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的真面目

蜚语

打到天昏地暗的《战狼2》的高潮，是两个男人的对话。美国动作演员弗兰克·格里罗（Frank Grillo）饰演的丧心病狂的雇佣兵首领，揪住主角吴京的心口对他说：“你这类人永远是我这类人的手下败将，认命吧！”吴京手起刀落把他了结之前，不忘提醒他：“你说的是以前。”

不说以前，那就说现在。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近日公布第90届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初选名单，中国大陆选送的《战狼2》名落孙山。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我们是否应该认命？

认命大可不必，却要认清奥斯卡的真面目。

每年奥斯卡金像奖的得奖名单揭晓，媒体必会大字标题报道，电台电视亦会尽情剥削这宗国际新闻的话题价值。这其实是不成比例的小题大作，英文所谓“a fuss about nothing”。时至今日，如果奥斯卡还有什么重大的文化意义，那就是它每年都以非常戏剧性的方式提醒我们，好莱坞在全球建立的文化霸权似乎牢不可破。好莱坞哼出什么调子，全世界的传媒和舆论机器就会听从指挥，随着它的调子起舞。

众所周知，奥斯卡金像奖由美国影艺学院的会员以不记名的方式投票选出。换言之，奥斯卡金像奖各个范畴所谓的最佳，反映的不过是6千多名电影从业员的喜恶、偏见和品味。如此缺乏代表性的小圈子选举的结果，比起反映民意的票房纪录，或者展现电影艺术标准的评论界意见，为何更值得我们重视？

美国的电影业全球最发达，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超过30万。在这30万人当中，却只有6千多人获得邀请加入美国影艺学院这个门禁森严的“自己人俱乐部”。什么人得到“宠召”，什么人被拒诸门外，根据的是什么标准，从来没有公布或者解释。有记者曾经问作品总共拿过五项奥斯卡金像奖的伍迪·艾伦，为何他从来没有得到影艺学院的邀请加入成为会员，他答道：“上帝的旨意难测。”（God moves in mysterious ways.）

更糟糕的是，这个特权阶级的投票意向既飘忽不定又容易被人操纵。举个例，2014年，发行《被夺走的十二年》(12 Years a Slave，一译《为奴12年》)的福克斯探照灯公司(Fox Searchlight)在报章大卖广告，提醒有权投票的衮衮诸公，是时候选一套以黑奴和种族歧视为题材的作品做最佳电影。结果，以面皮薄见称的影艺学院像咬了钓饵的鱼一样乖乖就范，《被夺走的十二年》顺利获颁最佳电影。

说穿了，奥斯卡金像奖不过是美国电影业一招引人注意的宣传噱头(publicity stunt)，跟好莱坞电影的特技表演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分别。好莱坞电影是娱乐大众的商品，在一年一度的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却突然变成严肃的艺术。这种“太把自己当一回事”（taking itself too seriously）的自吹自擂能够变成全球瞩目的盛事，要归功于世界媒体的通力合作。的确，不管是事前无孔不入的造势、颁奖礼的直播，抑或是事后铺天盖地的跟进，传媒对奥斯卡的重视，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随大溜和赶时髦的“指定动作”——你必须要这样做，因为人人也这样做。这是人随波逐流的惰性，也是传媒盲从附和的羊群心理。

早在1935年，祖籍德国的艺术心理学家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已经义正词严地指出，电影是要卖钱和盈利的“经济产品”(economic product)，评论人不要装出热爱艺术的样子，自我陶醉地以为自己在讨论要言志的严肃艺术。当然，商业和艺术不一定互相排斥；但每当有史上最佳电影的选举，名列前茅的都是《大国民》、《摩登时代》和《单车窃贼》这些大半个世纪之前的作品。这足以反映电影艺术发展裹足不前。美国作家维达尔(Gore Vidal)说没有知识的村夫农妇才会当电影是艺术(Movies are the art of the illiterate)，以今日电影的整体水平而言，并非全是戏言。

电影是商品而非艺术品，它的首要功能是娱乐大众。这一点，没有给电影的商业胜利与文化霸权冲昏头脑、比较有内省能力的电影人也心知肚明。2014年，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获奥斯卡颁发终身成就奖（honorary Oscar），他到好莱坞亲身领取这个奖时没有发表什么关于电影艺术的豪言壮语；只用略带颤抖的声音问现场观众：“电影还值得我们用心、费工夫和花时间吗？想深一层，它不就是一种派头十足的玩意（grand hobby）而已？曾几何时，它也许辉煌过、重要过，但今天？现今的世界充斥垃圾，拍一套好电影谈何容易。”

好莱坞表面上与时并进，但它骨子里的大男人、大美国和大好莱坞主义其实没有变过。2010年，凯瑟琳·毕格罗（Kathryn Bigelow）凭《拆弹部队》（The Hurt Locker）成为史上首位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女性。讽刺的是，毕格罗电影的阳刚，以及对战斗与战争的狂热——美国人称之为“gung-ho”——较男导演的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举个例，她执导的《猎杀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 ）讲中央情报局女调查员锲而不舍要置恐怖分子拉登于死地。她对负责突击行动的海豹突击队成员说，“要杀死拉登，要为我杀死拉登”。跟这身形细小、面色苍白但有钢铁意志的复仇女神比较起来，她的男上司和男同事都是婆婆妈妈、畏首畏尾的小男人。美国影艺学院诸公史无前例选她做最佳导演，大概是把她当成“自己人”。

奥斯卡两次将最佳导演奖颁予李安，李安变成华人之光，这是美丽的误会。以他2013年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为例，中国元素几乎没有，更遑论中国文化内涵。影片的灵魂来自加拿大作家的同名小说，肉身是好莱坞的先进科技与特效。影片的拍摄场地包括台湾，但这完全无关宏旨。

《少年Pi》是一套印度演员担纲、关于一个印度少年成长和冒险的故事。影片的奇幻，建基于对印度的文化、历史、哲学与风土人情的着迷。从此片大受欢迎可见，虽皆为文明古国，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印度软实力的重视和向往远超中国。

其实西方对印度玄学和灵修着迷其来有自。早在上世纪60年代，披头士已是瑜珈和冥想的信徒。英国导演大卫·林奇（David Lynch）最近再度活跃影坛，但他自2001年完成《穆赫兰道》（Mulholland Drive）一片后曾四出奔走，向世人推广来自印度的“超凡冥想”（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在不少西方人的心目中，印度是生活的智慧之泉。李安深明此理，结果拍出一套大受吹捧的得奖之作，成巧绝非偶然。

2012年，法国电影《星光梦里人》（The Artist，一译《艺术家》）破天荒获最佳电影奖，媒体称之为奥斯卡对大美国主义说不，这是另一个美丽的误会。《星光梦里人》的确是法国片，但它是一套向好莱坞默片致敬，没有对白（即没有语言隔阂）的“仿默片”。奥斯卡颁奖礼既是好莱坞一年一度自吹自擂、自我感觉良好的大型活动，对恭维好莱坞的电影自然另眼相看。至于2013年得奖的《逃离德黑兰》（Argo），讲善于弄虚作假的电影人介入政治和改变历史，转弯抹角地大大恭维好莱坞，美国影艺学院的会员又怎可能不看得心花怒放呢？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