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税制改革将是一个减税的改革

郑瑟

　　近年来，我国持续减税降费，特别是今年以来，从年初确定全年为企业减负1万亿元目标，到近日国务院依法确定和巩固营改增试点改革成果，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减税政策为实体经济降成本、增后劲。“这其中，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税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体现了对小微企业的税收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说。

　　税务部门主动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一系列减税措施，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能量，助力国家科技创新驶入“快车道”，努力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税务部门通过落实一系列税收扶持措施，加速税收扶贫政策落地。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支持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减税规模继续扩大，减税约790亿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减税红利将持续释放，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日前，权威财税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对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简并增值税税率;扩大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范围;加大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力度;出台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递延纳税政策;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开展扩大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政策范围试点;清理涉企收费……我国近年来出台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可谓一套炫目的“组合拳”。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持续减税降费,减轻企业负担，是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行动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改革，自2012年实施以来已累计减税超过1.7万亿元。

　　我国在进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还着力清理规范收费基金，实施普遍性降费。在行政事业性收费方面，对体现政府提供普遍公共服务或一般性管理职能的行政许可类、检验检测类、登记检索类、监督管理类等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全面清理，取消、停征了一批不合时宜的政府性基金项目，出台支持“双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收费基金优惠政策，促进经济提质增效、支持企业发展扩大就业。

　　据统计，自2013年以来，中央层面已累计取消、停征和减免了593项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含中央和地方设立的收费项目)，每年可减轻社会负担超过3200亿元。与此同时，省级层面自主清理地方设立的收费项目，累计取消、停征和减免770多项收费，每年可减轻社会负担超过470亿元。

　　经过持续清理，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由185项减少至51项，减少幅度超过72%，其中涉企收费由106项减少至33项，减少幅度为69%;政府性基金由30项减少至21项，减少幅度为30%。各省(区、市)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减少至平均14项左右，其中涉企收费平均3项左右。

　　从2012年在上海开始试点，到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推开，营改增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减税效应持续显现，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以来，实现了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目标，营改增带来的改革红利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营改增在实行减税降负的同时，更有力地促进了产业分工优化，拉长产业链，带动了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

　　除了营改增，国家出台的其他一系列减税政策也有效地为实体经济降成本、增后劲。比如，自2017年1月1日起，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税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体现了对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据统计，应纳税所得额在30万元至50万元间的小型微利企业户均减税达5.9万元。

　　让小微企业活起来、发展好，税收优惠政策利好降低了企业税负，增添了企业动力，激发了市场主体创业热情。前3季度，全国新登记企业451万户，同比增长12.5%，日均新登记企业1.65万户。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减税政策在支持创新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今年前3季度，支持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减税超过2200亿元，同比增长约50%。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很好地平衡了收入和支出的关系，在有效实施减税的同时，每年用在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保持增长，尤其是养老、医疗等持续较快增长。”刘尚希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近年来，我国税制改革根据中央部署有序统筹推进。下一步，以改革促减税的步伐将继续向前，以更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成本、优化营商环境。”刘尚希表示。

　　近日，国务院废止了营业税暂行条例、修改增值税暂行条例，依法确定和巩固了营改增试点改革成果，实施60多年的营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在下一步的税制改革和减税中，增值税制度改革十分重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认为，增值税改革应该继续优化税率结构、完善抵扣机制。刘尚希也建议，应健全增值税抵扣链条，进一步扩大增值税进项抵扣范围，同时加快推进增值税制度立法进程。

　　在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方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认为，我国个税改革应由目前按不同所得项目分别征税的分类征税模式，转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计税模式。通过建立“基本扣除+专项扣除”机制，适当增加专项扣除。

　　“我国的税制改革将是一个减税的改革，在有效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形成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刘尚希说。

　　营改增试点的推进和营业税的逐步退出，经历了5年多时间。为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解决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导致的重复征税问题，2012年1月1日起，我国率先在上海实施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其后，营改增试点先后进行了扩大试点地区和试点行业的改革。2016年5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

　　将所有营业税行业都改为缴纳增值税，实现增值税全面代替营业税，结束1994年以来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的体制，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也是重要的财税改革举措和减税政策。

　　营改增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有效减轻企业负担。微宏动力系统有限公司是浙江湖州开发区新能源行业中的代表性企业。“营改增给我们带来了实惠。”该企业财务总监杭铁根高兴地说：“今年以来，我们已经增加了固定资产进项抵扣3183万元，仅新建厂房便增加了不动产进项抵扣320万元，大大减轻了生产经营的负担。”

　　最新统计显示，试点实施以来已累计减税1.7万亿元。特别是自2016年5月1日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以来，截至今年6月份直接减税8500多亿元，实现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对营改增进行第三方评估得出结论，“营改增试点改革的目的得以实现，并取得了成效，对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此次国务院发布《决定》，废止营业税暂行条例，同时对增值税暂行条例作相应修改。“自2016年5月1日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营业税暂行条例实际已不再执行。在试点顺利、稳健推进并取得决定性成果后，国务院依法确定和巩固改革成果，进一步稳定各方面预期，这个决定非常切合时机。”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表示。

　　营改增既直接为企业减税降负，又促进了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成长。特别是全面推开营改增以来，多重改革红利不断释放，体现在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拓展小微企业生存空间、带动了创业创新等诸多方面。

　　营改增减轻纳税人税负有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促进增加就业。第三方评估模型测算表明，营改增试点行业中，有近四分之一的新设企业、近三分之一的剥离企业与营改增试点相关。另一方面，营改增促进了服务业的分工再细化，孕育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对促进就业形成了推动作用。以南京市为例，2016年全市新增城镇就业人数21.52万人，较营改增之前大幅攀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营改增在促进就业上的积极作用。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以来，我国制造业企业运行更加规范，抵扣链条不断完善，助推“中国制造2025”路线图全面铺开。山东淄博的琪能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在2017年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346万元，促进了企业加大研发和产品升级。“营改增释放的红利，给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也让企业发展更有底气。”公司负责人岳琪介绍，减轻税负的琪能机械增加研发投入，近两年加大投产变速箱齿轮项目，投产已达150万元。

　　通过加强政策顶层设计和对企业的政策辅导，难度较大的金融业营改增顺利推进。河北魏县远洋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是一家向农户、个体工商户、小型及微型企业发放小额贷款的小型金融机构，年营业收入在1000万元左右。“我们加大进项发票取得，严格把控费用报销管理，在营改增推行半年后就少缴了5万元左右的税款。”该公司董事长吕学哲说。

　　按照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现行有关税收的暂行条例都要逐步上升为法律。因此，如何推进增值税立法也备受关注。

　　“增值税立法先要厘清改革思路，应立足长远发展，通盘考虑我国税收制度体系的选择和设计。”中国财科院院长刘尚希建议，在增值税立法前，应全面梳理相关税收政策，加以归类、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形势变化和政策本身的施行效果加以取舍、修订，以有利于税收征收管理。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表示，增值税立法是构建税收法律制度体系的重中之重，需要充分遵循中性、公平和效率原则，将征税范围、税基、税率、减免税政策等税收要素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维护税收法律的稳定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实现税收分配的规范性、明确性和可预测性。同时，在立法过程中注意为继续推进增值税改革预留空间，使其既有利于加快推进立法，又有利于加快深化改革。

　　刘剑文认为，增值税制度在我国的实践已比较成熟，但由于增值税是第一大税种，而且涉及面广，因此完成立法需要一定的时间。“未来的增值税法应该注重操作性和执行力，将是税制改革和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标志性成果。”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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