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经具备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化的条件

郑瑟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一年来，先后废除了TPP，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处处美国第一，显示出了强烈的孤立主义倾向，被批评者指责为拱手放弃世界领导权。但美国股市还在上涨，一个内在的逻辑是：一方面，美国经济持续向好，另一方面则是多方看好的历史性减税法案。国际社会及中国对此众说纷纭。此举对全球最大债务国的美国来说，无疑是要走一步经济战略的“险棋”。

　　这虽是美国一个国际税务战、经济战的具体策略体现，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美国面对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情况下的战略反制举动，以打压“中国模式”发展优势，不惜“背水一战”挽回美国发展颓势，重塑巅峰时代。究其根本，这场战役能否胜利的主要因素，不仅取决于国家实力比拼，更在于发展模式的优劣竞争。

　　这些年，特别是近几年，人们普遍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中国的确在整体性大发展。高铁、基建、能源、电商、航天、物流等，一个个领域向着世界一流水平进军，中国社会发展成就世界瞩目，中国体制和中国模式的优势得到充分彰显。

　　从197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3678.7亿元增长到如今的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这种巨大的发展成就，用雄辩的事实不断给予西方一些“中国经济崩溃”“中国经济衰退”“中国制度陷阱”等唱衰中国言论的有力回击。也令一些国家、机构、学者不得不以新的思维和视角，评判中国经济发展。如，前不久，英国BBC分析“美国不敌中国”的根本原因为制度差异和政党特性。

　　所以，面对中国取得的经济建设发展成就，有理由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豪迈走中国自己的路。在新时代下，更应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基础，丰富中国经济学内涵，焕发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的生机。

　　回顾近现代三百年的中国苦难发展进程，因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在探寻救国报国的路上，西方形形色色的经济理论、价值观念等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在今天，一些所谓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还被武断、机械地用来评判和指导中国发展。

　　很多人以为，经济学是西方专属，实际上人类经济学起源于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即使以希腊色诺芬与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早期经济学也在其后。古代中国经济学就是教人创造价值满足人的需要的经世致用的学问，其中已包含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合理因素。

　　从文化的高度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带有整体思维、系统思维的重要特点，属于本源文化;西方文化，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兴起的西方文化，本质上讲是学科科目的细分和细化，很多停留在技术层面。

　　当然，西方经济学对近现代中国发展变化，起到了重要推动和教化作用，也以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培育出一大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但是，就经济学而言，其发展兴盛源于广泛而深厚的实践，现代经济学更为如此。因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实践，不断完善、不断修正中发展前进的。非本源之学的实践和理论，需要随时空变迁、社会实践、人类认知提升，更需不断完善、丰富发展，就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在不断发展完善。

　　在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人类社会更迭发展，一些主流和非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人类社会实践指导、趋势把握和形势预见中已表现出“力不存心”之感，充分证明西方经济学依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愈加需要成熟。而深蕴中华传统文化，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与当今西方经济学流派本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却愈发富有生命力。

　　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是产出的重要投入要素之一。在中期时间跨度上，资本效率的波动起伏也引起了经济活动的朱格拉周期波动。这是欧美等主要市场经济体的普遍规律，对于中国来说也不例外。1978年以来，中国的资本效率指标之一——资本回报率的波动大致可划分为几个区间：1981～1990年、1990～2000年、2000～2009年、2009年至今,每个区间的时间跨度在10年左右。中国资本回报率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在每个时间尺度约为10年的区间，资本回报率的轮廓是一条倒U形曲线，即先递增后递减;第二，资本回报率骑乘在时间尺度更大的倒U曲线上，这条倒U形曲线由资本回报率各个区间谷底连接所构成的包络线，即把各个1981年、1991年、2000年、2009年的回报率连接起来形成的包络线。这条包络线反映的是中国经济所经历的长波周期，它和世界经济长波周期趋势一致。

　　结合资本回报率的规律波动特点，可以发现我国GDP增长率自1978年以来经历五个朱格拉周期波动，即1978～1981年、1982～1990年、1991～1999年、2000～2009年、2009年至今。目前第五个周期是否结束尚在争论中。在很多时候常常会被问及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五个周期可能并不存在，2009年至今的情形只是1999年以来第四个周期的一部分。确实，采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广泛使用的“转折点确认程序”算法对GDP增长率的时序数据进行划分，2009年确实不应该作为第四个周期与第五个周期的临界点。但是，GDP增长率既受资本要素效率的影响，也受到资本要素投入量的影响。在划分以资本驱动的周期波动时，资本要素效率的影响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总体来说资本要素投入量会受到资本要素效率的约束影响。因此，结合资本回报率，把2009年作为临界点的测定是合适的。此外，结合前面提到的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拐点带来的增速换挡时间，说明把2009年作为临界点的测定也是合适的。

　　关于资本效率呈现倒U形先递增后递减的原因显而易见，事实上，每次市场规模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后，资本效率都会遵循先递增后递减的规律。引起市场规模变化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技术创新、组织与制度创新等。在自由竞争市场中，在每次投资机会逐渐衰竭引起经济不景气时，企业家在通过为他人创造价值实现利己利益的精神引领下，会主动发现潜在的消费需求市场，并通过技术创新或者更新机器设备等手段来满足市场需求。熊彼特指出，创新具有群聚性，这种特性使得新市场的出现也具有时间与空间上的不均匀性。伴随每一次的新市场扩张，资本效率先递增后递减，这引起了经济活动的相应的周期波动。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宏观计划调控下的、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经济体由企业家自主扩大市场规模不同，中国通过制度改革和不断深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体系来扩大市场规模，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变化的标志是包产到户，允许办民营企业。1978年中国开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启动了改革，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出多余的劳动力;在1979年7月和1981年5月，国务院分别发出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1984年改名为乡镇企业)的若干规定，乡镇企业得到迅猛发展。这次改革为中国经济发展打开了市场空间。随着边际资本报酬历经先递增后递减，到8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出现了下滑。第二次变化的标志是邓小平南方讲话。邓小平于1992年发表南方讲话，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进一步拓展了市场空间。第三次变化的标志是加入WTO。在2000年左右，中国边际资本生产率递减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加入WTO为中国再一次迎来了市场机会，中国成为世界工场，资本迎来盛宴，企业不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机器设备更新。2008年世界经济经历了新一轮危机，中国也无法幸免，市场空间受到影响。2010年以后，伴随国际市场空间的萎缩叠加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减，虽然在强需求刺激下经济一度回升，但资本效率总体持续下行。根据过去几十年的经验，中国需要一方面进一步改革释放市场活力，打破部分行业垄断市场行为，更新固定资产投资，调整产业结构和引导消费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深化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的程度，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不断拓展市场规模。

　　经济周期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机械循环，其表现出来的周期现象有其固有的经济逻辑，最根本的核心来自于资本效率的周期波动。只有理解了哪些因素有利于资本效率的改善，哪些因素阻碍了资本效率的提升，才能根本理解市场经济的波动。

　　回到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问题，可以发现，把它纳入到在市场经济体中资本效率的周期波动是引起经济活动波动的原因这个框架下，则容易理解得多：在人口因素之外，周期性是主要的、决定性的;产能过剩、库存过高、制造业短板明显等结构性难题不过是由资本效率周期波动引起的经济周期衰退阶段的一部分;针对结构性问题的供给侧改革有助于中国经济在新一轮周期中富有强劲的表现。

　　中国经济在政策作用下和市场作用下继续下行的压力在明显减缓，王一鸣表示，未来要转向防风险基础上的促改革，把工作重心转向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把风险控制住，要转向质量发展的阶段，就是十九大报告说的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他进一步指出，经过这些年的调整，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化的条件。

　　一，是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需求结构看投资的贡献在持续下降，我们长期经济对于投资的高度依赖实际上已经在开始发生变化了，而消费的贡献在稳定上升，投资主导似乎已经在向消费主导转换。

　　二，居民消费加快升级也在为转向高质量阶段提供了市场的推力，随着收入提高，居民在住和行主导的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向高端化、个性化、服务化的需求结构在演进，住和行仍然是重要的需求力量，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在追求更高品质、更高的质量、更好的品牌、更好的服务，这个对供给端是一个巨大市场的推动力，会倒逼企业加大产品和质量提升的力度，要不然就会失去市场。

　　三，创新趋于活跃也为转向高质量提供了技术制成，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这些方面都有一系列非常活跃的变化，中国独角兽企业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位，有些技术领域，比如说第三方移动支付、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在全球处在前沿，这个也为转向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四，企业在适应过去收紧的市场环境，企业内部的结构改革也在加快推进，我们一批企业，尽管是收紧了政策环境下行的周期压力，但是仍然有一大批企业表现出很强的盈利能力，比如BAT。

　　五，能源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增速在放缓，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效应在减弱，有的排放物，比如说二氧化硫已经过了拐点，这个也为我们转向高质量阶段创造了条件。

　　六，我们进一步在加大开放的力度，最近金融，银行、保险、证券，下一步包括医疗、养老等这些领域，这些开放会倒逼中国的企业与国际一流企业同台竞争，去对标国际的标杆，这个也会为中国的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创造条件。

　　王一鸣表示， 我们正在转向一个下行压力相对减弱，可以把更多的资源和重心转向提高发展质量、防范风险、推进改革的阶段。

　　但这个阶段依然会面临很多新的挑战，从全球来看，我们还依然面临货币政策正常化带来市场波动的影响，美联储12月加息可能是个大概率事件，如果跟缩表计划产生叠加效应，可能会推高美元的指数，也会对加大退出量宽政策形成引导作用，全球利率上升会明显加大负债成本，这个也会对全球资产估值产生重大的影响，也会引发金融市场新的波动，这个是我们值得观察的。

　　还有就是特朗普的减税计划，众议院已经通过，现在有待参议院审议，这种减税计划有没有可能引发全球性竞争性的减税，对我们制造业、资本外流会不会形成一定压力，也需要进一步观察。

　　国内来看，企业效益改善前三季度非常明显，都是超过20%的增幅，但这种改善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工业品价格的回升带来的并不是企业效率提高带来的，所以这种利润改善的可持续性，PPI可能会逐步下降。下一步企业又会面临，随着价格的下降，利润重新趋于下降，所以怎么利用这个窗口期有效的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上游企业的改善利润的收益主要是用于修补资产负债表，怎么在处理好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同时促进企业再投资、技术升级。

　　还有对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的是风险防控，过去我们经历了一轮金融业迅猛的扩张周期，现在到了金融扩张下行期了，风险就开始逐步的暴露，特别是中小的金融机构，包括小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它们的资金过去都是通过同业业务来的，现在同业收紧以后资金成本在明显提高，又受到互联网金融的挤压，这种风险在开始外延。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地方债务的风险，显性债务现在受到财政部财政上限的约束，所以通过PPP购买服务、产业投资基金、明股实债、政府出具担保承诺回购，这种变相的隐性债务规模在扩张，这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

　　未来的宏观政策既要有序的去杠杆、有序的退出扩张性的政策，同时又要保持市场的稳定运行、保持市场流动性的适度、合理，所以这个是未来宏观政策层面需要把握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如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政策体系和宏观调控，怎么去适应转向这个阶段，有很多命题需要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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