国企混改，还需要对外资进行必要的安全性审查，确保不会对产业安全产生严重不利影响，而那些涉及国家战略安全的领域，不应该包含在向外资开放的范围之内。

　　应该看到，鉴于法律、经商环境等存在诸多异同，外资参与国企混改还存在一些障碍。目前，外资参与国企混改还面临股权比例难以确定的问题。虽然我国已经规定，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的领域可以保持国有绝对控股，涉及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可以保持国有相对控股;但是这些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有待进一步明确股权比例。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认为，国企引入外资不能一概而论，应在细分产业链的基础上进行。“普通的民用产业中也可能承担军品任务，国防科工等军工国企也有民品，因此很难笼统地说某一领域、某一企业是否应该开放，应该对此做适当限制，在准入、股本占比、经营领域、合作方式等方面作出相应规定。”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外资参与国企混改，其最终目的是追逐全球利润最大化。这意味着引入外资在促进国企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国资流失等负面影响。比如，如果外资控制了合资企业,为逃避税收,或为其母公司利益,往往采取内部转移价格等手段造成合资企业的“亏损”,从而名正言顺地不分红,使合资中方蒙受损失,国资也隐性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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