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要如何与时代脉搏相通?

郑瑟

　　“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是武汉美术馆继2011年推出 “水墨文章”系列展览后，对水墨话题的又一次有力发声。这场为期半年的展览由“启”“承”“转”“合”4个单元展和两个平行展组成，旨在梳理与呈现宋元以来水墨艺术传承演进的内在脉络，并针对时弊提出水墨发展中的新问题。

　　展览期间，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在同时进行。为配合本次双年展，武汉美术馆特邀国内外专家20余名，围绕“中国水墨画的脉系及思想之变”的主题撰文。在最后一个单元展“合：融汇与变通”开幕后，于10月21日举办了为期一天的国际学术论坛。论坛分为上下半场，40多位批评家、艺术家、理论家、文化学者围绕水墨的“历史与身份”“媒介与边界”两大话题，在武汉美术馆学术报告厅展开深入探讨。本稿根据各嘉宾的发言综述而成，为嘉宾所述观点之提炼。

　　水墨与历史、与当代之间的联系纷繁复杂，水墨的身份这一概念中也涵盖了诸多议题。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美术史论教授沈揆一从现代中国的山水画谈起，他谈及了在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山水是最为常见的视觉形象，所谓寄情于山水存在着艺术家们对自然、历史、社会和人生的关注，如果将国画以民族国家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来定义的话，山水画则被视为中国的象征，这其中有着非常深刻的文化思考以及非常重要的符号意义。然而，今天的艺术家们的作品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山水画，沈揆一以王天德、梁巨廷、秋麦等艺术家的水墨创作为例，展示了他们所表现的当代的现实不同于古代的现实。他认为，当代的艺术家们用“山水”作为文化权利的宣言，通过它来体现地域、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身份。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李公明在发言中同样提出了对“当代水墨”中“中国性”概念的思考。比如，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如何从正当的“中国性”概念中，包括谁的“中国性”、什么样的“中国性”中吸取文化自信的精神资源?李公明认为这些概念有着研讨的空间和可能性，而不仅是我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宏大话语。再比如，如何从“本土性”概念中获得现实感和合法的差异性，以艺术促进多元、平等的本土建设的问题。他认为，在对“中国性”的理解中，无法离开对“本土性”的思考，在当代艺术中，更涉及到如何运用艺术进行身份的建构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性”和“本土性”不只是关于工具媒材与技术性的考量，而是中国当代艺术如何上升到文化自觉和行动自觉的层面，并与全球化展开对话的核心问题。

　　在水墨的历史与身份的探讨中，无独有偶，湖北美术馆馆长冀少峰也作了主题为《由发现水墨到发现中国》的发言。一方面，他认为水墨是最带有民族根性和民族文化符号的，水墨在中国面向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与当代社会相协调、与今天的文明相适应。另一方面，对于艺术家来讲，他希望艺术应回到早期没有受到规训的荒原的状态，他说这才是有生命力的。

　　除了中国的艺术家、学者对水墨的身份进行了建构，武汉纺织大学教授大卫·布鲁贝克(David Brubaker)也发表了自己对水墨的研究与理解。他认同“气韵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一种融合共鸣”这一观点，并且认为荆浩对于气韵的理解对于指导今天的文艺创作依然有着意义。他还指出，中国和西方很大的不同在于，中国人希望通过绘画来表达一个非常私人的对于自然的看法，即自然在本人眼中是什么样子，而不是在大众眼睛里的样子。所谓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认为画作是人与自然接触时产生的一种技艺，一种精神，它不是一种非常科学的分析。他认为这为我们今天的创作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黄小峰，作为此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开篇的单元展“启：中国绘画的思想与笔墨”的策展人，他无意也无法来展示梳理中国绘画历史的完整脉络，却用沧海遗珠来引出问题，他从晚晴扬州画家王素所作的《村居纳凉图》对清代流行的“豆棚闲话”生活主题的描绘出发，另辟蹊径，抛开水墨的民族身份不谈，而是在画中人物的身份转换中，研究发现了后辈仿摹前辈时自身对水墨形式的继承与创造的的诸多问题。

　　《美术》杂志副主编盛葳则在全球的视角下提出，身份的问题不仅涉及到今天的现实，而且涉及到我们对历史的重新改写。在历史学或者是艺术史学课堂中这两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如何从全球的视角看待中国和中国的艺术史。他在主题为《中国画之变的理论话语及其历史语境的思想根源》的发言中，讨论的不是关于中国画的理论话语，而是关于如何去变的理论话语。他提出，虽然中国画这一百多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迁，那么支持这些变迁的背后的理论话语是什么，是如何变的，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话语去面对、看待和处理中国画作为一种艺术其自身的变化。他认为这并不仅仅是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内部的问题，而是取决于艺术史、社会史和思想史三者的互动。

　　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西北大学出版社学术总监高丛宜追溯到水墨的历史而谈到艺术的审美变化，南北宗主要是讨论汉民族在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之间的区别，董其昌提出南北宗绘画有很强的这种意识，然而中国东部和西部区域的划分，一个是沿海的文化，一个是内陆的文化，这两个文化之间的区别要比以前南北划分更明显，的确，东西和南北概念的替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除了对水墨的历史与身份的梳理与厘清，水墨的媒介与边界也是不能忽视的问题。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视觉文化与批评理论教授保罗·格拉斯顿(Paul Glaston)以付小桐的作品为例讨论了水墨的边界以及表达，我们看付小桐的看似由墨水点构成的画作其实不是由墨水点构成，而是用针刺宣纸而成，甚至一幅画大概需要刺25万针，创作这幅画的过程是一种冥想的过程。在付小桐的画中包含很多中国传统元素，比如山水，手工制成的宣纸，中国传统上喜欢的风景，却没有加一滴墨水。保罗·格拉斯顿一方面提醒着今天的艺术家以及学者们关注水墨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另一方面，他认为墨水的缺席和表达的在场之间的关系是对中国传统的男权的一种挑战，因为男人用墨水作画的时候似乎就是一种男权的统治。

　　说到水墨的边界，就会涉及到对水墨相关概念的界定。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美术报》执行总编辑王平围绕水墨的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从语言本体角度，把20世纪以来与水墨相关的概念，比如中国画以及延伸的新中国画，水墨画、现代水墨画、当代水墨，还有一些延伸的，像实验水墨、观念水墨、学院水墨、都市水墨等等小的概念进行了梳理。

　　然而针对于水墨的这种媒介在未来艺术创作中的运用以及面对当代的转换问题，很多学者都持有不同的意见。合美术馆执行馆长鲁虹认为，新水墨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与美协系统已经形成两个系统，在观念、手法和题材上是有区别的。鲁虹作为此届武汉水墨双年展中第三单元“转：笔墨与都市”的策展人，对“都市水墨”有着独到的理解和评价。他认为，现在这个局面与80年代相比尽管更加明晰，但是发展到今天，新水墨依然有诸多问题，由于它在超越过程中过多借助西方武器，导致在观念上、手法上新水墨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和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联系，而和西方文化产生了关系，尽管用了笔、墨、宣纸。他提出，很多人用西方的图式直接创作，除了用了笔和墨的材料以外，观念和方法都是西方的，这是一个问题。他还提到在中国传统笔墨向当代的转化中，如何保留传统中国画家的优秀方法论，这是很重要的。

　　除了水墨语言，当代水墨所能体现的精神是什么?水墨要如何与时代脉搏相通?还是要保持一种“正大气象”?今天，我们应该具体用怎样的世界观去评判水墨语言的表达?具有什么语言的水墨才是当代水墨?种种命题之间又有哪些隐含的不同层次的概念和议题的呈现?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画学研究部主任于洋谈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胆与魂，另一个是新与旧。他说，从二十世纪上半叶已经开始有所尝试，用水墨媒介材料表现街市、电车摩登的生活，或者是表现断壁残垣的战场，这是以往的传统文人画所没有的。笔墨本身作为一种成熟的表现语言，已经具有系统化、程式化的语意特性和审美趣味，自足性既是深厚文化的积淀，也容易蜕变为守旧的东西，也会成为伟大的绊脚石。他认为，关注和表现现实生活，使其与时代的脉搏相通，这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画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这个角度上胆与魂又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魏祥奇从部分水墨作品只有水墨语言但是缺乏正大气象的维度警示了水墨在面对当代转换时的困境。他认为，一方面，很多水墨艺术家把自己定义为当代艺术家，但是今天做水墨的艺术家，能够进入到当代艺术的范畴的其实非常少，他们更多做的是观念艺术。他们来讨论一些哲学化的东西，而没有把它进入到社会学的框架里面去。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些观念艺术在今天不仅仅是欧美还是在中国很空洞、很符号，没有人的精神价值，缺少一个正大气象，只不过是用水墨语言来画罢了。然而，艺术批评家、策展人郝青松却谈到，今天我们面对中国社会转型和艺术转型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观更新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

　　然而，从整个艺术史的宏观脉络出发，中央美术学院助理研究员、《世界美术》杂志编辑赵炎提出，我们对于水墨艺术在这个发展路径中的理解和认识的评价都是在模式和范式、价值标准里面。他尤其强调了一种范式。他说，八十年代开始涌现了新文人画，九十年代开始出现了实验水墨，这个是对西方现代艺术介入中国之后引起的中国艺术的反弹。一方面往回走，学习文人画的精神，另一方面往外面走，进行媒介的探索。这里面就面临着一些批判，比如说对新文人画是否真的是文人画的一个复兴呢?对于实验水墨来说，媒介本身成为了一个实验，直接以水墨作为材质来做观念艺术，这其中都有一些批评声音。他还提出，今天当代水墨艺术发展的两种比较有争议的方式，一种是水墨的观念化转型，另一方面是走向空间装置。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副秘书长段君主要分析了新水墨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强调了它的优点和缺点，他认为比较关键的是新水墨有两个方面比较好，一个是用水墨方式去表达当代人纯粹的状态，第二个是以观念为主，今天我们可以在展厅里面看到很多当代水墨在强调观念性。他认为，当代艺术并不仅仅只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外延，其实还有很强的观念性，观念艺术除了自身语言的更新，还和整个时代有很强的关系。

　　武汉美术馆艺术总监高小林肯定了水墨语言的表现与表达，并且对水墨的未来有很大的期望。他说，在集成传统的同时，水墨努力充分地将西方艺术观念和文化传统融于自身，如果将来有可能形成一种包含东西方两种传统文化艺术观念的艺术门类，水墨是最有可能实现这个想法的。

　　“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总策展人之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王春辰从本次策展理念出发，提出了“让水墨回到水墨”的学术构想。他说：“在这次的‘合：融汇与变通’中，我并没有将更多元的水墨艺术形式在展览中呈现出来，而是将绘画作为主体，所以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也是‘中国水墨画的脉系’。这是一个在学术上、国际上得到认可的具有自足性的独立体系，我们从本体去讨论它，无论是从语言、笔墨还是其他的角度，都是有意义的。”

　　武汉美术馆艺术总监高小林从双年展的结构设计、办展理念出发，对水墨传统与创新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我们想通过双年展‘启、承、转、合’4个单元的设计，让大家看到一个更加明晰的水墨发展脉络。最近几十年中国艺术发展最重要的现象，就是水墨从中国传统艺术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水墨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充分地将西方艺术观念和文化融于自身。”此外，他认为融汇与变通应是水墨的特点——融东西之汇，变今古之通。

　　最后，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对本次论坛做了总结发言。他说：“今天对水墨精神上、材料上、哲学上、意识形态上的探讨分析，对于水墨发展十分有意义。‘武汉水墨双年展’得以顺利完成，是艺术家与理论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未来，美术馆有责任也十分有信心做好接下来每一届的‘武汉水墨双年展’，这不仅是对美术馆品牌展览的精心打造，更是对学术的尊重、对艺术生态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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