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系统性的、全面的、本质性的危机使得全球性垄断资本主义不可持续

郑瑟

　　比利时劳动党副主席兼研究部主任戴维·派斯提欧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欧洲资本主义仍处于深度危机中，当前经济形势虽然略有好转，但真正解决之策并未找到。

　　派斯提欧说，资本主义会出现周期性危机。欧洲自2008年以来出现了一场严重的危机，经济停滞、主要增长引擎停摆。一方面，削减工资的政策导致购买力下降。过去10年间，西方国家三分之二人口的收入下降或没有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引擎，即投资同样裹足不前。为了拯救银行，许多国家债台高筑，随着金融泡沫的形成，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日益减少。

　　派斯提欧说，“我们认为，实行新的政策势在必行，这种新政策必须既能提高民众的购买力，又能导致投资的回升”。

　　近年来，西方出现了“马克思热”。法国知名经济学家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出版以来的全球销量已超过200万册。德国导演拉乌尔·佩克的电影《青年马克思》在德国引起人们对马克思的再度关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比利时劳动党在民众中的口碑越来越好，有望在比利时法语区成为第三大政党。

　　派斯提欧认为，上述现象有着深层的经济和社会原因。过去10年的危机使得财富公平分配问题再度成为西方人的热议话题。当前贫富差距日益增大的现实触目惊心，而财富的分配不公是马克思曾深入分析的问题。

　　派斯提欧说，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正越来越多受到诟病。投票这种看似民主的方式掩盖了背后的经济因素，大量掌握生产要素的寡头在操控着媒体、在幕后塑造着所谓的民意。在当下的西方国家，所谓的“民众权力”实际是一种幻象。

　　贸易、金融、农业、手工业领域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了所有欧洲国家。但只有在荷兰和英国，这些萌芽才蓬勃发展，使资本主义成了最重要的调控原则。荷兰最初只是一个反抗西班牙统治、争取独立的多省联盟;1579年至1648年，北部地区建立了自治共和国。英国从1688至1689年开始就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随着苏格兰在1707年并入，英国成了联合王国或称“大不列颠”。

　　荷兰和英国在十七、十八世纪就拥有了高度发达的、具备社会和文化影响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但是两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差别很大。荷兰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出现较早，十七世纪，荷兰是所有欧洲革新国家的唯一榜样;但是到了十八世纪，英国超过了荷兰，这是因为英国的军事力量更为强大，它的资本主义基本模式发展前景更好。荷兰固守自己在贸易及金融资本主义领域的优势，注重出口和国际金融业务，而英国还会促进资本主义在手工业领域的发展，跟荷兰相比，英国的发展更倚重内需。荷兰和英国都发展了农业资本主义，但两国的农业资本主义结构不同。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也能体现荷兰和英国领先于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

　　促使这两个地处欧洲西北部的国家取得发展优势的因素数量众多，以下三个最为重要、互为条件：第一，两国从中世纪以来就很重视长途贸易(荷兰尤为突出);第二，两国的封建主义势力一直很弱(这与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以来的统治史和荷兰的朝代史有关);第三，从十六世纪起，欧洲人开始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荷兰和英国在殖民活动中遥遥领先。荷兰和英国的优势也得益于它们的地理条件：荷兰位于欧洲的边缘，英国是一个岛国。

　　假如我们要解释资本主义为何能在欧洲西北部地区发展较快，我们就不能忽略当地的社会特征与文化特征。让我们先简要地分析一下英国的情况。商业活动和社交活动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日常生活中相互交织、相互促进。举例而言，在伦敦皇家交易所的宽大拱廊里，殖民地产品、商业书籍和广告琳琅满目;保险公司和公证处提供服务;编辑部设立了代表处;人们在咖啡馆里交流信息、吃喝、聊天(1700年前后，伦敦约有400到500家咖啡馆)。市场推动了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借贷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不限于特定身份的社会成员。这就是十八世纪的“消费者革命”。从十七世纪晚期开始，协会和俱乐部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它们有着各种目标：社交、为工人运动做准备、互助、讨论、赌博。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可以说，尽管市场关系经常导致竞争和自利行为，但它也能增进信任、促进社会化。

　　欧洲西北部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较快也得益于识字率的提高(以城市居民为主)，各类报纸、书籍、目录日渐普及。这样一来，科学领域的新动向就能得到传播(科学家和实干家在相关活动及协会中碰面时也会相互交流)，但是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接触到这类信息。实用知识很受重视，有人以传播实用知识为职业。

　　来自欧洲大陆的游客注意到英国人追求娱乐、热衷赌博、痴迷新生事物。在英国，赌博和体育从十八世纪起就是商业活动，打赌的冲动和冷静计算概率的倾向利用各种机会相互结合：赛马、板球比赛、斗鸡;人们有时也买彩票或者在证券交易所里投机。文化和娱乐产业兴起了。值得注意的是，启蒙运动时期的重要学者对赌博、投机和娱乐评价极高：学者认为它们是文明社会的基础，能培养社会美德。当时，社会的统治者还不是富豪，贵族及受其熏染的上流社会人士都爱摆出轻视钱财的样子。阶级差别十分显著，而且还在不断扩大：一群人聚集在咖啡屋，另一群人出入白兰地酒庄。绅士的俱乐部不对外开放，工人开始成立自己的互助组织。尽管农村的平民文化已经受到了市场关系的影响，但它还是更重视传统习俗和“公平”观念，不太关注盈利和进步。然而，上文提到的例子告诉我们，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城市的社会文化已经较为适应日渐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城市文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又影响了城市文化。

　　当时的学术界正在进行价值重估。重要的十八世纪知识分子开始从经济、哲学和道德的角度赞美资本主义，但他们没有用“资本主义”这个说法，而是选择了“贸易”和“商业社会”等表述。

　　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的大多数神学、哲学和国家理论仍对资本主义抱有怀疑甚至敌视态度。举例而言，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主义人文思想援引再次得到重视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指出资本主义极为可疑。学者试图捍卫重视群体利益的美德，反对自利、私有财富和腐败。对资本主义的怀疑态度主要来自基督教的道德学说，它崇尚爱人如己、将无私视为美德，反对追求个人利益、积累财富，尤其反对盈利性的货币业务。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带来了“近代的宗教观”，强调“贴近世俗的信仰”(海因茨·席林)，这使大众对劳动和职业有了更正面的看法。马克斯·韦伯强调清教—加尔文主义的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小教派信徒(门诺派教徒、贵格派教徒)中确实出现了更多企业家，验证了韦伯的观点。真正开始对资本主义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和斯宾诺莎等学者对当时的战争惨状印象深刻，希望能为文明社会树立新的、世俗化的美德，崇尚人权、自由、和平和富裕。1748年，孟德斯鸠一反欧洲传统的主流思想，赞美贸易，认为它是一种传播文明的力量，它可以克服愚昧、收敛暴力、改良风俗。伯纳德·曼德维尔、大卫·休谟、孔多塞和托马斯·潘恩等人的观点也与此相近，这些学者大多来自英国、法国和荷兰。他们认为，合理地追求个人利益可以促进大众的福祉;利己未必非得损人;生意和道德不一定相互对立;市场能阻止人们出于激情而发动战争，帮助人们争取利益;市场能培养勤奋、坚韧、正直、遵守纪律等美德。总之，我们发现这些学者大体上支持新出现的资本主义趋势。他们不仅希望资本主义能带来更多财富，还希望它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好的秩序。建立这种秩序不需要国家的专断干预，它需要的是尊重自由、对个人负责、有能力以协商而不是战争形式处理矛盾。

　　1776年，苏格兰的启蒙学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系统地表述了这种既符合实际又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观点。斯密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核心要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分工、贸易、资本形成、供求关系、价格机制以及——最重要的——为了长远利益而放弃当下享受的能力。斯密批判蓄奴制、农奴制和传统的仆役劳动中的压迫式人身依附制度，赞美交换过程(也包括用劳动力交换报酬)带来的自由权。斯密支持市场的参与者追求个人利益、自主地做出决策，但他并不一味赞成“自由放任”;他认为国家和公民社会也应当发挥重要作用。斯密提出，没有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参与，市场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转。尽管斯密认为自身利益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出发点，但他不赞同将人类视为单纯的经济人。作为经济学家和道德哲学家，斯密反对压抑个人的自利思想，而是主张引导它，让它能为大众的福祉做贡献。但人们不能将引导工作(完全)交给市场，公共道德和结构合理的组织更为重要，因为它们能温和地调节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斯密经常批评英国当时的经济政策，尤其是政府长期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和以垄断为基础的对外经济政策。斯密描述的“商业社会”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斯密是一个改革者，但他赞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多数趋势。斯密和十八世纪的其他启蒙思想家将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视为实现富裕和重大社会进步的途径，他们忽略了资本主义的一些缺点，或者认为只要机构改革到位，这些缺点就能被克服。

　　举例而言，他们将欧洲以外暴力和商业的联系归咎于重商主义。他们忽略了资本主义的强制特征，而它在资本主义的扩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试举一例：在农村公有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中，部分农村人口丧失了安身立命的基础。资本主义能提高人们的总体生活水平，但是自古以来，哪里出现了资本主义，哪里的社会不平等就会加剧。斯密描述的不断增长的财富在分配时极度不均。斯密了解这点，但是此类思考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并未占据重要地位。

　　对于经济秩序，亚当·斯密做出了一番令人印象深刻的设想。他设想的经济秩序与孔多塞和其他启蒙思想家憧憬的由理智的个人组成的社会相匹配。斯密认为，个人能最好地判断自己的利益。他相信世界上可以有一种脱离专制国家束缚的理性秩序。此前几百年的历史使得斯密不信任统治者的智慧和传统思想。斯密和同时代学者的著作深受启蒙运动影响，它们的内容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资本主义并不是由少数精英强加给心怀抗拒的大众的。资本主义以实际行动批判了历史悠久的不公现象，向付出努力的成功者许诺合理的回报。资本主义创造财富，传播自由。因此，它不仅能吸引商人和企业家，也能吸引知识分子。许多“普通百姓”或许也会对它感兴趣。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些学者看法不无道理。荷兰和英国是两个在十八世纪末很接近斯密设想的“商业社会”的国家，它们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具资本主义特征。英国和荷兰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也是最自由的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社会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但是社会积累的巨额财富，保证了1500年到1800年之间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工人收入在绝对值上有所提高，相对值大致不变;而在欧洲大陆，如维也纳和佛罗伦萨等地，工人收入绝对值大致不变，相对值却减少了。1500年前后，欧洲西北部边缘地区(尤其是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几乎没有贫富差距;到了1800年，差距已经变得很大。不论是对于精英阶层，还是对于社会大众，这种现象的意义都很重大。在欧洲中部地区，直到“饥饿”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温饱危机(“贫困化”)的破坏力一直在增长，但是这种危机对英国几乎没有影响。1800年前后，英国已经成功地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要在几十年后的工业化阶段才能做到这一点——国民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曾在十九世纪初预言，假如不制定政策限制人口增长，人口增长的速度将超过粮食增产的速度。对于数十万人来说，马尔萨斯陷阱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近年来，经济史学家彭慕兰提出的“大分流”等挑战性观点促使学术界深入讨论了经济史上的突破为什么出现在了欧洲的西北部地区，而没有出现在经济同样发达的中国东部地区。这种经济史上的突破转化成了不断自我推动的高速发展。根据此前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1、如果要解释“大分流”，我们就必须对经济、社会、国家和文化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尽管它们最适于解释的还是生产率和发展的区别。复杂的现实要求我们将视角拓宽至经济史之外，对此，资本主义概念很有帮助。2、通过比较欧洲内部的情况，我们能得出如下结论：英国和紧随其后的荷兰在十八世纪末具备的优势得益于长期的进程，这些进程延续了数百年。因此，在解释欧洲和中国的区别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延续时间很长的缓慢变化。3、国家政府的积极举措、殖民运动和原始工业化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缺少这三种因素，或者说它们在中国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目前的研究结论是，1800年前后，资本主义的形式超越了商业资本主义，具备了左右制度的能力，这是一种欧洲特有的现象。尽管这种资本主义离不开国际联系，但它的完整形式只存在于欧洲的西北部地区。

　　经济之父亚当·斯密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从他去世的父亲手里继承了三分之二的家产。他的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则只继承了三分之一，于是，她自己的孩子基本上变成了她的监护人。她的余生都和自己的儿子生活在一起，提供免费的劳动力——做饭、打扫或是其他一些照顾这位单身经济学家的事情——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讨论国家的财富时，都没能注意到这一点。

　　而在英国的习惯法中，在所谓保护法的普通法系之下，就连分给这位遗孀的三分之一都在1700年被取缔了。历史学家艾米·路易丝·埃里克森解释说，在那个时代，结了婚的女性从法律上来说受到她们丈夫的“保护”。也就是说，一对夫妇被认为是一个人，结了婚的女性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不再是独立个体，也不再属于自己。保护法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女性及其财产为其丈夫所有。所以，1800年之前的400年来，女性结婚之后冠以夫家的姓这一传统为英国(及英国殖民地)所独有。在那之后，冠以男性的姓氏成为了欧洲更加普遍的做法。

　　不过，将近一半的英国女性，在16和17世纪时掌管自己的财富。

　　在保护法之外，没结婚的英国成年女性被当成是法律上的独立个体。这与欧洲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在欧洲其他地方，未结婚和守寡的女性需要有一位男性监护人，这一传统在整个大陆上的执行力度稍有不同。由于英国16和17世纪未婚女性的人数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巅峰，于是当时将近一半的英国女性掌管着自己的财富。埃里克森写道，这也就意味着“至少从理论上来说，英国金融投资市场比其他欧洲国家高出50%。”

　　虽然历史学家承认需要对整个欧洲做更多研究，但埃里克森指出，英国的婚姻财产法在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崛起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初的“金融革命”史，基本没有考虑过“性别是如何促进了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在英国诞生的。”

　　19世纪时，反对保护法的运动人士开始把这项法律称为“褫夺公民权”，因为守寡的女性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而一个离了婚的女性有可能需要归还和赔偿她在婚姻期间所有的收入。但是保护法直到1870年才被废除，埃里克森解释道，这大部分是因为“许多甚至是大多数英国家庭”在法律上找到了避开这项法案的完美方式。

　　但是，通过详细讲述英国这些独有的特点，埃里克森指出，“英国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早地发展出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英国法律将女性使用自己财产的权利与男性使用财产的权利明显地区分了开来，与欧洲其他国家全然不同。”未婚女性如果手里有钱花，或者把钱借出去或用于投资，就能让事情变得完全不一样。

　　作为一种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全面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在过去几百年里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形成覆盖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世界体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多重矛盾的集中爆发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陷入结构性危机之中。今天的世界格局正在加快演变，各种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使得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等经历着深刻复杂的变化。对此，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和研究。

　　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全球性垄断资本主义为特征。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将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归纳为普遍化垄断、全球化垄断和经济金融化。首先，资本天然寻求最高利润，需要在不断向全球扩展空间逐利的同时实现对稀缺资源的垄断性占有，并且扩大对各国社会的控制力。对此，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并非是自由市场而是垄断，而这一市场的垄断来自资产阶级与权力，因而不能把目前的资本主义经济等同于市场经济。其次，资本主义的大规模贸易和生产必然产生过度积累的普遍危机，金融扩张是世界资本主义作出的典型反应，其结果是贫富悬殊的扩大和增长不平衡性的恶化。对此，美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认为，金融化浪潮最终自己终结了自己，但有助于资本家进一步压低工人工资。美国哲学家乔姆斯基认为，金融垄断下的全球化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互相竞争，却在保护特权阶层。再次，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从实体经济(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主导)向虚拟经济(金融资本主导)的演进，意味着全球食利者和金融寡头的国际垄断同盟的形成，加快了利润由不发达向发达、由边缘地区向跨国资本权力中心持续流动的进程，加剧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全面直接对立。对此，美国学者约翰·福斯特认为，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导致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脆弱性的巨大增长，使其面临系统性崩溃的危险。

　　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追求和资本跨国扩张的利润追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如果将世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空间体系进行思考，上述两种追求在利益一致时能够彼此结合。推动资本主义进行世界性扩张的不仅是通常意义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还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资本的流动性本能和资本主义权力的日益集中。如美国学者道格·亨伍德认为，分析当今美国经济时必须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美国军队那只“看不见的拳头”联系起来思考。然而，一旦占据世界体系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无力继续为资本在全球流动过程中不断积累提供动力，这两种价值追求之间的内在张力和矛盾就会凸显：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让跨国资本获得全球流动的极大自由，以金融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全球垄断性企业决定了世界体系绝大部分经济活动，正在改变政治国家性质和能力，如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所分析，很多国家层面的政治决定依赖于全球资本主义及其不平等，将大多数人的利益置于资本利益之下，给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产业空心化和中产阶级萎缩等问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为争取流动资本展开竞争，并要承受社会分化、阶层固化和阶级隔离等产生的普遍性社会不满，多国人民对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机制的怀疑、反对乃至抵抗促使其通过大众民主机制对国家施压，如美国和西欧国家近年遭遇的民粹主义的冲击。

　　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入结构性危机阶段。英国学者卡利尼科斯强调，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资本主义本身——一种剥削和竞争性积累的逻辑——具有结构性缺陷而陷入整个制度的危机之中。近年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都认为，当今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系统性的、全面的、本质性的危机使得全球性垄断资本主义不可持续。具体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前IMF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认为，欧美金融寡头专政事实上发动了无声的政变，让代议制民主流于形式，其所产生的政治极化、社会撕裂和文化对立等多重矛盾必将危及欧美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性。第二，在全球资本主义国家中，财富、权力的积累与贫穷、被边缘化的积累同时发生，两者之间形成了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以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这将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最终会瓦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第三，资本为了寻求利润，需要开展无限扩张的生产和对社会进行无度刺激以促进消费，但是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力资源都是有限的，这就会产生比利时学者弗朗索瓦·浩达所分析的生态危机和粮食危机等。虽然受害者首先是亚非拉的绝大多数民众和欧美国家日增的底层，但终将把自我、社会和自然不断卷进去，其结果正如美国学者洛仁·戈尔德纳所预测的，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衰落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正在牺牲人类发展来保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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