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归国潮”显示了祖国的飞速发展与综合国力的提升

郑瑟

　　这是一个民族史上罕见的人才回流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正形成最大规模留学人才“归国潮”。截至2016年底，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265.11万人。仅2016年就有43.25万留学人员回国，较2012年增长15.96万人，增幅达58.48%。这是一个国家崛起于世界舞台的“磁场效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和不断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对海外人才形成了强大的吸附力。拥抱“中国机遇”，投身“中国梦”，成为众多海外人才的共同选择。

　　曾经被誉为天之骄子的“海归留学生”几乎就是高薪，白领，精英的代名词，属于“养在深闺人未识”奇货可居。光阴冉冉时过境迁如今超过八成的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留学生“归国潮”显示了祖国的飞速发展与综合国力的提升。

　　过去我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发展水平与综合实力较弱，出国留学费用在一般家庭属于天文数字，只有依靠国家与对方大学的奖学金还需要勤工俭学才能完成学业。国外优厚的收入待遇，良好的发展机会，舒适的居住环境造成本来数量就稀少的留学生许多滞留不归，当时的祖国处于改革初期，百废待兴经济基础薄弱，科技力量落后，难以给高素质的留学人员提供适合发展就业岗位与创业环境，致使人才大量流失。

　　由于祖国的改革开放深入，经济的发展与居民收入的增加，国外过剩的教育资源，使得出国留学失去神秘面纱，出国留学走向大众化。使得中国教育的更加多元化，让更多有着经济实力家庭把孩子送到海外追开阔眼界学习进修，打开的窗口让学生有了更多上升发展空间，也使得当初精英留学变成了寻常百姓的众多学校教育的的一种选择。

　　国家 “一带一路”蓬勃发展的市场商机，“高铁”“航天”科技的巨大进步，弯道超车的跳跃式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 “火车头”。优越的创业环境、投资机会形成了巨大人才“磁场”。“千人计划”“人才签证”“留学生创业”更是呼唤着更多优秀留学生参与到建设强大的祖国潮流中。“归国潮”现象也让我们清醒看到我国已经由“学历社会”走向“能力社会”，衡量人才不再 “崇洋”，更多的是考察人才本身的能力和素质，国家发展需要更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归来，将来成为祖国栋梁!

　　150多年来，一波波海外留学大潮兴起，一代代海归学成回国，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如今，一方面，中国年轻一代“出国潮”热度不减;另一方面，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前景不明朗、科技投入有所减弱的情况下，“回国潮”也必然成为大趋势。中国出台的各种人才政策，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始于改革开放政策、历经三十余年的留学潮，正在给中国带来空前规模的人才“回国潮”;而新一代“海归”则让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真正融入到全球化和现代文明体系之中，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是一个需要未来解读的命题。

　　今年11月初，鲁白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举办了一场讲座，面对台下数百名华人学者和留学生，他一开场就把演讲的题目打在大屏幕上：To stay or to return(留下还是回去)。这个问题不仅是当天与会者最关心的，也是多年来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和留学生们讨论最多的。

　　六年前，鲁白在一位华人科学家的家里参加了一个为期两天的聚会。当时的参加者还包括施一公、饶毅等在美国生命科学领域已是卓有成就的华人科学家。话题的焦点不知不觉就集中在了一个问题上：To stay or to return。

　　如今，鲁白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这一次，他是以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的身份到访哈佛的。当年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施一公现在已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那次家庭聚会的另一个参与者饶毅今年刚刚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的位子上届满，他和施一公一起因为时常对国内科研文化与体制问题发表独立的看法，而成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海归科学家。

　　鲁白的前半生就像是一个“美国梦”：从他“上山下乡”所在的上海郊区农场考上大学，再赴美读书，取得博士学位，最终留在美国工作，直至在世界顶级科研机构里领导一个团队。如今，他回到国内重新开始，他的选择无意中又契合了最近一年来才为人们所熟悉的另一个名词——“中国梦”。

　　从人才流失到人才回流

　　鲁白的经历在中国的一代人里很有代表性。他们出国又回国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方面的重视。2007年，美国民间智库考夫曼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报告，首次提出了“人才回流(reverse brain drain)”的概念。这份报告指出：美国正在遭遇历史上第一次人才流失，那些来自印度、中国的技术移民正开始“回流”到他们的母国。

　　自“考夫曼报告”提出“人才回流”现象以来，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出现，人才从欧美发达国家回到新兴国家的趋势日益明显。2005～2010年，巴西旅居国外的人数从400万减少到200万，最近两年，在该国合法居留的外国人数则增长了50%。巴西甚至称，他们正在变成一个“新移民国家”。

　　而对于中国来说，没有出国潮，就没有回国潮。

　　1982年是恢复高考后第二届大学生的毕业季，改革开放政策也已推行开来。出国深造成为有志于科学事业的青年学生的首选，鲁白也不例外。当他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时，已经联系好国外一所大学并得到了奖学金。但在办理出国手续的过程中，却遭遇了新的出国留学规定，生生地将他拦在国门之内。同时，他也错过了考研与工作分配的好机会，只能“沦落”到去浦东陆家嘴附近的一所师范学校去教书。教了一年生物学以后，鲁白考上研究生，再次回到大学读书，也重新燃起了出国深造的希望。1985年，他和住对面床铺的室友饶毅一起，在离研究生毕业还差一年的时候，就拿到了赴美签证，成为全班最早自费出国留学的两个人。

　　在鲁白与饶毅的带动下，他们的研究生同学几乎都选择了出国，且大多没有回来。这样的出国热潮，几乎贯穿了中国20世纪的最后20年。据统计，1990～1999年，在科学与工程领域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中，博士滞留国外的比例高达87%。《科学》杂志曾把中国的清华、北大称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严重的人才流失。1978年，文革刚结束，邓小平在要不要派留学生出国深造时就表示，“即使1000人当中有100人滞留不归，还是有900人回国了。”到了1992年，他调整了表述——“中国不应该仅仅因为有一批留学生滞留不归就不再派学生到海外留学深造。即使有一半人不愿回国，还是有另一半人回国支持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发展经济和科技，就要依靠具备国外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也要“忍受”人才流失，这成为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才问题的基本状况。

　　然而，今天，是继续呆在美国还是回到中国，已成为在美的留学生与华人科学家们不得不权衡的一个问题。鲁白读研时同寝室的4人中，已经有3人全职回国工作，其中包括于2007年率先全职回国的饶毅。

　　数字更能说明这一变化：1978～2007年的30年间，中国总共约有121万人到海外留学深造，但累计只有32万人回国。而在2008～2012年间，出国与回国的人数分别为140万和80万，短短5年里的回国人数就是前30年总和的2.5倍。2012年，留学人员的回国数量达到27.29万人，超过70%的留学生选择回国就业，被一些机构称之为“史上最大回国潮”。

　　有人将目前发生在中国的人才流动趋势与日韩曾经的经历相提并论：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与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日韩两国就曾分别迎来了“海归”大潮。类似地，中国也是在举办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之后，紧接着出现了海外人才加速回流的势头。

　　这个类比隐含了一种期待：中国也将像日韩那样，在赢得人才这最后一项也是最具价值的生产力要素之后，完成经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对此，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非常乐观，他认为，未来5年，中国将迎来回国人数反超出国人数的历史拐点。

　　而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李侠则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尽管美国最近经济不景气，但它拥有世界上最成熟的市场经济，具有自我修复功能。未来二三十年内，美国作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人才流入中心的局面不可能逆转。近年有人提出的所谓“人才抄底”是个伪命题。

　　站在哈佛的讲台上，鲁白用自己在美国24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来谈论回国的问题，这比各种争论显得更加直观。就在他此次到访哈佛期间，国内公布了旨在对高层次人才给予特殊支持的“万人计划”首批入选者名单。虽然媒体在对该计划的解读中，亮明它“是一个对国内高层次人才给予特殊支持的计划”，但又特别突出了入选“第一个层次”的是“具有冲击诺贝尔奖、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的杰出人才”。显然，这样的人才几乎无一不具备海外留学的背景。

　　回家的诱惑

　　告别了美国东部小城贝塞斯达的蓝天白云，鲁白在努力适应北京的生活。他在清华的办公室里有一台价格不菲的空气净化器。不过，仍旧像美国人一样，他在窗台上摆了一张iPad大小的家庭生活照，而非国内流行的自己与领导人的合影。

　　“你可以抱怨中国的一切，但你唯独不能抱怨的一件事是在中国的机遇。”在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鲁白重复了这句海归们常说的一句话。

　　第一次出国受挫的打击，包括办出国手续时遭遇的办事人员的冷眼，曾令鲁白对国内的环境深深失望。当年临走时，他甚至决心“再也不要回到这个落后的地方”。

　　1998年，已出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神经发育研究室主任的鲁白回国探亲。一位旧友请他去上海一家颇有名气的旋转餐厅吃饭。站在摩天大楼的60层俯瞰上海，这位已官居上海某国有企业集团负责人的好友自豪地指点着窗外说：“你看，黄浦江上的这座桥是我们造的，那条内环线是我们参与建的，那块地我们也批下来了……”顺着朋友的比划，鲁白看到，当年他曾教过书的陆家嘴，正在从荒凉的郊区变成上海最繁华的寸金之地。当他的儿时伙伴正在亲身参与这样一个令人激动的伟大过程时，他却只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观。

　　鲁白感到，他印象里的那个中国正在改变。伴随经济实力的提升，从1990年的“海归人员创业种子基金”开始，中国为留住人才、吸引海外人才，开始了各种积极尝试，其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有1994年中科院的“百人计划”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及1998年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

　　从1990年代末期起，鲁白开始涉足国内科研事务，担任科技部海外顾问，并参与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制定。他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建议，对科研人员的考核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国内专家，应该实施海外同行评议。这一建议很快就被采纳。如今，自然基金委是国内科学界公认的在科研经费分配上较为公平与透明的机构。此外，他还与饶毅、及另一位美籍华人科学家梅林一起，创立了“鲁梅饶联合实验室”，即中科院上海神经研究所的前身。

　　根据2011年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崔大伟(David Zweig)对中科院海归科学家的一项调查，海归回国的最重要原因是“能在国内做自己的事情”，持这一观点的人占到35.7%，远远超过排名第二、三位的因素“在海外难以找到发展机遇”和“回国后能获得比国外更高的社会地位”。

　　回国的动力不只于此。当崔大伟在询问“为何海归数量上升”时，海归们最多的回答则是：“中国人不能融入西方主流社会”。

　　今年36岁、在美国最大的私立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斯克利普斯研究所做副研究员的王初，最近正在收拾行囊，准备回国。自本科毕业出国以来，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12年。但他始终觉得与这片土地没有感情。

　　“美国的人际关系确实轻松简单，每个人对我也很友善，但与他们之间无法建立较深的私人友谊。比如，如果我谈到自己小时候喜欢小虎队，他们能知道那是什么吗?”此外，由于是独生子女，王初的父母也很盼望他能够回国。根据国内媒体的一项调查显示，有90.9%的留学生因为不想远离父母而回国。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留学生来说，他们作为独生子女，与家庭的相互依赖程度比较高，“回家的诱惑”是回国的主要原因。

　　“人才抄底”

　　实际上，就在当年鲁白和施一公、饶毅等人在美国热烈讨论去留问题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与国内科学界实际的接触。鲁白以智囊角色为国内建言献策，饶、施二人已成为国内一些科研机构的客座教授。他们对要不要全职回国工作的讨论，也反映出在2008年之前，国内的各种人才计划尽管也吸引了一批海外学者，但在总体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对此，长期研究中国科研人才与制度的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副教授曹聪指出，已经回来的人才里出类拔萃者并不多，海外留学生中那些最优秀和最出色者如鲁、饶、施，因为个人或体制等问题尚没有“全时海归”。这使得原本仅负责管理党的高层次干部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在科教部门实施了诸多吸引海归的“工程”“计划”之后，不得不亲自出马充当“猎头”。

　　2008年12月，中组部颁布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俗称 “千人计划”。这一计划被美国学者形容为“极具雄心”。它所提供的物质条件虽然还不能向美国一流大学正教授的水平看齐，但也是国内各类人才计划中最高端的项目。

　　饶毅与施一公成为“千人计划”第一批引进的人才，也是这一波回国潮里最具国际声望的科学家。“千人计划”原本旨在5到10年内从海外引进2000位专家，但实施近5年来，人数已大大超过预期。截至2012年底，引进的“千人”已达3319人。

　　在“千人计划”催动下，各地纷纷建立“人才办”，推出配套的“地方千人计划”和其他名目的人才计划。比如，北京的“海聚工程”、湖南的“313计划”、苏州的“姑苏人才计划”、杭州的“5050计划”，同时设立留学生创业园、海归创业园等。截至目前，全国已建立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基地112个，留学生创业园260多个，吸引入园企业超过1.7万家，吸纳在园创业留学人才4万多名。

　　对国内此种做法，曹聪称之为“人才大跃进”。他说，依靠“计划”与“工程”来引进人才，会令政府与科研机构将引进人才当作一项政绩，令人才难以真正发挥作用。“这些人回来转一圈就拿那么多钱，肯定会引发很多问题与矛盾。”

　　矛盾的根源是“千人计划”的“超院士待遇”引发了国内研究人员的不满。由于目前国内科学界的领导人物也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所以有人将这种矛盾看做是新海归与老海归之间的利益冲突。2011年，饶毅与施一公参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双双落选，就被看成是这一矛盾最直接的体现。

　　李侠认为，“海派”与“土派”之争，目前已经被极度地表面化与庸俗化，却恰恰遮蔽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即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长期严重缺乏公正度。权力与利益之争，是这种扭曲政策带来的结果，而非问题产生的原因。

　　“千人计划”还存在其他方面的隐忧。2013年5月，美国曼哈顿联邦法院指控纽约大学中国籍教授朱宇东等人，涉嫌向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位于深圳的一家研究院提供关于磁共振成像的非公开信息，以换取学费、房屋租金和其他费用。其中，朱宇东为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引进的“千人”。此事发生后，有评论认为，这是美国政府有目的地利用法律手段向中国的人才计划“开刀”。

　　之所以能够让美国找到阻挠中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路子，是因为部分“千人”确实存在着“两边通吃”的情况，即继续维持国外的科研与教学工作的同时，又回国拿高额薪水。

　　鲁白指出，随着中国吸引人才的力度与规模越来越大，有越来越多的高端海外人才回到国内，这已经引起了欧美等国的高度关注。在这个时候，国内的用人单位与科学家本人就要更加小心，不要因一己私心而触犯法律。

　　“千人”之后

　　曹聪对现有信息进行梳理后发现，真正回来的“千人”恐怕不超过10%。他说，“启动千人计划时，是希望能真正吸引回来一些‘大牛’，但从现在的效果来看，像饶毅、施一公这样的仍在少数。”

　　李侠则认为，国家把钱花在人才身上，总比用在其他地方要好。但值得讨论的在于，一些“千人”在引回来的时候已处于学术平台期或下降期，国家实际上是在为他们过去的成就买单。同时，这样的人一般年龄都有四五十岁，由于家庭因素，客观上也难以做到全职回国。

　　2011年，一项算是对“千人”的弥补计划——“青年千人”开始启动。这一计划面向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并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40岁以下青年科研人才，同时强调要全职回国。此前，“千人计划”曾因引进步伐过快而饱受诟病，“青千”明显放慢了步伐，计划每年只引进400名，到2015年共引进2000名。

　　王初就是在“青千”的召唤下回国的。他研究的方向叫化学生物，是最近几年刚刚发展起来的比较新的领域。在美国，这个领域内的人才已经有很多，竞争激烈，加之最近美国经济状况不佳，想获得充足的经费支持并不是那么容易。但在中国，由于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还很少，他会获得更多资源来从事自己想做的研究，并会更加容易崭露头角。因此，王初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理由不回来。

　　“青千”得到了鲁白、曹聪与李侠的一致认可。李侠指出，博士生与博士后是最富创造力、最有战斗力的群体。由于他们比较年轻，还没有子女就学等问题的困扰，也更容易在国内真正扎下根来。

　　除了“青千”，“千人计划”序列里还包括“外籍专家千人计划”与“顶尖人才和创新团队项目”。后者将目光瞄向了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等10项国际大奖的著名科学家，这可能会带来更大争议。2008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法国病毒学家吕克·蒙塔尼曾试图进入“顶尖千人计划”，但没有通过中方的专家评审。这位78岁的老人曾因共同发现艾滋病毒而闻名，但他目前最感兴趣的却是“高度稀释的病原体DNA所发射的电磁波”。尽管国际科学界普遍认为这个现象是无稽之谈，但蒙塔尼在2010年接受了上海交大的邀请，在中国继续他的这一“最新研究”。

　　对于“千人计划”，王辉耀看到了更多积极的方面。“如果没有‘千人计划’的推动，中国的绿卡制度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进行改革。”此前，中国的绿卡曾经号称“世界上最难申请”。但为配合“外专千人”的开展，2012年9月，中国政府颁布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开始降低海外人才落户中国的门槛。他指出，不论是以何种方式引进人才，最终都都要落实在具体的签证、绿卡、入籍等这一整套保障体系上。因此，更重要的其实是绿卡政策，这才是中国持续引进海外人才的最基本制度。

　　曹聪认为：“说到底，中国仍在自上而下地、依靠政府行政手段来引进人才，而不是每一家研究机构与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自发地来引进人才。政府本应该做的，是制定好政策，建设好制度，为这些海外人才的回国铺平道路，但现在，却从裁判员变成了运动员，亲自上阵去猎取人才。” 不过，国内专家也指出，如果没有中组部介入，很多配套政策不能得到落实。实际上中组部做的是推动和界定政策，直接操盘的是大学和研究所等具体单位。

　　曹聪说，一旦一个国家或地区变得富强起来，相应地就会出现人才回流的趋势，如台湾地区在1962～1985年间，只有4%的留学生回来;但从1980年末期开始，留学生回归率开始上升，达到34%。台湾出现的海外留学生回归浪潮，不仅是对其高科技领域新的、不断增加的机会的一个积极回应，也与当时台湾的政治控制有所放松及民主进程有重要关系。如果想要吸引那些留居国外的人才回国，除了优厚的经济条件与机遇，一个稳定、法治和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也同样重要。

　　与前辈海归们有所不同，对于更年轻一代的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主要看重的是个人的事业追求与物质生活条件。“其实也不能苛求他们，因为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曹聪说，即使面对祖国积极提供的各种人才引进政策，他们也只会在不给个人职业前景带来损害的情况下回国做贡献。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要真正吸引海外人才的回流，还有很长的路的要走。 ★

　　“洋院长”上任记

　　中国的社会环境与人才政策不仅吸引海外留学生与学者的归来，非华裔的高端人才到中国寻求发展机会，也已经不算罕见。天津大学请来的“洋院长”就像“煎饼果子”一样融入到当地的环境中

　　记者/钱炜(发自天津)

　　2010年10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身为苏黎世大学理学院教学院长的杰伊·西格尔到天津访问，经朋友介绍，来天津大学药学院作了一场学术报告。晚上一起吃饭时，西格尔给药学院老师们讲述了自己颇具冒险色彩的学术生涯。

　　西格尔原本是个地道的美国人，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曾在法国路易﹒巴斯德大学随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简·马里·莱恩作博士后研究。完成学业后，西格尔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到正教授。2003年，他应苏黎世大学邀请，出任有机化学研究所共同主任、工艺化学实验室主任。通过10年的努力，他将实验室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分子设计中心。眼下，西格尔在苏黎世的聘期已满，他希望将重心转到亚洲，寻求在泰国或台湾等地复制自己在苏黎世大学的传奇。

　　听到这里，药学院的一位老师径直说：“你不要再去找其他地方了，就来中国吧，来我们天大药学院。”在场的药学院党委书记冯翠玲则介绍了中国正在力推的引进高端海外人才的“千人计划”。眼下，药学院已经拥有了一位“千人”特聘教授理查德。冯表示，如果西格尔愿意来天大，以他的条件，应该也可以入选这一计划。听到这儿，西格尔两眼发光，因为他认识理查德，两人是同行。

　　“西格尔认为，既然理查德选择了天大，那么这肯定是个好地方。他也要申请‘千人计划’，来天大试试，”冯翠玲回忆说。

　　就这样，天大用一顿饭就找到了一位新院长。作为药学院的元老级人物，冯翠玲非常兴奋，她总算为学院物色到了一位“靠谱”的院长人选。当时的院长赵康，也是一位美籍华裔科学家，已经在天大度过了10年时间。药学院一直希望再找到一位类似赵康这样具有国际声望的科学家来担纲，而西格尔的资历与经验，显然再合适不过。

　　2013年拥有118年历史的天津大学，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真正的外籍院长，开始试水“学术特区”。“千人计划”特聘教授西格尔正式成为该校药学院的全职院长。

　　西格尔上任后，首先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科学》《自然》上刊登 招聘启事。“向全球招聘老师，这在以前，是我们根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杜云飞表示。但西格尔坚持这么做。他认为，如果有人来应聘，就说明他平时常看《科学》与《自然》。一个经常翻看这些杂志的学者，其科研水平起码有一定保证。既然要将目标定位为世界一流，就要在一流的平台上做事。

　　这也是校长李家俊的雄心。他希望通过他这一辈人的努力，使天津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过，西格尔纠正了李的这一说法，不是“成为”，而是“恢复”。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堂成立于1895年。它的起步时间与当时的办学模式，都与美国大学基本一致，并以工科而闻名。在认真研究了天大校史后，西格尔这样告诉来访的一位诺奖得主，“如果没有战争，天津大学就会是中国的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如今，天津大学要想“恢复”世界一流，就要“恢复”到世界主流的大学模式，途径之一就是国际化。同时，李家俊也深知大学教育改革的难度。为此，他需要先在小范围内做一些尝试，而药学院“船小好调头”，是理想的试验田。李家俊表示，在国家允许、学校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会给予西格尔及药学院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使之成为天大的“学术特区”。

　　成立于2001年的药学院，是天津大学最年轻的学院之一。目前，药学院总共有40名老师，其中50岁以上的只有5位，其余全都在三四十岁左右。学院里的老师很多都是海归，加上西格尔，已经拥有3位国家级“千人计划”特聘教授、两位“长江学者”。冯翠玲说，由于成立时间不长，药学院的最大优势就是国际化和年轻化，人际关系简单。这对“洋院长”的施政来说，都是好事。

　　西格尔对冯翠玲赞不绝口。他表示，自己在学院里推行的改革，“全靠翠玲的协调与执行”。药学院原来流行一句话：“没有院长可以，但没有翠玲不行。”作为一名党龄近30年的党委书记，今年50岁的冯翠玲并不是人们印象里的“马克思主义老太太”。招牌式的清脆笑声，与直爽利落的行事风格，更像是一位留洋回来的现代女性。但实际上，她曾经连一个英文单词都不懂。与西格尔的邮件联系中，冯翠玲依靠翻译软件对着单词一个一个地查看和回复。“我几乎是亲眼看着药学院成长到今天的，每一步也都亲身参与。赵康院长给药学院开了个好头，打下了基础，我退休之前的最大追求与心愿，就是能使学院再上一个台阶。”冯翠玲这样解释自己。

　　“跟西格尔打交道越久，我就越有信心。他首先很有激情有干劲，他曾跟我说，在天大两个月的时间，他做了过去在苏黎世两年的事情。但是同时，他也懂得妥协的艺术，”冯翠玲说。

　　西格尔上任后聘请了海外学术顾问委员会，让专家而非行政官员，来决定学院战略发展方面的大事。利用他的学术资源，西格尔请到了6位海外学者担任药学院的学术顾问。而学术顾问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着手做的，就是对前来应聘的学者进行评估与遴选。

　　对于中国大学里的“党委”，西格尔并不像其他海外学者表现得那样无法理解。他还向前述那位来访的诺奖得主介绍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委员会，帮你把学生管理好，把行政杂事处理好。对此，冯翠玲也很欣慰，“西格尔政治上很成熟，他很能适应新的环境。”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西格尔确实也很适应在中国的生活。“我还会在路边摊买煎饼果子吃，好吃极了!”他说。

　　在西格尔与天大商量来津工作的细节时，香港一所大学曾经找到他，希望他能来担任学校理学院院长。西格尔的妻子Kim也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由于语言问题，她更倾向于去香港。但西格尔在一番考虑之后，仍旧选择了天大。对此，他解释说，“香港那边的基础已经够好了，我去了那里，可能不用做什么事。但天大药学院不同，它还有很大的潜力向上发展，需要我做的事情会有很多。我喜欢这个挑战。” ★

　　当海归遭遇“国情”

　　一个海归的经历，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困局

　　记者/钱炜

　　“我看起来像美国人吗?”

　　“一点也不像!”

　　“这就对了。我的中文虽然退步了，但在全院大会上讲话，我宁可用词不标准，也从来不夹英文单词。我在这方面非常谨慎，就是不要让大家觉得我是个美国人。”

　　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尽管徐韬谈论的是他最近的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但是他声音不大，语调平缓，说话一直不紧不慢，唯一的情绪流露只是皱皱眉头。这位美籍华人穿一件藏蓝色的外套，上面没有任何品牌标记。稳重内敛的气质，看起来更像是一名体制内的“干部”，而不是一位在美国生活过25年的公司高管。

　　2008年前后，北大医学部为了让当时的口腔医院(也是口腔医学院)走出发展的低谷，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院长的合适人选。医学部的领导物色到了徐韬，并向他表示“如不出意外，希望能做满两个任期”。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主政北大口腔医院的中华口腔医学学会名誉会长张震康也认为，“如果在院外找到一名有能力、有作为的人才来掌舵，起码要给他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使医院有个彻底的转变。”

　　徐韬接到邀请后很动心，但要做出选择却有点难：当时，他已跻身于美国前5%的富裕阶层，住着花园别墅，连自己的小猫生病了公司都负责给看病。如果回国，各方面都会有非常大的落差。一位在美国的校友帮他列举回国后的弊端：“第一，经济上受损失;第二，身体健康受影响，毕竟国内应酬多、工作繁重;第三，生活上也受影响，两地分居，缺少家人照顾;此外，还总会被当做外国人看，受到‘歧视’。”

　　但徐韬一直有心回报母校。女儿一句话道破天机：“你从来就没有觉得自己是真正属于美国这块土地。因为你的根不在这里。”最终，徐韬于2009年接受母校邀请，辞掉在美国的高薪工作，全职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院长，并入选中组部“千人计划”。

　　今年9月2日，在徐韬的第一个合同聘期满5个月后，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找他谈话：“我们不能再聘任你了，虽然你是‘千人计划’引进的人才，但是由于你的身份(国籍)问题，不宜再当院长。你可以到学校来做点什么。也可以在口腔医院看看能做什么，或是你自己看着干点什么。”柯杨强调，这是“正常的换届和调整。” 在2013年9月24日新院长的竞聘答辩会上，柯杨又表示，“他(徐韬)不能连任，是根据国家对外籍人员的有关规定做出的……这并不代表是对徐韬院长和他领导的党政团队的否定。”

　　而在徐韬看来，这一决定既不符合他当初被聘用时学校的承诺，也有悖于聘任合同规定的条款。他的美籍身份四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如果由于身份问题就不能继续担任院长，这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徐韬表示，不反对正常的换届，但对此次换届程序存有疑问，对整个过程的操作不能认同。他将继续等待北大对他的下一步安排。

　　得知徐韬不再续任的消息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因为他推行了什么改革失败了?徐韬说，“我都没觉得我在做改革。”他知道自己作为一名“空降”院长，上任后保持稳定是首要目标。

　　新院长上任，照正常程序，医院的中层领导应该同时换届。但他并不着急，而是先花了一年时间了解全院情况，找每一位科室主任谈话。“美国人”的标签，也令徐韬处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不得不出席的应酬场合，他硬着头皮跟人喝酒。“如果我不喝，人家就会说我以美国人自居，摆架子、不合群。可如果我喝了，他们又会说我一个美国人也不过如此”。在他就职1年的述职报告会上，北大医学部的一位领导曾欣慰地说，徐韬终于安全着陆了!

　　随着工作推进，徐韬不可避免地还是会触犯到一些人的利益。第二年，他主导了中层干部换届，坚持公开竞聘，结果有78%的科室领导都发生了变动。此外，按国家规定，医院科室不能有小金库。如果查出来，院长就要负责。对此，他只能去加强管理，但据说这触犯到既得利益者。

　　总结上任4年的工作，他最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按照已有的规章制度，规范医院上下的行为，将风险降低到最小”。4年里，医院的规模与人数并没有本质变化，但各项指标均有大幅增长。

　　医学界有时会跟企业合作开展一些科学试验。过去，由于管理松懈，教授们都会拿着这些试验的结果找院长签字、盖上医院公章。但徐韬上任后，就禁止了这一做法。因为院长签字就代表着北大口腔医院认可这些带有商业背景的试验结果。徐韬解释说，“这样的做法是不合规的，可能会损害科学的公正与医院的名誉。”当时，有人对此还颇不高兴。结果不久，一家合作企业出了事缠上官司。幸亏徐韬没有签字，这位教授与医院都避免了法律纠纷。

　　海归回国后在工作上受挫，徐韬并不是唯一遇到这种情况的。2013年11月11日，浙江大学正式公布，“千人计划”特聘教授管敏鑫不再担任该校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一职。而管敏鑫是2011年1月1日全职回国工作的，任期4年。因此实际上，管敏鑫是被浙大“无端解聘”。

　　谈到自己的境遇，管敏鑫情绪较为激动，“我只是引进了一些人才，申请上了‘973’等一批项目，就引起别人的嫉妒、排挤，觉得我抢了他们的风头。”根据管敏鑫的复述，浙大解职他的说辞是，“无对无错，无是无非，只是为了学院的和谐与稳定。”

　　对此，英国诺丁汉大学副教授曹聪指出，中国社会的“关系”文化是海外一流人才不愿回国的首要原因。当那些在国外度过5年以上的专家学者回国时，他们之前与相关机构的联系已日渐疏远，他们的导师要么已经退休，要么已在学术界退居幕后，因此，他们并没有一个成功的社会网络来帮助和支持他们度过回国之后的最初适应期。“在中国，关系与学历同等重要。”

　　实际上，另一些海归情愿选择“脚踏两只船”的做法，即在继续维持国外的科研与教学工作的同时，又回国拿高额薪水。

　　相比之下，辞掉了在美所有工作的徐韬与管敏鑫会被一些人认为“傻子”。徐韬表情闪过一丝黯然地说，“如果一名外国人在国内待不下去，人们一般会说他‘不适合中国国情’。可我从小是在中国接受的教育、成长起来的，又在国外积累了25年的工作经验，按理说只会更成熟、更全面了。如果我在国外都能成功，反而在中国‘失败’了，那何为中国国情?”★

　　万人计划：积攒人才红利

　　把冲击诺贝尔奖当成“万人计划”的目标是一种误读。“万人计划”是一个人才导向的科研支持计划，希冀以此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探索思路和经验，给优秀的科研人员以更多支持，为中国下一步改革储备人才

　　记者/蔡如鹏

　　11月初，一份获得国家特殊支持的人才名单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不过，吸引公众的并不是名单上的入选者，而是官方媒体披露这项名为“万人计划”的人才计划将用10年左右的时间遴选支持1万名高层次人才，包括100名“具有冲击诺贝尔奖、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的杰出人才。

　　不过，把冲击诺贝尔奖当成“万人计划”的目标不仅存在误读，而且还可能过于狭隘。据熟悉该计划的人士称，作为国家顶级的人才计划，“万人计划”不会仅局限于某个奖项，而是着眼于国内人才质量与国际上的差距，为下一步的改革储备人才。

　　匹配“千人计划”

　　“万人计划”全称“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简称“国家特支计划”，是一项由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直接领导实施的国家顶级人才工程。

　　据公开资料显示，参与“万人计划”的部门包括中组部、人社部、中宣部、教育部等11个部委，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还专门设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专项办，负责计划实施的日常具体工作。

　　2012年8月17日，“万人计划”正式启动。当时的报道称，该计划将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从2012 年起，用10 年左右时间，有计划、有重点地遴选支持1 万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万人计划”由三个层次、七类人才构成。一是杰出人才层次，计划支持100 名;二是领军人才层次，包括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学名师、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五类，计划支持8000 名;三是青年拔尖人才层次，计划支持2000 名。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特别提到根据“千人计划”实施的经验。他表示，“万人计划”在实践中将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调整人才类别，不断拓展完善，逐步形成体系。

　　中科院一位负责该计划实施的知情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万人计划”的推出与2008年底实施的“千人计划”有密切的关系。

　　2008年12月，为抢抓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引才机遇，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实施了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掀起海外人才回国热潮。

　　5年中，该计划已累计引进近3319人，包括40多位发达国家的科学院院士等世界顶尖科技领军人才。

　　在“千人计划”引领下，2009年以来各省区市引进海外人才2万多人，2008年至今海外留学回国人数近80万。“千人计划”引进人才的数量、质量超出预期。

　　不过，在引进海外高端人才的同时，“千人计划”也引起不少国内人才的不满。其中，让国内精英感到不平衡的突出问题，是该计划给每位入选者提供100 万元的安家补助费。

　　2012年11月，耶鲁大学曾就“如何看待海归”对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0多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网民进行了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虽然中国民众普遍支持政府引进更多海归，但被访者也呼吁“土鳖”和“海归”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对海归的优惠政策应有限度。

　　调查中，在浙江省一所高校经济系任教的徐女士对引进海归学者的待遇颇有微词：“我比较反对现在院系里搞的一刀切政策，只要是国外回来的教授，就享受特殊津贴和一大笔科研经费。国外回来的专家和我们本土培养的教授应该说各有所长。他们在方法论上受到了更好的训练，但许多人其实并不十分了解中国的实际问题。”

　　许多受访者对海归政策的不满并不是因为害怕和海外人才直接竞争，而是因为政策倾斜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让他们输在了起跑线上。

　　前述不愿具名的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万人计划”的出台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国内各级各类人才的创新创业活力，防止“招来女婿气走儿子”。

　　2012年9月，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在出席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时表示，“万人计划”与“千人计划”是配套、平行的。‘万人计划’比‘千人计划’规模更大，因为国内专家、人才更多，但两者的支持力度一样大。”

　　激烈的竞争

　　在“万人计划”之前，有关部门已设立了不少人才支持项目，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建立的“杰出青年基金”、教育部的“长江学者”、中科院的“百人计划”等。“但相对比较分散，而且有的项目已实施很多年，必须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支持措施。”《人民日报》援引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的话解释。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万人计划’不铺新摊子，不设新项目，主要是对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相关重大人才工程进行整合打包，从国家层面提供特殊支持，形成与‘千人计划’同等地位的国家人才工程。”

　　按照这一思路，“万人计划”统筹了12项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及相关高层次人才项目。具体来说，青年拔尖人才的遴选是以2011年中组部推出的“青年英才开发计划”为基础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与原有的“文化名家工程”对接，教学名师则与教育部的“高素质教育人才培养工程”相对应……

　　也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该计划将评选平台分设在有关部门，后者负责组织相关类别人才的申报和初选。科技部设立杰出人才、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创业领军人才等评选平台;中央宣传部设立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评选平台;教育部设立教学名师评选平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设立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评选平台;中央组织部设立青年拔尖人才评选平台。

　　前述知情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万人计划”在遴选机制上也借鉴了“千人计划”的成功经验，“遴选程序实行初评、复评两级评选，初评由各相关工程牵头部门设立评选平台，采取部门推荐或专家联名推荐等方式，复评由各领域高级专家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评选委员会，统筹全局。”

　　一位入选“青年拔尖人才”的研究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海选到面对面筛选，竞争非常激烈，都是国内的尖端项目在比拼。”

　　据这位入选者介绍，他所申报的领域属于工程材料学科，这个学科在首轮海选中，就有超过几千人竞争。而最后一关，则要面对由国内知名专家组成的评审提问，淘汰率也在50%以上。

　　同行评议是国际通行的评议原则。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才计划需要专家主导的评审，包括挑选委员会。只有这样才能排除行政干预，把真正优秀的人才遴选出来，使同行信服、业内公认。

　　根据规定，对于入选者在有关部门原有支持的基础上，国家再从经费、政策、联系服务等方面给予特殊支持，形成集成效应。

　　特殊支持，首先体现在经费支持上。国家为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教学名师安排每人约100万元用于自主选题研究、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等;而对于杰出人才，将设立科学家工作室，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采取“一事一议、按需支持”方式给予经费保障，支持其开展探索性、原创性研究。

　　作为首批“万人计划”杰出人才入选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说，所谓“按需支持”并不是“要多少给多少”，而是“在经费使用上简化程序，少一些干预，多一些稳定和持续性”。

　　除此之外，国家还鼓励地方和用人单位配套给予适当经费支持，并参照“千人计划”有关政策规定，为“万人计划”制定落实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等方面的特殊政策。

　　与诺奖无关

　　入选首批“万人计划”杰出人才的科学家，除了周忠和外，还有其他5位，都是国内顶尖的研究人员。比如清华大学教授薛其坤，他首次在实验上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一发现被认为是中国人在国内完成的第一个“诺贝尔奖级”的科研成果。

　　有媒体在报道首批“万人计划”杰出人才入选者时，称其为“具有冲击诺贝尔奖、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的科研人员。此番描述被舆论解读为“中央将遴选100名具冲击诺贝尔奖潜力人才”。

　　前述知情人士说，这完全是外界对“万人计划”的误解。事实上，在中组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的通知中，“万人计划”并无“冲击诺贝尔奖”的目标，也无“诺贝尔奖”相关字眼。

　　这位知情人提醒说，一个被大家忽视的现象是，“如果按当前诺贝尔奖项的奖项设置看，入选首批杰出人才的6位科学家有3位的研究领域与诺奖无关。”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大凡抱着获得诺贝尔奖的动机进行科研的，没有一个是能获奖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曾说，“一个做科学家的人，为拿诺贝尔奖来工作是非常危险的。”

　　从事生物学研究的饶毅，同时也是一位科学史专家。在他看来，国际上对科研的支持从管理模式上分有两种，一是任务导向，一是人才导向。

　　“任务导向是需求方提出任务、或科技界从科学发展中提出重要的问题，大家竞相提出解决途径、显示能力，获得支持后努力解决任务。这是多年来国内主要的模式。人才导向是支持有能力的人，而他们中可能只有少部分能探索出大家没想到的方向和成果，从而起到比任务导向还重要的作用。”他说。

　　人才导向模式最成功的例子，是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1947年在剑桥大学成立的“生物系统分子结构研究机构”。此后二十年，该机构涌现出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成果包括上世纪最重要的生物学发现——DNA双螺旋结构。

　　饶毅认为，该机构成功的经验就是支持最聪明的人才，让他们通过自由探索推动人类现代科学前沿。“这是因为自然科学最前沿本质是不确定的，从而使得以人为本的支持非常有效：事先评审潜力，定期评审其进展，可以保证人才导向成为优秀模式、甚至最佳模式。”他说。

　　“万人计划”无疑是一个人才导向计划。周忠和希望这一计划能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探索一些思路和经验，给优秀的科研人员有更多稳定性的经费支持，能选择感兴趣的问题潜心研究，不为申请各类经费浪费很多时间，不需应付很多考核与评比，无需为工资发愁，充分享受科研的乐趣。

　　“与拿诺奖相比，我认为这更重要。”周忠和说。

　　人才战争

　　把冲击诺贝尔奖当成“万人计划”的目标不仅存在误读，而且也过于狭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王扬宗认为，作为一个国家层面的人才计划，“万人计划”不会局限于某个奖项，而是着眼于国内人才质量与国际上的差距，通过计划培养高层次人才。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中组部人才局局长孙学玉去年9月在出席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时表示，在经历依靠人口红利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之后，中国必须走向第二轮改革开放，要以创新驱动，以科技支撑，背后的核心是人才。从他的话不难看出，无论是“千人计划”还是“万人计划”都是在为第二轮改革储备人才。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是国内较早致力于人才问题研究的专家，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总量攀升至世界第2位，但要清醒地看到，这种增长主要是建立在依靠投资、资源和人口红利基础之上的，“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人口红利’转到主要依靠‘人才红利’上来。”

　　王辉耀介绍说，当前国际人才竞争越发激烈，“人才战争”硝烟渐起。许多发达国家通过改革移民政策，加大人才吸引或留置力度，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不甘示弱，纷纷加入全球人才竞争行列。尤其是1998年金融危机后，很多国家实施新的国际移民政策来应对经济危机，加大了人才吸引的力度。

　　今年4月，美国参议会公布了30年来最大规模的移民改革法案，措施包括将授予具有大学或研究生学历的技术移民的三年临时工作签证的上限从6.5万个提高到11万个;增发25000个涉及科学、技术领域的高学历人才签证。

　　近些年，中国在引进海外高端人才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王辉耀说，尤其是在“千人计划”引领下，有近百万留学生回流，其中高层次人才两万多，正在由过去的“人才流失国”逐渐转变成全球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国”。

　　“中国已经到了遏制人才流失、主动争夺外籍顶尖人才的阶段。”他说。

　　据统计，2009年回国海归人数首次突破10万人，比前一年增加50%以上。2011年底，中国留学人员回国人数新增18.62万人，比上一年增加37.7%。自改革开放以来，累计达到81.84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海归：从历史到未来

　　历经30余年的留学大潮，正在给中国带来更大规模的新一代人才回流。近年来中国出台的各种人才政策，直接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文/ 苌清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在海外的留学人员掀起了一轮回国热潮。出现这一现象的背景是，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而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连续几年保持在7%左右的增长率。尤其是在那一时期，有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令人们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普遍持乐观态度：第一，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WTO);第二，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这两个重大事件先后发生，让中国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海外华人也必然受到这一趋势的感染和影响，改革开放初期留学海外的各类人才开始涌动回国的热潮。

　　2002年，人民网在“五年成就100词”专栏中，对“海归”一词进行了全面解释：“海归是相对在国内学习、工作的本土人才而言的，指有国外学习和工作经验的留学归国人员。近几年，海归一词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热点词汇。”

　　实际上，从那时起，中国海外留学人员一直处于程度不同的回归过程中，近五六年来所出现的新一轮归国潮，使这一持续的过程达到一个新的热度。以至于英文媒体也借用中文里对海归的戏称“海龟”(sea turtle)来介绍中国的人才回流。

　　中国大规模出国留学最初始于近代，留学大潮的兴起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息息相关。1847年，19岁的广东青年容闳赴美求学，并于3年后考入耶鲁大学学习法律。1854年，容闳从耶鲁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成为中国首位留美学生。容闳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出国留学第一人，也是官派留学的首倡者。他作为海归，回国之后主持了“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组织了近200名幼童赴美接受西方教育。早期的中国留学生满怀报国之志，刻苦学习，他们的坎坷经历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根据150余年来中国人赴海外留学的历史，有人对海归的不同历史阶段进行了各种代际划分。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著有《海归时代》《人才战争》等书。根据他的归纳，近现代中国留学归国人员可分为五代。

　　第一代海归以容闳、詹天佑、茅以升等为代表，他们回国之后有的参加了中法海战和中日海战;有的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的开山鼻祖;有的是李鸿章的幕僚……总的来说，第一代海归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洋务运动的主力。

　　第二代海归主要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回来的留日学生和赴欧学生，属于“留学救国”的一代。他们中有革命家黄兴、秋瑾、陈天华、蔡锷，以及一大批民国时期和国共两党的政治家、军事家。首届南京临时政府内阁成员18人中，海归占16人;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中，超过一半是海归;在从法国回来的1600余名海归中，则包括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陈毅等人。

　　第三代海归主要是从欧美留学回来，以学习科学技术为主的人才。他们在自然科学各领域获得国外的硕士、博士学位。这些人中包括钱学森、钱三强等在内的许多人都成为声名卓著的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成为新中国社会发展与国力提升的栋梁。

　　第四代海归是从苏联和东欧留学归来的人员。从1950年到1965年，中国向苏联，以及东欧等地区的20多个国家派出留学生1万余名，其中向苏联派遣8000多人，约占80%。这些人主要在国外学习工程技术和实用科学，回国后都成为五六十年代建设新中国的中坚力量。这一代海归中包括一些有政治背景的技术人才，江泽民、李鹏、邹家华、李岚清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第五代海归是指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出国接受过多元化教育的留学归国人员。这段时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留学热潮，留学生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在教育部直属高校中，校长中有78%是留学归国人员，博士生导师中海归占63%，国家级、省部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主任占72%，54%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有留学经历。与前四代留学的先辈相比，第五代留学归国人员是全新的国际化人才群体。

　　第五代海归精英特有的多重文化和学习背景、国际性人脉和全球化视野都是难能可贵的。他们跨越东西方文化，依赖现代化的交通和信息传播手段与世界全方位接轨，使他们更具国际化色彩。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大潮里奋力拼搏的创业意识，也是当代中国留学归国人员区别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海归的最鲜明的特征。

　　可以说，前两代海归是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力量;第三、四代海归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而第五代海归则令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真正融入到全球化和现代文明体系之中。

　　当前，一方面，中国年轻一代“出国潮”的热度不，而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经济发展前景不明朗、科技投入有所减弱，导致科技领域对国际人才流入的需求显著下降。在此情况下，“归国潮”也必然成为未来许多年的大趋势。始于改革开放政策、历经30余年的留学大潮，正在给中国带来更大规模的新一代人才回流。近年来中国出台的各种人才政策，直接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它对中国真正融入现代文明体系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是一个需要未来解读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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