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这些考古成果为华夏文明史按下“刷新”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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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姚河塬商周遗址发掘现场拍摄的马坑，所有马头都冲著北方。（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考古是一件极具探索性和刺激性的事业。探索性在于考古挖掘过程中的经歷，虽然略显单调但充满趣味。而刺激性在于你永远不知道藏在普通土层下的是什么，能揭开哪些人类未知的谜团，一旦有所得，考古队员的欣喜若狂可想而知。

在渐行渐远的2017年，我国取得不少考古新成果，本报特別盘点了其中刷新华夏文明史的5项，以饗读者。

——编 者

“许昌人”头骨化石：

或成华北地区现代人的直接祖先

华北地区现代人的直接祖先可能是“许昌人”，而不是人类考古学界一贯倾向的非洲——这一顛覆性的结论来自名为《中国许昌出土晚更新世古人类头骨研究》的论文，2017年3月3日发表于代表人类自然科学研究最高水平的《科学》杂志上，系中外专家对“许昌人”头骨化石多年研究的成果。

“许昌人”的命名源自2007年在河南许昌市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土并復原而成的一个较为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许昌1號），包括2014年出土的另一头骨化石（许昌2號），两个头骨的年代距今约12.5万年至10.5万年，属于晚更新世（距今12.8万年至1.2万年）的早期，接补了考古界一直缺失的关键时间链。

在“许昌人”生存之前，东亚大陆极度寒冷，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向气候温和的欧洲迁移，同那里的早期尼安德特人融合。到距今大约12.8万年至7.4万年，由于气候转暖，东亚的古人类又返回自己的家园。“许昌人”便是其中的一支。

“许昌人”翔实的化石形态特征和可靠的地层年代数据，提供了人类形态变异及演化模式的关键证据，证明现代人类起源是復杂和多元的，不是由单个地区起源而后扩散、演变的。

江口沉银遗址：

见证白银成为晚明政权的存在基础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尽掠蜀內富民大贾，汇聚千金，但他身亡后，聚敛的巨额財宝却不知去向。300多年来，这首歌谣被看做破解张献忠藏宝之地的密语，围绕它的猜测和寻找从未停止。

2017年4月13日，四川眉山市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工作2016—2017年度发掘成果通报会发佈称，本次发掘共发现文物3万余件，直接与张献忠大西国相关的文物上千件，堪称世界级的考古大发现。早在1646年，张献忠顺岷江南下转移財物，遭明朝参將杨展伏击，战败船沉，大量財物沉于江底。

除西王赏功金幣、银幣、大顺通宝铜幣、金册、银册、银锭，以及戒指、耳环、发簪等金银首饰，现场还首次出水铁刀、铁剑、铁矛、铁箭鏃等兵器。这批文物记录的时代从明代中期延续至明代晚期，地域北至河南，南至两广，西到四川，东到江西，范围包括明代的大半个中国，时间、地域跨度之大实属罕见，不但证实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还打开了一部了解明代歷史的百科全书，推动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財政、生活史，尤其是四川明清史和移民史的研究。

此外，江口沉银遗址对晚明白银货幣化研究的意义同样重大。江口沉银绝大部分是张献忠没收地方府库、富户和藩王的税银，那么，张献忠为什么要搜刮那么多白银？藩王、地方府库为什么藏有那么多白银？因为晚明时，白银已经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幣，政府大部分税收是白银，白银不仅是財富的象征，更成为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

《齐论》竹简：

失传1800年，多出“知道”“问王”两篇

学界通常认为，《论语》最初有3个版本，即《古论》《鲁论》《齐论》。如今看到的《论语》是《鲁论》和《古论》形成的版本，《齐论》到汉魏时就失传了。

2017年5月，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传来消息，失传1800年之久的《齐论》竹简已完成扫描，已做好文字释读的准备。

《齐论》同《鲁论》《古论》相比，有三点不同：一是多了“知道”“问王”两篇內容，有出土竹简反面写著“智道”，正面写著“孔子智道之易也，易易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的文字。二是《齐论》章句多于《鲁论》。三是篇章顺序各有不同。

海昏侯墓中为何会有《齐论》竹简？汉武帝之后，儒家著述已经成为皇家子弟学习的核心內容，这是《齐论》出土的社会文化背景。而海昏侯墓主人刘贺在做昌邑王时，他的老师、昌邑中尉王吉便是西汉传授《齐论》的重要学者，自然会向刘贺讲授。

《齐论》发现的意义不仅在于文本来源的权威，还可以借此深入了解后世《论语》文本形成过程中对《齐论》取舍的一些具体情况，对于人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儒家思想的未知部分，深入研究西汉时期的思想发展史以及古代儒家学说的演进意义非凡，在中国学术界，甚至在世界学术界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

姚河塬商周遗址：

顛覆学界周人文化未过陇山的论断

2017年12月1日，姚河塬商周遗址专家论证会发佈称，考古人员在寧夏彭阳县红河流域开展区域系统考古调查过程中发现了姚河塬商周遗址，从遗址规模、墓葬等级、铸铜作坊看，遗址发掘的大墓系诸侯级別。

在姚河塬商周遗址，一座深达16米的墓葬被专家认定为西周诸侯墓葬。考古人员在这所墓葬中发现了四驾青铜马车，旁边有两座殉葬的马坑，所有的马头都冲著北方。西周时期国家的规制特別严格，天子出行的时候，乘坐的是6匹马拉的车，4匹马拉的车属于诸侯的规格，如此高规格的西周墓葬在寧夏属首次发现。

在彭阳发现大型西周墓葬群，尤其是诸侯级別的墓葬，清楚表明了西周文化传播的路线，这顛覆了学界周人文化未过陇山的论断。而此前史学界认为，西周文化的传播范围在周人活动的区域內，向北没有越过陇山，也就是说，固原一带没有在西周的文明范围之內。

此外，史料中明确记载的彭阳县有县级建制的歷史在西汉时期，这次发掘的西周墓葬遗址范围大约有60万平方米，是西周时期城市的建制规模。这一发现將六盘山地区的建制史提前了1000年。

西域都护府城址遗跡：

中央政权对西域有效管控的有力证明

公元前138年，张騫通使西域。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然而，西域都护府的具体位置到底在哪儿？一直悬而未决。

2017年12月9日，在新疆轮臺县举办的汉唐丝绸之路的开拓——西域都护府研討会称，西域都护府城址遗跡确定就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臺县10余处古城遗址中的一处。

自从1928年北京大学的黄文弼开始寻找西域都护府乌垒城所在位置以来，近一个世纪的探寻终于有了结果。正如《汉书·郑吉传》中记载：“汉之號令班西域矣。”西域都护府是西汉中央政权在新疆设置的管理机构，开展对西域都护府的考古研究，是中央政权对西域有效管控的有力证明，是用雄辩的歷史事实证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成为当今社会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抓手。

西域都护府设立以来，西域的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豌豆等）、胡瓜（黄瓜）、胡葱（大葱）、胡萝卜等植物，以及骆驼、驴、马的优良品种传入中原，內地的丝绸制品和铁器等工艺品、生产品输往西域。此外，中原的文化制度对西域产生了很大影响，如龟兹王絳宾將中原的礼仪制度带回龟兹并推广。而西域的音乐、舞蹈也传入內地，丰富了中原文化內涵，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影响深远。

【来源：人民日报、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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