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探索全面对外开放

郑瑟

　　赵华宁是今年近800万高校毕业生中的一名，面对竞争激烈的就业形势，他的父母曾经焦急又无奈，但主修美术又熟悉计算机的赵华宁很快在网上找到了自己的“真爱”，成为一家在网上和线下做美术培训的新型服务企业的成员。

　　像赵华宁这样实现灵活快速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还有很多，折射出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在不断增长，经济加速转型升级。

　　就业：经济运行中的一大亮点

　　“从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来看，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就业形势总体平稳，而且稳中向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指出，就业形势稳中向好，是在加快推进淘汰落后产能、淘汰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的情况下取得的。

　　从最新数据可以看出，7月份，全国大城市调查失业率继续低于5%，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左右，低于上年同期。“7月份是大学生毕业季，今年高校毕业生接近800万人，比上年多30万人，所以就业能保证这样一种情况是非常不容易的。”毛盛勇分析，从1至7月份来看，全国城镇新增就业855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0万人。全国企业职工7月份周平均劳动时间比上月提高了0.11个小时，连续3个月增加，这说明就业的质量在不断改善。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结构优化调整态势，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就业、收入、物价等民生指标不断改善，经济发展呈现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传统行业的过剩产能在逐步化解，同时新动能不断培育。制造业领域中，新兴制造业在加快成长;服务业领域中，新兴的服务业在不断成长。

　　服务业：就业蓄水池作用重大

　　在广州市南沙区的一条商业街，32岁的梁晶娣正忙着为就餐的数百名工厂工人端菜。就在一年前，她还在工厂工作，负责给服装挂产品标签。

　　服务业的崛起正日益成为中国的新名片。服务业发展潜力不断释放，发展动能快速集聚。

　　“服务业是就业的蓄水池，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比较强。尽管跟过去相比，整个经济增长速度还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但是就业有增无减，总量还在不断扩大。”毛盛勇指出。

　　近五年，是我国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的关键五年，服务业跃升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突破50%，达到50.2%;2016年，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到51.6%，比第二产业高出11.8个百分点，服务业已撑起国民经济半壁江山。服务业成为新增企业的主力军，吸纳就业的主渠道，税收增长的主要来源。

　　高盛资产管理前董事长吉姆·奥尼尔认为，中国服务业的崛起确实是件大事，服务业的成功是经济发展新常态平稳运行的核心。

　　目前，我国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商务活动指数持续向好。从市场预期看，7月份，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0.4%，比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提高。

　　新动能：创造大量新就业岗位

　　58同城发布的《201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及租房趋势报告》指出，2017届毕业生在就业选择上呈现出“就业地选择更广泛、就业观更加开阔、不随大流更富主见、追逐梦想着重兴趣”等几个方面的特点。

　　据毛盛勇介绍，随着“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大量的新企业不断产生，1至7月份日均新登记企业高达1.6万户，很多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在不断增长。新动能的成长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增加的就业容量与化解过剩产能带来的需要安置的职工数量相比，在不断增加。

　　目前，互联网与各行业加速融合、交融共进，互联网经济呈爆发式增长。同时，分享经济蓬勃兴起，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分享经济渗透到交通、住宿、金融、餐饮、物流、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和细分市场。

　　2017年，毕业生简历投递量最高的十大行业的前三位中，生活服务类占两个，与普工需求旺盛的市场对比，毕业生更倾向选择生活服务类行业。灵活就业、自主创业、弹性就业的情况也有所增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为上述各种就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

　　目前，我国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超过50%，与发达国家70%以上的占比尚有较大差距，发展潜力仍非常巨大，发展前景仍十分广阔。“互联网+”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将在供需两侧创造新供给和新需求。

　　中国经济：“肌肉”强健信心足

　　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前7个月，“三去一降一补”交出了超出预期的成绩单。钢铁、煤炭去产能已分别完成今年任务的84.8%和74%;6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9%，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

　　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扎实推进，减少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为经济发展留出新空间;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为经济增长培育新动力。

　　中国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生产需求平稳增长，就业、物价形势稳定，新动能成长步伐稳健，市场预期持续向好，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继续改善。全球机构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中国经济不仅要有“块头”，还得要有“肌肉”，要强健。当前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一个重要窗口期。经济工作的着力点和主要精力要放在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上，关注点要放在中国经济的提质、增效、升级上来，要深化创新驱动，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到深化。

　　目前，国际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内结构性矛盾仍较突出，隐忧仍然不少。但下半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不会变。从发展空间和潜力、增长韧性、要素供给条件、改革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等多个角度来看，未来中长期中国经济有条件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所谓转型升级，指的是从速度型效益转向质量型效益;从行业之间转向行业内部生产要素再配置;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转向自主创新;从以工业制造业开放为主转向以服务业的全面对外开放为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兼办公厅主任余斌1月27日在由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的“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8”上作主题发言时表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已经到了攻关期，可以从质量型效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自主创新以及服务业的全面对外开放等角度理解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从速度型效益转向质量型效益

　　余斌认为，所谓转型升级，就是指从速度型效益转向质量型效益，从而保障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基本稳定。

　　过去近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有一个基本特征，即速度型效益。“只要经济增长达到10%以上，所有行业和企业都会取得利润，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会明显改善。反过来一旦经济增长低于8%，很多行业和企业出现亏损，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大幅度滑坡。”余斌说，这种因为经济效益取决于增长速度本身的状况可以概括为速度型效益。

　　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台阶式下降不可避免。“当经济增速出现台阶式下降的时候，如果仍然是速度型效益，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台阶式下降也不可避免。”余斌说，所以，转型升级是指当经济增速出现台阶式下降的时候，需要让质量上一个新的台阶，从而实现从速度型效益向质量型效益转变。

　　余斌表示，未来，无论是工业生产领域、农业生产领域，还是服务业领域，都需要大幅度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通过质量台阶式的上升，从而保障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基本稳定。

　　从行业之间转向行业内部生产要素再配置

　　余斌认为，所谓转型升级，指的是从行业之间转向行业内部生产要素再配置，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余斌介绍说，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我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方法就是行业之间生产要素的再配置。所谓行业之间的生产要素再配置，指通过改革开放让原来处于低效率部门的生产要素重新流入高效率部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过去四十年，我们把大量原来配置在低效率农业部门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到高效率的非农产业部门，从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余斌表示，但如果继续按照原来的行业间生产要素再配置，空间越来越小。

　　余斌提出，所以转型升级，就是要将行业之间生产要素再配置转向行业内部生产要素再配置，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说要通过兼并重组，优胜劣汰，坚决消灭僵尸企业，从而让行业内没有竞争力、低效率企业有序退出，把生产和市场向高效率企业转移和集中，提高行业集中度、竞争能力、盈利能力、创新能力，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转向自主创新

　　余斌认为，所谓转型升级，就是指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转向自主创新，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余斌表示，经过近40年的快速追赶，目前我国产业已达到跟随、并跑与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空间大幅度缩小。

　　“所以转型升级，就是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新阶段。”余斌认为，未来将主要依靠科技创新，逐步改变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确立新优势，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余斌说，这一阶段还可细分为两步。第一步，转变到以模仿式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为主的阶段;第二步，当中国越来越多的产业进入到领跑阶段后，将会转变成以前沿式创新为主的阶段。

　　从以工业制造业开放为主转向以服务业的全面对外开放为主

　　余斌认为，所谓转型升级，指的是从以工业制造业开放为主，转向以服务业的全面对外开放为主，提高服务业领域的效率和竞争能力。

　　余斌表示，过去近四十年中，我国的改革开放主要集中在工业制造业领域。如今我国制造业竞争能力大幅度提高，制造业通过全面对外开放，通过全面参与全球竞争及通过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所以转型升级，就是从以工业制造业开放为主，转向以服务业的全面对外开放为主。”余斌说，我们要探索服务业的全面对外开放，促进服务业融入全球，参与全球竞争，提高服务业领域的效率和竞争能力。

　　一、我国现阶段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大而不强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尽管经历了不少艰难与曲折，但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不仅历史性地告别了积贫积弱，而且已成功跃居世界经济大国行列。

　　(一)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到2013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58.8万亿元(经济普查后数据，比原先增加1.9万亿元)，经济实现了连续跨越。1978年，我国的GDP仅占世界的1.7%，居世界第10位;2000年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6位，2005年超过法国至第5位，2006年超过英国至第4位，2008年超过德国至第3位，2010年超过日本至第2位。按汇率计算，2013年我国的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55%，占世界的份额为12.3%，已是举世公认的经济大国。

　　(二)部分地区人均经济总量接近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2013年，我国的人均GDP达到41908元，60多年间增长50.5倍。天津、北京、上海、江苏等四个地区的人均GDP分别为99607元、93213元、90092元和74607元，已经超过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按照世界银行的计算口径及分组标准，2013年，我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6560美元，1997年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行列，2010年迈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

　　(三)制造业产值位居世界第一。65年来，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在能源、冶金、化工、建材、机械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以及各种消费品领域，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2013年，我国的粗钢、发电量、煤炭、水泥、化肥、棉布等初级工业品产量以及汽车、手机、电视机、电冰箱、电话、新闻纸、服装和鞋类、玩具等制造品产量多年来稳居世界第一位。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超过20.8%，相当于美国的129%，蝉联全球第一大工业制造国。“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提高，作为世界工业加工基地和制造中心的地位已经确立并日趋巩固。“中国高铁”作为制造业的最响亮名片，2013年末已达11025公里，占全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一半多。2014年，我国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大企业达91家(含香港)，已经接近美国，远超日本。

　　(四)贸易进出口影响全球。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推进，我国的对外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快速提升。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的货物贸易先后超越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并在2013年使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58169亿元，超过了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1.0%。其中，出口额比重为11.7%，居世界第一位;进口额比重为10.3%，居世界第二位。服务贸易从近乎无到有，进出口额从1982年的44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5396亿美元，据世界第三位。

　　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品出口国。2013年，我国制造品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2.7%，居第一位。其中，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26%和33%，电子数据处理和办公设备出口占32%，铁钢出口占12%。我国对燃料、矿石和电子配器件的需求量大，其中，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进口占世界进口总额的30%，居第一位;燃料和矿石产品进口占世界的6.8%，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国(13%)和德国(8%)。通信设备进口居世界第三位，电子数据处理和办公设备、电信设备、机械和交通设备进口居世界第二位。

　　(五)外汇储备独占鳌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我国外汇储备2006年超过日本之后，已连续七年稳居世界第一位。截至2013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3.83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31.6%，居世界首位。从2008年9月开始至今，中国一直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目前，我国持有美国国债占外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的21%。

　　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虽然已是经济大国，还不是经济强国。我国的发展路径是速度优先型赶超战略，经济发展呈现出“规模大、人均低，消耗高、技术低，积累高、消费低”的阶段性特点，不平衡、不均衡、不持续、不经济的粗放特征非常明显， 在诸多方面显示出“大而不强”。

　　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步入经济强国的基本门槛是较大的经济规模和较高的人均收入。我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2.3%，达到了经济强国的6%目标。但是，2013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6560美元，虽已迈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但还仅相当于高收入经济体标准12276美元的51.5%，相当于世界24个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的13%左右，分别相当于巴西、俄罗斯和墨西哥的56%、47%和66%。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比乃至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从科技水平看，经济强国都具有很强的科技创新能力，掌握着各自的核心技术，在科技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都具有比较优势。2014年7月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在参与测评的143个经济体中，2014年，中国GII虽然领跑金砖国家，且在所有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中排名第1，但仍只位居世界第29位。目前，我国每十万人申请专利的数量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研究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比较低。据世界银行统计，2012年，高收入国家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平均为2.32%，我国为2.0%。每百万人口中研发人数，美国为4024人，德国为4139人，我国为1020人。我国原创性的发明不多，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达50%，显现出我国整体科技实力不如发达国家，科技基础相对薄弱。

　　从经济结构看，经济强国都具有高端化特征，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有利位置。一般来看，经济强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都在70%左右，而我国是服务业比重太低。2013年，我国三次产业比重分别是9.4%、43.7%和46.9%，这种产业结构还具有明显的低收入国家特征。主要表现是服务业比重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5%)，更低于高收入国家水平(74%);我国的需求结构长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即消费率过低。201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49.8%，其中居民消费率为36.2%，与国外的差距较大。按照世界银行统计，目前世界各国的平均消费率稳定在73-79%，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达到65%-70%。消费率过低，使经济增长过度依靠出口和投资，既容易造成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容易受到外需波动冲击，更造成了我国内需发育长期滞后。

　　从城市化水平看，据世界银行统计，2012年美国、日本、德国的城市化率分别为81.1%、91.9%和74.7%，英国在1861年城市化率就达到61.3%。不仅如此，每个经济强国都有庞大的城市群和布局合理的中小城镇。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人口迁徙受阻，以常住人口口径的城市化率为52.67%，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仅为35%，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水平严重滞后。

　　从金融方面看，经济强国国家金融体系发达，货币可自由兑换程度高，具有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地位和影响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2年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还仅为1.67%，而一国货币被视为国际货币的衡量标准至少要达到4%以上;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水平与我国的经济规模相差甚远。

　　二、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由大变强的必由之路

　　(一)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空间越来越受到挤压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正在经历深度调整。全球经济总体表现增长乏力，历经六年仍未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国际市场需求不足。全球实体经济竞争出现新态势，以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德国的“工业4.0”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要素成本优势的相对增强，将形成新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进而对全球的供给和需求结构、进口和出口格局带来深刻变化，必将导致全球市场争夺更加激烈，与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后，是西方主要经济大国在这轮调整中首要考虑应对的“变量”，其基本战略是合围堵截，千方百计掣肘阻挠我国经济的发展。2013年，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92起，比上年增长17.9%;我国连续18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以及连续8年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将面对气候变化谈判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所有这些，将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日趋严峻，发展的中长期环境将会越来越不宽松。

　　(二)面对 “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我国于2009年开始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组。如果按每年7%的GDP增速和0.5%的人口增速测算，我国还需6年左右的时间，即在2020年前后进入高收入组。国际经验证明，在人均GNI从3000美元向10000美元提升阶段，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爬坡过坎的重要阶段。今后6年将是决定我国能否成功跨越的关键时期，对长远发展至关重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路径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经济转型得越早、越快、越主动，发展成效就越明显，发展质量就越高，发展后劲就越足。不管“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命题是否成立，但它是正在处于或已经跨过我国同样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曾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的一种经济现象，我们宁可“信其有”，防范于未然。

　　(三)结构调整需要“补课”

　　我国过去35年的改革发展，主要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追求的是速度优先的追赶超越路径，对结构问题关注不够。 我国的经济结构总体看调整进展比较缓慢，投资与消费关系仍然严重失衡，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较好地解决。随着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向中高速换挡并成为新常态，再加上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拉动减弱，我国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会进一步暴露，前一时期形成并暴露出的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解决起来会更加不易。现在我们具有了调整优化结构的庞大物质基础，不应该再次错过这次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

　　(四)增长内生动力亟待重塑

　　1979至2013年，我国经济达到了年均9.8%的高速持续增长，比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2.7%高出了7.1个百分点，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和平均速度都超过了经历过经济起飞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人间奇迹。但是，也要看到，创造这一增长奇迹的代价是巨大的，快速增长的时机和条件也在悄然改变。经济增长依靠三驾马车的共同拉动，过去我们过多地依赖投资和出口，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两驾马车”拉动的，内需培育不力，发育滞后，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不健全，特别是在经济出现困难时，基本上是靠政府施加外力刺激经济。目前，这种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从外需来看，在这次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中，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和去“虚拟经济化”趋势明显，国际贸易竞争将空前激烈，我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驱动模式将受到严峻挑战。从投资来看，我国的投资边际产出明显下降，2012年，每百元投资创造的GDP仅为138元，是10年前的49.8%。我国投资的三大主要阵地，即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对经济的投资支撑作用也在减弱。在这种情况下，立足内需已是我国未来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通过经济转型升级重塑新的增长内生动力已迫在眉睫。如果不能及时调整策略，重塑新的增长动力，那将可能贻误最佳战略机遇期。

　　(五)资源环境约束日渐突出

　　我国的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对于资源和能源的需求大、消耗高。据世界银行统计，目前，我国的钢铁、铜、镍、铝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一位;石油消费量居世界第二位。资源和能源消耗量大，主要是我国现阶段以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造成的。这不仅与我国“地大物薄”的资源禀赋不适应，也对我国的环境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以消耗资源和能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资源、能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和矛盾日益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时不我待。

　　三、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目标与路径

　　(一)关于转型升级的目标与内涵

　　经济转型升级不是我国的特有现象，而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共同路径和规律。通过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体制的更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提升、支柱产业的替换，是一个国家经济由量到质、由弱变强的必然过程。目前，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速度开始换档回落，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孕育，新需求新动力酝酿突破，国民经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旧有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转型升级成为历史的呼唤。唯有走转型升级之路，才能使经济步入持续健康发展的新阶段，才能达到经济发展“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加健康、更可持续”的目标。其具体内涵应包括：

　　一是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不是说速度不重要。相反，如果经济增长过低，不仅两个百年目标无法实现，经济中的诸多矛盾也会暴露无遗。据测算，如果要实现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经济增长速度年均要在6.7%以上;如果要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今后35年的增长速度平均也要达到6%以上。

　　二是以升级促转型。转型和升级相辅相成，但结构升级是基础。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升级，在我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人均收入进入上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的国际大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各主要结构要在补齐短板的同时，全面向上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水平提升。

　　三是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要坚决摒弃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度，不考虑经济成本、环境成本、社会成本的片面发展观，围绕着提高质量和效益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进程。

　　四是发展动力要进行切换。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将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向结构改革和创新驱动要动力，使经济增长以外力推动为主，转向内在动力拉动、创新驱动为主。

　　(二)主要路径

　　1、深化体制改革，推动转型升级机制创新。我们现有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为实现规模和速度扩张服务的，没有体制机制的转型、政府行为方式的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还会不断被复制，重复上演，必须建立健全推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过去多年的经验说明，政府偏离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成为了经济结构的主要调节者，是过度投资、经济结构无法明显优化的重要原因，必须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和直接干预经济经济微观活动的权力，凡是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组织自律管理的、公民法人能够自主决定的，取消行政许可，同时加强事后监督。我国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和倒逼节点，政府的调控引领作用也更加重要。政府要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法制环境，明确导向政策，清除文件和规章制度管束，形成平等、自由、权利、公平为基本理念的系统完备的制度安排，促进生产要素在行业间、地区间的流动。要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减少经营性领域投资，大力提供公共服务产品，保护生态环境，强化民生保障。目前，各级政府要改变考核导向，淡化对GDP的过度看重甚至崇拜，更加注重效益考评。

　　2、统筹处理好“速度”和“质量”的关系，保证转型升级顺利健康进行。我国还是一个发展国家，发展仍是我国的主要任务。面对2020年全面达到小康水平和“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在一个拥有13亿人的庞大人口大国，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追赶无望，就业等社会矛盾还可能激化，经济的转型升级也无法进行下去。有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增长停滞或低速增长引发的。但是，增长不等于发展，靠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粗放式发展方式要不得，必须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发展的立足点提高到质量和效益上来，以全面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继续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

　　3、全力推进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一是大力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在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推动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服务业是我国的产业短板，但却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增长点和推动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要针对服务业发展的制约因素，研究制定更多更管用的政策扶持措施，大力发展各种支持生产、便民利民、增加就业的服务业态，着力壮大金融服务、科技服务、文化服务、商务服务等适应现代人需求的具有高技术高文化含量的服务业，努力培育现代物流、设计资讯、电子商务、健康养老等新的服务业态，大力提高服务业占比，提高服务业发展质量，使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要向上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水平提升;二是尽快改善投资和消费结构，把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既作为当下保增长的现实选择，又作为推进我国经济整体转型升级的持久动力。我国的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具备了相当的物质积累，投资需求已经不是那么旺盛了。2013年，我国的居民最终消费占比虽达到51.6%，要下决心继续不断提高居民消费占比，同时着力调整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是大力推进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当前，我国的城镇化还处在快速上升期，对未来经济的增长具有稳定而持久的拉动力。推进城市化，既要在城市化的“率”上做文章，也要在城市化的“化”上做文章，还不能疏忽城乡一体化中“化”能量，全面释放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2012年，我国的城乡人均投资比大体为17：1，人均消费比大概是4：1，如果将“三个一亿人”转移安置真正做到“市民化”，如果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统一城乡中小学教职工工资福利，统一布局城乡医疗卫生资源，统一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将在直接拉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等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并由此有效扩大城市消费群体，提高居民整体消费水平，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四是积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发展绿色产业是由我国的资源禀赋决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导我国未来发展的主要力量，不仅能有效满足市场需求，而且能够创造新的需求，形成新的经济支撑。我们要在新的科技与产业革命大潮中，勇力潮头，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航天、3D打印、大数据开发和绿色环保产业等，努力争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有中国创造的份额，甚至在某些领域占领世界产业制高点。

　　4、努力推动创新驱动，赋予经济增长原动力。我国经济增长的旧有路径之所以无法持续，核心在于创新水平低，构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根本出路也于创新。2013年，中国的科研支出达2580亿美元，科研投入居世界第二笔美国少36%，也是世界论文第一大国。但是，由于体制机制原因，我们的科研机构更擅长如何把“钱”换成“纸”，但还不擅长把"纸“转换成“钱”，科学技术离第一生产力还差很远。高科技发展是中国从制造大国向高价值经济体转型的关键，创新驱动是培育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的基因，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要按照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要求，着力培育企业创新机制，解决好“经济”和“科技”两张皮的问题。要更加注意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结合，通过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使科技创新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为产业创新提供方向和着力点。一是提升企业创新的动力。要通过构建企业创新的压力机制、发挥国有大企业人才资金优势、给予财政扶持等措施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使企业的创新热情得到迸发。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人才培养，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评估和交易体系，完善知识产权的转让、抵押、处置制度，使创新成果流转顺畅，不让创新成果“胎死腹中”。三是完善创新投融资体系，设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基金，通过税收政策提高社会资金进入早期技术研发的积极性，建立多渠道的高技术产业投融资体系，解决企业研发的资金问题，鼓励企业敢于创新。四是要加强对创新成果的市场保护和扶持，通过政府采购、指定使用等方式，打开并巩固应用市场。

　　5、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努力营造转型升级的国际环境。要密切关注、积极应对世界经济格局中发生的大调整和大变革，高度重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态势，及时进行对外战略格局调整，力避在国际市场上对我国形成战略挤压。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参加全球的贸易规则、投资规则、服务贸易、政府采购、信息技术、气候变化等重要谈判，加大为我们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要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企业，鼓励企业走出去投资办厂，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要在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的同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争取早日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成为国际经济体系和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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