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西南联大众教授

郑瑟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北大、清华、南开原均为著名的高等学府，组成联大以后，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毕业学生约2000人。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3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自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至1946年5月4日结束，西南联大在滇整8年 。

　　1988年清华大学在清华园工字厅南面重新建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由北京清美珑琥艺术馆副馆长、著名书法教育家、清华大学教授金德年老先生所题写。

　　“胡适打牌”，大概是近代学人最著名的段子之一了。交替出现在日记中的放纵与自省，可谓“天理人欲一交战，便胜却人间无数”，脍炙人口，理所当然。可惜的是，这件“聚讼纷纭”的趣闻，在网友的考索之下，终告子虚乌有，减却了不少“粉”“黑”乃至“路人”在樽前席上的谈资。不过名教授、大学者像写日记一样酷爱博戏的证据，倒是触目皆是。近时明史泰斗、“及时学人”郑天挺先生的日记整理出版，随手翻阅，就有不少关于博戏消遣的故事跳入眼帘。

　　升官图

　　日记粗翻之下，郑先生最喜欢的博戏，怕就是“升官图”了，目力所及，便有数十次之多。现在说来，读者或许对“升官图”感觉有点陌生了，下面摘引一段清儒赵翼(乾嘉时代的老先生，怹还有位了不起的后嗣，大家可以猜猜是谁)《陔余丛考》的记载，略见一二：

　　或问，升官图昉于何时?按此图相传为倪鸿宝所作，前人谓之选格，亦谓之百官铎，所列皆明之官制。其实此戏自唐时即有之，方千里《骰子选格序》云：“开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行，次洞庭之阳，有风甚紧，系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号进士者，以穴骼双双为戏，更投局上，以数多少为进身职官之差，数丰贵而约贱，卒局有为尉掾而止者，有贵为将相者，有连得美名而后不振者，有始甚微而倏然在上位者，大凡得失不系贤不肖，但卜其遇不遇耳。”又《文献通考·经籍门》有《汉官仪新选》一卷，刘敞撰，取西汉之官，而附以列传黜陟可戏笑者杂编之，以为博奕之一助。又《武林旧事·市肆记》有“选官图”，列于小经纪内，亦即此戏。余亡友李兰卿曾手创一图，取《明史》中职官，尽入其中，分各途各班，以定进取，极为精核。

　　“升官图”

　　“升官图”就是个掷骰子走步的游戏，跟“飞行棋”差不多，棋盘是官位，里面加上些特殊规则。按赵老先生的说法，这东西从唐代就有，玩的是当时的职官名目，明代倪鸿宝的设计也差不多;也有宗古的，比如北宋刘敞编制的——或许是因为宋代官职差遣太过复杂的原因?

　　到郑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玩的，则是清代的官职了：

　　七时柿花巷同寓诸人偕至孟邻师寓，食年夜饭，饭后掷升官图。图不知出之何人，北方所未见。偶于宏文印刷局得之，于清代官职制度甚详晰。连掷数周，余均由正途出身，且官编修、中允、侍读、府丞，均先君之所历。尤喜一次并得状元，忆《越缦堂日记》，莼客未登第时，新年必掷状元筹以夺彩为喜。今日大似之，但所喜之故不同耳。五时归。天且明矣。(1939年2月18日)

　　看样子是头一回玩，“新人手壮”，运气不错;这里面让郑先生特别高兴的却不是“状元及第”之喜，而是“官编修、中允、侍读、府丞，均先君之所历”——郑先生的父亲郑叔忱老先生是清光绪十六年进士，历官清显。兵荒马乱的年代，艰辛难以想象，能在大年三十和师友共聚，又在游戏中念及先父的人生经历……读至此处，日记里洋溢的欢乐之情，让读者也很觉快慰了。

　　番叶子戏

　　当今世界最流行的牌具，非扑克莫属;其具体传入中国的时间已不可考(或曰自宋元叶子戏而来，似非的论)，但至少清末时，玩扑克的人已经比较多了。在堪称清代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清稗类钞》中，有“打扑克”条，是这样记载的：

　　扑克，欧美叶子戏之总称，有种种名目，亦以纸为之。……用纸牌者，分一点、王后、兵士、仆从、十点、九点等名目，其花色有四种。游戏时，人取五张，其采以同花顺色、四同、全手、同花、顺色、三同、两对、对子为次序。达官贵人之豪赌，以此为最，一掷万金，日夕数次者，时有所闻。富商巨贾，渐亦尤而效之，京师、天津、上海、汉口皆盛行。若夫乡曲小民，则未敢冒昧从事，盖既不欲自削其脂膏，而又不能慷他人之慨也。及宣统末，商贾士庶亦尤而效之矣。

　　按照当时约定俗成的规矩，这外国来的牌要“定名”，掺上一点中国的名物，好像更有利于理解，就有了“欧美叶子戏”这个名头;“欧美”是“番”，所以又叫“番叶子戏”。

　　有句土话叫“腰里掖冲牌，逮谁跟谁来”，说的是这人蛮不讲理，见人就找茬儿。那这腰上掖的只能是扑克牌，麻将牌、牛牌、花牌、万智牌……哪个也掖不住。正因为扑克好玩又便携，所以即便是革命前辈翻雪山、过草地的时候，也不时拿出来解闷消烦。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教、研之余，也会选择打扑克作为消遣。试看郑先生日记所载：

　　余与矛尘、雪屏、莘田作西洋叶子戏，至五时始散。(1938年1月30日)

　　自柿花巷出诣矛尘，作番叶子戏。一时归。(1939年5月13日)

　　至逵羽家，饮加非並作番叶子戏。十二时归。(1939年7月12日)

　　晚饭后矛尘来，约至逵羽家作番叶子戏。十二时归。(1939年7月29日)

　　饭后作西洋叶子戏，竟夜，可谓荒唐之至。(1940年5月)

　　饭后作番叶子戏。十一时归。(1940年6月25日)

　　八时半诣铁仙，作番叶子戏。十二时归。(1940年12月13日)

　　九时半，矛尘约往汇臣处作番叶子戏。天明始归，荒唐之至。(1940年12月14日)

　　“荒唐”之后又“荒唐”，和胡适之先生那个著名的打牌传说也多少有点相似了。打牌偶尔通宵，算得了什么大事呢?前辈学者却要一次次在日记中反躬自省，这种严格的自律精神，其实是真正难能可贵的。

　　打麻将

　　“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钱锺书先生在《围城》中的这句话，揶揄留洋学子，令人绝倒;断章取义地看，“国技”二字，也入木三分地描出了麻将在国人心中的分量。钱先生在西南联大教过书，耳闻目睹，所知必丰，只是吝于笔墨，妙语偶发而已。今读郑先生日记，参与牌局之事，也时见记载，其中一天是这样写的：

　　五时偕雪屏、少榆、莘田诣逵羽打牌，竟至通宵。自稚眉夫人之殁，余不作麻将之戏，通宵更莫论矣。今日荒唐至此，不惟无以自解，且无以对亡者也。(1939年5月20日)

　　先介绍下郑先生的牌友：莘田是郑先生的至交、语言学大师罗常培;逵羽是樊际昌，雪屏是陈雪屏，二位都是心理学家;少榆不认识，查了下，知道是外文系的黄国聪(这里恰可见《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的一个好处：最后面附有《人名字号别称对照表》，看见不认识的，查一下就知道;用着如此方便，也能看出整理者的工夫着实下得够深)。里面提到了对亡室稚眉夫人的许诺，这件事在日记前文是有的：

　　余自去年稚眉夫人殁，立志不打牌、少买书，以二者夫人尝相讽戒也。一年来牌已绝，而无用之书尚未能不购也，更记之以自警。(1938年3月30日)

　　郑先生和稚眉夫人是“娃娃亲”，恩爱备至;先生不幸壮年断弦，于是终身不娶，用情极为深笃。念及、梦及夫人，在日记中时时见载，读者泫然，为之感动;而正因为孤身飘零，才借饮宴、牌局与朋友聚会，试以热闹驱散寂寞吧。自反省之后，虽仍偶见麻将活动，但已极少，依日记巨细靡遗的“书法”，应该确是着意停止了：

　　连日矛尘约打牌，均拒之，甚觉歉然。(1943年3月5日)

　　郑天挺

　　诗谜

　　教授毕竟是教授，当然不能老是推牌——虽说“接地气”，未免过于“下里巴人”了。茶余饭后，还有种流行在教授中间的娱乐，便是“诗谜”。那这“诗谜”是什么呢?

　　小院题诗○绿苔掩、祖、閟、肃、锁(钱牧斋) 无中者。閟字太显，故配以肃字、饯字，继改饯为祖，尤夺目，竟无一中。

　　多应○得归早、晚、不、买、借(《秋江烟草》) 无中者。

　　芦叶低飞山雨○ 蹶、寂、急、湿、斜无中者。 猜寂字、斜字为多。

　　老木云烟望里○ 生、衰、空、寒、平(陈芝光) 无中者。以生字猜者多，初意不用生字，用收字，如配秋字尤胜。

　　散佚重窥○馆处蓬、宾、旅、秘、甥(陈) 无中者。

　　人间可惜重○头白、龙、笏、鱼、黑(陈) 无中者。

　　休○归牛缓下坡迟、学、放、写、道(陈) 无中者。

　　小妹凤生恰○○ 二七、三七、十五、二八、二九(牧斋)无中者。以五数中此为最大，与小字不衬也。

　　辇路轻舆响○○ 翠帡、珮环、玉璜、嘒鸾、碧尘(《断肠集》)多猜嘒鸾。

　　春愁碧○中树、意、笑、袖、潋(《西麓稿》) 多猜笑字，此条如配怨字较胜。

　　春来乳○多鹿、燕、云、雉、兔(《缶鸣集》) 无中者。

　　梦里红○有歌句楼、颜、衣、妆、娘(陈) 全中。 此条如配衫字、莲字、衣字较妥。

　　○与梅花作主人自、输、山、且、谁(牧斋) 全中。

　　金○弯桥白玉装钉、鹊、薤、凤、锁全中。

　　(1942年4月11日)

　　说白了就是诗句填空选择题，拈出一句诗来，挖掉一两个字，后面写上四五个供选项，请大家选择。郑先生在日记里对自己出的题——不管是研究生试题还是诗题——都记得很细：先记挖了字的诗句——也就是题干;再记大家的答案，正确的答案下面加了点[编按：出于编排便利，此处以加粗表示];再记诗句的出处;再记答题情况;有的还附上几句“按语”。这样一来，我们能看到的信息就很多了。

　　先来看题目，按说唐诗宋词，李杜苏辛，谁不能诌上几句呢?可要是给当时的教授们玩，未免有点“小儿科”，够不上身段儿了;但也不能太僻，扒拉类书，钻研残卷，摆出“搜山检海”的架势，从汗牛充栋的旧籍诗歌中翻出点儿不知所自的句子，也失却“游戏”的意味了。既不能出“送分题”，也不能出“送命题”，这么看来，出题还真是个有点麻烦的差使。就这一天的题目，从众教授的成绩看，看来还是出难了些。且不说陈芝光这级别的，即使出自钱谦益的几句，也净是“无中者”。今天提起钱谦益的机会怕没有柳如是的几分之一了，即便聊到，也就是水冷头痒的段子来回说。但“江左三大家”的东西，对当时的学人而言，应该算是“家常日用”，一者钱氏的文学成就，“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自有定评;再者晚清民国，对宋明遗民的关注鼓吹，前所未有(陈寅恪诗“早岁偷窥禁锢篇，白头重读倍凄然”，即为读牧斋《初学集》而发，可为一证)。说回来，毕竟郑先生是明清史专家中的专家，怹似乎也不觉得太过容易。比如“小院题诗○绿苔”这题，后面还解释说“閟字太显，故配以肃字、饯字”，认为原句用字太突出，必须弄些近似的“混淆视听”，增加点难度……结果就是“竟无一中”。如后面“小妹凤生恰○○”那一题，则更有些“狡黠”的意味了，正确答案是“三七”，“无中者。以五数中此为最大，与小字不衬也”，郑先生写到此处，想必心情大畅吧。知识储备能不能涉及到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没见过的句子通过玩味诗情，也有从给出的几个选择中挑出正确答案的可能，比如“梦里红○有歌句”一题，纵然不知原句如何，红楼、红颜、红妆、红娘这几个搭配，或疏离，或浅陋，皆不及“红衣”隽永有味，读来读去，也就选对了。

　　玩诗谜和琢磨题目的记载，在日记中是很多的，可以说诗谜确实深受教授们喜爱的一种活动了。结合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游戏，过去的人爱玩，现在的人也爱玩。近日在APP、微信之中随处可见的答题游戏，一时风靡，也是因为抓住人们那点儿“怀才不遇”的心理，给大伙儿提供一个自我展示的机会吧。当然，“彩头”更是“推波助澜”的要素了，辛辛苦苦追着答了一天又一天，到手不过青蚨数文，图得自然不是收益，借个“小目标”助兴而已。只是现下的游戏，给题库“加料”，还能被饶上阿堵三五，聊充“稿酬”，回到八十年前猜诗谜的教授中间，他们的报酬又是什么呢?

　　余得意外之胜，非始料也。……元朔一条余刻意为之，竟被毓棠猜得，一注十元，所赔不少。全计之共胜六十余元。(1942年2月14日)

　　看来教授们的雅戏也不是“全素斋”，出题还是有激励机制的，试看郑先生“刻意为之”的这道题：

　　元朔朝正○○来今又、海国、贡使、驰驿、日本(陈芝光) 心恒猜“日本”，雪屏猜“贡使”，毓棠、建功猜“海国”。

　　确实够难的，似与不似之间，教授们读书多，面对几个虚虚实实的选项，或许比我们更加纠结吧。

　　二十一点

　　翻阅记载诗谜雅趣的日记，忽然见到这样一段：

　　午夜一时，诗谜猜毕，改作二十一点之戏，竟达旦。(1942年2月14日)

　　诗谜之会，可没见过“刷夜”的时候，得赶紧看看还玩过几回“二十一点”。往后翻，不久：

　　晚心恒、毓棠来，作二十一点之戏，继以夜深，毓棠不得归，竟作通宵达旦之计。(1942年7月20日)

　　看来这是又玩了一宿，再往后看：

　　更与莘田、晋年戏二十一点。 至一时半，进点心。就寝已二时半矣。(1944年1月24日)

　　这次没通宵，可是歇得也不早，还补了顿夜宵。

　　广义上讲，二十一点也是扑克牌的玩法之一，不知日记关于“番叶子戏”的记载，包不包括这种玩法。如果依照日记的严格体例，应该不算，所以还是在文末为这让教授们废寝的娱乐缀上一笔。至于具体是怎么玩的，限于篇幅，就不赘述了。

　　西南联大众星云集，那里的教授，几乎每位都是在近代学术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那大家一定很好奇，教授们私底下的衣食住行是怎样的呢。单单“吃饭”这一条，或许就会引发人们很多疑问：联大时期战火纷飞、物价飞涨，教授们的收入并不优裕，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他们的伙食情况怎样?从北平迁到昆明，从地北到了天南，在有限的条件下，他们想念家乡口味了会怎么办?时局不稳、警报频发，他们是否能在紧张的教学、工作、躲轰炸中解决吃饭问题?

　　历史离我们远去了，像“吃饭”这么具体而私密的内容似乎无从得知，好在那时一些学者有写日记的习惯。中华书局出版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里就记载了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是怎样吃饭的，从他的日记里，或许能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郑天挺

　　郑天挺先生，福建长乐人，生于北京。曾任西南联大教授、总务长，北京大学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夫人早逝，他终生未续娶。有两女三儿，学校南迁时，他只身南下，留子女于北平。后长女郑雯到联大上学，得以相伴。郑先生在西南联大是和其他教职工一起住在宿舍的，没有夫人照顾，他自己也并不懂厨艺。日记中写道：

　　泰然作饺子飨余辈，余见其手伤，苦慢，忽兴至助之。此事儿时偶为之，三十年未作矣，竟不能成形，勉强助成二十枚。(1941年3月10日)

　　十二时至师院食馅饼，诸人亲自动手。余与雪屏、毓棠司烙，竟至焦黑。余于饮食事一无所能，北方饺子最平常，余亦不善作。静思之，盖儿时未尝近庖厨。七岁以前年太稚，家人众多，不容插手。八九岁后骤失怙恃，一姊一弟先后殇折，惟余与三弟两人，而有男女仆二，亦不须插手，遂养成此不能操作之习惯，良可叹也!(1944年6月11日)

　　不擅长厨艺的郑先生，几乎不曾自己下厨房做饭，他的一日三餐是怎么吃的呢?

　　日常吃

　　日常的吃饭方式有食堂和包饭。首先是食堂。学校当然有食堂，去食堂吃饭或许是师生们最常选的一种方式。郑天挺先生的日记里也写到去食堂吃饭，“至平津小食堂食面”、“十二时偕矛尘、汇臣至西南食堂午饭”、“十二时在友谊食堂食炒饭一盂”、“雪屏来，同至昆华食堂食鱼”。

　　在食堂除了吃简餐、便饭，还可以聚餐、宴请客人：

　　七时与矛尘宴孟邻师伉俪、月涵、端升、今甫、逵羽夫妇、雪屏、莘田于翠湖食堂。(1940年3月7日)

　　胡子安自澄江来，与汇臣、晓宇、矛尘、少榆公宴之于西南食堂。(1940年6月8日)

　　大概因为去食堂吃饭没什么特别之处，日记里提到的次数倒不算多。除了去食堂之外，郑先生还断断续续订过包饭。1938年12月28日日记记载：

　　与柿花巷同住诸人商寓中事……今日商谈房费数目及包饭事。

　　1942年7月1日日记记载：

　　今日起复加入靛花巷公舍饭团。

　　所谓包饭，就是请厨工上门包一段时间的伙食。教职工住在一起，大家一同包个小厨房，按月结账，定个几荤几素的标准，保证基本的营养。

　　但包饭有固定的开饭时间，一旦错过，就会吃不上。日记写道：

　　近顷午间甚忙，归寓往往不得食。自本月始，不复在寓包饭矣。(1942年5月2日)

　　宿舍以十二时十分开饭，必下班立刻奔回始能得食，否则不及矣。向因月涵退值太迟，故不能包饭，自其公出乃包一餐。然一遇稍有公事洽谈，即须在校门前小铺进食。(1944年2月15日)

　　郑先生要处理学校各种事务，要给学生上课，有时还需外出办事，再加上梅贻琦(月涵)先生退值比较晚，郑先生会经常赶不上中午开饭的时间，所以一度没能“包饭”。

　　梅贻琦

　　1944年4月1日日记写：“下周起午饭拟在师范学院包饭。”大概是去师范学院吃比回宿舍吃方便，1944年到1945年间日记中经常提到“在师范学院午饭”。然而也只是包午饭一顿而已，晚饭并没有包，他在1945年4月22日的日记中解释道：

　　余以下午多酬应，久未包饭，而日食于店，所费不赀，故每以米线充饥，甚非养生道。下月拟包全日餐矣。

　　郑先生下午应酬多，晚上没能包饭，而天天在外头吃，又为了省钱，只好吃米线。郑先生觉得“甚非养生道”，于是打算下月起包全日餐。可见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包饭是既能保证营养、又比在外面饭馆吃实惠的一种方式。

　　不同地方的饭团，饭菜品质是不一样的，1944年6月1日日记写道：

　　十二时至师院午膳。本月仍包午餐一顿，交费千五百元，较靛花巷饭团稍贵四百元，然品质差佳。

　　那包饭都吃些什么呢?郑先生只在1938年3月22日(在蒙自)的日记里提到过包饭的内容和价格：

　　晚包饭商人、理发商人来议价。教职员包饭，早：粥，鸡蛋一;午、晚：米饭，二硬荤，此间土语谓全盘皆鱼肉也。一岔荤，谓鱼肉与蔬菜合之也。二素，谓蔬菜豆腐之属。二汤，月价国币十二元。学生包饭，早：粥;午、晚：米饭，一硬荤，二岔荤，二素，二汤，价九元，如去硬荤价七元。学生在长沙时，包饭价五元五角，且午、晚三荤二素，相较未免过昂。议未协。此间县政府各局三等办事员月薪国币十二元，滇币百二十元。教职员包饭一月，竟与其月薪等，亦无以对此间人士也。岂商人欺我辈乎?

　　虽然这次因为商人要价太高，没有订成，但可一窥当时的包饭水平，教职工是三荤二素二汤的标准。1938年时，物价还没有像后来一样涨到离谱，每日包三餐，月价十二元，已经竟与教职员月薪等。1940年5月8日日记记载包饭一月“非五十元不办”，1944年9月1日日记记载包饭一月(每日包一餐)竟达一七〇〇元，可见通货膨胀之剧。

　　“蹭”饭吃

　　教授们住得都很近，当然会经常串串门。如果谁包了饺子、做了面条，或是得了好食材，自然会请朋友上门一起分享。大家也会不定期找个由头聚餐，让精通厨艺的人掌勺，做点外边吃不着的家常美味。所以在郑天挺先生的日记中，记载了很多在朋友处“蹭”饭吃的愉快经历。

　　1939年10月24日，郑天挺先生移居昆明北门内青云街靛花巷三号寓所。当时北大文科研究所也设在靛花巷，其中有一位助教叫郁泰然，为人极热心，做得一手好菜，尤其擅长做面食。他和郑先生成为舍友后，便经常邀请郑先生品尝他的手艺，日记中记载：

　　郁泰然自作饺子，畀余食之。(1940年2月9日)

　　泰然为作面，以寿余及莘田。(1940年8月7日)

　　晚泰然作肴馔数盂，过节。(1940年9月16日)

　　十时许，泰然以粥相飨。(1940年11月17日)

　　泰然作鱼相飨。(1942年1月19日)

　　五时半在泰然处晚饭。(1942年3月21日)

　　1942年10月，北大文科研究所从靛花巷移到才盛巷，郁泰然先生也随着搬了出去，而郑先生仍然住在靛花巷。从这以后，郑先生每每去才盛巷办事，都会在郁先生那里“蹭”饭吃：

　　六时至才盛巷北大办事处，泰然留食饺子。(1942年10月13日)

　　四时半至北大办事处治事。在泰然处晚饭后归。(1943年3月9月)

　　晚至才盛巷，晤蒋太太，在泰然处食水饺。(1943年6月23日)

　　六时至才盛巷，泰然约食鱼，丰而美。(1943年12月21日)

　　三时至才盛巷习拳、治事。泰然留食馒首。(1944年2月28日)

　　偕往才盛巷……在泰然处食汤面两大碗，食后觉饱。(1944年9月1日)

　　饺子、汤面、馒首、鱼，看来都是郁先生拿手的。郑先生虽然祖籍福建，但生长在北平，是彻彻底底的北方胃，对面食十分喜爱，难怪郁先生的厨艺会这么对郑先生的胃口。

　　这里不得不提到郁泰然先生的热心肠。郑先生1940年12月6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七时五十分，紧急警报作……与莘田同入防空壕。泰然以不耐久坐，且事多，入而复出，少顷，以水饺一盂馈余辈于壕中。又顷，复以茶至。

　　在躲警报的危急时刻，郁先生还想着给大家端来饺子和茶水，这是一位多么古道热肠、体贴细致的人啊!郑先生生病了，郁先生也经常会带汤、粥等食物去探望。郁先生去世后，郑先生不胜悲痛，他在日记中写道：

　　其人甚热心而戆直，余三十一年冬在昆明卧病，泰然几于间日必来视。余来平以后，所有衣物均托其代管，泰然视为己事，处处想到。此次扶病而回，余三往视均未面，不意去年送我至航空公司之生龙活虎，从此竟成永诀。伤哉!

　　郁泰然先生的厨艺大概在联大教职工中是出了名的，教授们好几次聚餐，都请泰然掌勺：

　　晓宇诸人自携肴馔，假孟邻师寓居公宴也。主人李晓宇、包尹辅、郁泰然、梁光甫、张宜兴五君，皆善调味者也。客孟邻师伉俪、逵羽夫妇、杨今甫、周枚荪、查勉仲、罗莘田、赵廉澄、章矛尘、陈雪屏、黄少榆、沈肃文、朱汇臣。肴十簋，食饺子，皆市肆间不易得之家常风味也。(1940年1月21日)

　　晚今甫、尹辅、晓宇、雪屏、逵羽、汇臣六人为东道，托尹辅、泰然主调馔，携肴来所共饮，极精美欢融。(1940年8月13日)

　　泰然、宜兴、尹辅自炊自馔，相约有莘田、从吾、矛尘、汇臣。(1942年8月7日)

　　偕孟邻师、树人、矛尘至才盛巷，公宴孟邻师。由泰然、尹辅任烹调，绝精。(1943年3月16日)

　　七时北大同人聚餐，到逵羽、枚荪、矛尘、宜兴、名兴、裴庆、友应、家杰、希亮、恒孚，由尹辅、泰然自作，并请蒋太太参加，亦盛会也。(1945年3月19日)

　　郑先生用了“不易得”、“极精美”、“绝精”来夸赞聚会的菜肴。聚餐和郁泰然一同掌勺的人还有一位“尹辅”，即包尹辅先生。郑先生也经常去包先生家吃饭：

　　十二时半，飞机未至，乃至苏家村尹辅家便饭。(1941年2月7日)

　　六时汇臣约在尹辅家饮馔。(1944年1月11日)

　　在尹辅家晚饭。(1945年8月27日)

　　六时半至尹辅家晚饭，有勉仲、端升、矛尘、刚如。(1945年9月2日)

　　包先生大概不是北方人，吃不惯面食。郑先生日记里写某次在宿舍吃“撑条面”，“尹辅以不惯面食，未至”(1945年6月27日)。那么下面这一则日记的记载也就不奇怪了：

　　六时晓宇约在尹辅家食面，尹辅自调肴菜，晓宇炸酱，光甫作面，纯北平味道，他处不易得者也，不觉过量。(1939年12月1日)

　　大家一起做炸酱面，包尹辅负责的是“肴菜”，大概是因为并不擅长做面食的缘故吧。

　　傅斯年

　　另外，傅斯年(孟真)、樊际昌(逵羽)、章廷谦(矛尘)、黄钰生(子坚)、魏建功等人也邀请郑先生在家里吃过饭：

　　午建功约在家食饺子。(1939年4月26日)

　　诣孟真家早饭。……更至孟真家午饭，食包子、烫面饺，绝美。(1939年10月21日)

　　三时暖甚，方欲入校，得雪屏书，约往逵羽家食饺子。(1940年5月27日)

　　午在孟邻师处便饭，复在矛尘处食汤面饺。(1940年10月20日)

　　十二时半至黄子坚家食炸饺子盒子。(1942年7月20日)

　　以上做东道的五人中，只有傅斯年是北方人，其他四位都是南方人，但他们吃的饺子、包子、烫面饺、炸饺子盒子，全是面食，或许是一同在北京培养了相同的饮食习惯吧，也或许是为了照顾郑先生等人的口味而特意准备了面食。

　　还有罗庸(膺中)的夫人包的素馅饺子大概特别合郑先生的胃口，郑先生两次在日记中提及：

　　再诣膺中贺年，留食素馅饺子，谈至九时还。(1944年1月25日)

　　四时诣膺中……因留饭。余索食素馅饺子，膺中夫人为之临时作，心甚不安。(1945年2月14日)

　　另外，有一位鼎鼎有名的大人物，也经常留郑先生在家里吃饭，他就是蒋梦麟，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是郑天挺先生的老师，也是领导，所以郑先生登门拜访的次数比较多，经常两人谈完事到了饭点，蒋先生都要留饭。蒋先生也常会特意请郑先生和其他教授到家中聚会和吃饭。据日记记载，光是1939年10月这一个月内，郑先生在蒋先生家中吃饭就有八次之多：

　　晚孟邻师约在家便饭。(1939年10月5日)

　　五时孟邻师约往食饺子。(1939年10月14日)

　　五时谒孟邻师，晚饭后归。(1939年10月16日)

　　七时至孟邻师寓晚饭，十时归。(1939年10月18日)

　　六时至孟邻师寓晚饭。与师谈至九时归。(1939年10月22日)

　　晚孟邻师约在家晚饭。(1939年10月23日)

　　四时半谒孟邻师，师以开皇本《兰亭》为赠，留晚饭，谈至九时归。(1939年10月26日)

　　下车至才盛巷，闻孟邻师约往便饭，赴之。(1939年10月26日)

　　战火纷飞的年代，教授们背井离乡，生活艰难，像这样串串门，去朋友家“蹭”顿便饭，一边品尝朋友的厨艺，一边畅快地聊天，想必是他们生活中的一种慰藉。

　　下馆子

　　教授们也有下馆子打牙祭的时候。中国的美食文化自古发达，即便在抗战时期，昆明的餐饮业也有其可说道之处。不少学人都写文章回忆过联大时期昆明的美食，汪曾祺就说自己曾把“汽锅鸡、过桥米线、新亚饭店的过油肘子、东月楼的锅贴乌鱼、映时春的油淋鸡、小西门马家牛肉馆的牛肉、厚德福的铁锅蛋、松鹤楼的腐乳肉，‘三六九’(一家上海面馆)的大排骨面，全都吃了个遍”(《采薇》)。不过他同时又这么写联大的教授：“这些教授肚子里有学问，却少油水。……走进大西门外凤翥街的本地馆子里，一屁股坐下来，毫不犹豫地先叫一盘‘金钱片腿’的，只有赶马的马锅头，而教授只能看看。”(《〈学人谈吃〉序》)没错，教授们的薪水很有限，在抗战时期要养活一家人，他们甚至要兼课、写文章挣钱才能勉强维持，闻一多就有挂牌治印的轶事。不过，偶尔到当地的饭馆小小地“奢侈”一次，也是那段艰难岁月里苦中作乐的一种方式。那他们都去哪些馆子、吃些什么呢?郑天挺先生的日记里就有他和朋友们下馆子的记录。

　　汽锅鸡

　　郑先生爱吃面食，吃得最多的是面条。除了去朋友家吃面，连下馆子也经常吃面。日记里诸如“伊甸园食面”、“上海粥店食薰鱼面”、“德禄食面”、“鸿兴楼食面”、“新雅食面”、“兴隆馆食面”、“四合园食面”、“西车站老乡馆食面”，数都数不过来，几乎到每家馆子都可以吃面，还真没看出他偏好哪一家。大概面条于郑先生而言，就像米饭对于南方人一样。

　　除了面条，郑先生也爱吃饼。他吃饼就比较有偏好了，大概最爱易调隆的馅饼和鸿兴楼的薄饼。

　　易调隆(“一条龙”)是郑先生和朋友们常去的馆子之一，而几乎每次去必吃馅饼，日记里多次写到：

　　晚与莘田、矛尘至易调隆食馅饼。(1939年10月4日)

　　四时与佛泉同往易调隆食馅饼四个。(1939年10月6日)

　　晓宇约往食馅饼。(1939年10月13日)

　　抵寓洗足后，偕晓宇至易调隆进馅饼。(1939年10月21日)

　　午请矛尘父女在易调隆食饺子、馅饼。(1939年10月22日)

　　六时偕矛尘、晓宇至易调隆食馅饼，以前日晓宇约余往而未果，今日余补请之也。(1940年1月15日)

　　自商务出，至易调隆食馅饼。(1940年2月2日)

　　六时至易调隆食馅饼。(1940年11月29日)

　　易调隆的生意在当时是很红火的，《朱自清日记》也写过这家馆子的好生意：“到易调隆去吃火烧和馅饼，因为顾客太多，不得不等了老半天。”(1940年1月10日)因为生意太火爆，经常客满，郑先生还曾经连续三天去这家馆子，到第三天才排上座：

　　欲往一条龙食饺子，值其已满座。(1944年1月25日)

　　舍中饭已开过，至一条龙又坐满，至兴隆馆食面。(1944年1月26日)

　　家骅夫妇来贺年，袁太太午间始自重庆飞来也。即约之往一条龙食饺子。(1944年1月27日)

　　连去三天，也从侧面说明了郑先生对易调隆的饺子和馅饼的喜爱。

　　鸿兴楼的薄饼也在日记里屡屡被提及：

　　六时偕雪屏、矛尘归，值陈勋仲复光来，同至鸿兴楼食春饼，莘田偕往，五人共食二十九元。(1941年2月4日)

　　七时偕月涵、正宣两公步归，在鸿兴楼食薄饼。(1942年3月31日)

　　五时半与莘田及诸儿至鸿兴楼，应子水食饼之约。(1943年8月25日)

　　遇静娴、坤仪，同往鸿兴楼食薄饼。(1944年2月19日)

　　在鸿兴楼食薄饼，与宝騄作主人。(1944年2月24日)

　　除了面食以外，郑先生尤其爱吃羊肉。在华山西路有一家羊肉馆，是郑先生特别爱去的：

　　宝騄送来售枕垫款九百元，即偕之至华山西路口食羊肉。(1944年10月16日)

　　在华山西路食羊肉后还舍。(1944年11月21日)

　　至华山西路羊肉铺晚餐。(1944年12月4日)

　　1944年底至1945年，郑先生经常晚上出门吃羊肉，有几次日记里没有写明是在哪儿吃的，但通过语气猜测或许是华山西路的同一家。这家的羊肉不仅味道好，价格也公道，郑先生曾两次在日记中感叹它没有涨价：

　　九时出，食羊肉，每碗仍五十元，惟量稍减，市之未加价者，其惟此乎? (1945年2月4日)

　　晚食羊肉，仍为五十元一碗，今日未涨价者，其惟此乎!(1945年2月8日)

　　然而好景不长，才过半个月，这家羊肉铺就换了主人，开始疯狂涨价：

　　七时出食羊肉，已七十元一碗，主人亦改他姓矣，半月之变迁如此。(1945年2月25日)

　　晚出食羊肉，每碗八十元矣。(1945年3月6日)

　　经羊肉店又食羊肉一碗，较前亦加二十元矣。(1945年4月30日)

　　同出食羊肉，每碗已百五十元矣。(1945年5月6日)

　　晚食羊肉两碗，已加至二百五十元矣。(1945年8月24日)

　　先前的羊肉铺主人，或许是因为没有涨价而经营不下去了吧?半年之内，羊肉价格竟涨了四倍，真是可叹!

　　许宝騄

　　同样爱吃羊肉的有许宝騄，著名的数学家，也是俞平伯先生的内弟。日记里多次写郑先生和许先生一起去吃羊肉：

　　与宝騄谈，同出食羊肉而归。(1945年5月7日)

　　晚与宝騄出食羊肉。(1945年5月8日)

　　后再偕宝騄出，食羊肉而归。(1945年5月9日)

　　连吃三天，可见喜爱之程度。

　　还有一家馆子的羊肉、羊肚是郑先生经常去吃的，那就是先春园。先春园在昆明市长春路中段，是一家云南本地菜馆。清汤羊肉是那里的招牌菜，另外“荷叶蒸肉”也是其独创的名菜。郑先生日记中也多次记录他和朋友们相约去这家馆子品尝特色菜：

　　八时偕少榆至先春园食羊肉。(1939年5月12日)

　　九时与矛尘至先春园食羊肚。(1939年12月13日)

　　偕晓宇、少榆在先春园食羊肚。(1940年1月26日)

　　偕勉仲在先春园食蒸肉。(1942年6月30日)

　　六时家骅约至先春园食蒸骨、蒸鸡，两人竟费三千元。(1945年6月16日)

　　还有厚德福的涮羊肉。厚德福是北方菜馆，郑先生在1938年11月13日去香港的时候，曾吃过那里的一家厚德福，当时为吃到了地道的家乡味道而十分快慰：

　　十二时巽伯约往厚德福午饭，食家常饼、瓦块鱼，北方风味，快慰，非独口腹之嗜也。店伙皆北方人，盖自北平移来者也。(1938年11月13日在香港)

　　昆明也有厚德福，不过“素以价昂著”(1939年6月10日日记)，算是比较高档的饭馆，所以，一些比较重要的招待和比较正式的宴请，常常设在厚德福：

　　正宣来，同至厚德福招待金城银行，为借款事也。(1942年2月26日)

　　余与福田、龙荪、企孙、佩弦、继侗、岱孙、枚荪、一多、芝生公宴公超于厚德福，谈至十时半乃还。(1944年11月20日)

　　十二时至厚德福，李岫青约午饭，座有军长高□□，刘多荃之旧部也，又有冯占海，耳其名久矣，瘦小不似武夫，今皆营商矣……(1945年3月8日)

　　不过，郑先生光顾这家餐厅，却常是为了涮羊肉。郑先生在北京长大，自然爱吃涮羊肉，他第一次到昆明厚德福吃涮羊肉，即回忆起了在北京西来顺吃涮羊肉的情景：

　　昨约今日为雪屏祝生日，值今甫入城，并为之祖饯。主人为矛尘、汇臣及莘田与余，至曲园，无座。改至厚德福，菜且罄，惟馀涮羊肉而已。虽不逮北平远甚，尚具规模。二十六年离平之前，几于日日偕雪屏在西来顺食此。当时危城坐困，忧心如焚，惟藉饮食以消愁。今日思之，尚馀凄苦。然而离家三年矣，天南对此，又不胜惆怅也。(1940年11月29日)

　　厚德福的涮羊肉“虽不逮北平远甚，尚具规模”，想必也能让身处异乡的郑先生过过品尝家乡美食的瘾。日记中仅记过三次吃涮羊肉，全都是在厚德福。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嚼芬坞以元宵、汤团闻名。“水晶汤圆，初以嚼芬坞为第一”(罗养儒《谈谈往昔昆明人口福上之享受》)，郑先生去嚼芬坞，便只是为了吃一碗元宵、汤团：

　　同人以余之备果点不足也，强余请食元宵。同至嚼芬坞，凡十人各进一盂，费五元五角。(1940年12月17日)

　　听讲毕，偕莘田、雪屏、清常翠湖步月，食元宵一盂于嚼芬坞而归。(1942年2月6日)

　　八时相偕至翠湖步月，并约莘田、闲若环湖两匝……随至劝业场东廊嚼芬坞食汤团而归。(1941年4月7日)

　　说到这里，又不得不感慨战时之无常，1941年4月7日，郑先生和罗常培(莘田)、许宝騄(闲若)才在劝业场的嚼芬坞美美地吃了一顿汤团，第二天便有紧急警报，敌机疯狂轰炸之后，“北望劝业场，火光熊熊，昨日食汤团之地已为灰烬矣”(1941年4月8日)。

　　说完了郑先生自己或者和两三友人打牙祭喜欢去哪里吃什么，再来说说教授们招待客人或者正式聚会去什么馆子。除了已经提及的厚德福外，东月楼和冠生园也是教授们请客常去的地方。

　　东月楼在护国路，是云南菜馆。从日记中看，宴请或者聚餐经常会选在这里：

　　七时与莘田、矛尘公宴陶玄于东月楼，九时归。(1939年8月27日)

　　六时至才盛巷与雪屏、膺中、汇臣、矛尘、介泉、莘田、晓宇会齐，公宴林觉辰于东月楼。(1939年10月25日)

　　建功来，六时同至东月楼，与逵羽、膺中、矛尘、肃文、德成、介泉、晓宇、莘田、雪屏诸人公宴许季茀、李季谷。(1939年11月1日)

　　六时至才盛公舍，北大同人在东月楼聚餐。(1942年3月19日)

　　请客和聚餐具体吃什么呢?郑先生1942年4月2日的日记曾记过他们五人在东月楼聚餐点菜的情况：

　　七时云浦约在东月楼便饭，省政府新定饮馔限制规程：一、不得饮酒;二、一人至二人限二菜一汤，三人至五人限三菜一汤，六人以上限六菜一汤;三、每菜不得逾三十元。今日吾辈凡五人，例仅三菜一汤，斟酌再三，定宫保鸡丁、红烧肘子半、鸡丝菀豆、什锦汤各一，此在往日不能过五十元也，今日鸡丁、肘子均三十元，菀豆二十元，汤六元，甚至花卷一枚价一元，名为提倡节俭，实为商人开一加价之门。

　　当时由于物资匮乏，有所谓的“饮馔限制规程”，五个人吃饭，不过三菜一汤，可说十分俭省了。而“在往日不能过五十元”的一顿饭，当时已经涨到八九十，分明是商人钻政策空子，难怪郑先生要说“名为提倡节俭，实为商人开一加价之门”了。

　　据1943年6月15日日记记载，蔡枢衡为了答谢郑先生帮忙，送了郑先生一双价值七百多元的皮鞋，郑先生觉得不好意思，本想把皮鞋的钱给蔡枢衡，但蔡枢衡不收，于是郑先生在东月楼请蔡枢衡吃了顿饭。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东月楼是个比较体面的餐馆。

　　李埏

　　同样体面的餐馆还有冠生园，冠生园是全国闻名的“品牌”餐馆，在昆明也有分店。除了一般的请客和聚餐，还有人选这里办婚礼和喜宴，比如历史学家和教育家李埏的婚礼就是在冠生园办的：

　　三时半偕从吾往冠生园，参加李埏结婚，到一多、膺中、伯伦、辰伯、寿民、立厂、梦麟、亮夫、则良、又之、家骅、柏宓、图南、锡予等二十馀人，无婚书，无仪式，亦无家族中人，仅用精笺签名，立厂为之引。(1945年4月2日)

　　这些谈学论道的教授们，也都有自己爱吃的那一口，也会专程去吃某家馆子的招牌菜，也会因为某家铺子的羊肉好吃而连吃好几天。但他们下馆子也并不会吃太奢侈的东西，面条、薄饼、汤圆之类普通的食物，因三五朋友聚餐的缘故，却让那些疲于生活的心得到了短暂的休息。

　　凑合吃

　　虽然可以去朋友家“蹭”好吃的，也可以偶尔下馆子打打牙祭，但这毕竟不是生活的常态，很多时候，因为清贫，因为忙碌，他们只能自己凑合。前面已经提过，郑天挺先生经常会有特别忙碌的时候，当忙到错过了食堂和包饭的开饭时间，又没有朋友招待，又没有时间和预算去下馆子的时候，他都只能自己凑合一下。怎么个凑合法呢?

　　一般学校门口都会聚集很多小吃摊、小吃铺，西南联大也不例外，日记里记载，郑先生在忙碌的时候，经常会去“校前”、“舍前”、“巷口”随便吃几口，聊当一饱：

　　一时与耘夫同在校前进膳。(1943年2月13日)

　　一时在校前午饭。(1943年3月5日)

　　一时在校前进包子。(1943年8月29日)

　　二时解除警报，至新舍前食面一盂。(1941年1月7日)

　　一时还。巷口食面。(1945年1月16日)

　　二时还。在门前食米线、烧饼。(1943年11月24日)

　　“一时”、“二时”，往往都是中午忙碌过了饭点，然后匆匆在校门口或者宿舍附近随便吃点。这些还算好的，有时甚至更加不济：

　　十二时归舍。中午饭已过，取冷饭食之。(1942年9月1日)

　　归寓，饭已过，购面包食之，无汤无菜，聊以充饥。(1942年7月14日)

　　一时归。以皮蛋二枚佐面包食之，此价之最廉者，亦七元五角也。(1942年10月31日)

　　一时归舍，食面包。(1942年11月28日)

　　晚食面包。(1943年5月14日)

　　午食面包三片而睡。(1945年1月28日)

　　会散归家，已在饭后，买烧饼食之。(1944年3月9日)

　　以鸭蛋一进烧饼，聊当一饱。(1945年5月18日)

　　食烧饼四，以当晚饭。(1945年6月7日)

　　谈毕，已十二时三刻，恐不得食，乃买烧饼二，欲回舍啖之。(1945年7月16日)

　　冷饭、面包、烧饼，这些恐怕是郑先生“凑合吃”时的三大主角。而长期这样吃的后果就是，即使像郑先生这样还算健康的身体，也免不了生病。1942年12月，郑先生大病一场，持续半月有余，他在日记中总结自己生病的原因，其中就有“积食”一条：

　　余自民国二年出天花后，惟十五年冬曾病卧两三日，三十年无大病矣。平素自负身体强壮，且亦自知谨慎，不意在此竟有此大病。余自省月馀以来饮食失节，每日午间一时后始出办公室，既不及按时归食，或就小店零食，或归以馒首佐冷菜冷肉食之，多寡冷暖无常无序，此积食也。……(1942年12月31日)

　　郑先生是一个生活比较规律、且有养生意识的人，他之所以吃得如此“凑合”，工作忙碌是一方面原因，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物价飞涨、入不敷出，实在吃不起好的。这里就要讲到郑先生买烧饼的故事了。

　　1945年物价上涨之快，令人发指。郑先生习惯在日记里简单记录每天的花销，在1945年4月26日、27日、28日，他连买了三天的烧饼，分别记录如下：

　　付烧饼二个六〇元。(26日)

　　付烧饼二个八〇元。(27日)

　　付烧饼三个九〇元。(28日)

　　对于烧饼的涨价，郑先生27日日记专门记了一笔：“烧饼昨日每个三十元，今日四十元矣。”而28日烧饼的单价又回到了每个30元，日记写道：“别有一家售烧饼者，仍价三十元，不知日内仍长否也。”原来是他找到了另外一家卖烧饼的店铺还没有涨价，于是赶紧比平时多买了一个。到了30日这天，烧饼就又涨价了，涨到50元一个：

　　付烧饼二个一〇〇元(30日)

　　买到便宜烧饼的事，还要在日记里特意记录，既可见郑先生以烧饼充饥次数之多，也可见当时的物价对他的生活影响之大。郑先生有一段时间是连鸡蛋都吃不起的，1945年7月26日日记写道：

　　自鸡蛋价昂，不食者数月矣。近日烧饼一枚已价百元，其养料不如鸡蛋远甚，今日复购二十，以备早餐。

　　因为鸡蛋太贵，已经好几个月舍不得买，但连烧饼也涨到快吃不起的时候，郑先生权衡之下，才重新开始买营养价值更高的鸡蛋。郑先生除了要负担自己和大女儿在昆明的开销，每个月还要给北平的家里寄生活费，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之下，其经济压力可想而知。

　　民以食为天，教授们也不例外。吃饭当然是生活中顶重要的一件事，在战乱年代的“吃饭”问题，折射出丰富的时代色彩。在这中间，我们看到了西南联大教授们生活中平实的、有趣的、温情的、艰难的、无奈的、动人的种种，他们的朴素生活，映衬着他们的不凡成就，坚守和执著，锻造了西南联大的辉煌，是一份难以复制的精神财富。

　　延伸阅读：1月21日，哲学家汪子嵩先生仙逝，享年九十七岁。汪先生专治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研究，成就斐然。自《读书》1979年创刊始，汪先生就为《读书》撰稿，是本刊可敬可亲的老作者。这里推送一篇汪先生回忆西南联大哲学系众教授的旧文，以表思念之情。

　　从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我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的学生。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教授由三校各自分别聘任。当时哲学系的教授有清华的金岳霖、冯友兰、沈有鼎、王宪钧，北大的汤用彤、贺麟、陈康、郑昕，南开的冯文潜，洪谦当时是外文系教授，也在哲学系开课。这个教授阵容，在当时国内各大学中无疑是最强的。

　　我们这些老师都出生于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年，从小接受传统教育，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后来进了新式学堂，于二三十年代去美、英、德等国留学，是我国最早一批去西方专门学习哲学，获得学位归国的学者。他们学贯中西，既是开始系统地介绍引入西方哲学的传播者，是运用西方哲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的创始人，同时又因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具有浓重的中国情结。因此在从二十年代开始，三四十年代展开的，可以说是中西哲学的第一次正式交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当然，在联大以外还有几位在这场交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学者，我现在只想就我们这几位老师的学术思想和生活中的点滴情况，试图为这场中西哲学的交会做一点素描。

　　要办好一所大学、一个系，关键的问题是要能聘请到好的教授。在联大，聘请教授是系主任的职责，由系主任提名，经学院院长同意，便可以聘请。因此院长和系主任都必须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由他们决定聘请或退聘教授，以及为教授定级，便不会引起争议。大学校长只要能请到好的院长，院长能确定好的系主任人选，便是尽了职责。所以我想先从联大的文学院长和哲学系主任谈起。

　　哲学系属于文学院，但北大、清华、南开和联大的文学院长都是由哲学系主任担任的。北大的文学院长原来是胡适之先生，抗战开始后他出任驻美大使，按照学校规定，担任政府职务者不能再担任大学教职，文学院院长职务便由哲学系主任汤用彤先生担任。金岳霖先生是清华大学的元老，哲学系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一九二九年冯友兰先生到清华以后，金先生便让冯先生担任系主任，后来又兼任文学院院长。冯先生原来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归国后担任过河南中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再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而汤先生原来是清华学堂毕业生，归国后担任过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哲学系主任，再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由此可见清华和北大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南开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和哲学系主任是冯文潜先生。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由冯友兰先生担任，汤用彤先生任哲学系主任。

　　我们这三位担任院长和系主任的老师各有特色:汤先生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又是佛学专家;冯友兰先生留着一头浓黑的长发、大胡子，长袍马褂，手上总拿着一个书包，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冯文潜先生瘦瘦小小，留着长到后脑的灰发，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他们三位走在一起时，我们这些学生就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

　　联大哲学系学生的一门必修课"西洋哲学史"一直是由冯文潜先生讲的，他是我们学习西方哲学的启蒙老师。冯先生讲课非常认真负责，对每位哲学家的主要思想都讲得条理清楚、深入浅出、引人入胜。除了课堂讲授以外，他还指定我们要读一本英文的《哲学史》教本，写读书笔记，定期交给他;他不但在理论上指出我们的理解欠缺，还纠正我们写的英文文法错误，并且分别要我们去他家里，讨论这些问题。这种教学方法有点像中国传统的书院学习法，在当时已经少见。正是在他的循循善诱下，有些学生对西方哲学产生兴趣，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冯先生是美学专家，我在三四年级时选他的"美学"和"艺术论"课程，他为我们讲述西方各种美学理论和艺术流派，给我们看各派画家名作的复制品;我在课外读过朱光潜先生的一些美学著作，一度也曾想专攻美学。冯先生是述而不作的，一生只留下英、德文讲稿，未曾出版。八十年代初，有一次在杭州讨论希腊哲学，联大比我早一年毕业的顾寿观学兄在西湖边上闲谈时忽然问我:"你说联大老师中哪一位对学生最为关心?"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自己说:"我认为是冯柳漪(这是冯先生的字)先生。"后来想想，我自己也有亲身感受:四年级时要写毕业论文，我想从头开始学习西方哲学史，便选柏拉图哲学作为论文题目。那两年陈康先生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我还没有听过他的课，便请求冯先生担任指导教师。一九四五年我毕业后无法谋生，想到图书馆去当管理员，当时联大图书馆长是南开的黄钰生先生，和冯先生很熟，我请冯先生为我求职，谁知过几天冯先生竟答复我不行，我非常失望。又过了两天，当时担任汤用彤先生助教的石峻先生告诉我，要我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可以跟即将回联大任教的陈康先生学希腊哲学。后来我就走上这条道路，原来是冯先生已经将我的论文向汤先生推荐了，所以应该说是冯先生给我制造这个机会的，我深深感谢他。

　　再谈清华的老师。

　　清华的哲学系和北大的哲学系有什么不同的特点?最通常的说法是:清华注重哲学体系，而北大重视哲学史。重视哲学体系的注重哲学问题，重在"思";而注重哲学史的则重视哲学家的著作，注重读书，重在"学"。这只是两家各自的侧重点，决不是"思而不学"或"学而不思"。但清华培养出来的大多是哲学家或逻辑学家，北大培养出来的则往往是哲学史家，这大概是事实，但也不是绝对划分的。

　　清华的这个学风，我想应该说是由金岳霖先生培育而成的，不仅因为金先生是清华哲学系的创始人，而且有金先生的经历和文章为证。金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是以研究T.H.Green的政治思想获得博士学位的，后来在伦敦受了两本书的影响才转向哲学，一本是罗素的《数学原理》，另一本是休谟的《Treatise》。这两本书使他对抽象的哲学问题和现代逻辑发生浓厚的兴趣，他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因此由他和他的学生、脑子里更充满哲学问题的沈有鼎先生创办的清华哲学系培养了不少这样的"哲学动物"，在联大就有王浩、冯宝麟(冯契)、殷福生(殷海光)、周礼全等，他们在不同的方面做出了成绩。

　　金先生当时眼睛有病，怕光，总戴一副墨镜，额上还加一个太阳罩，到教室里讲课时还戴着。我三年级时听过他的"知识论"课。他高高的身材披一件风衣，进教室后总是搬一把学生坐的课椅摆在讲台边上一坐;虽然面对学生，却总是低着头，有时甚至闭上眼睛，自己一面思索，一面讲他的哲学问题，坐而论道。那时他的《知识论》一书第一稿原已完成，但在昆明跑空袭警报时将原稿丢失了，可能正在重写。我们听课时对他讲的有些问题，有的因为在别的课程中听到过，还知道是怎么回事，对有些问题便跟不上了。但不管跟不跟得上，对金先生那种细致的一层层深入的分析，感到启发思想，真是一种精神享受。金先生有时讲到得意兴奋时，会突然站起来，在黑板上写几个字，或者向我们提个问题，师生共同讨论起来。清华重视哲学问题和逻辑，所以讨论和辩论盛行，一直到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都并入北大哲学系后，那时的逻辑组是学术辩论最热烈的地方。组内教师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遇到问题常是各持己见，争得面红耳赤。金先生、沈有鼎先生、周礼全祖孙三代是其中的代表，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只要你讲得不对，我便要反驳;今天驳不倒你，下次准备了再来。

　　近来读金先生的《论道》，其中有一段话很能代表当时学习西方哲学的中国哲学家的心情:

　　现在这世界的大文化区只有三个:一是印度，一是希腊，一是中国。它们各有它们底中坚思想，而在它们底中坚思想中有它们底最崇高的概念与最基本的原动力。欧美底中坚思想也就是希腊底中坚思想，我们现在所急于要介绍到中国来的，追根起来，也就是希腊精神。……印度底中坚思想我不懂，当然不敢说什么。……中国思想我也没有研究过，但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于不知不觉之中，也许得到了一点子中国思想底意味与顺于此意味的情感。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成仁赴义都是行道;凡非迫于势而又求心之所安而为之，或不得已而为之，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无论其直接的目的是仁是义，或是孝是忠，而间接的目标总是行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对于这样的道，我在哲学底立场上，用我这多少年所用的方法去研究它，我不见得能懂，也不见得能说得清楚，但在人事底立场上，我不能独立于我自己，情感难免以役于这样的道为安，我底思想也难免以达于这样的道为得。(《金岳霖文集》第二卷第156页)

　　金先生在这本书里所讲的理论和方法实际上都是西方的，但他却要选取这个他自称不见得能懂、能说清楚的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道"，作为全书的总题目，在书中还用了不少中国哲学的概念，如无极、太极、理、势、情、性、体、用等，他自称这是"旧瓶装新酒的毛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得到了中国思想的意味和情感，所以以达到这样的道为得。上引这段文字从语言风格到情感都充满中国味，在全书中几乎是仅有的，显得很不协调。

　　因为金先生急于要介绍到中国来的是欧美的思想，追根起来，也就是希腊精神。《论道》的第一章讲道，接着讲式与能，也没有做明确的定义，从他的论述看，大约和亚里士多德讲的形式和质料相近，接着第二章又讲可能与现实，后来又讲到共相和特殊等等。金先生要讲的当然是现代的形而上学，但西方的形而上学归根起来还是亚里士多德;加上金先生也十分重视经验事实的分析，又是将西方逻辑介绍到中国来的创始人。我出于专业的偏见，想像如果让金先生的学术研究发展下去，他可能成为现代中国的亚里士多德，可惜这个发展进程后来被打断了。

　　冯友兰先生是最早采用西方哲学的方法系统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先驱者，在他以前只有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但胡先生只写了上卷，没有下卷，冯先生却写全了。金先生在对冯先生的这本书的"审查报告"中对胡、冯二书做了比较，他认为胡先生的书是根据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实验主义的哲学主张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以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他认为冯先生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他当然也有成见和主见，"据个人所知道的，冯先生的思想倾向于实在主义;但他没有以实在主义的观点去批评中国固有的哲学"。的确，冯先生没有以实在主义的观点批评中国固有的哲学，但他是用实在主义的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的哲学。就以金先生举出的，在冯先生书中"讨论《易经》比较词简，而讨论惠施与公孙龙比较词长"。《易经》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当然远远高于惠施与公孙龙，为什么冯先生这样处理呢?因为"白马非马"、"离坚白"、"别同异"这些名家的命题，用西方哲学和实在主义的区分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分析方法，是最容易解释清楚的，而《易经》中的那些辩证命题便不容易说清楚了。冯先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用这种逻辑分析的方法研究论述中国哲学史，西方人容易理解和接受，几十年来在西方享有盛誉，一直到现在还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必读书;我以为即使是中国人，要想了解中国哲学史，最好也是先读冯先生在三十年代写的这部书。

　　冯先生曾将自己和金先生做比较，他说:金先生能将简单的问题变成复杂的问题，而他自己则能将复杂的问题变成简单的问题。的确，无论是听金先生讲课或是读他的书，总得小心翼翼，因为他做精密的分析，一环套一环地扩展和深入，你一不留心便会跟不上，糊涂了。但是听冯先生的课或是读他的书，却很轻松，因为他三言两语，就将这个问题的要点给你讲清楚了。不记得冯先生在哪篇文章上曾经讲过:希腊哲学归根到底，就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后来更进一步说过:不论古今中外的哲学，讲的都是一般和个别、抽象和具体的问题。所以在五十年代，当传统的中国哲学被贬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哲学，因而发生中国传统哲学有什么可以继承的东西的问题时，冯先生提出他著名的"抽象继承法";但立刻遭到了围攻，说他是"有意取消了哲学的阶级性"。其实所谓"阶级性"以及"封建地主阶级的哲学"等等，难道不也都是抽象的概念吗?正因为将这些抽象的概念当做绝对的教条，我们已经吃了太多的亏。

　　我在二年级时听过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除本系学生外，外系的学生也慕名来选修或旁听这门课，将一个可以容纳近百人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冯先生在开讲以前，总按选课学生的名单点名。在当时别的教师一般只在开始一两堂课时点名，为的是可以认识学生，而冯先生几乎是每堂照点不误。冯先生说话有点口吃，我们笑他: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他的话却还没有说完。加上许多中国哲学家的名言，为了让学生听懂，他还得抄在黑板上，因此每一堂课上他讲的内容实在不多。不过他总是拣最主要的问题讲，逻辑非常清楚，学生容易听懂。为了讲清一个哲学观点，冯先生还常常讲一些中国哲学史中的故事，既可以引起听者的兴趣，打破课堂的沉闷，又让我们容易领会和记住，常常博得学生们会心的微笑。冯先生讲课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是很值得学习的。

　　冯先生对于哲学的目的和看法，也和金先生根本不同。他说金先生在剑桥大学曾经讲过"哲学是概念的游戏"，而冯先生自己推崇张载的名言，认为哲学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的"贞元六书"就是显示他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因此冯先生的哲学和政治结了不解之缘，不断随着政治沉浮。他的后半生，为了将《中国哲学史》改写为"新编"，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数易其稿，还是觉得不满意，一直到他九十五岁，临终前夕才完成最后一卷。这些情况，我已经写过一篇文章《海阔天空我自飞》(载《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四期)，谈了我的看法。本来不想再谈，但近来看到有些文章还在争论有关问题，主要是冯先生在一生的最后阶段，有没有转变他的观点?有人坚持说冯先生后半生的观点是一致的，并没有转变。因此我想再说几句。

　　冯先生晚年，国内外对他的议论较多，他闭门写出《三松堂自序》。在他的《<自序>之自序》中，冯先生写道:"名曰《自序》，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这本书不仅是冯先生以前著作的总序，而且是他一生经历的自叙;因为他抱着要将自己的一生留给世人评说的目的，所以即使是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也直言不讳地写在上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冯先生在各个历史时期遭遇的矛盾、挣扎与无可奈何的心情;从中也可以看到冯先生在写这本书时，已经开始大彻大悟，要进入天地境界了。怎么能说他没有转变呢?如果说这还不够，则可看冯先生在临终前四个月(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一日)为《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写的"自序"中的一段话:"我的老妻任载坤在一九七七年去世的时候，我写了一副挽联:'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黄泉君先去;斩名关，破利索，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名、利之所以为束缚，'我自己'之所以为自由。在写本册第八十一章(即全书的总结)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了。"这样一位老哲学家，在九十多岁高龄的最后阶段时，才摆脱各种各样的束缚，发现了自我，找到了自由。为什么到他身后还要再去践踏他最后的这点自由呢?

　　沈有鼎先生是联大教授中几位"怪人"之一。他和化学系的曾昭抡先生在外貌上相似:都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和胡子总是邋邋遢遢，老是穿一件洗得已经发白的蓝布长衫，有几个扣子没有扣上，脚上穿的布鞋，不但破破烂烂，有时还没有穿好，像似拖着走路;而且一面走路，面上总有点像是微笑，口上喃喃自语，显然是自己在思考问题。他们的不同是:沈先生走路不慌不忙，老是在思考哲学问题;而曾先生却走得匆匆忙忙，他是有名的民主教授，在每次民主集会上都发表讲话，当然不是谈化学，也不谈政治和经济问题，而是讲军事。他对当时抗战的军事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谈起来像个军事专家。曾先生是曾国藩的后裔，颇得祖传遗风。

　　沈先生对讨论哲学问题简直是入了迷，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只要向他提个问题，他便拉住你讨论不休。在联大后面的文林街上常常可以看到他出现在茶馆或是小饭馆里和人讨论问题。他总是手提一只小小的破旧箱子，里面装着书和钱。我没有参加过这种讨论，听人说:沈先生可以出钱请你喝茶，但只有当他觉得你的意见有意思时，才肯让你吃他买的那碟花生或者瓜子。沈先生还常去教室听课，不管是哪一系教授开的什么课，只要他感觉兴趣，便会进去旁听;有时还会起来发问，甚至指出"你讲错了"，使得讲课的教授下不了台，只好将他撵出课堂。沈先生的这类故事在联大流传很多。

　　沈先生的兴趣很广，虽然他主要研究的是数理逻辑方面，但对古今中外的哲学学派他都有兴趣。他通多种语言，对语言学也有兴趣;他还喜欢音乐，我们知道他能唱昆曲，系里开联欢会时便提议请沈先生唱一曲。也许因为他的兴趣太广博了，所以他的专门著作不多，主要是运用逻辑分析《易经》和《墨子》;倒是有些学生，从和沈先生讨论中得到启发，写出了洋洋大著。

　　我在三年级时选过沈先生的"形而上学"课，这是哲学系的一门必修课，每隔一年由沈先生讲一次。沈先生讲课时手上捧一本厚厚的洋装书，一面看、一面想、一面讲。他口才不好，讲起话来有点结结巴巴;讲的内容又都是最抽象的概念术语，听起来真是有点不知所云。幸亏我做笔记的本领不错，能将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课后翻阅，才知道他讲的内容中逻辑的分析论证都清清楚楚，十分严密。后来在课堂休息时去翻看他捧的那本书，原来是托马斯&#8226;阿奎那的一本拉丁文著作。那时我对阿奎那知道太少，记不得是哪一本著作;根据阿奎那的著作分析讲授形而上学的问题，确实是高明的办法。

　　一九四一年我考上联大，从浙江动身赶赴昆明，路上经历的是《围城》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种艰险情况，到昆明时已经是新生报到的最后一天。哲学系一年级学生惟一的一门必修课"逻辑学"，已经不能选王宪钧先生为本系学生开的这门课了，只能上为文、法学院学生开的公共必修课"逻辑学"。当时哲学系似乎有个不成文法，凡是"逻辑学"课程都由清华的人包教。哲学史家任华先生和美学家王逊先生在联大当助教时都教过公共必修课"逻辑学"，我碰到的也是一位专攻哲学史的老师，他自己对逻辑大约也没有兴趣，讲得不吸引人，举起三段论例子来有时还会出错。我听了几堂课就不想再听，好在只要去图书馆看看金先生的《逻辑》，考试时至少也能拿九十多分。可是这样一来，我对逻辑学就没有兴趣了。

　　到四年级时才想到应该学点逻辑学，选了王宪钧先生的"符号逻辑"课。我们同年级的只有四五个人(那时哲学系的学生都很少)，都选了这门课。四年来我们几个人差不多选的是同样的课，他们的情况和我相似。王先生大约以为我们都是哲学系四年级学生，所以一上来就抛开逻辑学的基本知识，讲符号逻辑即数理逻辑的理论，在黑板上画许多"马蹄"等等符号，很快便将我们蒙住了。我们只好提出问题: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王先生讲课本来是十分清楚明白的，讲话简明扼要，一句话就是一句话，绝不含糊。但遇着我们这几个学生，他实在是束手无策了，孺子不可教也，最后只能宣告:看来你们不是学逻辑的料，我们还是读罗素的《哲学问题》吧，于是皆大欢喜，可是至今我在逻辑学上还是只有小学生水平。几十年以后王先生还记得这件事，告诉别人说当时因为我写的字比较整齐，才给了我全班的最高分。由此想到:任何一门基础课都是最重要的，应该由最好的教师授课，当时联大就是这样规定的，我遇到的是例外的偶然情况。

　　金岳霖先生是将西方现代逻辑介绍进中国来的创始人物，但金先生的逻辑学主要是他自学的;后来将他的研究生王宪钧先生送到欧洲去，接受专门的数理逻辑学习，回国后在发展和培养数理逻辑人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王浩在当清华研究生时，便是金先生和王先生的学生。前几年我从一位青年学者的文章中才得知:王宪钧先生在欧洲学习时曾师从哥德尔(Kurt Gdel，数理逻辑中两个著名的"不完全性定理"的证明者)。哥德尔后来移居美国，兴趣也转向哲学方面，晚年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两千五百年来惟一有资格说"亚里士多德和我"的人。生前很少几个人能接近他，王浩是其中的一个，他和王浩在谈话中达成所谓"数学中的柏拉图主义"(申彤:《我所认识的王浩先生》，载《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十期)。一九八七年我在王浩家中小住时，他正在整理和哥德尔的谈话记录，他对哥德尔的回忆录正在付印;那时候他对我常讲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我对数理逻辑一窍不通，对哥德尔也毫无所知，很奇怪他对这两位希腊哲学家竟那么感兴趣。

　　清华哲学系没有讲西方哲学史的教授，在北平时只能请北大教授兼课;正像北大没有讲逻辑学的教授，只能请清华教授兼课一样。所以在昆明时清华让任华先生出国专门学西方哲学史。任先生在哈佛学习，对西方哲学家从古希腊到现代都相当精通，并学会多种语言。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时，联大已经解散，他回清华任教，可惜他的渊博学识后来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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