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影响力：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郑瑟

　　人的生存，不只需要物质力量，也需要精神力量。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文化产业，不仅具有经济属性，更具有文化属性、文化功能。当这种文化功能表现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时，它就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象征和重要内容。在现代国际文化体系中，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的市场准入制度，就是这一文化主权功能的集中体现。维护文化主权，就是维护国家利益，而这种利益就是在文化上确认“我是谁”的根本文化认同。正因为文化产业具有文化创新、文化传承、文化认同和文化表达的功能，所以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制度必然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除了物质力量、国防力量之外，另一个能够改变国家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就是文化。一个国家不仅要有足够的物质力量、军事实力保卫其疆土安全，而且还要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文化实力保障其文化精神领土的神圣性。

　　当前，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文化力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文化，尤其是通过文化产品形态输入的文化，拥有一种改变人们精神世界和文化行为、进而改变现存的文化关系和文化秩序的能力。这就使得文化产业及其文化产品具有一种战略意义。对一个大国而言，它不仅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而且还要把文化产品的进口，控制在一个与国家文化战略力量相平衡的范围内。

　　提供价值系统和内容系统是文化产业的核心。虽然文化产业也创造巨大的货币价值，是现代经济发展与经济竞争的重要领域。但是，通过文化产业的全球性扩张，在获得巨大的货币财富的同时，推行和输出价值观体系却始终是世界文化产业大国的国家文化战略。对文化产业市场准入的限制和对市场准入制度的挑战，都不只是经济行为，更重要的是文化政治行为，是以市场经济的名义实施文化外交与文化扩张的国家行为。因此，一个国家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拥有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它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实现方式就是他的文化产业实现国际文化贸易顺差的程度。一个拥有巨大的国际文化贸易顺差的国家，一定是拥有在国际事务中最大话语权的国家，也是具有国家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家。一个国际文化贸易严重逆差的国家，不可能拥有巨大的国家文化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决定》当中，一方面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一方面在引进国外文化资源时，特别强调“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在谈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时,习近平强调说,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要重视传统安全,又要重视非传统安全。对此,专门研究文化安全的侯惠勤向记者介绍说,随着时代变迁,国家文化安全包含了传统与非传统两大部分。

　　“在国家文化安全方面,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是互相交叉的关系。比如说,过去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是传统的文化安全,比较典型的如美国在冷战时期,直接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抨击,传统的文化安全表现在其政治性。”侯惠勤进一步解释说,非传统安全具有隐蔽性、间接性,比如说针对文化消费、生活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这个方面来说,非传统的文化安全因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增加、扩大,正是基于客观环境的日趋复杂,习近平讲话指出了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三个历史性巨变”——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

　　侯惠勤介绍说,过去讲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语言文字、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生活方式以及风俗民俗。“现在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文化安全观,首先应该是政治文化,实际上是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建设;第二是产业文化的安全,主要关系到经济发展对制度建设的促进作用,产业文化发展不能消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第三是消费文化的安全,关系到社会主义的良好风俗和风尚的形成、文化习惯的形成,还包括很好的文化生活方式的培养;最后一个是学术文化的安全。”侯惠勤说,“我觉得现在总体国家安全中的文化安全观应该包含这四大内容,要突破原来传统的、狭小的概念。”

　　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政策。然而决定国家政策的并非客观的国家利益，而是决策者主观认识到的国家利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生产生活方式、国家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差异，文化不仅影响着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同时也制约着对国家利益、国家实力的理解，并体现在战略制定、武器装备、军队组织训练和战术技法等方面，直接关系到战略决策的成败。

　　在农业时代，人口和耕地是构成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国家利益就是安全利益，安全利益就是领土利益，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夺取土地、城市、财富和人口，巩固和扩大生存空间。工业革命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坚船利炮向海外扩张。殖民地、黄金、矿产、自然资源和国际地位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军队、人口、经济、领土和自然资源被视为国家实力的指标。18世纪以后，工业、铁路、制海权、制空权也成为重要的战略力量。两次世界大战，军事与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战线的相互配合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武器装备、工业生产能力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战之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解放，帝国主义由军事占领转向文化控制。作为现代帝国主义的发展，文化帝国主义既巧妙又策略，它的目的不再是征服别国领土，而是利用技术和资本优势，特别是通过大众传媒销售文化产品，宣扬西方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念，进行“文化渗透”或“文化扩张”，影响和控制非西方社会文化心理，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形成严重挑战。这样，国家安全就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安全”，而拓展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安全”。文化影响力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冷战时期，美国对苏战略虽然经过遏制、大规模报复、灵活反应、现实威慑等几个阶段，但“瓦解苏联”的战略目标则坚定不移，在坚持军事遏制的同时，通过缓和关系、军备竞赛、经济援助、政治干预等手段，削弱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拖垮苏联经济，动摇苏联领导人的信心。美国中央情报局创建基金会，资助“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世界形势论坛”“自由欧洲电台”等机构，建立一支表面上看似“非官方”、“超党派”的文化部队，宣扬美国文化价值观，从内部进行长期瓦解，最终造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取得“和平演变”的胜利。

　　冷战结束，一些西方理论家大肆宣扬所谓“历史的终结”和“文化全球化”。实际上，所谓“文化全球化”，不过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全球化”或“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其极端形态就是世界文化的“美国化”。随着卫星通信、跨国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技术迅速发展，人类社会生活的“文化”程度不断加深。在信息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冲突和交融，从未像现在这样广泛而深刻。在独联体和中亚国家的一系列“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运动中，文化已然成为某些国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物美价廉的战争利器。

　　由于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信息力、结构力、知识力成为战斗力的基本要素。信息化战争是交战双方军民整体的精神较量。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战略目的与战役目的高度统一，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一体化。制空权、制海权更加依赖制信息权。夺取制信息权的行动由作战支援、低维空间、战时、军事领域向独立战役、高维空间、平时、非军事领域发展，贯穿和平、竞争、冲突、危机、战争、再到和平的各个阶段，成为军民一体的国家行为。外交结盟、媒体操控、经济制裁、金融打击、信息孤立和网络攻击等非暴力胁迫手段日渐增多。

　　作为全方位、全时空、多领域、多层次的战略行动，文化心理战成为信息化战争重要的对抗领域。它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综合国力为基础，以信息为武器，以媒介为载体，使用宣传、恐吓、诱骗、胁迫等手段，统一组织行动，影响战略领导层的心理，控制军民的意识，引导国际舆论，瓦解、摧毁、影响和改变敌方军民的信念和意志，为政治颠覆、经济侵略、军事渗透奠定基础。在战略原则指导下，专业作战部队借助多种载体，灵活运用战略威慑、欺骗、劝说、暗示、摧毁等手段，进行攻击和防御，扰乱和迷惑敌人心理，达到不战或小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美军凭借技术优势，融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和宗教等领域的心理战为一体，攻击敌国战略目标、基础设施和军民心理，获得军事优势，但却不能完全实现政治目标，原因既在于战争目标并不是为了这些国家本身和地区和平，也因为美军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地不同的文化环境，难以理解有关各方政党关系、宗教派别、动机意图、作战思想和文化背景，不能取得当地人民的充分信任。与武器和技术相比，这些因素同样非常重要。

　　回顾古今中外军事斗争历史，总结大国兴衰成败经验教训，随着对国家利益、综合国力和战争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国防、战略这些概念早已突破狭义的军事范畴，与广义“文化”在内涵和外延上越来越趋向重合，成为重要的治国之道。

　　当今时代，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整体性、综合性，要求国防和军队建设具有系统性和总体性，强调综合国力的竞争。所谓综合国力，指一个主权国家全部的国力体系，是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种实力的总和以及它们形成的合力，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军力、科技与生产能力、社会保障与服务能力以及组织动员能力等，大致可以划分为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现实力量和潜在力量等，这是一切战略决策和军事活动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发扬我党重视战略研究的优良传统，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强军梦的理想凝聚党心军心民心，从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积极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积极改善人民生活，创新社会治理，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丰富“一国两制”实践，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习主席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文化、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为文化国防战略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方法指南。我们要自觉树立“大文化”“大国防”“大战略”的观念，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党的创新理论，立足国家发展和强军实践，以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国家安全、国防建设的关系为核心，从社会基础、文化特征、经济发展、政治文明、国民教育、国际环境、大众传媒、舆论环境、中外战略文化等多个角度，研究不同层面文化——政治、经济、外交、宗教、宣传等对国家安全、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发生作用的基本形式、机制特点和过程，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协同规律，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主权，抵御西方文化霸权，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在信息时代，在一个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我们面临的形势和挑战前所未有，远比冷战时期更为复杂。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不移地推进战略目标，现实而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密切协调相关工作使之形成合力。对于文化国防战略这样一个新领域，我们既要进行充分深入的理论研究，又要密切联系兴国强军的伟大实践，理性认识自身，坚持“四个自信”，准确理解他国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求同存异，增进相互理解，减少战略误判，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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