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金融科技比较研究

郑瑟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在纽约参加美国中国总商会2018年年度晚宴致辞时表示，明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中美双方应以过去40年的发展为基础，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构建更加牢固的双边关系，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

　　崔天凯指出，回顾过去一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并取得了重要进展。这说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增多，从而推动中美关系在正确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这也证明，中美两国有能力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选择。新年伊始，中美又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双方必须再次作出正确的选择。这不仅事关今年中美关系的稳定，也将对长远发展和世界未来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崔天凯说，中国始终认为，中国不可能在孤立中发展，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一个更加强大、更加自信的中国将为国际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战略。中国寻求的是全球伙伴关系，不是全球霸权;中国坚定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把全球主导权从一国转交给另一国。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改善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最好的例证。“一带一路”建设将给更多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使他们从经济全球化中更多获益。中国正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中国追求的不是中国一家“独角戏”，而是愿同世界各国共奏协奏曲。

　　崔天凯指出，中国致力于同所有合作伙伴实现共同发展。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影响深远。自基辛格博士首次访华以来，中美关系虽然历经风雨，但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虽然中美之间存在分歧，两国关系时有起伏，但双方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在两国关系过去4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是显而易见的。

　　崔天凯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从不断增长的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中获益。同时，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以及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应用也将给中美两国带来共同挑战。中美两国企业必须提高全球竞争力，中美两国工人都有权追求更稳定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更美好的生活。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需要更开放、更包容、更平衡和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环境，并让所有国家平等地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中美两国有责任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合作，维护并改善现有国际体系。如果中美能够共同做好这些事，就能更好地实现各自的发展。

　　宜信创始人兼CEO唐宁对美国很熟悉。他曾在这里求学工作生活数年，首次接触到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的模式，尤其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的穷人银行和美国成熟的银行信用体系。2000年，唐宁带着美国所见所思的信用管理理念回国，随后在2006年创办了宜信。

　　十多年来，宜信已经逐步成为中国主要的普惠金融和财富管理咨询服务机构，旗下的P2P业务宜人贷已经在2015年赴纽约成功上市。在这些创业的年头，唐宁每年都会来好几次美国进行学习考察。

　　但在唐宁看来，现在中美金融科技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单向学习美国，而是到了双方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新阶段。而中国的金融科技企业也在不断走出来，开拓美国市场。

　　在上周旧金山举办的“硅谷对话北京”2017峰会，宜信邀请了旧金山市长李孟贤、前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Lending Club前首席风控官陈超美等美国行业重要人士，就中美金融科技的融合进行了会谈。而唐宁此次活动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推广宜信在美国推出的财富管理业务。

　　唐宁认为，中美两国在金融科技领域存在诸多不同，有各自的不同需求，但也有诸多相似之处，而且正在不断融合。早期中国主要是单向的向硅谷学习，借鉴美国的成功经济模式;但现在这种融合则是双向的，两国企业家都在互相学习，美国市场也开始借鉴中国金融科技的创新。

　　他以资本和人才两国方面举例说，15-20年前很多美国VC来到中国进行投资，但现在却是越来越多的中国资本和企业来到美国投资，宜信也是其中之一。现在越来越多的硅谷科技和金融人才是在中国和美国两地工作，而不再是单纯的“海龟”。

　　唐宁还在活动上大谈宜信在美国的扩张计划，以此作为中国金融科技企业走向全球化的范例。宜信财富在今年4月获得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颁发的RIA(注册投资顾问)牌照，获得了在美国提供财富管理的服务资质。宜信已经在美国建立了海外私募股权基金、新金融产业基金以及海外非银信贷基金等投资标的。

　　谈到在美国扩张的业务重心，唐宁对新浪科技明确表示，就是为在美国的高净值和超高净值华人提供财务管理服务，(美国市场)这是宜信的第二战场。

　　他对新浪科技介绍说，首先，在人才方面，宜信在美国市场招募了诸多来自华尔街和硅谷的华人高层管理人才，其中就包括了同样参加此次活动的宜信高级副总裁、海外合规负责人高帆。她曾经在花旗银行工作13年，担任花旗私人银行全球操作风险管理总监。

　　其次，在投资方面，宜信已经为进军美国市场筹备多年，各个母基金和直投基金都包括了美国的投资对象，在美国选择、识别、投资优秀的基金管理者，是为了帮助中国在海外有资产的高净值、超高净值客户去寻找投资机会。再次，在服务方面，宜信也在帮助这些财富管理客户进行游学、求职、移民、税务、保险方面的咨询服务。这些都是宜信为国内高净值、超高净值客户提供的服务。

　　在问及宜信在美国如何与美国金融机构竞争时，唐宁认为，这些目标人群很多本身在国内已经是宜信的客户，比较认可宜信财富在中国的地位和能力，宜信在这一方面存在一定的先天品牌优势。其次，宜信在另类投资和科技手段方面，也比美国金融机构更能吸引华人客户。他们的投资需求远远没有得到满足，而且还和国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唐宁具体解释说，高净值、超高净值客户的定位是可投资资产超过100万美元，而宜信的财富管理客户通常都是拥有几百万美元、甚至几千万美元的身家。而高帆补充说，美国大对冲基金和另类投资的门槛通常都是千万美元，花旗私人银行的门槛是现金2500万美元。

　　高帆则向新浪科技表示，宜信在风险偏好框架方面，和美国主流金融机构没有太大的差别，同样会坚守很多原则和理念。但得益于最新科技手段的使用，宜信能在反欺诈领域通过不同的数据源，拥有比传统金融机构更好的欺诈识别能力，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风险。

　　除了风险合规、技术应用等层面以外，监管对于金融科技企业的政策也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行业能否更好发展。

　　很明显，中国的金融不及美国发达;中国的科技与美国差距更加明显;然而，中国的金融科技(FinTech)与美国不分仲伯，谁能在巅峰对决中胜出，那还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监管政策、以及财税等政策扶持力度。

　　从现有的政策看，美国普遍减税政策已经成为法案，日本已将对科技公司单独减税提上日程;中国虽然对支持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进行货币政策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但是并未惠及金融科技公司，并且，未来监管会趋紧。如果，中国在财税政策方面对金融科技企业进行扶持，中国的金融科技引领全球并非梦想。

　　中国和美国是金融科技的主战场，也是最主要的实验场，既有很多共同的趋向，也有很不一样的发展路径和节奏。中国金融科技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在较短的时间迅速追赶上了全球带头大哥美国。从对金融科技的投资上看:2013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资额为30亿美元，其中1/3发生在硅谷，彼时，美国是全球金融科技的中心。2017年上半年，以人民币计，全球金融科技投资额为530.2亿元，其中，中国金融科技公司获得了217亿元投资，占全球投资总额的41%，几乎是美国的两倍(116亿元)。

　　而根据凡普金科联合新华社《金融世界》、中国经济信息社北京经济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这份《金融科技服务中小实体经济调查报告》显示，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投资活动从2010年的319笔、90亿美元增长到了2016年的1076笔、250亿美元。2016年全球金融科技公司100强中，美洲35家，中国8家;全球27家金融科技独角兽企业中，美国14家，中国8家;金融科技领域投融资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为中国、美国和印度。据零壹财经不完全统计，2017年以来，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融资事件稳定在150-170笔/季度之间，融资规模开始复苏并持续攀升。其中，2017年第三季度至少发生160笔融资事件，涉及资金总额约350亿元，同比增长26.0%，环比增长12.4%。

　　在地域分布上，2017年第三季度全球金融科技融资事件发生区域与国家主要集中在中国、美国、印度、英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其中，中国的金融科技投融资共有84笔，占全球52.5%，美国和印度分别以28笔和15笔排列之后，英国和新加坡分别为9笔和7笔，泰国和法国以此为3笔和2笔，其他国家合计12笔。从融资金融看，中美两国三季度分别融资232.2亿元和73.2亿元，英国和印度为17.1亿元和12.2亿元，其余国家除了法国为4.8亿元以外，均不超过2亿元。从金融科技发展趋势上看，中国金融科技势必引领全球。

　　在我看来，中国金融科技迅速崛起，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全球金融科技行业起步较晚，这有利于中国迅速跟进与直接超车;第二，中国小微企业融资难痼疾难改，给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第三，监管部门对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当然也包括对金融科技行业包容与支持密不可分。

　　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并且融资渠道单一，主要靠银行贷款和民间高利贷，这是中国金融科技迅速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传统金融机构想要充分了解其真实信息是非常困难的，我国针对中小微经济体的信用评价体系呈现缺失状态，而缺失信用信息、征信成本过高等原因又造成金融机构难以对中小微经济体进行正确、全面的信用评价，难以做出合适的信贷支持决策，信息不对称就意味着风险。金融科技产业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和新的信用评级模型对中小微企业乃至个人消费者的信用进行更为精准的评估，利用大数据来抓取一些生活场景，一些非征信体系所征集到的信息，通过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来准确把握融资者的真实信用风险的大小，甚至于他的还款意愿到底有多大。金融科技让数据资产成为中小微企业看得见、摸得到的“实际资产”，有效提升其资信水平。

　　金融科技平台化的运作，使得中小微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渠道更加畅通，金融服务的价格进一步降低。

　　同时，技术和服务作为金融科技公司产品的核心价值，重要性不言而喻。改善用户体验是未来发展的趋势，金融服务行业尤其要重视这一点。成立于2013年的凡普金科是一家年轻的金融科技公司，正是重视技术和服务的特质令其在短短四年多时间已成为拥有超过3000万用户的行业新贵。凡普金科创始合伙人&集团CEO董祺在座谈会上介绍道:“凡普金科的愿景，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数据驱动业务，通过技术改造金融，为用户在不同生命周期提供所需要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从而让金融更有效率地服务于那些此前无法充分获得金融服务的企业和个人。让金融科技成为整个金融体系里边更加有用、有价值的补充部分。”

　　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得益于监管环境的宽松，但是，对于金融科技监管有从紧趋势。中国现有金融科技业态，是从传统金融机构各项业务衍生而出的，逐渐发展壮大，从而形成各项新兴金融业务，其中有些已被纳入监管范围，如采用牌照制或备案制监管，有些则还在野蛮生长。

　　从外部环境看，美国普遍减税已经成为现实，包括公司税大幅度降低;日本对科技公司单独减税正在酝酿中。然而，中国的金融科技行业既没有得到科技类公司的税收优惠，也没有像传统金融企业得到货币政策方面支持。

　　从央行货币政策方面看，中国人民银行对支持普惠金融的传统商业银行实施了定向降准。之前对支持小微银行的商业银行和支持“三农”(农业、农民和农村)在存款准备金和再贷款等方面长期给予优惠。另外，财税部门对农村金融机构在税收方面多年给予了减免。

　　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金融科技作为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在赋能实体经济发展，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金融机构支持匮乏等发展难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科技企业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未来，如果对中国的金融科技类公司实行税费减免，以及央行在货币政策等方面支持，金融科技作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领跑全球绝对是可以实现的。

　　近日，零壹财经·零壹智库与宜信公司联合发布报告《巅峰对决：中美金融科技对比研究》。

　　中国和美国是金融科技的主战场，也是最主要的实验场，有很多共同的趋向，也有很不一样的发展路径和节奏。

　　对中美金融科技这十多年历程的观察，我们可以从创新驱动力、对金融市场格局的影响、风险、监管和未来等角度作一些基本的研究和思考。

　　新技术驱动金融新模式的出现，新模式的扩展又对新技术产生更大的需求，促进了新技术的大规模运用和革新。

　　相对而言，美国市场在原创技术革新方面要略早于中国市场，并探索出一些新的商业模式。而中国市场则快速地借鉴并根据当地环境改变这些商业模式(比较典型的是P2P网贷)，往往产生巨大的规模。用户和规模膨胀，对技术的需求也在膨胀，促进技术的革新;因此我们看到中国的金融科技公司做大规模后，在技术上的投入大幅增加，并有了更多的创新。

　　整体来看，美国侧重于技术驱动型，而中国侧重于规模驱动型。基本原因有两点：

　　第一，美国金融市场比较成熟，消费者的基本金融需求满足度相对较高，不能获得金融服务的人群比较少。因此美国金融科技创新，侧重于位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类似于”锦上添花”。

　　而中国市场则有大量消费者没有获得正规的金融服务，连基本的信用记录都没有，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具有信贷征信记录的人群，不到中国人口30%。金融科技企业的主要把目标瞄准那些广大的未开发市场，无信用和低信用人群。对于这些人群来说，金融科技服务类似于”雪中送炭”。

　　第二，两国的技术原创环境有所不同。美国在互联网原创技术方面，整体上依然领先于中国。

　　创新和破坏是相生相伴的。金融科技在不断拓展金融服务的边界、改变金融服务的方式。它一方面改进了市场效率，另一方面也会产生一些”破坏”。

　　第一，秩序。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改变了人与金融机构的关系，比如p2p网贷改变了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关系，而数字货币改变了交易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这些改变有一个大致的共同点，就是改变了金融消费者与金融中介之间的关系。因此金融科技企业与传统金融体系之间经历了：颠覆、抵触、摩擦到合作、融合的关系演变。

　　第二，价格。金融科技在重估各类市场主体的金融价值。

　　比如，对于个人信用，金融服务从高信用人群、到低信用人群、到无信用人群快速拓展，这是一个重估信用价值的过程。

　　也就是说，它在不断”破坏”原有的价格体系。比如，信用卡的续贷价格降低了(通过p2p借贷偿还信用卡);同时也出现一些原有金融体系不能接受的高价格，比如中国的现金贷，它的价格体系超出了中国现有金融体系所能容忍的范畴。

　　相对而言，美国市场的”降价式破坏”更多，中国市场的”高价式破坏更多”。前者更多地针对现有金融消费者，后者更多地针对新增金融消费者。

　　第三，恶意破坏。

　　利用金融科技的新技术或新模式，进行恶意破坏。比如e租宝这样打着p2p名义，用虚假项目恶意诈骗;比如一些人运用新的技术，用欺诈的方式骗取贷款。

　　创新、破坏、调整、弥合，中美金融科技基本走完一个小周期，弥合阶段还在痛苦地进行中。

　　金融科技市场的快速增长，让一部分金融科技企业取得了高速增长，并获得资本市场的追捧。2013年全年，全球金融科技风险投资30亿美金，而2017年上半年就超过了80亿美金。

　　这种情形在中国尤其突出，最近三年中国在金融科技方面的股权投资金额占据全球一半左右，是美国两倍左右。

　　中国有很多人把这种快速成长的市场机会称之为”风口”。金融科技就是最受追捧的风口之一，并不断涌现出很多细分的风口，但是金融科技这个风口里面，也蕴藏着很多的风险。

　　比如，经济周期和金融行业性周期带来的风险，虽然技术创新改变了很多事情，但目前来看还不能改变经济周期和金融业的行业周期。

　　比如，流动性风险。很多金融科技企业不能进入到成熟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同业市场，当面临流动性问题时，解决方案比较少。而一些金融科技企业设计的产品，本身就面临比较高的流动性隐患。

　　比如，投机者的风险。面临新的市场机会，涌现出很多投机型的创业者、风投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他们会加大金融科技企业的运营成本，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周期性风险和流动性风险都比较突出;投机性风险也都存在，但在中国要更严重。从我们统计的数据来看，与美国相比，中国的金融科技企业获得风险投资中，A轮比较多，后续轮次相对较少。中国的金融科技企业也往往批量地出现，批量地死亡。

　　因此，由于对宏观风险和行业性风险还没有形成强大的驾驭能力，加上投机盛行，金融科技细分领域的风口基本上都变成了风险。

　　金融科技创新大多诞生于原有金融体系之外，对于金融监管来说，他们都是”野生”的。正因为其野生，能够横冲直撞，发现新机会，改变旧秩序。但从监管的角度看，这些野生的金融服务，都需要驯化，纳入到监管之中。良性的驯化，会不断壮大整个金融体系，并为持续的创新留出空间。

　　这方面，中美两国差异比较大。

　　根据行为监管原则，美国的金融科技业务在比较早期就开始纳入监管，比如Lendingclub和Prosper在早期就接受证监会的监管，数字货币领域的ICO也已被证监会作为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纳入到监管范畴。所以，美国金融科技在初期就被逐渐驯化为符合监管原则的创新。

　　中国有较大的不同。在现有监管机构监管范畴之外诞生和发展的金融科技创新，在初期一般没有监管，没有政府部门来”认领”，相反甚至得到一些促进性的政策支持。这也是金融科技在中国的规模增长非常快的原因。但是一旦与创新相伴随的破坏性和风险性凸显出来，或者政府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判断发生改变，则会采取比较激烈的方式来驯化甚至清理”野生市场”。最近最为典型是对p2p网贷市场的监管和数字货币市场的监管。所以，成长速度和驯化难度，往往是成正比的。

　　第一，金融服务边界的拓展会继续，但是拓展速度会放缓。一方面，经过几年的拓展，中美两国的金融业都已经大幅拓展了服务范畴，继续增长的速度会放缓;另一方面，监管驯化过程会减缓这种拓展。

　　第二，金融科技的渗透会加速。主要体现在：金融科技的拓展会持续;传统金融机构加快金融科技的发展;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机构的合作和融合。

　　第三，对已经服务的人群，服务能力和效率会继续提高，成本会进一步降低。

　　以上三点，中美两国面临的情形都差不多。

　　第四，技术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将继续催生很多”野生”的金融科技创新，市场对这类创新的接受度会提高，也会更加理性。在短期内，美国依然会领先于中国。

　　第五，在不考虑政治因素的情况下，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会成为中美两国拓展金融科技的新市场。初期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支付、征信等)和个人借贷方面。

　　鉴于这些思考，《巅峰对决：中美金融科技比较研究》报告并没有面面俱到，但希望从一些基本脉络和几个主要的细分业态进行对比研究，为关注金融科技的读者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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