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郑瑟

　　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施万通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推进质量、效率与动力变革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他相信中国经济改革能够取得更大成绩。

　　“如今中国已不再是依赖低成本的发展中经济体，而是在中高端市场参与竞争。中国需要进一步激发私营企业的活力，同时提高产品质量，以取得更大的成功。中国不仅需要涌现出更多创新的新型公司，也需要政府为私营公司走上新的道路建立激励机制”，他说。

　　此外，施万通认为，中国在加强污染防治，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领域成绩出色，“毫无疑问，中国在绿色经济领域投入最多，所取得的效果也非常明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根据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特别是我国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为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需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意味着，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重要的是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高质量发展阶段，核心要求就是要改变过去主要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只重视量的扩张而忽视质量效益的粗放式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产能过剩、效益低下、竞争力不足等问题，通过提高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和竞争力提升。

　　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转向期，最大特点是速度要“下台阶”、质量效益要“上台阶”。从主要看增长速度有多快，转变为主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已具有如下一些条件。

　　一是城镇化快速增长。

　　本世纪前十年，中国城镇化以1.3%速度增长。2010年以来，年增长也超过1.2%。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7.35%，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城镇化现在面临如何进一步深度城镇化，就要提升城镇化质量，加快进城的农业转移人口向市民化转移，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权益，同时实现“十三五”期间一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的目标。

　　二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持续提升。

　　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从2011年的44.4%快速上升2017年前三季度的52.9%。与此同时，制造业技术升级、产业结构高端化的发展特征愈加明显。

　　三是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带来的消费服务升级。

　　随着全社会收入水平的整体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商品和服务的品质、质量、品牌和性价比有了更高的要求，产品和服务必须跟上居民消费升级的步伐，这也是转向高质量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目前超过三分之二的经济增长来自消费，而不是投资和出口。

　　四是新技术革命引致的万众创新局面正在形成。

　　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平台经济、无人零售、共享单车、新能源汽车等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为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什么有那么多大鱼，为什么有那么多发展，因为中国这个水已经足够大。”

　　日前，在“2017世界浙商上海论坛暨上海市浙江商会年会.0”上，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的演讲火了，中国企业发展壮大和中国经济崛起之间的鱼水关系引发了企业界和公众的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马云早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佳的经商环境，中国的持续发展是涌现阿里巴巴等创新企业的关键。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且之于世界商业格局越发重要。

　　就拿阿里巴巴马云为例，在其近年来马不停蹄的“全球化之旅”中，马云的底牌仍然是中国。

　　2017年6月，马云在美国掀起了一个旋风般的“重新认识中国”高潮。在底特律举办的“美国中小企业论坛”上，马云以“移动端上的国家”定义中国，展示了巨大的市场、先进的支付技术和便捷的物流，让全美中小企业主们“重新发现了中国”。

　　是的，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马云始终在唱多中国。

　　截止2017年8月，阿里巴巴近年在中国本土的投资金额已经超过2000亿元，其中重大项目超过20个，如投资苏宁、银泰、圆通、日日顺、百联等。

　　同时的，近年来得益于国内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趋势，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超出预期，让世界惊讶。

　　尤其是阿里巴巴，其现象级的增长表现令华尔街在2017年掀起了重新认识阿里巴巴的热潮，对很多海外商家也开始意识到，中国市场日益重要，错过互联网商业、错过中国，你就错过了未来。

　　近段时间，美国的风险投资数据库CBInsights，选出64家各领域的热门公司，办了场全球热门企业“奥运会”，并由华尔街专业投资者和金融专家通过一轮轮投票以淘汰赛制决出最值得投资并会长线持有十年的公司。全球包括苹果、谷歌、Facebook、亚马逊等64家各个领域的热门公司参与。

　　然而，在这场全世界投资者的公投之中，国外的巨头们却被中国的阿里巴巴直接“团灭”!这和此前美国媒体、投资者对阿里巴巴“看不懂”的状况相比，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刚进入2018年，美国知名的财经媒体CNBC，以及道琼斯集团的著名投资刊物巴伦周刊也缓引了知名投资研究机构MKM的预测，中国阿里巴巴可能会先于苹果等美国科技巨头在2020年达到1万亿美元市值。

　　这足以证明阿里巴巴不可估量的潜力被全球投资者看好。

　　此外，按照阿里巴巴的战略，未来有更大的想象力和增长空间-到2036年，阿里巴巴将服务20亿消费者，让1000万家企业盈利，帮助全球的中小企业和消费者实现全球卖、全球买、全球付、全球运、全球游。

　　当下，阿里巴巴股价已涨破190美元，市值超过4890亿美元。

　　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的高速成长，受益于中国经济崛起，同时也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017年的财富全球500强榜单中，有115家中国企业登榜，中国企业的数量在稳步上升。在无人机开发、移动支付等越来越多的领域上，中国已不再是追随者，而逐渐成为引领者。

　　从温饱小康到消费升级

　　1、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经济活动是由人类创造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意味着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参与度降低，即更少劳动要素的投入将减少总产出。其次，抚养比决定了人口赡养率和劳动力人均负担高低。在其它条件不变时，抚养比下降会提升家庭储蓄率，而储蓄是投资的基础来源，抚养比通过储蓄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最后，不同年龄人口有不同的消费结构，人口红利还可通过消费结构转变来影响经济增长。

　　年龄结构影响消费需求特征。美国各年龄段消费支出结构显示，食品、服装、住房、交通、娱乐是青年人偏爱的消费品，而中年时期在教育、个人保险上支出占比较高。老年人群则在医疗和个人护理上有很大的消费需求。

　　人口红利结束。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在2010年结束，从1980-2000年中国15-64岁年轻人口年均增长1500万，2000-2010年年均增长1000万，而在2013年降至300万，2014年以后出现了持续的负增长。

　　中国城市化过半。中国劳动力的另一贡献来自于城市化，我们在过去20年保持了年均1.3%左右的城市化速度，每年新增城镇人口2000万左右。16年末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7.35%，离70%的城市化成熟期已经空间有限，而欧洲的意大利等国的经验显示城市化率可能在60%以后就开始放缓。

　　地产、汽车需求见顶。从有效需求人口的角度考察，2010年以前我国每年新增3000万有效人口，包括1000万年轻人和2000万农村进城人口，他们需要1500万套住房和3000万辆汽车。而在2010年以后，我国每年新增有效人口不足2000万，理论上每年1000万套住房和2000万辆汽车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到2026年以后，如果城市化也进入尾声，那么房地产和汽车两大产业都将只剩下折旧更新的需求。按照4亿套(辆)的存量，假定房地产和汽车的折旧率分别是2%和7%，那么成熟时期房地产和汽车的年度需求分别在800万套和3000万辆，而2017年的中国房地产销量将达到1900万套，汽车产量将达到3000万辆，这两大需求应该都到了历史顶部区域。

　　2、从物质需要到美好生活

　　从追求温饱到小康生活。经过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的发展，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30年以前，中国居民还在为温饱而努力，城镇居民户均住房不到0.5套，没有汽车、空调，彩电和冰箱的拥有数不到0.2台。而到了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已经基本实现了小康生活，户均住房超过1套，电脑、冰箱、洗衣机都有1台，空调和彩电甚至略微超过1台，而手机高达2.3部，户均汽车0.36辆。因此，传统家电、住房的拥有量很难有大的提升空间，而汽车的发展则受制于城市交通的约束，例如日本的汽车户均拥有量只有0.5辆，相比之下中国汽车户均拥有量的提升空间也不大。

　　从物质需要到美好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九大报告定义中国的社会矛盾发生了巨大变化，从30年前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过去居民的主要目标是求温饱、奔小康，而以后居民要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那么，如何理解更加美好的生活?

　　居民消费转型升级。经济活动是由人创造的，因此人口结构会决定经济增长的方向。过去中国的15-59岁年轻人口在持续增加，年轻人主要需求是房子和汽车，这就是工业化的时代。而随着人口红利拐点的出现，中国年轻人的数量开始下降，而老年人数量开始增加、同时在放开二胎以后小孩的数量也开始回升。年轻人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房子、汽车，而是更好的汽车、房子和手机，这就是消费升级;而老年人需要的医疗、养老，小孩需要更多的教育，这些都是服务需求，这就是消费转型。

　　从衣食住行到科教文卫。从全国分区域各类消费支出增长速度上看，各省的共性多于个性，普遍表现为食品和衣着类消费支出增速放缓，而新兴消费支出如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类支出增速加快。而展望未来，随着地产、汽车销量的见顶，城镇居民住行相关支出增速也有望回落。

　　平衡充分发展：从工业到服务业。而随着居民需求的结构变化，我国经济结构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主要矛盾是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含义是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我国工业发展失衡，而服务业发展不充分。世界银行口径下，15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41%，第三产业占比刚突破50% 。而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其第二产业占比约在20%~30%，第三产业普遍在70%左右。即便与同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韩国、印度、俄罗斯相比，我国二产比重仍是最高的。

　　教育医疗潜力巨大。我国在以教育、医疗为代表的部分服务业领域仍存在着市场准入管制，阻碍了行业效率的提升。民办教育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但无论在学校数量和招生数占比上均不足30%，在初等教育阶段比重更低，尚不足10%。民办医院这些年的比重稳步上升，医院数量占比在17年2季度已达到58%的水平，但同发达国家仍有差距，据美国医院协会2014年统计，美国私立医院占比为87%。

　　汽车：总体低迷，结构出彩。而随着年轻人口数量的下降，对于传统的汽车、家电等工业品的需求见顶，体现为2017年汽车行业整体增速几乎为零。但现在的年轻人需要的是更好更环保的汽车，这就是消费升级，体现为今年SUV型汽车的增速依然接近20%，而新能源汽车的增速接近50%。

　　技术创新是出路。未来汽车、家电的高增长只能寄希望于目前已现端倪的由新技术创新引领、新一波与互联网相融合的智能化浪潮。根据奥维咨询(AVC)数据，过去几年我国手机和电视产业的发展主要归功于智能化，而到2020年，我国智能洗衣机、空调和冰箱将爆发式增长。

　　发展战略新兴行业。与之相应，在工业内部，我们应该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传统的煤炭、钢铁、有色等行业，恰恰是负债率最高的行业，说明这些行业发展过度，未来应该限制发展。而从高新技术进出口情况上来看，除计算机通信和材料产品录得贸易顺差之外，其它产品均为贸易逆差，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贸易逆差占比较高的计算机电子与航空航天产品恰好是我国对比美国工业中发展不充分的行业，这些行业应该大力发展。

　　从银行融资到资本市场

　　1、工业化依靠银行融资

　　在工业化的时代，我们只需要不停生产更多的房子、汽车、家电，而与之相应，只要通过银行不停给企业提供贷款就行了，以银行为主的融资体系可以完美配合工业化的发展。

　　创新转型靠资本市场。而在人口老龄化以后，老年人需要的医疗和养老服务，最核心的是医生和护士，这属于人力资本。而年轻人需要更好的汽车，这属于创新。而人力资本和创新，更多体现为无形资产和轻资产，缺乏抵押品、靠银行没法放贷，只能靠资本市场来提供融资。

　　但从09年以来，虽然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显现，我国依然是在依靠银行体系不停地给各个经济主体放贷款、加杠杆。比较典型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在09/10年，银行给企业部门贷款，导致了企业部门产能过剩和债务高企。第二次是在12/13年，银行通过表外给政府融资平台的非标融资，导致了政府融资乱象。第三次是在16/17年，银行开始给居民部门大力放贷，同时继续加大对政府融资的力度，导致了房价大涨和居民债务激增。

　　2、银行推动的三次加杠杆

　　第一次：09/10年靠企业举债，11年经济下滑。08年以前，中国企业部门每年新增总融资仅为2万亿，到了09年以后激增至7万亿，12年以后上升到10万亿，17年前3季度的企业部门总融资已经超过10万亿。

　　从结果来看，09年的制造业投资实际增速激增至30%以上，并带动了经济在09、10年短期回升。但好景不长，11年以后产能过剩使得制造业投资实际增速持续下滑，并导致了经济的再次下滑。

　　当前企业债务依然高企，制约设备投资扩张。17年以来，市场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经济的新周期有没有启动，认为新周期启动的重要逻辑是企业部门的设备投资重新扩张，从而支撑中国经济开启一轮长达7年的新周期。但是从结果来看，制造业投资增速并未回升，实际投资增速甚至创下新低，源于企业部门的债务率依然位于历史高位，高债务制约企业设备投资扩张。

　　第二次：12/13年靠政府非标融资、14年经济下滑。到了12/13年，非标融资开始兴盛，信托贷款增速从12年初的18%上升到了13年中期的100%以上，并带动了社会融资总量增速的反弹。

　　而当年的信托贷款，主要是银行通过表外给政府融资平台的非标项目融资，而政府基建投资增速从12年初的-0.5%上升到13年中期的25%，是12/13年经济短期企稳的重要动力。但是同样好景不长，13年下半年政府开始整治非标融资，14年以后的经济开始重新下滑。

　　政府债务率上升，债务置换到期。在08年以后，中国政府债务率出现了持续的上升，从14%激增至50%以上。最初的上升靠的是不规范的融资平台贷款，12年以后的上升靠的是融资平台信托贷款、城投债券等，而在14年政府债务审计之后，15年推出的3年13万亿的债务置换计划又让政府杠杆进一步上升。但是放眼18年以后，债务置换计划到期在即，而各种政府不正规融资已被全面规范，加之政府债务率已经不低，指望政府部门再度大力加杠杆的空间非常有限。

　　第三次：推动全民举债买房，地产销售新高。2011年以后中国的人口结构出现拐点，居民的住房有效需求每年应该在1000万套左右。然而在16、17年中国地产销量连续两年井喷，到17年的地产销售面积已经接近17亿平米，等于大约1900万套住房。17年的地产销售总额估计会达到13.2万亿，比15年增加了大约5万亿。而16/17年的地产销售井喷，与人口结构和城市化率等基本面无关，来自于全民举债买房。15年时居民部门年度新增负债4.6万亿，到16年上升到7.1万亿，到17年又上升到8万亿。

　　而地产投资带动了本轮经济企稳。从三大投资的表现来看，16年以来的基建投资增速稳中有降，制造业投资增速再创新低，只有地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是企稳经济的主要贡献。

　　短期消费贷激增，背后风险更大。17年政府对房贷加强监管，居民长期贷款并未增加，但是各家银行创新的大额信用卡类消费贷可以绕过央行征信监管漏洞，完美地帮助居民贷款买房。17年前10个月居民新增6.2万亿商业贷款，同比多增10000亿，其中仅短期贷款就同比多增1.14万亿。17年前10个月的商品房销售金额同比多增1.2万亿，这意味着今年以来地产市场销量的增长完全来自于居民的新增短期贷款，这其实是个非常危险的游戏，因为这部分贷款期限太短，而且没有抵押品。

　　往前看，居民举债能力已经接近上限。截止17年9月，中国居民部门总贷款已经达到39万亿，再加上5万亿公积金贷款，居民总负债为44万亿，3年多翻了一倍，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55%。

　　但GDP是一国经济中各部门的总收入，所以要衡量居民部门的偿债能力，还要考虑收入分配的问题，由于我国居民部门只分配到了GDP的60%，我国居民部门债务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0%，和美国日本的水平相当，这说明从收入角度看中国居民部门举债能力已经接近上限。

　　3发展直接融资是方向

　　举债发展短期有效。回顾09年以来的银行行为，分别在09/10年、12/13年和16/17年给企业、政府和居民加了三次杠杆，结果是社会总融资增速的短期回升，以及经济的短期企稳反弹，但是前两次的经济回升时间都不到两年，到第三年经济重新开始下滑，而这一轮经济从16年初开始回升，到目前已经接近两年，但从17年3季度开始经济已经出现了重新回落的迹象。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债务问题，核心是要改变中国的金融市场融资结构，从银行融资转向资本市场。随着中国经济从工业化时代向服务和创新时代的转型，必然要求融资结构从银行债务融资转向资本市场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因为银行融资在工业化时期可以帮钢铁厂扩产，帮房地产商盖房子，但是只有资本市场可以帮助服务和创新企业成长，君不见谷歌、腾讯等创新企业都是资本市场培育的。此外，资本市场可以帮助居民财富增值，而银行贷款则是加重了居民的长期债务负担。而十九大会议也明确指出，未来金融市场的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刺激需求到改善供给

　　1、政策决定市场表现

　　从生产的角度看，经济增长由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三大要素禀赋共同驱动。从需求的角度，经济增长由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拉动。在过去的10年，由于人口红利的结束，我们在生产端走向了靠货币驱动的模式，体现在需求端，就是靠投资拉动经济。

　　投资过度、债务超增。从09年到16年，为了创造8.2%的平均GDP增速，中国每年投资增速高达19%，对应的社会融资增速高达22%，广义货币增速高达16%。因此，货币超发的本质就是投资过度的问题。08年末中国M2/GDP仅为149%，同期投资/GDP为46%;而到了16年末，M2/GDP达到了226%，而同期投资/GDP上升到了80%。

　　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而为了化解投资过度的隐患，政府从15年开始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其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其中基建投资高增对应的是政府债务高企，需要降低政府举债成本。制造业投资过度导致产能过剩，需要去产能。而地产投资过度导致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高企，需要去库存。而经济整体投资过度债务过高，需要去杠杆，补短板是为了提高投资的效率。而三去一降一补也是理解中国经济这几年变化的核心政策因素。

　　15年降成本：大幅降息降准、政府债务置换。回顾2015年，政策层面最大的变化有两个，一是持续的降息降准，二是启动了政府债务置换，当年政府债券净发行3万亿，大幅降低了政府举债的成本，为政府新增举债扫清了障碍。

　　16年去产能，商品价格大涨。16年的政策主线是去产能，受益于产能的大幅去化，16年以来煤炭、钢铁等商品价格大幅上涨。

　　17年去库存：三四线房地产。而17年以来的政策主线是去库存，主要目标是降低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的高库存。

　　三四线地产销售超预期。今年以来地产市场表现超预期，主要源于三四线城市的惊艳表现。从统计局数据来看，今年前10月一线城市地产销量同比下降-31%，二线城市地产销量同比下降-1%，但广大的三四五线城市地产销量同比增长15%。而以碧桂园、恒大为代表的内房股在香港市场大幅上涨。

　　回顾过去：政策决定市场表现。从资本市场的表现来看，14/15年在降成本的背景下，央行降息降准，带来股市债市短期双牛行情。16年去产能为政策主线，带来商品价格的大涨。而17年去库存政策下，三四线城市地产销量大涨，带动家电等地产相关消费，而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也推升了高档白酒等高端消费。问题是未来的政策主线是什么，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认为应该是去杠杆和补短板。

　　2、未来政策：去杠杆、补短板

　　中国式转杠杆：需求刺激强于供给收缩。首先，总结过去3年的政策，其中去产能政策是约束制造业投资，控制企业杠杆。但降成本是在刺激基建投资，增加政府杠杆，而去库存是在刺激地产投资，增加居民杠杆，因而整体来看需求刺激依然强于供给收缩，而经济的总杠杆率还在继续上升。

　　全社会债务杠杆率创新高。我们观察经济各主体的债务率显示，今年以来的居民和政府部门债务杠杆率继续大幅上升，而企业杠杆率只是高位企稳，因而全社会的总债务杠杆率还在继续上升，17年3季末的全社会债务杠杆率为242%，比16年末提升6%，比14年末增加40%。而周小川行长也在最近指出高杠杆是中国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

　　美国去杠杆：金融市场出清。海外经济在金融危机以后逐渐复苏，源于成功去杠杆，美国经济整体杠杆率在09年以后未再继续上升，实现了降杠杆的目标。而美国去杠杆的诀窍在于金融市场收缩，降低了银行的杠杆，由于银行资金供给的下降，使得居民和企业没法过度举债消费、投资，因而控制了整体债务杠杆率。

　　美国2000年以后：经济增长不靠货币。研究美国的历史数据，关于货币和经济的关系其实很有意思。最初美国的货币增速和经济增速显著正相关，在中国的过去也是这样一个规律，貌似钱越多经济增长就会越快，这就会给人一个假象，好像只要钱多经济就能变好。所以我们还曾经在09年写过一个报告，名字就是“信贷决定论”，认为只要有钱，经济就能增长，果真如此吗?其实并非如此，至少从美国的历史数据来看，货币和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弱，甚至在2000年以后，美国的货币和经济走势出现了完美的负相关，你可以理解为货币增速越低，经济反而更好!

　　政治局、金融工作会议：去杠杆、控总量。因此，要去掉经济杠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就应该降低货币增速。而在17年7月的金融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要推动经济去杠杆，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这是政府首次把去杠杆、控总量放在最核心的位置，而控总量其实就是控制货币总量，这意味着政府将接受货币增速下行。而在17年末的政治局会议中，也明确表示18年要打赢三大攻坚战，其中去杠杆放在首要位置。

　　央行资管新规：抑制货币空转。而降低货币增速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抑制货币在金融体系的自我循环，这也是央行发布资管新规的核心目的，其主要思想是“打破刚兑”、“穿透监管”与“清除嵌套”，这意味着银行理财将向净值型转型，表外业务的发展将受到约束，银行同业资产和负债将面临双重收缩的压力。

　　货币政策难松。从央行的操作来看，今年以来央行始终保持银行超储率在1%左右的历史最低位，并推动银行在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稳中有升，标志性的DR007利率从16年的2.3%升至当前的2.8-2.9%。

　　贷款利率趋升。央行提高货币利率以后，银行在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显著上升，1年期同业存单利率从去年的3%上升到目前的4.5%-5%，只要央行货币政策不松，银行上调贷款利率也是必然的选择，无论是房贷利率和一般贷款利率都趋于上行。

　　融资增速趋降，货币低增常态。而随着贷款利率的上升，融资需求将持续下降。再加上央行资管新规约束表外融资，国资委约束央企PPP融资，而政府债务置换也将在18年结束，18年的社会融资增速有望逐渐回落，和M2增速在低位接轨，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未来货币、融资增速的个位数低增或将成为常态。

　　18年补短板、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过去两年的去产能、去库存是在减少供给，但是单纯的减少供给只会改变价格和盈利分配，而只有提高供给的效率才能增加经济增长的潜力。在经济的供给端，主要有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而这些要素的效率都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而这些都可以靠加大改革力度来推进。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深化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发展直接融资、多层次资本市场，这其实都是在提高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长效机制：增加住宅用地供给、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比如中国地产泡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中城市的住宅用地供给不足。我们研究了房价稳定的德国和新加坡模式，发现德国靠的是控制货币与增加供给，而新加坡其实主要是保障供给。我们在大中城市有着极高比例的工业用地和集体住宅用地，其实可以转成租赁住宅用地，可以极大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抑制地产泡沫。而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房产税和租赁住房的建设值得期待。

　　从泡沫投机到价值投资

　　4.1经济下行拐点出现

　　铁路货运量、重卡增速大降。铁路货运量是构成克强指数的三大指标之一。本轮经济的回升始于16年初，铁路货运量增速从15年末的-16%回升至16年初的-10%，随后一路转正至两位数增长，到17年7月增速高达17.7%，但在10月份，铁路货运量增速已经降至4.9%。与中国工业经济密切相关的另一指标是重卡和挖掘机的销量，10月重卡销量增速从9月的91%大幅降至32%，这一增速已经低于16年7月份水平。

　　发电增速即将归零。在克强指数中，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发电量增速。10月的发电量增速已经降至2.5%，同样创下16年7月以来的新低，而11月以来的6大电厂发电耗煤增速从16.5%降至0%左右，意味着11月的发电量增速可能重新回到了零增长。

　　地产销售增速转负。在过去3轮经济的回升周期中，虽然上述铁路货运量、重卡销量和发电量增速均出现了明显上行，但最早出现回升的是房地产销量增速。而从底部到顶部，房地产销量增速的变化幅度超过50%。本轮地产销售增速的峰值出现在16年4月，高达44.1%，而在17年10月，地产销售增速降至-6%，连续两个月负增长，其中今年以来表现出色的三四五线地产销售增速已经归零。

　　房贷增速回落、消费贷严监管。本轮房地产泡沫源于居民部门大力加杠杆。其实在17年2季度以后，随着房贷利率的上升，居民购房贷款增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从3月末的35.7%降至9月末的26.2%。而房贷对应的是居民中长期消费贷款，其增速的顶部是17年2月的36%，到10月已经降至25.5%。但是居民短期消费贷增速在今年屡创新高，年初增速仅为20%，到17年10月上升到了41%。这说明17年2、3季度房地产市场和居民信贷的非理性繁荣全部来自于短期无抵押的消费贷。但随着政府对消费贷的从严监管，10月的新增居民短期消费贷降至1261亿，创下3月以来的新低。

　　房价涨幅趋缓。17年2、3季度，居民大笔举借短期消费贷买房是基于房价大幅上涨的预期。但是随着全国地产销售的下滑，全国房价涨幅明显趋缓，17年10月的一线城市房价继续下降，而二三线城市房价政府也在趋零。如果哪天房价不涨了，居民举不动债了，是不是意味着这一轮地产市场下行的时间和幅度也会超出预期?

　　去杠杆环境下，居民举债面临挑战。展望18年，在去杠杆的环境下，利率整体位于高位，居民的举债行为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对比15年4季度与17年3季度，居民的举债呈现出了巨大的非理性。15年4季度的10年期国债利率仅为3%、房贷利率仅为4.7%，当时的全国70城房价指数为100，居民每个月的新增贷款仅为2900亿。而到了2年以后的17年3季度，10年期国债利率为3.6%、房贷利率为5.01%，全国70城房价指数为115，居民每个月的新增贷款却翻了一倍到6525亿。而17年10月的10年期国债利率已经上升到了3.9%，房贷利率上升到了5.3%，居民贷款降到了4500亿。目前的10年期国债利率达到了4%，那么18年的房贷利率会不会超过5%?居民贷款会不会降到每个月4000亿以下?如果居民部门贷款全年减少2万亿以上，地产市场销量会不会同比下降-20%以上?

　　地产总库存并不低。目前市场的主流观点是地产销售下滑不影响地产投资，因为库存已经大幅下降。但是统计局公布的官方库存只包括已竣工未销售的住房，亦即现房库存，而今年以来商品房新开工面积超过销售面积，意味着房地产的总库存并未下降，包含期房的商品房施工面积已经创出历史同期新高。我们用历年新开工面积扣除大约10%的不可销售面积，减去同期新房销售面积，计算出房地产市场的广义库存依旧高达38亿平米，按照目前处于历史顶峰的地产销售估算的去化周期仍在两年以上。

　　出口增速承压。今年上半年的另一大需求支撑是出口，17年上半年出口增速8.5%，远高于去年的-7.7%。但本轮全球经济为温和复苏而非强劲复苏，世贸组织预测今明两年的全球贸易增速均不超过5%。这意味着汇率对中国的出口将产生重大影响。16年人民币贬值约7%，为今年出口增速的回升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今年以来由于去杠杆提高利率，导致人民币升值约5%，而且主要发生在3季度，这也意味着未来的出口增速并不乐观。

　　库存周期尾声。本轮经济回升的另一重要推动力是库存周期，从16年下半年开始工业产成品库存增速由负转正，意味着企业开始补库存。但进入17年3季度以后，产成品库存增速持续下降，说明库存回补周期已经结束。

　　经济下行拐点出现。因此，从经济的几大需求来看，上半年表现好的房地产、出口、制造业投资以及库存回补，在下半年以来都开始减速，3季度的GDP增速从6.9%回落至6.8%，工业增速更是从6.6%回落至6.3%，均意味着本轮经济的下行拐点已经出现，未来需要高度重视经济再度下滑的风险。我们预计17年4季度的GDP增速将降至6.6%，18年降至6.5%以下。

　　PPI趋降，CPI低位。目前PPI的5.8%远高于1.7%的CPI，很多人担心18年通胀超预期上行，但我们认为18年PPI将显著回落，而CPI难以大幅上升，理由是17年上半年的PPI的上涨得到了下游需求回升的支持，但目前下游行业需求全面回落，这意味着上游行业的涨价不可持续。而且从全球来看，PPI的高企均未能传导进CPI，源于本轮经济的回升均源于宽松货币，但宽松货币下资产价格最为受益，而穷人的收入未能提高，贫富差距扩大制约总需求回升以及CPI上行。

　　2、从追逐泡沫到寻找价值

　　过去货币超发，追逐泡沫投机。在过去的10年，中国最成功的投资不在资本市场，而在于房地产，只要买了房的人就是人生赢家。而且貌似无论大家买的是市区的老破小，还是郊区的远大新，无论是一二线，还是三四线，最终房价都大涨了，都是人生赢家。也就是关键不在于买什么房，而在于有没有买房，这是人生赢家的分水岭。为什么买房会成为人生赢家?核心原因在于货币贬值。由于货币的年化增速接近20%，远超经济增速，导致货币到手就大幅贬值。所以大家投资的核心逻辑，不在于资产本身的价值，而在于货币的贬值。所以大家在努力寻找一切能够抵御货币贬值的资产，房地产、外汇乃至黄金等。

　　货币价值提升。但如果M2增速在个位数变成常态，货币基金利率稳定在4%左右，货币不再超发，我们的投资理念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今年人民币的突然升值，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内利率持续高企，这意味着收缩货币以后贬值预期开始改善，货币贬值不再是大家投资的主要逻辑，而大家要关注每一类资产本身的价值，而不是简单追逐泡沫。

　　债市：从交易到配置。首先是债券类资产，如果未来政府严格控制货币总量，那么利率短期内将难以显著下降，债券的主要机会将在于配置而非交易。而今年以来国内保险股的上涨，其实反映的保险作为负债期限最长的机构可以配置更高收益的债券，从而获取更高收益。

　　迎接债市慢牛。过去利率的顶部每隔3年出现一次，分别在05、08、11、14年，均对应短期库存周期的高点，目前工业产成品库存开始下降，库存周期已经到了尾声，因而17年应为本轮利率的高点，18年债市有望重回牛市，核心的驱动因素应该来自于去杠杆后的社会融资需求回落。但由于货币政策难以放松，因而本轮利率下行主要靠基本面驱动，体现为利率曲线的扁平化甚至倒挂，因而上涨会比较缓慢。

　　股市：从泡沫投机到业绩为王。而15年的股市大牛市，与股票本身的业绩关系不大，更主要是因为央行放水，资产价格上升，投机心态追逐泡沫。而17年以来的股市上涨，全部都有业绩的支撑。

　　18年工业企业利润承压。17年以来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明显恢复，一方面归功于供给侧改革，PPI价格明显上涨，但从历史数据看工业品价格对工业企业利润影响有限，而地产投资增速对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的变化有巨大影响，17年以来的工业利润增速反弹应主要归功于地产投资短期回升。但如果17年地产销售和投资大幅下滑，PPI涨幅也明显回落，那么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也将再度承压。

　　新时代：希望在转型创新。美国经济过去20年的发展和中国当前非常类似，美国在01年出现了科网股泡沫，破灭以后大家一度以为新经济没戏了，随后美联储大幅放水，进入居民举债模式，带来了地产泡沫，但是地产泡沫最终还是破灭了，现在崛起的还是以Google、Facebook、Amazon、Tesla等为代表的新经济。

　　中国在11年人口红利出现拐点，13年创业板的大涨意味着市场开始憧憬经济转型，但是15年股市泡沫的破灭伴随的是大幅放水，以及一二三四线轮番的地产泡沫。很多人以为放水有利于中小股票，其实放水对地产和传统行业最有利，君不见许老板成功逆袭成为中国首富。而借鉴美国的历史，如果政府下决心收货币，地产泡沫终究不可持续，希望在于转型和创新，在于做大资本市场。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些人总是喜欢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概念来裁剪中国现实。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学的西化、洋化问题得到重大扭转。相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国如今的经济学理论最显著的特征和理论上的突破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最核心、最本质的，就是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西方经济学只讲市场与政府的替代关系，甚至将私有化视作市场经济的天然属性，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万能作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演绎，政府越小，市场越发达，经济发展就越好。但现实正好给西方经济学相反的印证，政府越小的国家往往经济越混乱。

　　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正是有了这一保障，才成功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大局，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由此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功，突破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市场和政府的认知，同时也验证了200多年来西方理念的局限性。

　　第二，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大突破。这个突破在于，西方经济学只有增长，忽视发展，而新发展理念强调的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第三，突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西方主流经济学单纯片面强调和追求利润最大化。有的企业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不惜降低成本甚至质量，损害消费者利益。同时，片面强调微观上的利润最大化，容易形成生产与需求的矛盾，生产与需求脱节;在宏观上加剧产业的空心化，助推经济发展脱实向虚，对经济泡沫化和杠杆化推波助澜。结果是企业利润越来越高，而国家经济发展风险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发展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强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统一。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服从社会价值。这样才能做到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协调和兼顾，真正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确保发展更为实在、更为长远，真正实现经济行稳致远。

　　第四，坚定不移地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理论。一国经济发展必须走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中国现代化道路源于中国的国情，植根于中国的大地。西方的现代化是单线突进，不是全面的现代化和协调的现代化，所以它总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伴生各种问题。另外，事实已经证明，很多发展中国家简单照搬西方模式，非但没有成功走向现代化，反而饱尝西方模式带来的苦果。

　　实践创新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中国经济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和辉煌，中国经济学也必将对世界经济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更将在世界经济学发展史中书写出恢宏的中国篇章。

　　延伸阅读：2018 高质量发展，步子这样迈

　　解读人：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 潘建成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高培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 赵昌文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立足新方位，面对新矛盾，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近日，我们邀请4位专家共同解读今年中国经济怎么看、怎么干。

　　怎么看2018年的高质量发展?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怎么看2018年的高质量发展?

　　潘建成：高质量发展阶段内涵非常丰富，重点是把握与过去近40年高速发展阶段的对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高速发展也伴随着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过大，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不高，受制于全球经济环境变化的因素增多，经济风险不断积聚，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凸显。这样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意味着依靠产品质量和品牌而不是低廉的人工成本和资源价格来开展竞争，意味着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升，意味着经济内生动力、创新动力的增强，意味着金融与实体经济更紧密的融合，意味着风险防控能力的提高，意味着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度不断完善。

　　刘尚希：高质量发展涉及三个方面：物的质量——商品服务等供给的高质量;人的高质量——人口、劳动力素质，劳动者技能的提升;环境的高质量——生产生活所处环境的改善。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涵是结构升级，是结构的高阶化。这个结构，不仅是经济结构，还包括区域、分配等发展结构的优化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表明我们的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追求高质量发展与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一脉相承。

　　如何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

　　记者：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下滑，特别是民间投资积极性仍不够高。2018年，如何激发民间投资以及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潘建成：2017年投资增速回落是正常的，这一定程度上正是结构调整取得成效的体现，其中1—11月民间投资增速为5.7%，一年中虽增速有所回落，但仍比2016年同期加快2.6个百分点。采矿业民间投资大幅下降近20个百分点，钢铁、有色金属等资源密集型产业也出现明显下降，但IT设备投资增速高达27.5%，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速高达24.8%，文化、体育、娱乐业投资增速也达到14.8%，表明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民间投资的积极影响。

　　激发民营企业活力，重在进一步落实产权保护政策，完善企业经营环境，弘扬企业家精神。从根本上说，这是主动夯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微观基础，而不是被动应对数量上表现出的投资增速回落。

　　刘尚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主要是民间投资积极性不高，反映了市场主体活力不足。国企改革取得更多突破，能为民间投资提供更大市场空间。今年工作重点首先要以产权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抓国资、国企改革，大力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

　　发展国有经济，重点要放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上。从国有企业转到国有资本，是国有经济微观基础的重大变化，分清产权和所有权，为国有资本更灵活地配置创造条件，为国企改革创造条件，增强了国有经济的包容性、开放性，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可以相互融合，民间投资有更大天地，也使大量国有资本存量资产得以盘活。

　　防控金融风险为何是重点?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控金融风险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这是否意味着金融形势趋于严峻?防风险该抓哪些“牛鼻子”?

　　高培勇：从国内看，当前金融风险与财政领域的风险交织。财政领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就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近些年，在拉动GDP和“出政绩”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不少地方长期积累形成了庞大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一些地方违法违规举债、违规担保屡禁不止，这些违法违规债务，很多是向银行举借的。一旦处置稍有不慎，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因此，防范金融风险，必须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通过供给侧改革，控制财政风险的源头，疏解和释放风险压力。在有效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的同时，还要全面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打好防范化解财政风险的基础。

　　赵昌文：把防控金融风险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首先是因为近年来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金融业净利润远高于制造业，导致创新要素“脱实向虚”，互联网金融热、资本运作热、就业金融热较明显，不利于创新驱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其次，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金融创新泛滥，过度金融化、资金空转现象较突出，金融风险日渐积聚，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安全基础受到一定威胁。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像反映，无论是金融与实体经济报酬结构严重失衡，还是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以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强，都充分说明金融业强劲的虹吸效应会大大削弱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必须加以高度重视。

　　要着力解决“脱实向虚”问题，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再平衡。除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还要积极推动金融业薪酬激励机制改革。

　　刘尚希：越是高质量的发展，越要防范重大风险，保持稳中求进。社会分工越发达，彼此依赖性越强，“风险网”上任何一个点发生风险，会传导、引致更多风险。目前，很多创新是颠覆性的，又有“无界”的特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特别要防范化解“对风险管控不当”引发的新风险。为此，政府首先要做好“风险分层”，并明确自身的定位。现在，解决一些宏观审慎监管难以落地的问题，需要监管机构对“风险”进行科学分层，公共风险由政府管控，而个体风险需要由市场自己消化。未来，监管部门应重在监测，谨慎出手，多用市场手段实现优胜劣汰。这要求相关部门切实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同时加快建立与新的风险形势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

　　哪些基础性改革最值得关注?

　　记者：2018年，在基础性关键领域有哪些改革值得期待?

　　刘尚希：通过完善产权制度来推动国企改革，要完善一些基础性工作，比如，在国有产权向民营资本出让的过程中，如何建立市场化机制，实现平等交易?如何保护民企形成新的产权?对国有资源使用权、土地开发权、经营权和转让权，如何有效保护?这些都是重大课题。目前有《物权法》，但相关法律法规不配套，亟待完善。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增强市场产权交易的可预期性。

　　潘建成：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地方党政领导政绩考核制度的改革。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动作。过去多年经济呈现的快速增长，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关联密切，而粗放模式带来的弊端，也与对地方党政领导政绩考核中偏重GDP等数量指标、忽视发展效率和资源环境保护等质量指标有关。考核从数量转向质量，指挥棒的方向发生大变化，指向了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防治污染与稳增长能否平衡?

　　记者：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大亮点，也是2018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但是这两年，防污治污与企业运行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之间，出现了不小的冲突。如何在高质量发展这条道路上把握好二者的平衡点?

　　赵昌文：首先要明确，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新时代、新阶段，企业面对的环保要求比过去提高了，不能延续老观念、按照旧标准做事，地方政府也不能继续以速度与规模至上，搞差异化监管甚至出现监管套利的情况。另一方面，环保标准不能超越发展阶段，一定要在提高标准、提升技改水平、加强管理的过程中，平衡好各方面关系，不能操之过急，注意循序渐进，比如明显落后的地条钢企业一定要淘汰，但有些企业按照过去的标准是合格的，要给这些企业一定的时间，限期改造达标。

　　潘建成：有些地区部分产业受到较大影响，尤其是一些环保压力较大的中小企业困难加剧，是绿色发展中的阵痛。好比吃药会有副作用，但不能有副作用就不吃药，那样就没办法根治主要的疾病。绿色发展必须要坚持，但在污染治理中，要注意使用法治手段和市场手段，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避免因治理方式过于简单甚至粗暴导致出现一些民生问题。

　　刘尚希：科学的推进方法很关键。有关部门既要及时、定期发布环保要求，明确各项指标，引导预期，也要给企业留出消化环保成本的时间，不能搞运动式、人为造成经济波动。一开始就要做好顶层设计、科学论证。

　　经济发展面临哪些不确定性?

　　记者：2018年，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有哪些?面对那些“黑天鹅”与“灰犀牛”，如何实现稳中有进?

　　赵昌文：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企业预期逐渐向好，市场信心不断增强，金融风险有序化解。不过，经济运行仍面临下行压力，内生增长动力还不够强，金融领域“灰犀牛”风险依然存在。纵观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总体上靠技术进步和制度革新的双轮驱动。后发优势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构成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需要依靠改革，使后发优势蕴含的潜力得以释放。

　　潘建成：我认为，主要不确定性有四方面：

　　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存在不确定因素，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有可能抬头。

　　二是风险防控尤其是金融风险防控，可能一定程度上造成流动性的变化。

　　三是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持续较大幅度上升对2017年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推动利润快速增长，促进企业库存的正向调整，降低了企业杠杆率，增强了企业信心等。2018年PPI上升动力趋于减弱，而上游价格上涨对下游的压力趋于上升。

　　四是污染防治持续加码，可能对相关产业和部分过于依赖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地区进一步产生压力。

　　面对这些不确定性和挑战，首先要看到，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没有其他任何选择。同时要看到，当前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是正常、健康的，是符合预期的，在合理范围之内;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及高质量生产生活方式理念逐渐形成，我们承受经济下行的容忍度在提升。

　　要坚持久久为功的长跑思维，改变对经济增速变化过度敏感的习惯，认识到今天就业“稳”的基础比过去更牢固，质量“进”的要求比过去更明确，将目光真正从数量、速度转向质量、效益，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在十九大之后的开局之年为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刘尚希：一些改革政策没有真正落地生根，有可能成为新的不确定性风险来源。因此，加快政府自身改革是防范“黑天鹅”的最有效方法。

　　根据新华社、环球时报、中青报、中新网、经济日报等采编【版权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华发网官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