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是对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发展的新推动

郑瑟

　　1月25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高级研究员克莱尔·斯宾塞(Claire Spencer)在该研究所官网发表了分析2018年西亚北非社会稳定性的前瞻性文章,文章称中东国家应当注重自身发展问题,解决政治腐败等问题,尤其是应当着重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

　　斯宾塞表示,民生和经济发展对于国家政治稳定的意义相当重大。目前,在北非许多国家,人们甚至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当地政府努力应对不断上升的公共账户赤字和债务,但新的税收方案以及财政支出的削减对贫困人口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剧了贫困人口获得食品和公共服务的压力。

　　埃及政府预计该国2019—2020财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5.5%。政府提出的经济高增长速度提高了人们对就业的预期,公众期望目前较高水平的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下降。但是,斯宾塞认为埃及经济未来增长的速度对降低失业率的帮助依然有限。近来埃及失业率长期处于12%—13%的水平。可见能否解决就业问题,关系到埃及社会未来的稳定和发展。

　　斯宾塞表示,西亚国家也面临着与北非国家类似的问题。沙特阿拉伯与摩洛哥等国一样,在该国青年人口数量大爆发之前的数年里,需要以改革手段调整经济结构,保证年轻人的就业和相关福利。目前,沙特阿拉伯超过50%的人口年龄低于25岁,对于经济发展来说,这是一个优势,而对于就业和社会福利来说,这却是一个挑战。伊朗国内最近的局势显示出该国的经济改革与民生发展仍需进一步加强。

　　此外,斯宾塞谈到,能否有效反腐也是中东国家能否在未来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

　　中东地区各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劳动人口数量较大,年龄结构相对年轻,这些客观条件是中东各国发展经济、抓好民生的有利条件。但目前一些中东国家形成了对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的依赖,甚至在经济发展领域面临着“资源诅咒”的不利局面。从长远来看,这种依赖不但不利于经济发展,甚至会危害社会稳定。对此,许多学者建言中东国家应努力着手改革产业结构,有条件的国家应该及早实现工业化。

　　伊朗亚兹德大学(Yazd University)国民能源专业副教授贝鲁兹·阿赫马迪-内度什安(Behrouz Ahmadi-Nedushan)表示,“石油资源不会永远存在,中东国家应该考虑其他能源,也应该发展其他产业”。科威特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塞义夫·乌丁(Saif Uddin)也持类似观点,他表示:“中东应该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基地,因为那里有优良的基础设施和随时可用的移民人力。这些国家很容易成为工业化国家,它们不仅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且可以减少对进口的绝对依赖。迪拜就是一个例子,沙特阿拉伯也正在发展大规模工业,这有利于经济多样化。”

　　巴基斯坦PMAS旱区农业大学(PMAS - Arid Agriculture University)地理信息系讲师阿斯玛特·阿里(Asmat Ali)表示,即便在石油经济领域,阿拉伯世界也花了很多钱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获得所需的技术和专家。许多来自发达国家的人在阿拉伯国家从事与石油工业相关的工作,并获得高薪。因此,对于中东国家来说,除了建设和发展本国的产业外,没有发展经济的其他方法。此外,中东国家还需要重视其他产业,即使是新兴的可再生能源,制造业、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以及教育部门也需要得到关注和投资。

　　英国赫瑞·瓦特大学(Heriot-Watt　University)石油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哈尔顿·阿尔-欧拜迪(Khaldoon Al-Obaidi)表示,对于中东国家经济发展来说,最应该实施的举措是发展教育和科学研究。一旦教育质量提高,研究人员和学生的产出就会帮助国家实现发展进步。在教育和科研获得发展之后,中东国家的下一步策略是吸引投资者,而不是投资于海外。向海外投资的策略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国家发展策略,因为它带来的只有金钱。中东国家较低的税收等优势,可以吸引许多行业的投资者。面对所有这些问题,中东国家亟待制定长远发展战略。

　　据伊朗工程网站报道，政府发言人穆罕默德-巴吉尔·诺巴赫特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伊朗已经成为世界第十八大经济强国”。伊朗央行行长瓦莱奥拉·塞夫在金融会议上说：“我们正努力制定和实施有效措施，使伊朗经济重新融入全球市场。”塞夫表示，伊朗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在改善，在石油生产和出口增长的支撑之下，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约为4%。塞夫表示，“在过去的财政年度里，伊朗创造了65万个就业机会，并会继续创造出更多就业岗位”，“然而，预测今年的增长将主要依赖于非石油行业”。

　　伊朗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第三大石油生产国。据标准普尔的报告显示，伊朗今年1月日均石油产量为383万桶，得益于其国内南亚兰油田的贡献，比近两年的平均水平增加了10万桶。2017年11月，伊朗中央银行报告提出，原油和石油产品的销售收入比2017年增加了80%以上。

　　伊朗总统鲁哈尼在2017年早些时候表示，谋求国际制裁的放松和通货膨胀率的降低是国家优先考虑的问题。如果制裁能够放松，在伊朗做生意就可能变得更容易。鲁哈尼期待未来伊朗能获得通向世界金融体系的渠道。塞夫表示，伊朗央行已与中国、丹麦等合作伙伴达成了中长期金融协议。为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伊朗央行致力于将其标准与国际规则进行整合。

　　据阿联酋相关媒体报道，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发布报告显示，埃及未来有望成为地中海东部和北非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该国经济增速将由2017年的4.2%提高到2019年的5.0%左右，预计2021年将达到5.5%。报告称，埃及经济竞争力得以恢复，其主要推动力是埃及中央银行决定上调埃及镑汇率。因此，与2016年相比，2017年埃及出口增长了约16%。然而，改革的代价是高通胀和购买力下降，这将可能抑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穆迪分析师认为，随着埃及对外贸易价格竞争能力的恢复，以及经济结构性竞争力的改善，埃及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指数中的排名升至第100位，这也使埃及成为中东地区进步最快的国家。这种改善将使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埃及，为该国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提供资金。

　　关于埃及的预算赤字，该报告预测，到2018年，埃及的财政赤字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低于2017年估计的11%，并将继续下行，到2019年达到8.5%。穆迪估计，埃及将有能力确保几乎可以满足所有国内石油需求的大型油田佐赫尔油田的投产，此举将进一步推动埃及的经常账目赤字与GDP的比值从2017年的6.8%下降到2021年的3.0%左右。

　　不仅埃及、伊朗这样的中东人口大国的经济发展出现起色，海湾产油国的经济也迎来了发展转型机遇。沙特阿拉伯最近宣布，在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主持下，该国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改革，以使沙特摆脱传统且不稳定的石油经济。

　　沙特能源部长哈立德·法利赫对投资者说，沙特王国正在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相关改革。“我们需要为未来做好准备，通过创新创造未来，一方面要保持我们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传统优势，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开发新的产业。更先进的制造业、旅游业和社会领域的很多改革措施将会给我们带来希望。”法利赫说。

　　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项目常务董事兼首席执行官法赫德·拉希德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沙特阿拉伯的经济正进入后石油时代，该国正在建设体量巨大的巨型城市，这些大城市将为国家未来增长提供帮助。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是一个在红海建立港口和制造业城市的大型项目。这座新工业城市在沙特经济转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超越了以石油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

　　“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从石油经济转向服务经济，我认为未来沙特阿拉伯的经济驱动力将是这些巨型城市。”拉希德表示，“我们要传达的信息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石油时代，我们正在使经济多样化。”拉希德认为，2016—2017年，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增长非常艰难，但2018年情况应该有所改善。“我们已经看到了后石油时代的经济前景，在港口工业、休闲和住宅(建筑)等领域出现大量增长，我相信我们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埃及金融行业的发展仍不够充分。相关数据显示，在埃及，只有33%的成年人拥有银行账户，这是掣肘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此外，在政治风险方面，穆迪的报告保持了对埃及的“高”评级，因为在2018年5月总统大选之后，其未来改革势头尚不确定。穆迪认为，高失业率和不平等给数量庞大的年轻人带来了很大压力，这些因素可能减缓甚至逆转经济改革。同时，穆迪的这份报告认为埃及短期内出现政治动荡的风险比较低。

　　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伊朗维持经济发展殊为不易。一方面，与石油相关的制裁使伊朗经济面临着巨大困难;另一方面，伊朗也意识到了风险，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依靠非石油行业。在目前国际油价低迷的情况下，单纯依赖石油行业会让伊朗的经济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此外，沙特单方面投入巨资进行大型城市建设。对该国来说，这些史无前例的建设项目是一个发展机遇，但由于建设经验缺失、资金来源单一等问题，这些项目也存在着一定风险。

　　除以色列外，中东地区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伊斯兰国家，它们是现代化运动的后来者，现代化改革肇始于西方的影响。但中东国家启动现代化的原动力、经济结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文化诉求等明显有别于西方，从而决定了中东国家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来推进本国的现代化。

　　近代以来，中东地区的现代化改革运动，曾先后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奥斯曼帝国后期，大致从18世纪中期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时间长达百余年。其主旨在于：寻求救亡图存和强国之路，以扭转帝国面临的内外双重危机。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先以带有明显“重武”和“强军”色彩的军事改革为主导，随后逐渐由器物层面的军事改革，进而深化到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和社会文化生活等领域，勾勒了帝国全面变革所遵循的方向和蓝图。第二次高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一战后，中东地区陆续诞生了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沙特王国等第一批独立或形式上独立的民族国家。凯末尔率先在土耳其实施以政教分离为核心的世俗化和民族化改革，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定位。紧接着，伊朗和阿富汗效法凯末尔，分别在各自国内进行了相应变革。沙特王国则依据伊斯兰教立国的原则在本国推行非世俗化的改革尝试。上述改革构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东现代化运动的主要内涵。第三次高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二战后，中东国家纷纷摆脱殖民枷锁，建立民族政权，中东独立民族国家体系形成。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在战后世界各国现代化大潮勃兴之际，中东国家开始全面投入到战后的现代化运动中。阿拉伯共和制、君主制国家，以及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等国，都根据自身的具体国情，选择不同的现代化之路，形成了二战后影响力最大的现代化运动。

　　现代化对中东国家来说是一个全新课题，现代化运动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各国的物质文明和社会进步。但囿于内外多种因素，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屡遭挫折，概括起来，其现代化实践呈现以下几大特点：

　　中东是发展中国家最早启动现代化的地区之一，属于外源型和后发型。它从点到面，逐步拓展，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历史上，中东地区一直是以农牧和小手工业为经济主干的农业社会，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论，只要这种社会形态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其社会和政治肌体里就难以萌生先进生产力和现代思想赖以生成的内在依据，现代化的诉求更不是本土文化的运动结果。但中东毗邻欧洲，最早受西欧现代化之风的冲击，为该地区较早启动现代化提供了条件。它以奥斯曼帝国为先导，伴随时光的推移和中东政治地图的衍化，经历了由一国到多国，再由多国到所有中东国家的演变过程。不过，中东国家因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和本国具体国情的局限，导致其在推进现代化发展时软硬件基础的先天不足。特别是二战后中东国家现代化战略的“错位”选择，从而注定了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曲折性和迟缓性。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名目繁多，具有多元特色，但大体上都可归类于混合型，是一种尚未定型的现代化选择。它兼具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两种模型的不同特点，是将两大对立模型合成而产生的一种中间发展形式。从本质上看，其现代化方向趋于一种边缘化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国家的直接干预和“超政府力量”的存在，一直主导着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东地区的现代化运动不是各国经济形态根据自身规律发展或出自社会内在累进的必然结果，主要是由非经济因素并采用强制性手段来推进的，国家和“超政府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化的方向。现代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国家干预的水准和“超政府力量”所具有的能量。这成为中东国家现代化战略缺乏连续性和一致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发展普遍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并未促成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质的飞跃，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之所以如此，其关键是各国一直未能形成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社会力量，中东国家大都没有真正经历过现代大工业血与火的洗礼，即使那些拥有世界一流先进石油工业的海湾君主国也概莫如此。君主国的石油工业化是凭借“地租性收入”，即由非再生资源变为石油美元，并且主要依靠外力在短期内完成的，而国民参与石油活动的人口比例甚少。与此同时，经济腾飞也没有促成中东国家相应的政治变革，形成一整套适宜现代化健康发展的民主政治机制。

　　中东是多种矛盾和冲突的迸发区，又是国际政治的热点，中东地区缺乏现代化所必需的稳定的内外环境。二战后，中东一直是世界上战争频率最高和战争规模最大的地区，战争造成的破坏及其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无以数计，它使中东国家的现代化长期陷入极其艰难的境遇。换言之，中东国家依然缺乏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适宜氛围，以及民众对现代化得与失的理性认知。

　　进入新世纪后，经济全球化为现代化增添了新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东国家来说，传统价值观与思维范式的转换和人的解放既是各国推动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动力，也是其激活现代化创造力的源泉。中东国家正在不断借助科学与理性来重建圣俗统一的平衡机制，试图逐步理顺诸如宗教与世俗、神性与人性、东方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各种内在关系，并在彼此矛盾的运动中推进本国的文明演进。同时，中东各国也在不断对自身的现代化实践进行自省与反思，以便找到更适合其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的非伊斯兰国家，其现代化进程发轫于1948年建国后，主要融汇了欧美乃至东亚“四小龙”发展模式的一些精髓，是当今中东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被喻为“中东的瑞士”“西亚的日本”“地中海的香港”，也是中东地区目前唯一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以色列作为“现代化迟来者”，坚持科教兴国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建立了一整套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位列世界高收入国家。以色列的现代化成就集中体现在军工、高科技、文教卫生和农业等领域，它为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先例和宝贵经验。

　　然而，以色列的现代化虽具有典型意义，但并不具有普适性。例如，以色列严重依赖外部的支持，美国的援款、战后德国的赔款和世界犹太人的捐款等三大款项，长期占以色列每年GDP的18%—20%。以色列的这种“借力”途径，以及美国对它的全面支持，是其他国家难以效仿的。

　　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至今,部分中东国家不同程度地陷入政局动荡、经济倒退、社会治安恶化等困境。至今,一些国家依然没有找到经济转型的出路,经济发展尚未走出困局;旷日持久的叙利亚危机、也门内战、巴以冲突依然悬而未决;反恐斗争任重道远;难民潮等人道危机日趋加剧。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不断,今年的卡塔尔断交风波标志着中东地区的斗争又出现了新动向,即相同的宗教派别国家之间发生了内讧。尽管中东格局眼下比较混乱,但依然存在推进一带一路的可能和机遇。

　　由于民众普遍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极其缓慢的现状强烈不满,使得“阿拉伯之春”运动在中东地区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了多个国家,推翻了包括埃及、利比亚在内的威权统治国家政权。中东国家在经历了“民主转型”失败之后,对中国治国理政方式和国家稳定、经济不断发展的成就感到由衷羡慕。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后,阿拉伯国家十分欢迎,期待今后双方在各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与合作。近年,中东国家更加重视“中国道路”及中国在中东的作用,迫切希望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这些国家寻求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愿望,客观上为与中国合作、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机遇。目前,中东地区一些主要大国,如沙特、埃及、土耳其等国内局势渐趋稳定,为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提供了基本的安全保障。

　　中国与中东国家经济互补性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对接将在中东地区国家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快工业产业化进程方面发挥促进作用。“一带一路”规划中,很多沿线国家都是能源大国,在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下,中国可以与这些国家以投资换资源等形式实现双赢。2016年中国进口石油中约有一半来自中东,因此中东国家的稳定对于我国的石油战略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反过来,中东主要石油输出国对稳定的中国石油市场的依赖性也在加大,双方相互依存,合作意愿和领域也在不断扩大。

　　贸易方面,中国成为阿拉伯国家第二大贸易伙伴。2016 年,中阿双方贸易额达 2319 亿美元,其中中国进口原油 1.906亿吨,占同期进口原油(3.81 亿吨)的 50.15%。中国新签对阿拉伯国家工程承包合同额 464 亿美元。第二届中阿博览会签署合作项目金额1830亿元人民币,成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重启对华自贸区谈判,并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国和中东国家的资金融通也不断向纵深发展。截至2017年6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共吸收了80个成员国,其中中东国家有12个(约旦、科威特、阿曼、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埃及、土耳其、以色列、伊朗、巴林、塞浦路斯),除巴林和塞浦路斯,其他10个都是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这些国家都有机会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能够对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发挥关键作用。中国与阿联酋、卡塔尔分别设立共同投资基金,基金金额各100亿美元。投资方向为传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端制造业、清洁能源及其他高增长行业。中国分别同埃及、土耳其、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国签署了双边本币交换协议。中国工商银行在迪拜、阿布扎比、多哈、科威特城、利雅得、伊斯坦布尔开设了分支机构。目前中国和中东国家的金融合作不仅有两国之间的货币互换合作,还有通过共同投资到第三方进行的合作。

　　另外,双方在石油炼化、工业园区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文化交流等领域也不断取得合作成果。

　　“一带一路”倡议中,政府通过平衡与沿线国家政府间的关系,给企业搭建平台与沿线国家相关领域进行合作,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有利的合作条件和保障。而中东地区各种矛盾交织,使“一带一路”建设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

　　一是地缘风险。中东地区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经历了政权更迭。也门和叙利亚仍在战火中挣扎,伊拉克的国家治理也在崩溃的边缘,埃及和突尼斯的国家转型尚未完成。“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和其分支努斯拉阵线被称为中东地区三大恐怖组织,它们不断制造事端。尤其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中东国家攻城掠地,频繁制造恐怖袭击。虽遭到国际社会的打击,但目前依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住其暴恐行动。因此,中资企业“走出去”面向这些恐怖组织肆虐和战乱纷争的中东国家时面临的地缘风险是极高的。二是政治风险。中东地区一些国家政权更迭比较快,现任统治者被推翻后,继任的反对派政府对前政府签订的合同和协议往往不认可。虽然中国与大多数地区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但是新、旧政权交替时常会打破原来的对外关系,重新洗牌,给政府间原本友好的关系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在中东投资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大型项目,大多具有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特征,因此,地区国家政权的更迭对中国海外资产的安全及合同的有效性产生巨大风险。例如,2011年2月利比亚局势持续恶化,导致中国企业驻地遭袭、项目停止和合同搁浅。据专家估计,中国或在利比亚有近200亿美元经济损失。同样在叙利亚、苏丹和也门,受战乱和国家分裂的影响,中资企业在当地的投资也惨遭损失。三是金融风险。企业“走出去”在国际项目下进行货币结算的过程中,一般情况下都以美元结算。受中东政局不稳的影响,部分国家经济捉襟见肘。结算过程中有时会遇到驻在国以资本管制或者国内美元储备不足等理由,要求以驻在国货币进行结算的情况。如果当地货币出现大的汇率波动,中资企业可能会面临较大金融风险。四是法律风险。中东国家的法律制度普遍不健全,发生政权更替的情况下,新政府对上届政府签订的合同不予认可的现象时有发生。而相关投资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和缺失将导致投资方难以获得收益。例如,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倒台后,新上台的反对派对曾经对其持敌对立场的国家采取了很多限制措施,一些企业之前在利比亚的投资也付之东流。

　　应对措施方面。在地缘和政治风险层面,针对中东一些地缘风险较高的国家,中资企业“走出去”之前应对目的地国家的地缘和政治环境、贸易环境、政策、法律和相关行业发展情况做周密详细调研。在详尽获取相关信息的基础上,通过整合资源、抱团出海,组织企业协会等行会组织,案例共享,有助于提前防范风险。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应注意中资企业间不盲目、恶意竞争,树立品牌意识,提高中资企业整体竞争力。政府和企业协会等组织密切配合,为中资企业在相关国家谋求有利的政策和更大发展空间。在金融风险的防范方面,中东国家早期多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在金融和工程项目中执行欧美标准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因此,在与中东国家投资和贸易的过程中,从政府层面应该力争把中国的资金和标准同时输入这些国家。“走出去”的企业在融资领域,可以通过丝路基金、亚投行和国际组织的基金等金融机构把企业直接投资和商业贷款结合起来利用。努力扩大我国与阿拉伯国家的金融合作,积极推进双边的人民币互换。创新投融资模式,积极支持我银行与阿拉伯国家银行联合体建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法律层面,中东地区一些国家政局动荡,领导人更替频繁,上届政府签订的合同,下一届政府因为各种原因拒不执行。而国家的法律则不会因为政权更迭而废止,针对这种情况,在政府层面交往的过程中,我方应该有针对性地敦促和中方投资合作的重点国家早日建立、健全投资法等相关法律体系。这样不管政权是否更替,企业维护自身相关权益可以做到有法可依。另外,企业本身或者企业协会也应配置相关法务人员,对企业驻在国的法律法规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发挥专业技能,最大程度地为企业防范法律风险、保障正当权益提供帮助。政府层面应督促中东国家立法,保障外资企业权益。

　　另外,对外宣传方面也需要加强。中资企业“走出去”在注重企业发展的同时也要兼顾当地环境保护,走绿色发展的道路,不以牺牲当地的环境作为代价。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不仅要做,更要做好宣传工作,让当地乃至该地区和全世界知道中国企业对当地的贡献,树立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形象和品牌,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这样有利于在当地长期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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