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热点问题依旧复杂难解

郑瑟

　　中东是世界上战争频率最高的地区，冷战期间曾先后爆发过5次中东战争，此外还有持续8年之久的两伊战争。冷战结束后，中东仍然是战争频率最高的地区，尤其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原本脆弱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各种次生性矛盾相继迸发，由此导致中东冲突与战争层出不穷，并产生多重负面影响。中东要想走上和平与发展道路，必须加强内部团结，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定反对霸权主义。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一带一路”倡议，为中东从衰败走向复兴提供了新出路。

　　当前，有四种类型的战争正深刻影响中东地区格局。

　　第一，教派冲突导致的“代理人战争”——叙利亚内战。中东是伊斯兰世界核心地带，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矛盾一直时隐时现。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中东主权国家意识淡化，部族教派等原生性矛盾凸显。尤其沙特与伊朗地区影响力凸显，使中东教派矛盾空前加剧。叙利亚内战就是典型的带有教派色彩的“代理人战争”。叙利亚教派构成复杂，有人说，共有47个种族和教派。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该国教派矛盾公开化、白热化：什叶派背景的巴沙尔政府得到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什叶派力量力挺;叙利亚反对派则得到沙特、土耳其等逊尼派国家支持。由此使叙利亚危机日趋演变为持续数年的血腥内战。截至去年底，在叙利亚肆虐的“伊斯兰国”被完全击溃，持续数年的叙利亚内战首次出现明显降温态势。不过，因外部势力竞相插手，且各方立场和诉求各异，叙利亚危机看似缓解，实则新一轮博弈才刚刚开始。

　　第二，争夺地区领导权的也门战争。中东地区国家林立，没有哪个国家具有绝对支配权，因此各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博弈十分激烈。沙特是世界最大产油国，同时是“两大圣寺监护者”，加之有沙美特殊关系做后盾，沙特在中东的地位一直是举足轻重。2011年中东剧变后，沙特凭借“福利换稳定”，成功躲过政权更替潮，并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新的“领头羊”。沙特将“遏制伊朗”及什叶派阵营扩张作为核心目标。也门战争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2011年也门萨利赫总统下台后，因新总统哈迪控局能力有限，原来盘踞在也门北部的胡塞武装乘机南下，2015年年初占领首都萨那，此后继续向南。沙特将什叶派背景的胡塞武装扩张，视同伊朗势力扩张。2015年3月26日，沙特直接出兵也门，军事打击胡塞武装。截至去年年底，也门战事仍是胶着状态。胡塞武装频频越境袭击沙特的村庄和城市，还多次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导弹，令沙特朝野震惊。目前也门战场仍在拉锯，前景充满变数。

　　第三，恐怖主义导致的反恐战争。中东是极端恐怖势力高发地带。尤其是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国家转型不畅，安全真空增大，为恐怖活动滋生蔓延提供了丰厚土壤。“基地”组织原本已经元气大伤，但借这场地区危机渐渐东山再起。2014年6月异军突起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还谋求封疆裂土，建立“哈里发国”，成为中东极端恐怖势力的新领头羊。中东极端恐怖势力肆虐，尤其是“伊斯兰国”兴起，使恐怖与反恐矛盾成为中东主要矛盾。美国、俄罗斯、沙特分别牵头组建了自己为首的国际反恐联盟，对“伊斯兰国”进行了全面围剿，“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均遭受重挫。去年11月21日，伊朗与伊拉克同时宣布，“伊斯兰国”已经被剿灭，中东反恐取得重大胜利。然而正面战场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极端恐怖主义势力已经根除，中东国家仍面临恐怖威胁，反恐战争短期不会停歇。

　　第四，库尔德分离运动引发的反分裂战争。库尔德人是人口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中东第四大民族，但始终没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因此一直谋求民族独立，但苦于主客观条件不成熟，始终难以形成气候。2011年中东地缘格局根基动摇，库尔德人独立迎来百年不遇“良机”。在叙利亚，库尔德人乘政府军收缩，实行高度自治，并建立了“人民保护部队”(YPG)，借打击“伊斯兰国”不断发展壮大。据报道，“人民保护部队”约有4~5万人(一说1~2万人)，得到美国全力支持，俨然成为一方诸侯。在伊拉克，库区政府早已高度自治，拥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和军队。“伊斯兰国”兴起后，伊拉克库尔德人乘机扩大地盘，库区政府控制区扩大40%，库区武装从10万人增至40万人，库尔德独立运动增强。去年9月25日，伊拉克库区政府强行举行独立公投，并以92%的高票获得通过。库尔德武装不断壮大，及伊拉克库区独立公投，令两伊、叙利亚及土耳其四个“利益相关方”高度紧张。伊拉克政府一再强调公投违法，并直接出兵占领了基尔库克等库区政府控制区，使公投无疾而终。在地区国家中，土耳其反应最强烈，为防止引发连锁效应，土在公投前举行军演，还威胁要阻断库尔德人对外输送原油路径，以阻遏其独立势头;在叙利亚，土更是将政策重点从“巴沙尔下台”转向遏制库尔德武装壮大。1月20日的“橄榄枝行动”越境空袭叙境内153个库尔德武装目标，甚至轰炸了美国为库尔德运输物资的明尼格机场，随后向该地区库尔德武装发动地面进攻。从长远看，库尔德独立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爆炸，这意味着反分裂战争也将继续。

　　从表层看，当前中东战乱不断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由伊斯兰极端主义引发的极端恐怖主义;二是逊尼派与什叶派分野造成的教派冲突;三是由民族混居与跨界民族造成的民族分离运动。不过，从深层看导致中东战乱不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地缘版图碎片化导致中东国家内耗不止。中东地缘版图是西方殖民统治者人为制造的结果。一战爆发后，因奥斯曼帝国站到德国、奥匈帝国一边参战，因此英国矢志将奥斯曼帝国肢解。1915—1916年期间，英国官员与阿拉伯领导人侯赛因达成秘密协议：阿拉伯人发动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起义，英国则答应战后帮助阿拉伯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但英国很快背信弃义，与法国秘密达成《赛克斯—皮科特协定》，秘密瓜分了阿拉伯世界。战后，英法正是依据上述秘密协定，以“委任统治”方式肢解中东地缘版图。阿拉伯民族原本有潜质成为世界性大国，却被最终分裂为22个阿拉伯国家。此外，以色列在中东建国，引发阿以多次爆发战争，阿拉伯统一事业因此功败垂成。

　　阿拉伯世界地缘版图碎片化，使中东形成复杂均势状态。阿拉伯世界各国因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异甚大，各国间难以组建长久性联盟。相反，每个国家唯恐局势不利于自己，因此不约而同地采取“相互制衡”的做法，导致地区内耗不断，地区安全困境加剧。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权力鼎盛时期，曾经武装干涉也门内政;伊拉克实力强大时，1990年曾武力吞并科威特;2011年中东剧变后，沙特影响力上升，随后便在2015年武力入侵也门。但由于这些地区强国均没有足够实力塑造战争成果，因此最终结果都是两败俱伤。

　　其次，中东经济发展滞后，导致民众“穷则思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东战乱不断，表面看是政治和社会领域问题，实则是发展滞后造成的。伊斯兰世界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通要塞，“贸易立国”贯穿全部历史。但在工业化时代，缺乏工业化导致中东经济日趋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据世界银行估计，自1960—1990年以来，阿拉伯世界的劳动生产率以0.2%的速度逐年下降。目前阿拉伯世界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与此同时，随着一些中东国家当权者服务对象由民众转向精英，国家权力便成为少数当权者牟利工具，财富分配不公平现象越发严重。许多穆斯林丧失了依靠自身摆脱困境的信心，陷入无助、绝望和极端情绪之中。“伊斯兰国”就是这种反全球化力量的产物和体现。

　　再次，外部霸权干涉导致中东“失败国家”增多，“次生性灾难”层出不穷。中东战略地位重要，历来是外部大国利益争夺的主战场。加之中东地缘版图碎片化，缺乏集体安全机制，因此中东既无法实现自强，也无力阻挡外部势力进入中东，甚至主动邀请外部势力进入中东。在中东地区，外部霸权干涉已成家常便饭。冷战结束至今，西方在世界上共发动了5场地区战争，其中4场在伊斯兰世界，3次直接针对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世界眼见西方大国横冲直撞，损害阿拉伯权益、地区稳定和国际道义，却难以做出有力回击。

　　长年战乱冲突，给中东地区带来多重负面影响。首先，中东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一方面，各国军费开支居高不下，挤占了原本用于发展和民生的开支，中东国家日趋偏离经济发展的主航道。另一方面，安全形势恶化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中东国家日趋陷入“越穷越乱，越乱越穷”的恶性循环。其次，中东弱国和小国沦为地缘博弈牺牲品，一些国家出现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再次，阿拉伯世界“鹬蚌相争”，导致“仇快亲痛”。当前中东伊斯兰世界频频上演“兄弟阋于墙”的场景，使自身两败俱伤，同时也使以色列和美国等异己力量从中获益。尤其去年11月特朗普同意将美国使馆迁至耶路撒冷，使以色列腰杆更硬，巴以实现“和平”几乎不可能。

　　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机塑造有利于西方的“新中东”。尤其针对利比亚、叙利亚等不听美国号令的国家，西方乘机推波助澜，并发动利比亚战争，推翻执政42年的卡扎菲政权;同时在叙利亚策动“代理人战争”，使叙利亚陷入持续多年的内战。从安全角度看，美国在中东的主要政策就是保护以色列安全、防止地区大国崛起;从经济角度看，随着美国能源自给度提升，美国在中东的经济动力从确保“中东石油稳定低价流出”转向向中东国家兜售军火。换言之，只有中东保持战争与冲突状态，美国军火商才能大获其利。因此，当前中东陷入“可控混乱”，客观上有利于美国战略利益实现。

　　事实表明，中东长期受制于西方主导的国家体系，最终结果是地缘破碎、经济依附、政局动荡，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在此背景下，中东要想实现浴火重生必须调整战略方向，从“向西看”转向“向东看”，尤其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一带一路”倡议，为中东从衰败走向复兴提供了潜在的新出路。

　　为期两天的“一带一路：中国与中东合作的新机遇”论坛在上海社科院举行。来自上海社科院、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多哈中心以及海内外多所高校、智库的专家，就“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与中东如何进一步开展合作等问题展开深度讨论。

　　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中东学会前会长杨福昌在作论坛主旨演讲时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互补型很强，不仅如此，中阿之间的关系自建交以来始终友好和睦，这给双方进一步开展合作都奠定了良好基础。杨福昌说，“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平等、民主的设想，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愿与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一到共商共建，让“一带一路”建设融入各个国家原本的发展计划之中，最终共享发展成果。

　　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于信汇在随后的致辞中说，“一带一路”发展中有“六个走廊”，中国-中亚-西亚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走廊”，而这里的西亚指的就是中东地区。他说，中国始终关注中东的走向，最近，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际油价走势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转变，众所周知，国际油价与国际经济关系密切，对国际经济转型发展有着重要关系，未来国际经济将走向何方值得关注。与此同时，从经贸往来方面来看，中国与中东也处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上，目前中国与整个中东23个国家的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3100亿美元，未来如何解决贸易逆差和贸易结构性问题也应该关注。于信汇认为，如何在新的形势下，让双方的经贸合作走向一个新台阶值得思考。他还指出，通过双方的合作为中东开拓和平稳定的局面，也是双方的共同诉求。

　　美国布鲁金斯多哈中心主任塔力克?尤素福回应了中东与中国的合作问题。他认为，中东地区应该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以谋求地区的进一步发展。中东地区期待摆脱地区动荡，期许和平愿景，而中国提出了积极方案，让他们看到了新希望。他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积极变因，将推动中东从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转型。

　　站在全球视角下关注“一带一路”与中东的合作问题是目前许多国际智库专家的研究方向。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东研究所所长何安胜回顾了历史上中国的“丝绸之路”发展历程。他指出，“丝绸之路”的实质是连接中国与世界，尤其是连接中国与中东地区，这与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相同的。通过“一带一路”，目前连接中国与中东的网络已经形成，未来，如何进一步扩大这个网络就变得尤为重要，也就是说，如何进一步扩大中东连接世界的中央枢纽作用很值得探讨。他建议，中国可以加大法律方面的基础建设，例如把“一带一路”的法律框架融入到中东国家的法律之中，进而再进一步融入国际仲裁框架体系之中。来自法国KEDGE商学院的地缘政治研究主任叶海亚?祖必则提出，中国需要更大胆地参与到中东事务之中。

　　中国方面的专家，中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中国中东学会会长杨光建议，打造中国与中东的“能源安全的合作共同体”。他同时指出，中国与中东在新一轮的再工业化进程中有许多合作的可能性。比如，如何让中东的石油国家摆脱石油依赖，让非石油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等等，都将成为双方合作的契机。另外，杨光也表示，在基础设施和金融方面的合作，双方仍有巨大潜力可挖。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谈到了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和应对之策。他说，要在中东地区倡导中国的安全观、发展观，即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

　　在讨论环节，上海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张幼文指出，要突出和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性，弱化政治性。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前首席经济学家纳赛尔?赛义迪则建议，中国推动“一带一路”要加大民营领域的投入。

　　在两天的论坛中，与会专家将就全球视野下的“一带一路”和中东、“一带一路”与中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与中东的经贸合作、产能合作与中东地区工业化、中国与中东的财政金融合作、中国与中东的能源资源合作等六个议题充分沟通交流。

　　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中东由乱向治提供了新选择。从政治和外交上看，中国是最大发展中国家，历史上长期受西方欺凌，深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至今仍是中国外交的最大法宝。近年来，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亚洲安全观”、“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理念，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具体到中东地区，中国一直主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政治解决地区争端，支持阿拉伯世界团结联合。

　　当前，美国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在其他国家看来显然是个“填补真空”的好机会。但在中国看来，“权力真空”及“填补真空”等说法，都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体现。中国自觉将中国定位为中东稳定的建设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两年前，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东时，明确提出了“不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谋求填补‘真空’”的“三不原则”。这与西方沿袭了几百年的地缘政治理论和政策迥然不同，更符合中东国家的利益和需求，因而客观上成为中东稳定与发展的“正能量”。

　　突出“发展优先”，以经济发展促稳定，最终目标是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体现在对外战略中，就是“发展优先”，通过与外部世界共同发展，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种“发展优先”理念的政策折射。中国“发展优先”理念，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赢者通吃、制造新的“中心—边缘”秩序，而是倡导“正确义利观”，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推动新型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发展优先”和“正确义利观”理念的政策体现，也是中国与中东深化经济合作的新平台。

　　中国的“发展优先”理念及“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东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处在世界商业路线和新的世界商业中心的地区，才可能成为资本投资的热土。曾几何时，伊斯兰世界因雄踞东西方贸易陆路通道，经济高度繁荣。随着近代美洲大陆的发现，世界经济中心日趋从陆路转向海路，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伊斯兰世界不再是新的商业路线必经之地，也不是世界商业中心，失去了利用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发展本国工业的条件后，伊斯兰世界经济日趋边缘化。换言之，伊斯兰世界的兴衰与“丝绸之路”的兴衰具有很强的正比例关系。而“一带一路”实际是重启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无论陆路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海路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东都是必经之地。这使伊斯兰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尤其当前，中东正处在冲突与动荡不断、各种矛盾迸发的困难时期，武力反恐、政体改革等举措都是“扬汤止沸”，唯有加快经济发展才是固本强基之举。习主席2016年1月在阿盟总部演讲中说得非常清楚：“破解难题，关键要加快发展。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符合中东国家意愿，有助于构建和谐与稳定的“新中东”。

　　据伊朗工程网站报道，政府发言人穆罕默德-巴吉尔·诺巴赫特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伊朗已经成为世界第十八大经济强国”。伊朗央行行长瓦莱奥拉·塞夫在金融会议上说：“我们正努力制定和实施有效措施，使伊朗经济重新融入全球市场。”塞夫表示，伊朗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在改善，在石油生产和出口增长的支撑之下，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约为4%。塞夫表示，“在过去的财政年度里，伊朗创造了65万个就业机会，并会继续创造出更多就业岗位”，“然而，预测今年的增长将主要依赖于非石油行业”。

　　伊朗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第三大石油生产国。据标准普尔的报告显示，伊朗今年1月日均石油产量为383万桶，得益于其国内南亚兰油田的贡献，比近两年的平均水平增加了10万桶。2017年11月，伊朗中央银行报告提出，原油和石油产品的销售收入比2017年增加了80%以上。

　　伊朗总统鲁哈尼在2017年早些时候表示，谋求国际制裁的放松和通货膨胀率的降低是国家优先考虑的问题。如果制裁能够放松，在伊朗做生意就可能变得更容易。鲁哈尼期待未来伊朗能获得通向世界金融体系的渠道。塞夫表示，伊朗央行已与中国、丹麦等合作伙伴达成了中长期金融协议。为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伊朗央行致力于将其标准与国际规则进行整合。

　　据阿联酋相关媒体报道，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发布报告显示，埃及未来有望成为地中海东部和北非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该国经济增速将由2017年的4.2%提高到2019年的5.0%左右，预计2021年将达到5.5%。报告称，埃及经济竞争力得以恢复，其主要推动力是埃及中央银行决定上调埃及镑汇率。因此，与2016年相比，2017年埃及出口增长了约16%。然而，改革的代价是高通胀和购买力下降，这将可能抑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穆迪分析师认为，随着埃及对外贸易价格竞争能力的恢复，以及经济结构性竞争力的改善，埃及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指数中的排名升至第100位，这也使埃及成为中东地区进步最快的国家。这种改善将使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埃及，为该国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提供资金。

　　关于埃及的预算赤字，该报告预测，到2018年，埃及的财政赤字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低于2017年估计的11%，并将继续下行，到2019年达到8.5%。穆迪估计，埃及将有能力确保几乎可以满足所有国内石油需求的大型油田佐赫尔油田的投产，此举将进一步推动埃及的经常账目赤字与GDP的比值从2017年的6.8%下降到2021年的3.0%左右。

　　不仅埃及、伊朗这样的中东人口大国的经济发展出现起色，海湾产油国的经济也迎来了发展转型机遇。沙特阿拉伯最近宣布，在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主持下，该国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改革，以使沙特摆脱传统且不稳定的石油经济。

　　沙特能源部长哈立德·法利赫对投资者说，沙特王国正在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相关改革。“我们需要为未来做好准备，通过创新创造未来，一方面要保持我们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传统优势，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开发新的产业。更先进的制造业、旅游业和社会领域的很多改革措施将会给我们带来希望。”法利赫说。

　　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项目常务董事兼首席执行官法赫德·拉希德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沙特阿拉伯的经济正进入后石油时代，该国正在建设体量巨大的巨型城市，这些大城市将为国家未来增长提供帮助。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是一个在红海建立港口和制造业城市的大型项目。这座新工业城市在沙特经济转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超越了以石油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

　　“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从石油经济转向服务经济，我认为未来沙特阿拉伯的经济驱动力将是这些巨型城市。”拉希德表示，“我们要传达的信息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石油时代，我们正在使经济多样化。”拉希德认为，2016—2017年，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增长非常艰难，但2018年情况应该有所改善。“我们已经看到了后石油时代的经济前景，在港口工业、休闲和住宅(建筑)等领域出现大量增长，我相信我们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埃及金融行业的发展仍不够充分。相关数据显示，在埃及，只有33%的成年人拥有银行账户，这是掣肘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此外，在政治风险方面，穆迪的报告保持了对埃及的“高”评级，因为在2018年5月总统大选之后，其未来改革势头尚不确定。穆迪认为，高失业率和不平等给数量庞大的年轻人带来了很大压力，这些因素可能减缓甚至逆转经济改革。同时，穆迪的这份报告认为埃及短期内出现政治动荡的风险比较低。

　　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伊朗维持经济发展殊为不易。一方面，与石油相关的制裁使伊朗经济面临着巨大困难;另一方面，伊朗也意识到了风险，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依靠非石油行业。在目前国际油价低迷的情况下，单纯依赖石油行业会让伊朗的经济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此外，沙特单方面投入巨资进行大型城市建设。对该国来说，这些史无前例的建设项目是一个发展机遇，但由于建设经验缺失、资金来源单一等问题，这些项目也存在着一定风险。

　　从长远来看，如果能持续拥有和平的环境，中东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势应该是趋好的。但是，这些风险的存在也必须引起官产学各界的重视，以做到未雨绸缪，趋利避害。

　　《当代世界》总第434期刊文《2017：中东乱局又一年》指出，2017年中东地区动荡延续，在大国博弈、教派冲突和恐怖主义的多重冲击下，中东原有政治安全格局被打破。随着地区新热点难点的不断涌现，建立地区新秩序的前景依然难料, 中东形势未来发展仍存在较多变数。

　　全文如下:

　　2017年，中东地区动荡延续，同时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格局性调整变化。美国与俄罗斯在叙利亚等问题上博弈激烈，俄取得局部优势。沙特与伊朗之间的争斗进一步升级，成为牵动中东格局演变和热点联动的主线。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叙利亚、也门内战、伊朗核问题以及巴以冲突等老问题没有解决，又新增了卡塔尔断交危机、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谋求独立等新热点。地区反恐斗争取得重大进展，“伊斯兰国”作为“国家形态”被摧毁，但随其不断加紧外线扩张，未来地区和国际反恐形势将更趋复杂。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一定程度上对奥巴马执政后期从中东战略收缩进行回调，但不愿在中东消耗过多战略资源，只想保持影响、捞取实惠，其主要政策目标是反恐、巩固与地区盟友关系以及平衡俄罗斯和遏制伊朗。一年来，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调整基本以问题为导向，覆盖广泛的地区议题，但尚未形成系统性战略。美国领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大打击“伊斯兰国”力度，取得重大进展。在伊朗核问题上，特朗普拒绝认定伊朗履行伊核协议承诺，出台新的制裁措施，并积极打造地区“遏制伊朗”联盟。特朗普首访中东，努力修复与沙特、以色列等国关系，借助地区盟友对中东局势走向施加影响。美国还加大对叙利亚境内武装反对派的资助和支持，与俄罗斯展开角力。

　　特朗普上台后，一度对俄示好，但两国结构性矛盾很快凸显。随着“通俄门”“泄密门”在美持续发酵，两国关系缓和进程遭遇严重挫折。俄在中东有传统的能源、军事及经济利益。当前，俄主要通过加大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支持，布局新军事基地等作为影响地区的重要手段，以叙问题为主要筹码反制美欧打压。俄与伊朗、土耳其建立“利益同盟”，推出叙问题阿斯塔纳进程，在叙设立冲突降级区，实则划分三国势力范围，使得在叙军事存在合法化，从而获得战略主动。预计下一步俄罗斯将牢牢把握叙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加大对伊朗阵营支持力度，与美展开角力，通过在中东扩大战略空间，增大与美在全球战略层面博弈的筹码。但应看到，美俄双方出于各自内政外交需要，改善彼此关系的愿望并未消失，将会注意留有余地。

　　在美国支持下，沙特内外政策趋于强硬，对内重拳“反腐”，力保王储加快接班，对外强势“反伊朗”，深度介入叙利亚局势，断然与卡塔尔断交，加大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力度，据称甚至与以色列开展情报等领域合作，扬言“把战火烧到伊朗”。但沙特国内形势变数犹存，卡塔尔断交危机僵持导致海合会停摆，影响了沙特强硬政策的实施效果。

　　伊朗利用伊核协议签署后国际处境改善的有利时机，不断巩固什叶派阵营，利用断交风波进一步拉拢逊尼派国家卡塔尔和土耳其，扩大地区影响力，增加与美西方关系的运筹空间。沙伊对抗进一步升级，已成为牵动中东格局演变和热点联动的主线，但沙伊之间直接、正面碰撞的可能性不大，代理人战争仍将继续。

　　土耳其一方面希望在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不愿库尔德问题失控，因此大幅调整政策，与美拉开距离，与俄罗斯、伊朗走近，共同推进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进程，俄、伊、土“新三角”在地区的作用值得关注。

　　2017年中东反恐斗争取得关键性进展。在美、俄分别领导的反恐联盟的同时打击下，“伊斯兰国”接连丢失摩苏尔、拉卡等要地，主力遭受重创，“国土”丧失殆尽，其“国家形态”已被毁，仅在“幼发拉底省”“代尔祖尔省”等部分游击区尚有残部流窜。可以说，“伊斯兰国”自2014年以来的崛起势头已告结束。

　　但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并未因此终结，特别是已遭受重创的“伊斯兰国”出现一些新动向和新特点。一是部分“伊斯兰国”武装人员被打散后回流本国，同时“伊斯兰国”也主动派遣部分骨干转入阿拉伯半岛、西奈、马格里布等地，开展外线扩张。目前“伊斯兰国”仍是世界上最大、最活跃的恐怖组织。二是放弃阵地战和正规战，回归更加难以防范的传统套路。“伊斯兰国”重拾游击战和“独狼式”恐袭，意在扩大影响，显示存在，埃及西奈恐怖主义袭击即是重要标志。三是与“征服阵线”“基地”组织等新老恐怖组织加强合作，扩展生存空间。四是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有效开展意识形态传播和人员招募工作，并继续获得来源稳定的外部资金支持。毫无疑问，未来地区和国际反恐形势将更趋复杂。

　　叙利亚问题进入新阶段。叙大规模战事渐入尾声，巴沙尔政权初步站稳脚跟，其背后的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三国联盟在与美国、沙特一方的较量中占据主动。随着极端组织在叙占据的领土被收复，俄美分别支持的叙政府军与反对派争抢地盘的斗争将成为未来叙局势演变的主要内容。叙境内反恐战争可能置换为代理人战争。俄美在巴沙尔去留等核心问题上依然分歧严重，双方在叙问题上可能长时间呈现竞争性对抗态势。

　　巴勒斯坦内部和解未竟，巴以和谈难以重启。法塔赫与哈马斯达成和解，是哈马斯内外交困、因势谋变的结果。但双方在政治领导权、安全部队控制权等核心矛盾上难以达成一致，未来走势仍存变数。特别是近来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再度激化了巴以、阿以矛盾，也将导致地区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

　　美继续采取行动对伊朗进行打压。特朗普认为伊核协议难以阻止伊朗拥核，严重威胁美战略利益，遂以伊不履行协议为由，出台多项制裁措施，企图逼伊朗就范。但欧盟、俄罗斯和中国坚持协议合法性和有效性。伊朗借助国际社会支持，拒绝对美让步。预计美伊角力将呈长期化趋势。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独立公投遭各方压制。库区政府认为，中东地缘政治秩序和政治版图发生重大变化，伊拉克、叙利亚实力严重下降，土耳其内外危机严峻，伊朗面临美国新一轮遏制，当前是地区库尔德人立国的历史最好时机，遂不顾各方反对强行举行独立公投。但此举不仅激化了伊库族与中央政府关系，而且引发两伊、土耳其联手打压，库尔德人的建国梦短期内难以实现。

　　卡塔尔断交危机影响海合会团结。2017年年中，沙特、埃及、阿联酋和巴林以卡塔尔“干涉他国内政、支持恐怖主义”等为由宣布与卡断交，导致海合会内部矛盾重重，并使卡出现向伊朗靠拢的趋势。

　　此外，也门前总统萨利赫与胡塞武装联盟关系破裂后遭后者袭击身亡，下一步可能出现胡塞武装与反胡塞联盟北南对抗局面。利比亚政治进程举步维艰，各派政治力量各自为政，民兵武装割据严重，国家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

　　土耳其成功举行修宪公投，将实行总统制，埃尔多安重新担任正义与发展党主席，巩固了正发党执政地位，反对党在土政坛作用进一步削弱。阿尔及利亚举行立法和地方选举，民族解放阵线与民族民主联盟连续获胜，执政地位得以维持。摩洛哥打破组阁僵局，公正与发展党领衔组成多党联合政府，维持执政地位。苏丹民族和解政府成立，主要反对党人民大会党等首次入阁，苏政局基本保持稳定。与此同时，伊朗改革派领导人鲁哈尼连任总统，但伊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角力依然存在。南苏丹总统基尔与反对派领导人马夏尔两派矛盾依然尖锐，对南苏丹政治与安全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中东各种矛盾纷繁复杂，各种力量博弈争斗，传统热点与潜在风险交织，形势脆弱性、不确定性更加凸显。预计2018年中东各类突发事件可能增多，地区形势将更加错综复杂。首先，美俄中东博弈的不确定性给地区形势带来新的变数。美俄博弈是决定地区形势下一步发展的最大变量，两者关系变化将直接影响到以美国、以色列、沙特为一方的“事实联盟”和以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为另一方的“利益同盟”的关系，并将对地区形势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其次，沙特和伊朗的争斗可能成为影响地区形势发展的主要矛盾。目前看，沙特步步紧逼的态势随时可能引爆突发事件，刺激地区局部性冲突。而伊朗惯于围魏救赵、多点联动的策略也可能将沙伊争斗的影响扩大到整个地区。第三，地区和国际反恐形势面临新挑战。随着“伊斯兰国”在主战场被击溃并转入外线扩张，美、俄及地区主要国家开始借“反恐”谋取地缘政治利益，各方博弈日趋激烈，地区和国际反恐形势将更加复杂。第四，中东热点问题依旧复杂难解。由于各方矛盾激化，中东热点问题政治解决难度加大，也门、利比亚战乱将会持续，叙利亚、巴以问题难有实质推进，伊朗核问题发展前景存在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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