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研究要紧跟着时代”

郑瑟

　　历时两天的第十二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三十周年论坛，29日在厦门落下帷幕。至此，以厦门大学中文系学者为核心的厦门地区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已届满30年，在长年的研究中，始终注重从学科建设的视角探视东南亚华文文学特色。

　　本届研讨会组委会顾问、厦门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厦大中文系教授庄钟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新时代呼唤新使命，如何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引向深入?首先，应把继续探讨“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其次，应从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角度，探视东南亚文学独特价值;再次，对多年来建设东南亚华文文学学科历程进行认真梳理，总结经验，择优而行。

　　本届研讨会包含两大议题，其中之一就是“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的历程及特点”，与会海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变换及动向、三十年来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述评、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文学语言特色、中华文化与东南亚华文文化的关系以及“华语语系文学”与文化自信关系等角度展开具体研讨。

　　该研究会会长、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郑楚认为，加强对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之关系的探讨是新时代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引向深入的重要渠道之一。研究者既要理解两者的关系，又要看到隐藏其中的复杂性，这样才能掌握经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和规律。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杨松年表示，“一带一路”，文化是一种重要构成，文学是文化的一环。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有必从源头探视东南亚生生不息地发展过程。从文学的源与流的关系看，有必要反思固有的研究模式。

　　菲律宾华文作协副主席柯清淡称，我们扫视明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主要停留在物质层面的交流，文化的交往不多。东南亚华文文学在东南亚繁衍和积淀，经历了艰难的历程，这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往来中重要一环，不过，也只是在华人中传播，而且影响有限，这很需要各方包括学者合力推进。

　　在他看来，“一带一路”的倡议，是一个良好契机，文学和文化交流大有作为。

　　对此，厦门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郑学檬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说，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厦门大学和厦门市是最早开展、也是最坚持的一支力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面临研究经费的难题。从目前国家在科研上的重视与投入看，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应该有更大的空间和机遇。

　　由厦门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厦大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厦大南洋研究院、厦大中文系、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和泰华作家协会等联袂主办的本届研讨会，共有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文莱、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海内外知名作家、学者、专家120余人参会，其中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参会，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界增添许多新生力量。

　　厦门地区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有着深厚的学养背景。上世纪八十年代，东南亚各国经济迅速发展，厦门大学与海内外专家学者为适应东南亚社会经济的进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专注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并在学科建设上做出独特贡献，如确立研究方向、为学生开设课程、培养本科、硕士和博士，编辑出版研究期刊论著等。1994年始办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正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蜚声东南亚。

　　从历史上看，中国与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商贸往来密切。这种深厚的历史渊源推动数千年的官方往来和民间交往，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进入新世纪，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地处海上丝绸之路十字路口的东盟关系全面发展。随着经济、贸易、能源、金融、服务等领域合作的深入推进，中国与东盟的人文交流亟待进一步加强和提升。推进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合作，能加强不同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的交流互通，促进不同民族和不同语言文化互学互鉴，有力促进“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已有数千年历史。早在秦汉时期，中国文化典籍《诗经》《尚书》等就作为“化训国俗”的教化工具输入东南亚一些地区。此后，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东南亚产生了巨大影响。近代以来，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抗战文艺运动以及中国现当代作家鲁迅、郁达夫、胡愈之、巴人、许杰等都对东南亚华文新文学产生了影响。同时，东南亚的许多作家、学者也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中国与东盟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成为联结二者的人文纽带。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人文交流，文化界和学术界可以加强合作研究，着力挖掘和搜集散落于图书馆、民间收藏中的相关史料，着重研究中国与东盟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关系，并揭示这种交流的过程、形态、精神实质和基本规律，充分展示其对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发展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作用。

　　中国与东盟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互动，既有中国文学与同一语种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中国传统文化与东南亚华人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有中国文化与东南亚其他民族语言文化的交流互动。面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现实需求，中国与东盟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各民族语言文化的交流与研究，促进不同民族、不同语言文化互识互鉴。鉴于东盟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区域性组织，我国高校和研究机构需要培养更多的复合型人才从事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研究，并支持他们赴东南亚留学或访学，在当地深耕细作，全面深入了解当地的民族、语言、文化及民风民情。同时，还可以设立专门的奖学金和研究基金，为东盟留学生和访华学者提供学习、研究的便利条件和良好环境，加深他们对中国文化以及国情民风的了解，鼓励他们从事文化交流、传播与研究工作，不断推进中国与东盟的文化交流合作。

　　在中国与东盟的人文交流中，官方机构和民间团体扮演着重要角色。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作家协会曾多次邀请印尼、菲律宾、泰国、缅甸、越南、老挝等国的作家代表团来华访问，增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学交流和文化合作。东盟各国文艺团体与中国文艺界互动频密，中国作家代表团或作家个人多次应邀赴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等国交流访问。此外，官方机构、文艺团体、研究机构、新闻媒体等举办了多种多样的研讨会，或者为中国和东盟作家颁发各种文学奖项。文化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力和传播力。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契机，中国与东盟的文化机构和团体应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包括加强作家和学者互访交流、推荐翻译出版优秀文化作品、组织开展文化采风活动、联合举办图书展和学术研讨会等。还可考虑设立中国—东盟文化奖项，奖励为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作出突出贡献的作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建立中国—东盟文化中心，并设立专项基金，邀请东盟著名作家和学者来华进行中短期的写作和研究工作。

　　拜访温儒敏教授那天，北京的风格外大。我们刚出电梯门，温教授就迎了出来。走进家里，扑面而来一团暖意，还有氤氲的书卷气——客厅中的一整面墙都是书。

　　2016年春，温儒敏教授迈入古稀之年，可学术研究却更繁重了，他不仅是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还担任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由他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研究项目《当代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也顺利结项。

　　《当代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2012年被确立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2009年9月武汉召开的一次会上，温老师就已提出要研究“文学生活”，强调用田野调查的方式研究文学。

　　“文学生活就是与文学有关的普通民众的生活，我们每天接触报纸、互联网或者其他媒体，其中就会有涉及文学的内容;家长也会在家里辅导孩子读古诗，这些参与文学的方式都能叫文学生活。而之前学术界缺少这方面的‘自觉’。”

　　把文学生活纳入研究视野，也源于温老师对当下文学研究现状的不满足：“目前很多文学研究还在作家作品、批评家、文学史家的圈子里内循环，而对文学生活的研究，能为沉闷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打开一个新窗口”。

　　他举例说，很多批评家认为《平凡的世界》艺术上粗糙，而从文学生活的角度看，这部小说是近20年各大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小说之一。关注普通读者的反应，往往被文学批评家所忽略。文学生活研究聚焦于普通读者的接受，能让文学研究更丰富。

　　新课题也带来了新挑战。温老师坦言，文学生活研究既是文学的，也是社会学的，需要研究者具备跨学科的知识与能力。以前的研究方法只需要读作品，这次要面对实证材料、社会调查和数据，运用访谈、问卷、个案调查等方式。“好的问卷设计要把人逼到墙角。所以我要求研究团队学习社会学理论，尤其是问卷设计和统计方面的知识，同时也在团队中吸收社会学专家。”

　　到2016年项目结项，课题组共进行了关于各阶层文学阅读状况、文学生产传播、网络文学状况，以及媒体时代的文学接受等多个领域的50多项调查，写成数十篇调查报告。

　　温老师讲了报告中涉及的一个例子，“刚开始通过调查发现‘农民工的文学阅读量高于一般国民的平均水平’，我们产生了疑问。课题组又在深圳一家企业和济南建筑工程队进行一对一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尽管农民工阅读人数多，但真正喜爱文学作品的却很少，仅占13%，他们只认可与他们生活有关的作品。在上海，打工者读过或听说过六六及其小说《蜗居》的占43.8%，而一般人群仅有21.8%。立足实际的调研，其实是不断纠偏认知的过程。”

　　“我上中学时《青春之歌》正流行，大家渴望阅读，又买不起书。老师就把小说撕开，每天在布告栏上贴几页，我们每天跟看连续剧似的挤着看小说。”温老师描述起了自己这代人的文学生活，“后来喜欢看《毛泽东传》，于是学毛主席洗了3年的冷水澡来磨砺意志，这也是文学带给我的一种影响吧。”温老师笑了起来。

　　在温老师看来，所谓“理想读者”并非专业评论家，而是像他曾经那样的一群普通读者。“事实上，正是普通读者的行为所展现出来的审美趣味和判断形成了一个‘场’，它把作家烘托了出来。”比如郁达夫曾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作者，读者纷纷把他的书作为“枕边书”，从而才成就了那时的“郁达夫热”。

　　温老师认为，这个“场”折射出的是文学作品或现象对社会精神所起的作用，它是可“穿越”的，彼时的流行和当下的时尚可能存在相似点。“文学生活关注大量匿名读者的阅读行为，我们要写出隐藏的群体性的文学活动史，并且期待一种知人论世的、能真实显示文学生活图景的文学研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研究要紧跟着时代。”谈及互联网，温老师也玩儿得很溜。他有377万微博粉丝，是名副其实的学术“网红”。“我这些年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还担任由教育部直接组织编写的‘部编本’语文教材的总主编，一线老师希望能有联系到我的平台，这才开了微博。”

　　对网络的关注，让温老师随即把研究视野投向网络文学。课题组人员曾到文学网站“卧底”，从事网络文学创作。他们发现网络写手要保证足够的点击率，必须研究读者的需求和喜好。“这就强化了文学阅读的社交功能，定期更新和跟进阅读也促进了文学阅读更常态化和规律化。可以说，互联网时代，文学生活的社会学价值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我平时什么都看，年轻起就养成了读书习惯。我家除了主卧，每间房子都有书柜，大概有上万本藏书吧。”提起自己的书，温老师神采飞扬。

　　面对不断攀升的国民综合阅读率和稳步增长的图书销售额，温老师在欣喜的同时，也表现出担忧。“现在买书的人多了，但真正热爱读书的人不多。同时很多阅读是碎片化的，读者缺少读书的耐心。信息爆炸，网上各种负面的虚假的东西太多，不但挤占了阅读时间，还容易使人焦虑，产生不安全感。”课题组针对一次高铁运营中乘客阅读情况调查发现，每节车厢约有30%的乘客在使用移动设备，多数在观看微信、视频，极少人读书，哪怕是读电子书。

　　更值得关注的是对中小学的调查。课题组发现，小学低年级学生读书，特别是课外阅读状况还比较好，但年级越高读书越少，初二之后一路下滑，到高中几乎很少读课外书了。“中小学语文课本来应该让学生在个性化阅读中唤起灵性和兴味，但教育如果只是瞄准高考，就容易扼杀他们的阅读兴趣。”

　　温老师拿出几本教材——这就是2016年9月初新学期开始后，全国数百万小学生和初中生使用的由他担任总主编的语文教材。“4年前我就开始教材编撰工作，希望在教材中增加阅读量。其中一个做法就是把课外阅读纳入教材体制，形成‘教读—自读—课外阅读’三位一体的阅读教学体制。”

　　2016年，不论是文学生活研究还是教材编撰，温老师一直提倡“自由地读书”：“年轻人要自由阅读，读些基本的书，不能光是有目的性的阅读。现在很多热销书都是功利性的，虽然社会允许多种阅读选择，但不能全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文学生活研究虽已经结项，但相关的研究和探索并不会止步。山东大学自2013年年底开办“文学生活馆”，举办公益性的文学讲座，内容涵盖古典、现当代与外国文学经典讲座，延续至今，并还将继续办下去。2017年，温老师和他的同仁准备在山东大学开展《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的研究，关注最近100年中国人的文学生活，关注普通人对文学的“自然反应”。

　　离开温老师家，外面的风依然很大。不过，这风更像在推动着我们前往无限可能的文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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