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对全球治理的发展与贡献

郑瑟

　　当今世界变化之快，让很多国家都表示“看不懂”，甚至认为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经济长期低迷，地缘政治不稳定，不安全性和不确定性增加，各种风险积聚。

　　相较之下，中国对当前世界有着宏观和前瞻性认识。面对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国未来发展该依靠什么?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中国经济发展新理念的第一条就是创新，中国对创新的重视和投入都是空前的。

　　意义深远的是，中国对世界经济未来的思考与全球治理有着密切联系，中国正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为中国和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提供创新的思想和路径。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为解决全球治理出现的“无序”和“碎片化”难题，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宏大倡议，得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热烈响应，2017年5月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凸显了国际社会的欢迎和肯定。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可见“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中国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基本政策，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反映出“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中国和世界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双重意义。

　　一、“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向更加普惠、公平、包容的方向发展。

　　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入了新时期，突出表现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加剧，世界范围的政治极端化和民粹主义泛滥日趋严重。全球化的前景面临巨大的不确定因素，全球治理亟须必要的调整和改革，以适应世界力量平衡的变化。

　　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而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内在的资本与劳动矛盾，即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失衡持续激化。在唯资本马首是瞻的情况下，社会不公现象严重，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据美前财政部长劳伦斯估算，由于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美国最高收入1%的人需要每年支付1万亿美元的额外税收才有可能填平收入的极端不公平。特朗普的税改计划很可能加剧这一现象。

　　这些矛盾的积累和暴发，导致政治极端化，不少极右、排外、崇尚狭隘民族主义的西方政党纷纷走近政治中心，普通百姓与社会精英的对立加剧，社会治理结构撕裂。如今美国和西方国家出现的种种混乱或多或少与此有关。

　　二是美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主导方，认为全球化偏离了“美国化”轨道，不愿继续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开始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特朗普上台后把“美国第一”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美国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多有怨言，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巴黎协定》，意欲削减美国的联合国会费，成为现有国际体系名副其实的“修正主义者”、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最大变数。这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构成严峻挑战。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时代三部曲正在奏响“强起来”的第三乐章。“一带一路”倡议希望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促进中国与全球合作伙伴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为解决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难题给出了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

　　中国从自身发展的经验中深切体会到，发展是硬道理，所有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同时在发展基础上要解决好社会公平问题。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中国在G20和联合国范畴内极力推动发展议程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无论是联合国的2015千年发展目标(MDGs)还是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国都带头实践。事实上，中国的脱贫成绩占了联合国MDG脱贫目标的80%。

　　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新年致辞中说，“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的庄严承诺”。这对全球的脱贫努力也是巨大的激励和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就是参与各方的共同发展、合作发展、平等发展，对于联合国SDG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落实的路径。

　　二、“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实现世界政治、经济的再平衡，为实现世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和强大动力。

　　全球化新时期需要新议程，正如英国前首相布朗所说，30年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几大支柱正在崩溃，尤其是不受管制的资本流动造成经济和金融的巨大不稳定，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平等阻碍了经济增长。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尚未成形。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蔓延为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排外的反移民思潮提供了土壤。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对2017/2018年世界经济的预测是“不确定”和“混乱”，2018年经济会比2017年有所好转，但是风险增大，出现“危险的复苏”。事实是，在“美国第一”等短期思维和极端贪婪思想的支配下，这种情况很可能成为现实。特朗普减税政策的出台和美联储加息将加剧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这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依赖外国短期资金的国家来说，再次陷入债务和金融双重危机的风险极大。就欧洲而言，英国退欧谈判启动，但双方都缺乏明确的想法，前景不明。欧洲的风险还在于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等高债务国家，由于美国利率上升推动世界利率逐步恢复正常，其债务负担将加重，金融危机的阴影很可能再次笼罩这些国家。匈牙利和波兰等国的极端势力执政对欧盟则是另一种考验，其中经济和政治因素相互纠缠，难解难分。

　　“一带一路”倡议从世界经济层面看，其指导思想、推动经济再次腾飞的能力、实现经济联动和包容发展的内涵，填补了空白，创新了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的模式，为世界经济实现再平衡提供了有效渠道。在经济合作深化的基础上，也将为世界政治的再平衡创造条件。

　　亚欧大陆海陆双通道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许多国家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的经济发展基础，一旦成为现实，将彻底改变欧亚大陆的地缘经济，为亚欧大陆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发展奠定扎实基础，进而为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腾飞提供推动力。

　　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过去10个年头，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角度分析，毋庸置疑，世界已经进入了“后美国时代”。这说的并非是美国的衰落，而是世界力量再平衡进程因非西方力量的上升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世界政治经济事务过去由美国一家或者由美国主导的七国集团(G7)说了算的时代结束了。如果一定要在历史上划条线，那么转折之年就是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

　　据IMF统计，这10年来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每年超过50%;如果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经济总量现在已经超过美国。当然，中国绝不会因此认为自己是世界经济的“老大”，中国与发达国家从人均GDP、科技发展水平等许多方面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需要我们冷静客观分析世界经济状况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增加的现实，继续一心一意谋发展，集中精力搞建设。

　　三、“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中国关于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全球治理新思想，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美好远景，同时也面临西方“文明冲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地缘政治的干扰和冲击。如何在战略层面进行有效沟通、稳步发展大国合作、消除文明冲突和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议程。

　　目前世界格局套用基辛格的话说，“当今的国际体系正在经历四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指1648年欧洲缔结《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世界岛”或者“中心—边缘”世界格局的终结，地缘政治进入力量重新平衡的新时期。

　　当前国际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各种周期性矛盾集中爆发，世界正在经历时代变迁的“阵痛”。这是“一带一路”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

　　地缘政治的复杂敏感给大国关系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美俄对抗有增无减，再次进入冷战的可能性增大;关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说不绝于耳，哈佛教授Graham Allison的新著《战争命运注定——美中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就是典型。

　　大国关系紧张和发展方向不明，既影响世界和平，也阻碍经济发展，根本性问题在于世界在未来是必然发生文明冲突，还是能够实现文明融合，这两者之间的抉择。

　　以亨廷顿教授1993年关于文明冲突论的长篇著作为代表，西方主流思想一直以此为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把各种冲突都归咎于“文明冲突”。米尔海默斯教授《大国政治的悲剧》则进一步将此拓展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离岸平衡”的战略来遏制、对付新兴大国崛起。美国对外战略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最近特朗普政府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为“竞争者”进一步验证了美国对外战略的“零和思维”。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同时也不需要对号入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从文明交流和改善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具有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实现经济再平衡的作用，还将为消除大国猜忌和误解、减少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做出贡献。

　　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观察世界，变化是常态。当今世界概括起来看是：“美国世纪”已经终结，世界进入“后美国时代”;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双双进入“转换期”和“调整期”;世界政治、经济也因此双双进入“新常态”。

　　时代转换变迁必然会产生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第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力量上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力量格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西方发达国家GDP占全球总量之比从1980年64%下降到42%。全球治理开始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国际秩序进入新旧转换期，大动荡是常态，大调整在所难免。

　　第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走下坡路，实力相对下降，产生了严重的“战略焦虑症”和“不适应症”。美国新保守主义断定，新兴大国不可能和平崛起，与守成大国必有冲突。美国战略重心从欧洲和中东转移到亚洲特别是东亚，“亚太再平衡”、“离岸平衡”、在亚太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等，都是由此而起。奥巴马时期如此，特朗普上台后有增无减。地缘政治的跌宕起伏、不确定性和冲突的风险增大是世界政治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第三，世界经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长期处于低迷徘徊状态，指导思想出现混乱，正在寻找新的发展模式。近几十年作为世界经济指导思想的西方新经济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业已破产。而从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这前三次工业革命之后，第四次工业革命尚未找到“颠覆性”的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第四，全球化进入“新时代”。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正在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分化加深。主要原因是，很多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没有解决好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矛盾，导致全球化出现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民粹主义思潮和政治极端化泛滥。也是因此，“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美国大选、英国退欧、西方国家政治极端化，都是“逆全球化”的表现。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反全球化特征明显，“美国第一”成为美国政策的基准，如退出《巴黎协定》、反对自由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大变革之下，全世界都在求解新发展模式在哪里。

　　面对此，从G20、金砖国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新国际机制平台的兴起，到IMF和世界银行份额的改革，人民币进入SDR并建立自己的结算体系等，都凸现了中国创新全球治理的思想和实践。

　　中国从国内成功治理经验出发，结合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习近平主席自十八大以来就创新未来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创新全球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根植于中华文明的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

　　最突出的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它创新全球治理，结合国内外两个大局，既是中国发展战略，又是全球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合作倡议，为解决世界性难题提供了答案。

　　“一带一路”为何将以创新为引领开启全球化新时代?

　　目前，全球化面临严峻挑战，“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甚行，既给一国内部带来社会分裂和治理困难，也给未来经济发展出了一道世纪难题。而“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将指导各国在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实现动态、有效平衡，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良方”。

　　同时，“一带一路”所体现的“普惠性”将使各国百姓有更多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有助于克服贫富差距、弥合社会阶层分裂，给扭转“逆全球化”提供了有效路径;“一带一路”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融合了“中国梦”与“世界梦”，体现了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高度一致。习近平主席强调，“一带一路”是各国人民的大合唱,不是中国独唱,是建设各国的“百花园”，不是中国的“后花园”，其深刻含义就在于各国人民普遍参与、共享发展成果。

　　不仅于此，“一带一路”体现的未来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思想创新，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自身经济发展和国内治理成功经验基础上提出的创新之举。这一模式既有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更有中国发展模式的实践根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复制性，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

　　目前，中国经济经过这些年的艰苦努力，已经触底并开始进入新的增长平台。这其中，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因素有三：一是终端需求，即消费和基础设施投资及房地产里面于民生相关的部分;二是生产性投资，就是用于再生产的投资;三是存货的变化，今年上半年数据表明，终端需求趋稳、生产性投资触底回升，存货开始回落。还有中央强调的大都市区的建设，即新型核心城市+大批小城市/城镇组成的城市网络。

　　创新发展的思想、理念和实践，跟上时代变迁的步伐，是中国成功的关键，也给世界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模式。

　　无疑，中国的作用是全球治理新时代的一大变量。中国成功的国家治理不仅让中国在世界中成为一个稳定之锚，中国的增量资源可以冲抵欧美战略收缩所加剧的治理缺失，而且，

　　中国带入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和新方案可以减少全球治理中的错误治理，为更好的全球治理，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新的希望和可能。

　　“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合作主题，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这不是没有理由的。“一带一路”建设所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合作模式不仅为国家间的双边合作提供了合作范式，也为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新的可能。

　　首先，它具有共赢性的特点，强调共赢治理，而不是零和治理，中国的发展可以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反之亦然。

　　其次是它的平等性。中国不试图确立对他国的主导权，而是在尊重其他国家主权的基础上来推进互利合作的平等治理，因而较之西方的等级治理更受欢迎。

　　第三是其赋权性。中国的发展经验告诉自己，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最适合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要一国人民自己去探索。来自外部的最有效的支持是帮助这些国家去提升自己的能力，让他们能够更快更好地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一带一路”是一种赋权治理，而不是用一种道路模式去替代沿线国家自主选择的包办治理。

　　第四是其吸引性。“一带一路”建设是一种公开的邀请，它欢迎各个国家与中国开展互利合作，通过资源的投入，中国也表明愿意承担合作的风险。在这一方面，中国的合作倡议得到了许多全球化边缘地带国家的欢迎，因为它们看到了“一带一路”建设为它们带来的发展机遇。在欧美注意力日益内倾的今天，“一带一路”的吸引治理模式自然更加广受欢迎。

　　在全球治理领域，我们主动设置国际议程，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大力推动治理改革，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解决地缘政治难题、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影响力不断提升。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场合系统阐述中方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和主张，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中国展现出了强大的政治定力、宏阔的战略眼光、开放的全球意识、包容的博大胸怀，日益成为全球治理进程中最活跃、最积极、最可预期的力量，成为当今国际治理体系的中流砥柱。

　　过去五年来，党的对外工作注重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积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和国家总体外交，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伟大的外交实践离不开丰厚的理论滋养，离不开坚实的人才支撑，“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蕴含着巨大需求、创造了广阔市场，急需“供给侧”跟进。我们不仅需要在外交实践中加强探索、总结经验，更需要从理论层面深入研究、建言献策。复旦大学成立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十分及时，十分必要，定会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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