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为何会成为一年之中最有名的剃头日？

蜚语

       二月二，龙抬头。

　　这个“龙”，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组成了一个完整龙形的“苍龙七宿”。每年二月春风吹过之后，黄昏时分，代表龙角的“角宿”从东方地平线上开始显现;之后升起代表龙颈的“亢宿”;直到接近子夜，代表龙胸和前爪的“氐宿”也出现了。这便是“龙抬头”。就好比从“潜龙勿用”转换到“见龙在田”，它象征着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春耕开始。

　　和所有的节日一样，人们会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从事一些有特殊意义的活动来纳吉迎祥。而对应着龙抬头，在二月二之日，俗民行剃头之事，并称之为“剃龙头”。

　　那么，二月初二东方苍龙抬头之时，为何会成为一年之中最有名的剃头日?

　　头发不是你想剃，想剃就能剃

　　在古代中国，“剃头”原是小孩子的事。大人的头是不能随便剃的。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大人曰髡，谓有罪者。小儿曰鬀(剃)。”剃发不是成年人的常态，剃去头发曰“髡”，是一种很重的刑罚。司马迁《报任安书》中，在谈及使人受辱的刑罚之时，就把“剔毛发”的屈辱等级放在了打板子的笞刑之上。

　　人的头发何以如此重要?《说文解字》称“发，根也”，头发如同草木的须根，承接惠泽，象征着一个人蓬勃生发的生命力。或许是因为它长在人的头上，所以便获得了“首”这个身体部位的神圣性，也获得了与人的灵魂/精神的相关性。即便小儿剃头，比如满月头，也要将正头顶“天灵盖”的那一块儿留着，因为那是灵魂出入的地方，需格外小心。

　　民俗学家江绍原写过一部著作《发须爪》，专门论述头发(以及胡须、指甲)对于人的巫术意义——发须爪被认为与其本主有着同感的关系，它们可以被用为本人的替代品，所以，去发须爪甲，是有择日的必要性的!江绍原在书中说：“中国人的神魂未免太柔脆或者太尊严，它同发爪等物的关系，也未免太密切!”
　　无独有偶，头发在西方文化，也是灵魂/生命力的附着物。《圣经》中能徒手击杀雄狮的力士参孙，其神力来自于头发，之后他被非利士的女子大利拉引诱，剪去了头发，也就失去了全部的力量。
　　正月不剃头，“二月二”便成了剃头的好日子

　　“二月二”就这样在民俗生活的自觉选择中，成为了一个剃头的吉日

　　对现代社会来说，成年人剃头已非禁忌，但剃头时间的特殊性并未完全消失。如果考察整个新旧年更替期间的民间习俗，我们会发现关于“剃头”，有着一个张弛错落的内在节奏。

　　腊月末的几天，在人们洒扫除尘、沐浴迎新的活动中，是包含了修整仪容的环节的，因此剃头在年前就已经进行了一次。“正月不剃头”，这是一项当下依然有人遵守的禁忌(尤其见于中国北方地区)，一整个正月下来，吃喝娱乐、走亲访友、祈祷神灵的年算是彻底过完，人们重新回归到日常的生活、生产之中。二月相当于新一年常态的开始，这是“头”，一年吉利从头始，于是正好趁着“龙抬头”的吉日，从事与“头”相关的行为，以表达对新年的美好祝愿——剃一下正月里长长了的头发，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

　　当然“剃龙头”首先还是给孩子理发。二月二剃头，便是取“龙抬头”的吉意，扶助幼儿的生命力的生长，并且望子成龙，祈盼孩子长大以后有出息。
　　再仔细想想，正月不剃头，还有生活实际情况的因素在其中。正月是人们“安身静体”过节的非常态时间，剃头师傅也是歇业的，没有人提供理发的服务。捱过了正月的禁忌，二月初始的这个剃头吉日，就在民间俗信与生活实际的联手制造之下产生了。

　　正月不剃头，是因为“剃头死舅舅”?

　　关于“正月不剃头”，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叫“剃头死舅舅”。可以理解，但凡禁忌，都需要预设一个有威慑力的后果，才能保证其得到谨慎的遵循。但是，此处的“舅舅”，是无缘无故地“躺枪”在了这条关于剃头的咒怨之下了么?

　　当然不是。从社会演化的历史来看，人类是从母权社会走入父权社会的，而“舅舅”作为重要的男性“娘家人”，在父权社会的亲属制度中处于权力等级的较高位置。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娘亲舅大”是一条普遍遵循的非正式规则。民间俗话说“见舅如见娘”，还有“天上雷公，地下舅公”等，说明在实际生活中，“舅舅”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对外甥而言，他能够站在娘家的立场上维护自己母亲在家庭中的利益，同时又因为身处另一个家庭经济系统而可以兼顾公平。所以，舅舅常会主持一些外甥家庭的事务，比如分家时的仲裁;或者参与到外甥的一些人生仪式中，比如浙北地区，小外甥满月时，需要舅舅抱着出去溜达一圈，以祝福孩子长大后“走得开”、有见识。

　　“舅舅”似乎是某些人生之事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所以“舅舅”的价值是值得重视的。因此，在此处探讨的剃头禁忌中，舅舅不是莫名中枪，而是象征着权力和权威。正月不理发，二月二剃龙头，实际上是外甥/外甥女对舅舅表达尊重的一种有效方式。

　　头发的政治：不是“死舅”是“思旧”?

　　还有一种说法，称“死舅”并非真的关乎舅舅，而是暗指“思旧”，跟清军入关后的“剃发令”有关。民国二十四年版的《掖县志》中说：“闻诸乡老谈前清下剃发之诏于顺治四年正月实行，明朝体制一变，民间以剃发之故思及旧君，故曰‘思旧’。相沿既久，遂误作‘死舅’。”正月为一年之始，有如一日之晨，正月整整一个月不剃头，乃汉人借以思念故国。我们无从考证这一条目的真实性，但在民间文化之中，名字的讹改，大抵就是获得合法性的一种手段。

　　“思旧”一说，清晰地呈现出了附加在头发之上的“身体政治”。清亡后，胡蕴玉著《发史》，其中写到头发的意义已然超越了作为身体附属物之本身：“入关之初，发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辱而死者，不知凡几，幸而不死，或埋居土室，或遁迹深山，甚且削发披缁，其百折不回之气，腕可折，头可断，肉可脔，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镬可赴，而此星星之发，必不可剃，其意岂在一发哉!盖不忍视上国之衣冠，沦于夷狄耳。”

　　或许因为头发是人身上最可塑和可变的部分，它便成了意识形态争夺最激烈的战场。人们总喜欢在头发上做文章来区分人的归属，“披发左衽”是非我族类的野蛮人，主动除去头发的僧尼是退出世俗社会，而满人的政治征服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简单粗暴但有效，上亿汉人的屈服直接写在头上。可吊诡的是，近三百年后，剪辫和留辫，重新又是一次付出了血之代价的权力宣示。

　　为了保全头发，人们却往往要献出头颅。西方人类学著作《金枝》中也有这样的故事：法兰克人的国王从来不剪短头发，因为剪发等于否认国王的权力。所以当面对着一把剪刀和一支剑之时，高傲的皇太后选择了让自己的两个孙子留着头发而死，而非剪去头发然后偷生。

　　这样的悖论不禁叫人问：这到底是人类生存的荒谬，还是人性的高贵与文明呢?——但或许，历史也是永无一个确切答案的。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