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晏 柔与韧

蜚语

最佳导演

2017年11月金马奖颁奖现场，嘉宾曾志伟宣布最佳导演获奖者为文晏时，现场同步播出给她的颁奖词是：《嘉年华》是文晏的第二部导演作品，电影描述了一桩未成年少女性侵案，目击者同为少女，镜头捕捉了被无力感层层包挟的青春，冷静而不煽情的批判，反而更深烙人心。

与金马奖几乎同步，北京曝出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舆论场里连续几天发酵出排山倒海的愤怒，受此影响，许多人把《嘉年华》比作中国版的《熔炉》。

但事实上，很多抱着看一场中国版《熔炉》冲进电影院的观众大约会失望，《嘉年华》呈现的是一种中国大银幕上很少出现的极简和克制，没有让人抓心挠肝的台词，没有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反派，没有大段饱满又催人泪下的音乐，文晏不想那么做，不想让自己的电影塞满情绪出现在观众面前，被追问原因，她淡淡地答，不该去消费那些人的苦难。

单看外表，导演文晏给人一种很柔弱的错觉，瘦而高，北京的空气稍有不好，她一直有的咳嗽就加重了，以至于声音里带一点儿沙哑，但语气一直和缓轻慢。

早在金马奖之前，这部电影已经获得第7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提名。国外媒体不会揪住她问电影为什么拍得如此克制。「这其实是特别中国的一个问题。因为真正的艺术电影，绝大多数优秀的作品都是克制的，电影表达本身就是克制的，只有垃圾电影才会煽情和宣泄。」

文晏对煽情一直保持着十足的警惕，《嘉年华》剪辑的时候，剪辑师杨红雨尝试「用一种传统影片比较顺畅的方式剪出来」，但是后来文晏把多余的气口和镜头游动全都剪掉了。「画面变得很干脆、利落，只要说完了要说的东西，剩下的马上就剪掉了，没有一点多余。我觉得她就是要这种冷静和点到为止，一点抒情、一点煽的东西都不要。」

作曲文子第一次看样片时，他的孩子刚出世不久，电影里小文的遭遇让他觉得心疼。文子有感而发写了几段音乐发给文晏，但统统被毙掉了，「大概是太温暖」。过了几天，文晏突然和他说，有一段音乐放在结尾特别合适——影片最后，女孩小米选择出逃，走向未知，反复比对取舍之后，文晏觉得这时出现情绪才是恰当的。

克制之美

这份克制，懂得的人会知道它的好。但对于习惯了在爆米花电影中找寻刺激的普通观众而言，静水流深的表达太寡淡，太不刺激了。11月底，在单向街主办的一场名为「没有永远的旁观者」的沙龙中，影片中饰演父亲的耿乐不无激动地说：「如果我们习惯吃那些加了很多味精、佐料、食品添加剂的食物，突然给你吃特别本真的东西，你当然会觉得怎么那么索然无味。这是我们的舌头，我们的感官，已经被这些低端的娱乐电影所洗脑了。」

文晏特别认同耿乐的说法，但没有表露出多余的愤怒。艺术电影从来不容易，做出来也未见得有什么切实的回馈。文晏很清楚，一部艺术电影的力量也许本就没有多大，但她仍然极力捍卫自己心中好电影应有的体面：「其实没什么好惊讶的，本来就该是这样子的，不同的东西会有分寸的区别，但是没有一个电影说是通过宣泄达到了艺术的高度，从来没有过。」

在艺术选择上，她反感情绪化的表达；在现实生活中，她也怀疑情绪的意义。拍摄《嘉年华》的初衷也与此有关，创作剧本期间，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幼女被性侵的新闻出现，大家在朋友圈里都很愤怒，但也只有愤怒而已，转发之后，没事了，心安理得了。前一秒是愤怒，后一秒可能就是美食和自拍。

选择「嘉年华」作为片名也有这层意思：「我们生活在一个嘉年华似的时代，无比光鲜，无比喧嚣，整日忙着从一个派对赶往另一个派对，光鲜背后的人和事会有多少人关注？」文晏觉得，情绪之外，还应该为那些不能发声的孩子们做些什么。

耿乐形容自己看完剧本的第一感受，拿手比着脖子，「气得都到这儿了」。他说他当时就在想，一定要去见一下这个导演，看看对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结果认识之后才发现，文晏特别安静，甚至说话都不会大声，但内心坚定又有力量。

跟《嘉年华》呈现出的克制疏离一样，文晏的气质中自带一份清冷，骨子里有她自己的东西，做了10年艺术电影，她已经很坚定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她的搭档、剪辑师杨红雨形容，文晏是那种表面上看上去柔柔弱弱，「但她骨子里其实是相当硬的，就是很坚持自己，她不会用一种特别激烈的表达去坚持，她会很客气，但是不会动摇自己一些根儿上的东西，不会轻易被左右」。

圈子内外

当导演，文晏并非是科班出身，大学在美国学平面设计和艺术史，接触电影全因兴趣，那时她经常穿梭在林肯中心和纽约现代博物馆，那些地方收藏了大量的艺术电影，会定期举办放映活动。这是文晏生命中一段精神世界特别丰沛满足的日子。

进入电影圈时，「当导演」还是一件很有门槛的事，行业远不像今天这般浮躁功利，文晏只能从基础的跟组、写剧本学起。「那时大家不会说我要当导演，（现在）小孩都可以说这话。」

2007年，她有了自己担任独立制片的第一部作品《夜车》，当时刁亦男也是导演新手。文晏凭借巨大的阅片量练就了艺术直觉，从服装到摄影，从拍摄手法到呈现方式，都给过刁亦男不少建议，也亲自参与剪辑。和传统制片人更关注演员阵容、制作规模、片子的商业属性不同，文晏的心思和精力，更多放在了支持导演加心无旁骛的创作上。

接下来再度合作《白日焰火》，8年时间经历波折无数，但文晏一直「不离不弃」。刁亦男曾在采访中透露，作为制片人的文晏，到后来对拍摄素材熟悉得可以不看画面就剪。

2014年，《白日焰火》一举拿下柏林电影节最高奖金熊奖及最佳男演员两项大奖，成为当年最受关注的华语电影。

进入电影的圈子，拍片、拿奖、名利双收几乎成了大家默认的逻辑。某种意义上说，文晏直接参与构筑了中国电影的另一副面孔，但她本人却极其看淡「圈子」。

合作《牛郎织女》的导演尹丽川说，差不多10年前，一群玩独立电影的朋友组织过一个叫「火钩」的团体，遇到电影节，文艺青年相互取暖，大家一起组织party，文晏永远是聚会上最安静的那个，话少，只是特别温柔地笑。

大部分时候，文晏习惯保持自己的疏离，同为制片人的戢二卫说起文晏，「很难约，即使约出来也只吃芳草地楼下的沙拉」。她是嘈杂混乱之中懂得自持的人，市场再怎么狂飙，她内心很笃定的一个念头是：「做电影是一件很有尊严的事。」

戢二卫提到，文晏和刁亦男两人有个共同的地方：《白日焰火》名利双收后，两个人都跟消失了似的，圈子里没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白日焰火》在柏林拿的奖分量那么重，有不少人想找他俩挂名做监制和策划，给他们个过路钱，这在电影圈里太惯常了，但他们一次都没这样做，没用自己的声名去收割什么。」


表达

制片人的经历练就了文晏的决断和镇静，2013年，她编剧并导演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水印街》，题材原因，该片并未在国内公映。观察一位导演的格局和风格，最好的窗口也许就是她的处女作。文晏拿剧本给女主演何文超看的时候，对方惊讶于一个看上去柔柔弱弱、「能把棉袄穿得特别婀娜」的女导演，试图借助一个爱情故事的壳儿，讲述生存于当下社会的禁忌和边界。影片讲述了一对年轻恋人的故事，有着特殊职业的女孩和男孩一次偶遇，两人卷入一场纷争，生活从此彻底改变。

「就好像说两个孩子在路上玩，不小心踩到一个什么让他们受伤的东西，这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那个东西的错，可它就造成了伤害。」何文超说，文晏的作品跟她本人一样，她并不是一个激烈的人，从《水印街》到《嘉年华》，文晏一直保持着观察和审视的姿态，在电影上，她欣赏「诗意的留白」，不会轻易做什么判断。

生活中的文晏是一个脑子停不下来的人，电影是她表达的出口。《水印街》最初的灵感是城市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摄像头，窥伺无处不在，人的隐私边界在哪里？而《嘉年华》剧本诞生的原因是她从微信朋友圈中感受到一种旁观者的无力感。「以前还得回家打开电视才能看到新闻，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现在你拿着手机，随时随地都在目睹着几十件、上百件事。我们是旁观者，但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转发微博、微信，下一分钟我们又在转发晚餐。我们到底在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是在消费这些事件吗？我们是在消费别人的苦难吗？」

和主持人陈晓楠的对谈中，文晏说起自己时常会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到一种「熟悉事物里的荒谬感」，在《嘉年华》中，她借耿乐之口问了一句「那公道呢」，算是对所有「熟悉的荒谬」做出了自己的一番回击。

文晏心中疑惑的都是大命题。有时候她觉得这个时代离真相非常远：「我小时候觉得真相是很简单的，现在真相是最令我迷惑的东西，可能是我一辈子无法了解的东西。」从《水印街》到《嘉年华》，关于「真相」的讨论贯穿始终，摄像头下的窥伺，收音机里的新闻，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她希望观众能通过电影，去思考这些跟时代与自身都息息相关的命题。

韧性

践行这些思考并不容易，在一个高度娱乐化的时代，严肃和理智从来不受欢迎。《嘉年华》拍得辛苦，开拍第四天，由于制片组的一个小事故，文晏摔伤了。

第二天，录音师张阳琢磨着是不是可以放假，因为大家都说导演前一天去医院了。但到了片场，文晏除了活动少点儿，其余完全跟平常一样。张阳本来以为没事，结果三四天之后，大家无意中闲聊，才知道文晏摔断了肋骨。张阳说，从开拍第三天一直到杀青，除了几个关系亲近的，好多人从头到尾都不晓得文晏是带着护具在工作。

当时杨红雨正好过去探班，「腰上裹着固定的那个东西，疼得都不行了，但是，你也看不到她怎么委屈啊。她不会说哎哟，我太疼了什么的。她也没有特别说，啊，你们都不用管我什么的，我没事儿，她也不会说这种话。」这是杨红雨眼中文晏身上特别硬的东西，她不会给自己找什么借口，「在现场就跟没这事一样，该做什么做什么，她那个韧性特别大。」

合作多年，杨红雨已经习惯了文晏骨子里不同于外表的韧性，《嘉年华》的剪辑过程中，她至少被文晏弄崩溃过三次。杨红雨合作过的大部分导演都是把握整体方向，具体细节留给剪辑师处理，但文晏经常会在家里动手剪一剪片子。杨红雨弯曲起两手的食指来回点着，模仿文晏的样子，「就一点点挪来挪去的，一板一眼，像小孩一样摸索。」

「有好几次我都已经觉得八九不离十了，这版挺舒服的，整个节奏都挺好，再有点小改动就可以了。但她会自己在家悄悄动，等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再来看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了，又变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这样的剪辑后来得到了国际知名电影学者裴开瑞 (Chris Berry) 的肯定：「我完全被它的对话以及情节抓住了，它的台词中没有任何废话让我感到无趣，它的主题也在影片的剪辑后得以完整体现，它是一部特别特别精致的影片。」

在杨红雨看来，文晏永远处在一个不满意的状态中，不满意吧，她也不抓狂，韧劲儿在骨头里的人，永远是个行动派。杨红雨记得，片子当时送到法国做混录，日程表都排好了，在那之前必须把画面剪定，结果就在把片子送到法国的前两天，文晏还和她又改了一个镜头。

到了片子首映的时候，杨红雨看完，发现文晏竟然又对片子做了一些小调整。「你可以想象，这个片子只要还没进电影院，她到最后一刻都在改。」


回响

金马奖和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多多少少帮助了《嘉年华》的票房，最终数字是2200多万，对艺术片而言，差不多可以算个好结果。

文晏倒不纠结这些，她又说起早些年在美国学习的日子：「当时的一部入门电影应该算是《四百击》了，今天大家还会经常提起，非常震撼，非常喜欢，然后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一系列电影，老祖母瓦尔达如何自由穿梭于剧情片与纪录片之间，还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罗西里尼和后来的费里尼、安东尼奥尼，还有天马行空的布努埃尔，等等，所有这些人都不断地在告诉你，电影是特别神奇的一个东西，对，太神奇了。」采访的大部分时候，文晏都保持了十足的平静，但说起与那些与伟大电影邂逅的瞬间，眼睛里是带着光的。

但以庄重和思考为美的古典时代早就结束了，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所能带来的回响，在眼下这个时代的嘉年华中，注定会被许多喧嚣稀释和掩盖。

时代的急切和浅薄时常让文晏心惊，路演中很多媒体的提问让她感觉哭笑不得。「有的采访就直接说，导演，请你解读你电影中的这五句台词。我说我为什么要去解读，那我做电影干吗？你说你如果长在60年代，你看伯格曼的电影，你可能说伯格曼你跟我解释一下你这句台词是什么意思吗？」

她希望电影能够一如既往带来思考和心灵的交流，但是如今，倒越来越像一门需要沿街叫卖的生意，这让她心痛。

《人物》采访的前一天，《嘉年华》在视频网站上线，文晏有点无奈地笑：「全是各种弹幕，这真的是太奇怪的一个事情了。」

这不该是艺术片的欣赏方式。文晏拿《嘉年华》的声音举例，张阳是个很有想法的录音师，和她经常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但两人争论磨合之后，最终声音的效果特别好。

「我们花几个月的时间做声音，混录混了三个星期，每天一场戏一场戏地去混，海的声音，风的声音，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在帮助叙事，帮助塑造人物和她的情绪。」但今天，中国观众基本不具备欣赏这种质感的能力。「烂片太多了，他完全无法意识到这些东西，他习惯听那种没有质感的、空的、一下子压过来的声音。」

——会觉得自己的辛苦被辜负了吗？

听到这个问题，文晏稍微停顿了一下，脸上转而有了坦然的神色：「不，这是中国的一个现状，我没觉得被辜负，是观众辜负自己，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是可以给人生带来美好的，他们完全享受不到，也体会不到电影的价值。」

力量

影像世界切换回现实世界，没有英雄的年代，能够独立思考、头脑清楚的人，就是文晏眼中的英雄。给《嘉年华》勘景期间，文晏有一次碰到一个八九岁的女孩独自玩耍，身边什么人都没有。她忍不住问，小姑娘回答说，因为爸爸妈妈都在干活，他们从外地来打工，「这个小女孩完全不设防地跟着我们，跟我们聊天，她刚刚从外地转学来到这个城市，我就会特别担心，就想幸亏是我们，如果换了别人怎么办？」

后来文晏再回到同一个地方时，两次都没有看见小女孩，担心得不行，跑到那一片的房子里去问，终于找到了小女孩的妈妈，说是她爸爸带她出去了——文晏悬着的心，这才算放下来。同时她也在想，这些父母一直打工、缺乏陪伴的孩子，他们的成长是什么样子，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好的教育？在人人都心安理得地当一个旁观者的时候，文晏希望借助电影让作为旁观者的每个人思考一下自己所承担的责任。

11月底，《嘉年华》在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小剧场做了一次放映活动。崔永元说自己看片子的时候，觉得导演是一个很绝望的人，对现实不太抱有希望。他问文晏：你觉得这个世界能变好吗？

文晏回答说，自己应该算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我觉得真正的悲观主义者，都带有一丝丝乐观，也就是我们在做事的时候，都带有一丝希望。」

文晏从不迷信一夜之间的改变。「我觉得我们只能去做，只能寄希望你做了，然后会有更多的人去做，改变我觉得都是一点点带来的，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一夜之间发生的改变都是灾难性的。」

她更信奉生长的力量。这次挑选的两位小演员给了她特别多的鼓舞，她想自己12岁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但现在的孩子，能够把握得很好。她也观察周围朋友们的孩子：「那些真正把孩子当成一个人来对待的父母，他们的孩子都成长得非常好。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不去祸害他们，不去教给他们特别愚蠢的东西，这些孩子都是有希望的。」

说到这些时，文晏的韧劲儿一下子显现出来：「你就得一点点做啊，我也做不了更大的事情，我只能做我能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做了一点，那这个改变就是可观的，所以就不能患得患失，你就是做了，你希望说看过我电影的这几十万观众里面有几万他们做了改变，那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往前走的唯一方式。」

文晏敬佩那些真正做事的人，她接触了不少律师、公益人士、志愿团体，现实常常让人无力，但同样只有现实，才能给出真正的力量。在另一场活动上，文晏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觉得要正视现实，这种无力感是现实生活给我们的。我不会觉得超人给我力量，反而看到这些真实的人在那样的境遇下，性格中还有一点不服输的东西，有一点点的挣扎，一点点的努力，这个反而给我力量。」


奥迪说：

始终拍摄文艺片的文晏对电影商业市场并不关注，她是温柔而坚定的女性电影人，捕捉更具现实感的好故事的同时，也收获了尊重和荣誉。

来源：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