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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8775.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9%,实现平稳增长。2017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的6236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200.8亿美元,同比下降29.4%,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切实有效遏制。
2017年,吸收外资呈现以下特点:
外商投资环境持续优化。国务院先后印发两份重要文件,推出42条措施。各部门和各地方出台配套政策细则,有效提振外国投资者信心。
外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吸收外资同比增长61.7%,占比达28.6%,较2016年底提高了9.5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665.9亿元,同比增长11.3%。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1846.5亿元,同比增长93.2%。
外资区域布局持续优化。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561.3亿元,同比增长22.5%;西部地区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43.2%。11个自贸试验区新设外商投资企业6841家,其中以备案方式新设企业占99.2%;实际使用外资103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1%,高于全国增幅10个百分点。
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和跨国投资增长依然缓慢,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2018年吸收外资面临较大外部压力。商务部将进一步营造优良营商环境,最大限度赋予自贸试验区改革自主权,全力推进各项工作。
2017年,对外投资合作呈现以下特点: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进。2017年全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143.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比去年同期增加3.5个百分点。
对外投资降幅逐步收窄,行业结构更加优化。11月、12月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4.9%和49%,连续两个月实现正增长,带动2017年全年对外投资降幅进一步收窄。
企业对外投资并购活跃,境外融资比例高。2017年,我国企业共实施完成并购项目341起,分布在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国民经济18个行业大类,实际交易总额962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212亿美元,占22%,境外融资750亿美元,占78%。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出台与我国近两年对外投资的规模和数量变化有很大关系,根本着眼点还是要让对外投资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大战略。
专家认为,未来对外投资只要不是资本转移,而是能够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有助于发展我国的出口,提高产品质量,肯定是受鼓励的。
1月25日,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共同发布了《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商务部合作司参赞韩勇在解读《办法》有关内容时指出,作为新时代对外投资管理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在备案(核准)报告信息统一汇总、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改革举措,旨在实现对外投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管理,推进对外投资健康规范可持续发展,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对外开放大局。
“此次《办法》的出台,可以看成是对过去两年我国在对外投资管理方面各种做法的总结和提升。”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合作研究所副主任张菲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办法》的出台与我国近两年对外投资的规模和数量变化有很大关系,根本着眼点还是要让对外投资能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大战略。
张菲介绍说,2014年到2017年,我国对外投资政策经历了较大的转变,从“大规模走出去”转变为当前的积极推进“鼓励发展+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其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是2015年、2016年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引发了关于对外投资风险的种种忧虑。
“长期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直接投资一直为净流入,但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异常增长,2015年净流入大幅下降,2016年直接转为净流出,基础国际收支顺差同比下降60%。”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种趋势性的大规模资本高速流出,已经不是简单的“走出去”,可能给国家安全带来很大隐患。
中金所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赵庆明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2016年人民币出现单边贬值,市场对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较强,企业投机性资本流出增大。一些企业的对外投资与其一贯的主业并不相关,有很强的资本转移嫌疑,政府加强监管很有必要。
问题还不止于此,多年来我国对外投资领域还存在一些体制性的问题和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外投资的发展。如重事前、轻事中事后的管理模式尚未有明显改观,监管合力尚未有效形成,政府部门监管能力和水平与企业对外投资方式多样化需求存在一定差距,等等。
《办法》建立了“管理分级分类、信息统一归口、违规联合惩戒”的对外投资管理模式。明确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按照“鼓励发展+负面清单”进行管理,负面清单明确限制类、禁止类对外投资行业领域和方向。同时,《办法》明确对外投资备案(核准)实行最终目的地管理原则、明确“凡备案(核准)必报告”的原则、明确对外投资事中事后监管的主要方式、明确强化信息化手段开展对外投资管理工作。
“无论是从国家、部委还是企业层面来看,《办法》都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张菲告诉记者,从国家层面看,企业“走出去”的目的从根本上讲是要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开放战略,服务于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服务于中国产业的全球布局,服务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
在部委管理层面,比较突出的特点是提出实现对外投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管理,以及按照“鼓励发展+负面清单”原则开展管理。同时,各个部委也将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而从企业层面看,加强监管的目的在于帮助企业防范海外投资风险。
“从企业角度来看,加强外部规范是必要的。”管涛表示,包括我国在内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开放初期没什么经验,随着可获资源增多,一些企业大举向外投资,由于不能及时消化吸收,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国际上并非没有这样的先例,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企业在海外大举扩张,结果很多企业铩羽而归。
赵庆明表示,《办法》里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用过的方法,被看作是行政力量的加强,这其实是出于实际需要。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时间很短,存在很多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因此无法完全照搬欧美国家的管理办法。在管理措施上需要依据自己的国情,出台一些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监管办法。
在谈到《办法》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影响时,张菲表示,2018年监管部门将继续强化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防范。同时,我国也将鼓励企业投资有助于国内产业升级和优质富余产能国际对接的行业,“现在的‘走出去’不强调数量,更强调质量,更看重是否符合国家战略需要,是否是合规的可持续的理性投资”。
管涛认为,支持“走出去”是国家大政策,短期内不会有大改变,政府很早之前就明确了尊重企业对外投资主体地位的方向。但是,现在看来一些企业确实缺乏理性,有很多风险隐患,既有当前短期的风险隐患,也有很多未来风险隐患。“预计2018年对外投资规模将比较平稳,但将是更高质量的对外投资。”管涛说。
管涛建议,企业对外投资要考虑各方面因素。投资前应开展全面调查,要了解当地的法律环境、金融环境、当地政府对外汇管制政策等。不能简单地认为国内投资成本高就着急“走出去”。国外文化与国内不一样,弄不清楚一样很麻烦。“企业应投资自己了解的市场,并加强对投资前、投资中、投资后管理,特别是加强对投资后的货币敞口管理。对于对外投资来讲,货币错配可能是一个天然的风险,需要提升汇率风险管理能力。”管涛说。
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25日共同发布《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
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表示,《办法》在备案(核准)报告信息统一汇总、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改革举措,旨在实现对外投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管理,推进对外投资健康规范可持续发展,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对外开放大局。
据悉,《办法》建立了“管理分级分类、信息统一归口、违规联合惩戒”的对外投资管理模式。《办法》明确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按照“鼓励发展+负面清单”进行管理。目前,商务部等部门实行“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方式。为深化简政放权,商务部等部门将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鼓励发展+负面清单”管理方式,负面清单明确限制类、禁止类对外投资行业领域和方向。
此外,《办法》明确对外投资备案(核准)实行最终目的地管理原则、明确“凡备案(核准)必报告”的原则、明确对外投资事中事后监管的主要方式、明确强化信息化手段开展对外投资管理工作。
政策的密集出台,也从侧面反映出在企业“走出去”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有的企业在“走出去”时缺乏系统规划和科学的论证,决策后,后续经营出现困难,造成较大的损失;有的企业投资房地产、体育俱乐部等领域,非理性投资问题比较突出;有的企业不重视投资目的国环保、能耗、安全等标准和要求,引发矛盾和纠纷等。
这些问题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也引起了外界对于是否限制企业走出去的各种议论。从1月16日公布的数据看,我国2017年对外投资的非理性因素得到了有效遏制,实现了健康发展。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中国正在“一手抓规范,一手抓发展”,逐步建立境外投资管理的长效机制。
“到目前为止,在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没有新增项目。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日前表示,我国境外投资日趋理性。更多数据表明,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所呈现的健康发展,更多地体现在质量效益提升以及结构改善等方面。
如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进。2017年全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143.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比上年同期增加3.5个百分点。
还要看到的是,我国对外投资降幅正逐步收窄,行业结构更加优化。2017年11月份、12月份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4.9%和49%,连续两个月实现正增长,带动2017年全年对外投资降幅进一步收窄。企业对外投资并购活跃,境外融资比例高。2017年全年,我国企业共实施完成并购项目341起,分布在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国民经济18个行业大类,实际交易总额达962亿美元。
另据了解,我国正在积极推动对外投资领域的立法工作,《境外投资法条例》的制订工作正有序推进。业内专家表示,期望通过建立完善对外投资的法律体系,积极引导和支持那些有清晰发展战略、坚持主业的企业抓住海外投资机遇,同时又能防范和化解风险,推动我国企业真正“走得稳”“走得远”“走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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