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

郑瑟

　　“搭帮党委政府给我送来慰问金，现在可以安心愉快过个新年喽。”2月8日，通道坪坦乡阳烂村龙宪兵老人谈起党和政府的关怀竖起了大拇指。这是通道抓实民生保障惠民生的一个缩影。

　　近来年，该县始终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以“保民生、保稳定、促发展”为轴线，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兜底扶贫，全面实施农村低保与国家扶贫标准“两线合一”，专项清理整顿农村低保和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对象。完善“五位一体”的医疗救助政策与自然灾害应急保障体系，加强优抚安置工作，大力推进“阳光安置”，认真做好退役士兵的接收工作。严格落实 《农村五保工作供养条例》，民政惠民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据悉，春节前夕，该县发放贫困群众慰问金达100余万元。2017年为5245人发放了基本养老补贴达180余万元，为12534名70至80周岁失独、五保、低保、优抚、特困老人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全年共救助1118人,资助参合参保8180人，为564名特困群众发放临时救助、“救急难”资金93.1万元，因洪灾紧急救助1071人，共发放救灾款250万元。

　　“2017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提高财政资金效益，全年财政收支情况较好，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财政部国库司负责人娄洪表示。

　　在2017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1119亿元，同比增长7.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91448亿元，同比增长7.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144360亿元，同比增长10.7%;非税收入28207亿元，同比下降6.9%。

　　2017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持续稳中向好、稳中提质，主要经济指标明显向好，经济效益和运行质量显著提高，财政运行总体平稳，财政收入增速加快。“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7.4%，其中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0.7%，比上年分别加快2.9个和6.3个百分点，扭转了近年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税收收入增速逐年放缓的态势。”娄洪说。

　　财政收入增速较快，质量如何?“税收收入和主要税种收入占比回升，财政收入质量提高。2017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稳中向好，全国税收收入特别是包括国内流转税、所得税、进口环节税收等在内的主要税种收入，出现较快增长;非税收入受全面清理涉企收费、取消或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因素影响，同比下降较多。”娄洪介绍。

　　据悉，2017年全国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占比和主要税种收入占比，分别达到83.7%、75.1%，较上年分别提高2个、1.9个百分点，财政收入质量进一步提高。

　　在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为何能实现较快增长?娄洪表示，这是我国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的综合反映，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创”和“放管服”改革等政策效应持续显现、国内外需求回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我国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2017年的具体成效如何?就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提问，财政部税政司副巡视员袁海尧表示，2017年，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全年减税降费超过1万亿元。

　　据介绍，在减税方面，继续推进营改增，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进一步扩大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范围，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至50万元;将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的比例由50%提高至75%;延续实施到期的6项税收优惠政策，等等。

　　在降费方面，取消、停征或减免43项中央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7项收费标准。取消和减免5项政府性基金，降低2项征收标准。取消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出台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清理规范经营服务性收费等政策。

　　袁海尧强调，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对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减税措施。据统计，试点全面推开以来，实现了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预期目标。其中，2017年1月份至11月份，累计减税7162亿元。”袁海尧表示。

　　据统计，分行业看，改征增值税行业受益于试点政策安排，与缴纳营业税相比累计减税4711亿元。制造业等原增值税行业受益于可抵扣进项税增加，与试点全面推开前相比，累计减税2451亿元。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增值税特殊的抵扣机制，受收入成本结构、投资周期等因素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在不同时点存在一定波动，并非每一个纳税人在每一个时点均实现税负下降。在营改增整体减税的同时，也有部分纳税人出现了税负不同程度上升的情况。”袁海尧解释。

　　据悉，对于上述问题，财税部门高度重视，将密切跟踪试点运行情况，适时完善试点政策。继续加大政策宣传和辅导力度，帮助企业将政策用好用足。“同时，企业也要创新完善自身经营管理模式，主动适应税制转换的新要求。”袁海尧说。

　　“2017年，各级财政部门按照有保有压、突出重点的原则，积极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重点支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保障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改革，财政资金投向更加精准高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首次突破20万亿元，各项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王克冰说。

　　王克冰介绍，2017年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促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据统计，2017年，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65218亿元，占中央财政支出的68.6%，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35168亿元，占全部转移支付的61.6%，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

　　“同时，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重点向经济发展落后和财政困难地区倾斜，增强了落后和困难地区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的能力。其中，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1843亿元，增长19.7%;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2239亿元，增长9.5%;资源能源型和东北地区阶段性财力补助300亿元，增长50%。”王克冰说。

　　此外，加大重点领域投入力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中，科学技术支出7286亿元，增长11%，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222亿元，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全国节能环保支出5672亿元，增长19.8%，主要是支持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

　　同时，强化民生领域经费保障，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全国一般性公共预算支出中，扶贫支出3171亿元，增长38.7%。全国教育支出30259亿元，增长7.8%。全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4812亿元，增长16%，支持按5.5%左右的幅度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以及提高低保补助标准，解决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问题。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各级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挤出更多资金用于减税降费，坚守节用裕民的正道。在过去一年中，这项要求落实得怎么样?

　　王克冰介绍，2017年大力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在做好重点支出保障的同时，中央财政带头大力调整和压减一般性支出，继续实行“三公”经费只减不增，压减会议费、公务接待费、涉企补助等支出，改变项目支出只增不减的固化格局，确保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

　　“同时，督促指导地方财政做好压减一般性支出等工作，避免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花钱，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王克冰说。

　　惠及全国城乡民众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央与地方各应承担多少钱?这个自1994年“分灶吃饭”财税改革方案施行以来，困扰中央与地方多年的难题，现在有了破题的方案、标准和手册。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全文公布了《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基本公共服务的受益对象乃全体城乡居民，这项改革事关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实施该方案，并配套实施监督问责与追责之后，惠及城乡民众的基本公共服务所需财政投入，就有了制度化、明晰化、法治化的长期保障。有了这些保障，百姓的获得感将进一步得到提升。实际上，方案不只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厘定财权与事权，而是旨在让城乡民众得到更稳定的普适性实惠。

　　方案确定的由中央与地方财政按比例出资的基本公共服务，首批圈定为八大类共18个项目，包括公用经费保障、免费提供教科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贫困地区学生营养膳食补助、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普通高中教育国家助学金、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医疗救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困难群众救助、受灾人员救助等公共服务事项，既涵盖贫困地区、欠发达地区，也包括发达地区。早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国城乡均等化，是该方案实施的最大可取之处。

　　1994年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之时，上述18项基本公共服务十分匮乏，就算个别发达地区开始自费提供其中的少数公共服务事项，基本也是零打碎敲。24年间从很低水平起步，到如今确定18项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再次诠释一个朴素道理，稳健可持续的发展，是逐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加大公共服务保障力度的前提条件。

　　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多与少是个发展变量。确定18项由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摊的基本公共服务，与当下中央尤其地方财力的实际支付能力大体相当。随着发展拉动中央与地方财力继续增加，基本公共服务还将逐渐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质量和水平。

　　较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中央财政部分分担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有四大弊端：一是它们被整体包裹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大红包中，对中央财政每年的实际支出及具体出资事项缺乏刚性约束，导致稳定性不高，变动频繁。二是对地方财政的配套性出资也缺乏刚性约束，地方实际配套投入普遍“短斤缺两”，致使原本就不多的基本公共服务出现不同程度缩水。

　　三是中央支出标准划分过粗，直接和间接引发省与省之间互相不服，由于“会哭的孩子多吃奶”，诱发各省争相“跑部进钱”。四是没有通盘考虑不同省份财政支付能力的动态变化，中央支出越大，有时附带生成的新的地区间的不公平也越突出。

　　中央财政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性质上全部归属转移支付范畴。下面所引用的一组权威统计数据，无言地折射出此前中央花钱越多、地方不公平感越强、矛盾越突出的无奈。去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达到破纪录的5.6万亿元，其中直接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高达2.1万亿元。此数字按人口均摊再折算成美元，在全球都极具可比性。然而，城乡民众的获得感却与中央投入难成比例。就此多年积弊，中央早就想动刀革除，却为复杂的地方利益和部委利益所扰而难以下手。

　　革除“分灶吃饭”财政弊端的改革2004年即已启动，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10年间，始终难有实质进展。2014年后，财政改革大幅提速，力度一年大于一年，最关键的动力，在于从上到下确立起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四个意识”，为财政改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保障。

　　“财权连事权”首次明晰了中央与地方财政责任与支出标准，无疑是财政改革向深水区挺进的又一最新突破。循着这个大势，继续扎实推进此项改革，用财力构筑的民生保障网建设，将给城乡民众带来新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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