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注重“一带一路”沿綫的信用评价指数

成舍我

在日前发佈的《2017年亚太资产管理发展趋势与展望》（以下简称《报告》）中有预测称，隨著亚太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正在对外资打开大门，亚太资产管理行业將进一步对外开放。其中，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跨境业务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而在中国蓬勃发展的金融科技將再造资产管理行业。

沿线国家融资需求大

当前，中国金融正处于新一轮对外开放步入新歷史的阶段。伴隨著中国社会財富的增长和高净值用户群数量的增加，“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和人民幣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无论是金融机构、个人还是企业，都开始进入到资产的国际化配置阶段，跨境资产管理和財富管理的需求异军突起。

据《报告》显示，2017年到2020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累计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將达到5.2万亿到7.3万亿美元,年均投资额为1.3万亿到1.8万亿美元。其中,不包括中国在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累计基础设施投资总额为2.6万亿到3.6万亿美元,年平均投资额为6486亿到9080亿美元。

尽管“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融资已形成了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领带机构为融资平臺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框架。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无论出于机构设立的宗旨及服务对象的考虑，还是基于资本金对其出资能力的限制和产品多元化创设能力，现有的投融框架难以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巨额资金需求以及差异化的服务需求。

隨著“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相关配套政策落地，“一带一路”沿线並购活动重新活跃起来。2010年到2016年，全球对“一带一路”国家已完成的跨境並购累计金额达到1.31万亿美元，累计数量达到13122笔。

“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比如说今年以来中国对对外投资做了適当的规范和引导，所以一个钢铁厂买足球俱乐部或者类似电影的投资明显下滑，买房地产这些领域的下滑差不多百分之七八十。但是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並购是稳步上升，我们从数据上没有看到受影响的趋势。所以在背后，也看到了政策引导的方向。”中国银行(3.860, -0.03, -0.77%)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巴曙松在亚太资产管理高峰论坛上指出，这些“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体有明显的金融支持力度的不足，确实也存在著储蓄缺口和资本缺口，需要行业內、区域內更广泛的合作。而且这里面的融资体系，总体上並不太发达。

跨境佈局的路径选择

巴曙松认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亚太资管机构开展跨境业务可以从路径选择方面著手。无论是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各类专案提供金融服务，还是资管机构本身参与竞爭，都需要资管机构在沿线设立分支机构。从营商的便利性、当地的经济风险和政府债务风险三个维度综合考虑，以东南亚和中东国家（地区）为佈局起点。

就业务模式角度分析，发展外汇类、利率类期货交易市场，对冲价格波动风险和搭建跨境金融服务平臺，发展国际並购业务，协助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

在国內资产管理规模和跨境资管需求均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金融科技在中国已经孵化三四年，近几年隨著大数据、人工智慧成为大热的话题，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成为金融服务业的趋势，利用大数据和科技的手段使得金融服务更加便利化、智能化，提高金融服务生产效率、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作用日益显现，推动金融业务从0到1的创新。

实际上，“一带一路”每年的资金缺口大概在8000亿美元，它需要股权和债券，这个时候资产管理业务可以针对不同的专案、针对不同的国別设计相应的方案。

挖財研究院院长白津夫表示，“一带一路”加强资产管理，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风口。“一带一路”从两个层面上，核心之一是互联互通，“五通”重中之重是资金融通，要打造多层次的资金平臺，要构建多元的投融资网路，加大资金的支撑。此外，“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扩大了投资的需求，放大了资金的效应，所以这两个层面上对资产管理提出了新的需求和新的要求。

在2017年接近尾声的时刻，外交部长王毅亮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四年来的成绩单。截至目前，中方已同80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在沿线24个国家推进建设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

12月9日，王毅在2017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討会开幕式上表示，以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契机，共建“一带一路”正在全面展开。接下来，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实施好首届高峰论坛的270项成果，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动力转换、提质升级，充分发挥这一国际公共产品的辐射和带动功能。

隨著“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全面展开新阶段，中国企业將在海外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风险也不容忽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今年3月发佈的报告显示，“一带一路”国家评级为5-9级的国家占比为84%(注：1级最低，9级最高)，区域绝对风险水准处于相对高位。报告认为，很多沿线国家国內政治经济的稳定性和成熟度较差，容易引发国家风险。

在“一带一路”投资建设中，中企该如何应对乃至化解各种风险？就此，12月7日，在由21世纪经济报导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创新论坛上，各位专家做了深入討论。

“无论是基建、产能还是技术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內庞大的资本跨境流动，而这將蕴藏一定的风险。”12月7日，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执行秘书长厉克奥博在由21世纪经济报导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创新论坛上说。

对于不发达国家的投资风险，厉克奥博提到了经济学中的卢卡斯悖论。按照新古典理论，印度的资本边际产出大约是美国的58倍。面对如此大的回报差距，按说资本应该流向穷国，但事实却並非如此。卢卡斯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穷国人力资本较差、政治风险较高、资本市场不完全。

中东和非洲向东看，基建和产能合作潜力大

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结合部的中东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重要区域之一。然而，该地区多年来一直处在动盪之中。上述中信保报告指出，西亚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有增无减，未来发展趋势仍显扑朔迷离。其中，敘利亚为9级，埃及、伊拉克和伊朗为7级。

“现在，中东处在旧秩序坍塌、新框架建立不起来的局面。”寧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绍先指出，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东內部平衡实现不了，沙特和伊朗还在角力之中；另一方面，中东长期受到外部力量干预，而现在，对于维护中东秩序，美国有力无心，而俄罗斯有心无力。

尽管中东处在乱局之中，但李绍先强调，只要能够趋利避害，“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將大有可为，特別是在伊朗和土耳其两国。而在风险相对较高的阿拉伯国家，他认为，要坚持“一国一策”的策略，认真分析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比如，尽管伊拉克还在打仗，但其南部地区很安全，去那里投资是有利可图的。”隨著敘利亚局势的逐渐平稳，李绍先建议，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可以考虑到敘利亚投资建设港口。

非洲也是中国向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方向和落脚点。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贺文萍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给中非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为了推动中非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中国前后成立了中非发展基金和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她强调，这是中国与其他区域合作中见不到的，足见中国对非洲的重视。

“国际形势也给我们对非投资带来了机遇。”贺文萍指出，在过去，欧美国家是非洲最依赖的国家，但现在，这些国家国力不济，对非洲的兴趣减退。“特朗普税改要大幅削减对外援助，加强国防开支。很多欧洲国家还没有走出经济衰退，欧盟还在闹分家。”她说，“这些国家往后撤，减轻了中国的竞爭压力。”

须谨慎研究国別风险

“国家风险在海外经营过程中是特別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中债资信研究总部总经理陈代娣指出，通过对56个重大“一带一路”专案分析，她发现，完全由企业经营决策导致失败的比例不到20%，剩下接近80%的失败案例都跟宏观风险直接相关。其中，最主要的风险是政治风险。

在判断国家风险时，陈代娣认为，要把东道国对华关係考虑进去。比如，当爆发国有化徵收危机时，东道国与中国的友好程度將显著影响风险的大小。“这对不同背景的企业影响是很不一样的。”

在研究国別风险时，她提到，首先要区別对待不同行业。比如，同样是能源行业，水电类专案应重点关注征地问题、环保问题，而油气资源则应重点关注政府立法、国有化徵收风险。她还提到，很多国家的区域发展十分不均衡，在研究营商环境时应具体到该国的子区域。

国家风险是外生性风险，是企业不能改变的。企业应如何应对？她认为，整体来看，可以把国家风险按频度和烈度进行区分：如果是频率低但烈度大的，如战爭风险、国有徵收风险，企业应考虑止损、回避或进行风险转移。如果是频率高但烈度小的，如营商环境风险和当地舆论风险，企业可以考虑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改善与当地社区的关係。

对于国有化徵收危机，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治国指出，每个投资协议一般都会通过国有化条款来规范政府的责任。一旦发生国有化事件，东道国就应该向投资人做出合理赔偿。如果就赔偿产生爭议，投资人可以向国际机构申请仲裁。此外，他指出，投资人还可以通过购买投资险增加安全性，“这相当于是一个最后的兜底的条款”。

建议设计回报机制规避汇率风险

对于中国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专案的挑战，波士顿諮询董事经理解喆总结出四大挑战：首先，沿线各国宏观环境复杂，制度体制、宗教文化、经济市场差別巨大；第二，各国市场、政策、法律法规等资讯不健全、不对称、不透明；第三，某些国家风险程度高，汇率波动较大，易发生违规事件，且存在腐败现象；第四，各国市场规则、劳动用工、产业标准、財务体系等标准化程度不足。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在过去四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解喆认为，仍然有以下几点不足：我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仍以政府和大型国企为主，市场化主体参与不足；众多“一带一路”机构独立运作，没有统一的资源与服务平臺，缺乏合力；缺少对沿线国家的评估体系，企业“走出去”选取目的地时缺乏导航。

针对上述不足，解喆建议，在中国建立一个多边专案市场，让“一带一路”国家將自己的专案在这个市场“掛牌”交易，“有点像IPO的感觉”。通过这个平臺，中方可以用市场机制帮这些国家对接资金和企业。

为了鼓励资金流动，解喆认为，可以成立跨境虚擬幣联盟，使用数位化货幣进行贸易结算、跨境支付和投资，可以考虑採用数位化的虚擬人民幣、与人民幣掛鉤的数字货幣，或以一篮子货幣为基准的数字“亚元”。

在降低汇率风险方面，安永企业諮询有限公司合伙人刘燁提出，可以设计某些回报机制和价格机制。比如，巴基斯坦政府为了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电站，提出帮投资人承担卢比和美元汇率波动的风险——每个季度根据汇率变动调整电价，以确保投资者获得稳定的回报。

最后，解喆还提出，建立沿线国家或者重点城市和地区的信用评价指数，成为投资和贸易的权威风向标，如“一带一路”目的地指数，帮助企业瞭解这些国家的风险。

根据新浪、中新网等综合采编

【文章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