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怎样成为总司令的？

Mary

　　朱德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先后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总司令”这一称呼从红军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从旧军队的护国名将，到新型人民军队的总司令，其间经历了哪些艰苦卓绝的跨越？

　　立志救国，千里寻党

　　1886年12月，朱德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的一个贫苦佃农家庭。23岁他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新军蔡锷的部下。在短短4年多的反清斗争中，朱德历任司务长、连长、营长、团长，成为远近驰名的滇军名将，打下了带兵和指挥作战的扎实基础。

　　1917年，朱德被任命为靖国军的旅长。这时，在外人看来他已是功成名就，“较之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时，劳逸奚啻天渊”，可以过悠闲舒适的生活了。但是“讵料国事日非”，革命的局势却总是与愿望相背离，使他“陷入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于是治军之暇，博览群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五四运动的猛烈风暴，使朱德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折。1922年，朱德调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因云南军阀混战遭到唐继尧通缉，他下定了离滇出国的决心。

　　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一年了。他从亲身经历中逐渐认定只有这个党才能给苦难深重的中国指明出路，迫切希望找到党并成为其中一员。在上海他找到党的负责人陈独秀，向他提出入党的请求。而陈独秀认为，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入党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于是朱德只好另寻他法。他来到法国巴黎找共产党旅法组织的周恩来，不巧的是周恩来已到德国去了，便追到德国，终于在柏林找到周恩来的住所。当周恩来的房门打开时，他顾不得拉过来的椅子，几乎是“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述说自己的身份经历和入党请求。在周恩来介绍下，朱德作为秘密党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

　　武装起义，甘当配角

　　朱德再次回到阔别近4年的祖国时，正赶上北伐战争的革命洪流，受党的指派到国民革命军工作。北伐战争中，共产党派出包括朱德在内的大批党员帮助、支援和参与国民党的军事工作，在战争动员、军队政治工作、建立工农武装等方面受到全新的实践锻炼，为党独立领导武装作了前期准备。大革命后期，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血的惨痛教训使共产党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惟一出路是，必须拿起枪杆子，坚决进行武装反抗。

　　武装反抗的第一个实际行动就是南昌起义。此前，朱德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转到南昌的国民革命第三军工作，担任该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之后又出任南昌市公安局长。因为这个军是云南部队，里面有不少旧部和老同事，他与这支部队的高级军官们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因此，中央要求朱德参与南昌起义的筹备工作。1927年7月27日，以商人身份作掩护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到达南昌住进花园角二号的朱德寓所。朱德摊开精心绘制的南昌市区地图，详细地向周恩来汇报了敌军的兵力部署。

　　起义由朱德“请客”拉开序幕。7月31日晚，朱德奉前委指示，利用他与滇军的“旧谊”，把敌方的两位团长请到离他们驻地很远的嘉宾楼盛宴款待。酒足饭饱之后，又到距此不远的大士院32号打牌消遣。午夜，贺龙部一副营长得到起义消息跑来向其团长告密。朱德不露声色，沉着应对。送走“客人”，朱德迅速赶到指挥部向贺龙总指挥报告，贺龙又立即向坐镇前委秘密指挥所的周恩来汇报。前委果断决定，起义由原定的8月1日凌晨4时提前到2时。到清晨6时，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全部肃清，起义取得了成功。

　　在南昌起义中，由于刚回国参加工作不久，更主要是因为公开的国民党员身份，朱德还不是前敌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他对南昌起义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正如周恩来的高度评价，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向导”。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前委决定起义军撤出南昌，南下广东，实行土地革命，重建革命根据地。起义军被编为第九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共三个军。第九军刚成立，原来任命的军长没到位，由副军长的朱德改任军长，兵力只有军官教育团的三个连。朱德带领先遣队走在前头，南下途中，他一面着手组建第九军的指挥机构，一面整编部队，吸收工人和青年学生入伍。

　　9月初，起义军来到福建长汀，广东遥遥在望了。怎么打进广东？前委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主力部队沿江直取潮州、汕头，争取占领出海口，以便得到国际援助；把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划归朱德指挥，扼守三河坝，以防敌军抄袭主力的后路，这就是三河坝分兵，这次分兵，把战斗力最强的两个师分开，使起义军整体实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后来被陈毅称作“悲惨的决定”。

　　朱德率部在三河坝经过三昼夜血战，认为掩护任务已经完成，在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急时刻撤出战斗，去追赶主力。可是，一个意外的沉重打击到来：主力已在潮汕失败。这时，敌人大军压境，其势汹汹；起义军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又突遭失败，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随时都有被击溃或解散的可能。

　　关键时刻，朱德站了出来。他找来部队骨干开会，断然决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把革命干到底！会议决定：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在向赣南进军途中，为了从根本上巩固部队，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朱德、陈毅对部队进行了三次整顿，即着名的“赣南三整”。

　　第一次是天心圩整顿。在军人大会上，朱德斩钉截铁地说，黑暗是暂时的，要革命的跟我走，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当有人问“我们该怎么办”时，朱德坚定地说，“打游击呀！”先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再图发展。这次整顿，指战员们稳定了思想，坚定了信心，看到了光明。第二次是进行大余整编：压缩编制，整顿党团组织，加强党对部队的全面领导。第三次是上堡整训，着重纪律教育，开展军事训练。这些做法，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的“三湾改编”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朱德所率部队不久上了井冈山，实现了朱毛会师，成为以后人民军队最精锐部队的重要班底。正是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奠定了朱德在人民军队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品格风范，堪称楷模

　　朱德在1930年8月第一次担任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1933年5月，中央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此后，虽然名称有所不同，朱德都拥有人民军队的最高头衔。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通过宪法，国务院设国防部，不再设总司令职务。但是，广大官兵和群众依然称他为“朱总司令”。朱德成为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与其所具备的品格风范是分不开的。

　　坚定的理想信念。朱德出身贫苦，目睹中国社会的腐败和黑暗，备尝世事艰辛，决心到边疆云南“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为了与旧军队决裂，他放弃高官厚禄，远涉重洋，“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崇高理想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和重大挫折，他始终没有动摇。

　　坚强的党性原则。南昌起义时，尽管朱德的年龄较大、过去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他没有以此自居，而是充分发挥利用自身优势和条件，尽心尽力、毫无怨言地干好党分配的工作。长征途中，面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朱德大义凛然，坚定地说，天下红军是一家，红军在党的领导下，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在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后，朱德坚决反对，明确指出：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表现出共产党人可贵的党性原则。

　　坚韧的本色作风。朱德向来平易近人，与战士打成一片，始终保持纯朴的本色。行军作战，他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休息娱乐，他与战士们一起在球场上奔跑。陈毅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曾介绍过红四军军长朱德之所以被大家称作“伙夫头”，是因为他“芒鞋草履、十分褴褛”。抗日战争时期，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为了给远在四川老家80多岁的母亲寄生活费，不得不向自己的老同学写信求援。他还被美国记者斯特朗描述为“简朴得像个农民的人”。正是这个“简朴得像个农民的人”，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延伸阅读：朱德同志关怀炮兵建设

　　朱德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建设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现仅据我亲自经历的朱总司令对人民炮兵部队的建立和发展给予的亲切关怀记述如下，以此做为对朱德同志的深切怀念。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推动下，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开展起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朱德彭德怀同志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当时，八路军总部惟一的山炮连，也随军进至山西省五台县境内，配合步兵作战。此时，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在日寇进攻面前，一触即溃，仓惶而逃。在后逃中，将十余门山炮和野炮弃于五台县滹沱河中。一二九师徐向前副师长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重视，立即派部队前往捞炮。为鼓励阎锡山部队继续抗战，遂将捞起的其中四门野炮给阎锡山部送了回去。将其余八门山炮上交给八路军总部。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央军委于1937年10月决定，以总部山炮连为基础，加上一二九师从河中捞起的八门山炮，组建成八路军总部第一个炮兵团。1938年1月28日，在山西省临汾县刘村镇，炮兵团召开了建团大会。同年3月，炮兵团奉命西渡黄河，转移到陕西洛川进行整训。整训期间，朱德总司令亲临炮兵团作指示和作时事报告。朱总1938年9月来到炮兵团检查整训工作时，细心地观看了部队的兵器操作和演习，看完演习后，先向排以上干部讲了话，又在全团指战员大会上作了报告，着重讲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要求大家树立和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心。他对炮兵团建立的意义和作用以及如何建好炮兵团做了许多指示，要求全团指战员，努力学习军事技术，尽快提高作战能力，一定要把炮兵团建设好。朱总的指示大大鼓舞了全团指战员的学习情绪和抗战热忱。

　　1939年1月，在炮兵团成立一周年时，朱总司令又为炮兵团亲笔题词：“坚持抗战胜利归于我们”。同时，还给炮兵团办的报纸题写了“骨干”二字报头。号召大家努力提高本领，加强炮兵建设，真正成为我军的火力“骨干”。

　　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鼓舞下，炮兵团迅速掀起了大练兵的高潮。虽然学习中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指战员抱着一定要把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建设好的决心，勤学苦练，互教互学，在较短时间内，军政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进入1939年以后，前方的作战任务十分紧张，炮兵团很快结束了整训任务。遵照上级指示，除一营由匡裕民、袁光率领驻洛川，保卫陕甘宁边区以外，全团开赴晋东南参加作战。时逢第十八集团军总部（驻山西路城中村）召开朱总司令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务大会。炮兵团连以上干部也参加了大会并聆听了朱总司令的讲话。在此期间，朱总司令还接见了炮兵团的干部并做了重要指示。他说：到敌后，要继续加强战备训练，做到边战边训，不断提高对敌作战本领。全团同志遵循总司令的指示，开展了敌后练兵活动，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从此，炮兵团在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的领导下，转战敌后，战斗十分频繁，打了许多胜仗。从1939年冬到1940年冬，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在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和美帝国主义的劝降下，两次发动反共高潮，在以重兵包围和进攻我解放区的同时，还停发了我军的军费和装备、服装等，对我边区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切断了边区和外界的经济联系，妄图把我边区军民困死、饿死。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紧密配合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疯狂、残酷的“扫荡”和“蚕食”，想要把我根据地压垮、吃掉。在此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一面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反“蚕食”的艰苦斗争；一面向全党全军发出“精兵简政”和“生产自救”的号召。根据地广大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1年7月，炮兵团奉命开赴南泥湾，执行朱总司令倡导的“屯田政策”，一面开荒生产，一面监视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可能发动的进攻。

　　南泥湾在延安东南九十余里，土地肥沃，便于开垦。但这里人烟稀少，树大林深，部队到达后，既没有粮食可供充饥，也没有房屋可以御寒，牲畜没有草料，车辆无路通行，真是困难重重。正在这时，我们的朱总司令接连两次来到南泥湾，看望炮兵团全体同志。他在欢迎会上，首先向干部战士们耐心地讲述了屯垦南泥湾的重大意义，他说：由于敌人的围困封锁，边区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是坐以待毙；一条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走哪一条路呢？我看应当走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路。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希望大家赶快行动起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展经济渡过难关。全团同志对总司令的讲话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表示，坚决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搞好开荒生产。当朱总司令了解到部队缺乏生产工具，要搞好生产，困难确实很多时，就批示边区政府为炮兵团拨发了锄、镐、锹和铸铁等生产工具。战士们得到了这些生产工具，真是如虎添翼，信心倍增，并且从心里感激总司令对炮兵团的关怀。

　　当时，从延安到南泥湾只有一条崎岖的山间小路，部队往来和运送物资都十分困难。上级决定修筑一条从延安城南的三十里铺直达南泥湾的公路。这一修路任务，交给了炮兵团的三营九连。当时，我在三营任教导员，团领导要我带领九连执行这一任务。在我们刚刚开上山时，朱总司令在邱创成政委的陪同下，也徒步来到山上，又一次察看了公路的路线。在察看过程中，他席地坐在山上的羊肠小道旁边，要我和九连连长赵大满，指导员范船，围坐在他的身边。总司令先向我们交待了任务，然后讲到修筑这条公路，对发展边区经济的重要意义，要我们一定按政府的要求，按时圆满地完成任务。这时，秋风萧瑟，天气已经很凉了。总司令看到干部和战士们都还穿着从前方回来时的单衣，他就要总后勤部尽快给部队解决棉衣（不久，全团每人都领到了一套新棉衣和边区生产的羊毛毯子）。我们听着总司令的指示，心中非常激动，虽然天气很凉，可我们的心里都热乎乎的。总司令对部队既严格要求，又象慈母般地关心和爱护。特别是总司令在这南泥湾的荒野之中和我们坐在一起，促膝谈心，畅谈南泥湾和边区的光明前景，态度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此情此景，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之中。我们一致向总司令表示：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要把公路修好，按时完成任务。

　　九连指战员在边区政府建设厅的指导下，克服工具不足，没有经验等困难，投入了紧张的施工。施工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朱总司令的殷切希望，时时刻刻鼓舞着我们。大家发扬不怕苦，不怕死，连续奋战的精神，终于用九十九天的时间抢在大地封冻以前完成了六十多里的筑路任务。朱总司令知道公路已经修通时，就乘坐一台华侨援助八路军的大卡车，沿路驶来，亲自检查验收。当他发现公路在山区的转弯处，有个别地方曲半径不够时，就要我们再设法加宽路面，以保障车辆行驶的安全。大家都为总司令这种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精神所感动。我们立即按总司令的指示，将各重要地段又重新检查一遍，并做了修补。这条公路的建成，大大方便了从延安抵达南泥湾垦区的交通，保证了人员往来和物资运送的需要。

　　从1942年起，部队全面开始了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劳动。为帮助炮兵团搞好生产、建立家务，朱总司令还亲自批示总后，拨给炮兵团十辆大马车，建立运输业。同时，还指示我们搞一些商业，以繁荣延安的市场。遵照朱总司令的指示，炮兵团在延安南关新市场开办了一月商店。在商店开业前，朱总司令亲自为商店命名为“西北商店第三分店”。此后，炮兵团又建立了生产管理处，开办了以“新丰”命名的油坊、酒厂、面粉厂、木材厂和大车厂以及商店、饭馆等企业。从1942年到1944年，朱总司令每年都到南泥湾看望炮兵团和检查工作。在总司令的关怀下，炮兵团已开垦并种植农作物一万六千二百余亩，收细粮（脱粒后的粮食）二千五百余石，收蔬菜六十四万余斤，共折合边币一亿八千万元。不仅达到了自给自足，丰衣足食，使敌人的经济围困政策失败，还上交了一部分粮食给边区政府，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通过生产劳动，部队也得到很大的锻炼和提高，涌现了一批劳动模范，炮兵团被誉为边区的生产模范部队之一。

　　1944年，抗日战争已处于战略反攻的前夕。党中央、毛主席指示解放区军民，抓紧时机，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壮大人民革命力量。为了迎接全国的大反攻，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可能挑起的突然事变，党中央于7月1日，又颁发了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确定在现有基础上加紧整训部队，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为将来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准备条件。在此形势下，军委在1944年秋决定，在八路军炮兵团的基础上成立我军第一所炮兵学校，命名为“延安炮兵学校”。1945年4月，全校正式开课。因为当时正在举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以直到“八一”建军节时，才正式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朱总司令首先讲话，他详细地论述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然后讲了军委决定在炮兵团基础上组建我军第一炮兵学校的重大意义。要求全校同志要继承和发扬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的光荣传统，把学校办好。最后，他号召“模范战士上炮来”，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干一辈子炮兵，为人民炮兵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朱总司令的号召，给全体教职学员以极大的鼓舞。大家纷纷表示：要终身为人民炮兵事业而战斗，以炮兵建设的成就来回答党和首长们的关怀和期望。时，也有少数学员到校后，看到炮校装备很差，生活条件也很艰苦，要一面学习，一面参加生产劳动，因而学习不够安心。朱总司令了解这一情况后，在开学典礼结束时，亲自同七名营级学员谈了话，耐心地解答了他们提出的有关学习、生活上的问题。特别是对他们思想上的问题，更是非常关心，并且针对他们的思想问题，给予了谆谆教诲。看到朱总司令对学员们的政治思想是这样的关心，大家不由地想起了1942年整风时，朱总司令正在南泥湾中央疗养院养病，当他知道炮兵团的干部，正按照中央要求学习二十二个文件，联系实际检查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他不顾身心劳累和炎炎暑天，特地来到炮兵团为部分干部讲述了整风的重要意义，要求大家积极自觉地投入整风中去，把三风整顿好。使大家难以忘怀的另一件事，就是在炮校开学典礼时，原计划进行迫击炮和山炮实弹射击，给总司令和其他来宾看一看。朱总司令看了计划以后，把山炮实弹射击的项目取消了。他说：“一发山炮弹就是一个中农，不能打，节省下来消灭敌人。”山炮实弹射击虽然取消了，但大家在思想上却感到有了很大收获，受到了深刻教育。

　　为了加强炮兵的建设，朱总司令在参加炮校开学典礼以后，在8月6日，又就赵章成同志（当时任炮校迫击炮主任）关于加强迫击炮知识教育和兵工生产的建议，给党中央写了《关于建设迫击炮分队及兵工生产的意见》。毛泽东同志于8月12日即批示：“照总司令的意见办。”在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关怀下，炮兵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一支重要的火力突击力量，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陷于土崩瓦解状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成定局。但是，一切反动派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国民党政府一面组织残余的军事力量，奋力经营长江防线，妄图凭借长江天堑负隅顽抗。另一方面则玩弄新的“和谈”阴谋，妄想以长江为界分而治之，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主席为新华社写了1949年新年献词，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我军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丝毫不能松懈战斗意志的指示，进行了充分的渡江作战和向全国进军的准备。在渡江战役的前夕，朱总司令来到了天津，在华北军区和天津市领导和四野特种兵首长陪同下，在天津部署海防作战，防备敌人在我大军渡江之际对我后方口岸进行扰乱，破坏我军正面渡江作战。朱总司令抵天津后，亲自到塘沽至山海关一线查看地形，并到炮二师三十团亲自看了炮阵地，检查了阵地伪装，并且告诫我们决不能麻痹大意，不仅要准备蒋机来空袭，而且要准备对付美国飞机可能来轰炸，要做好充分准备。他还具体指示我们要挖一些防空洞，平时把炮放在洞里，训练或作战时拉出来。为抓好一线炮兵部队的战备工作，朱总司令还命令炮二师副师长张志毅和我师副政委留在炮三十团，就地帮助指导。我们根据总司令的指示，留在该团掌握部队情况，一直到我军胜利渡江以后，才离开该团。

　　朱总司令在天津视察期间，还带领我们考察了大沽口炮台。当时，我看到这个炮台只是一个大土堆子，我说：“这么个土堆子有什么用呀？”朱总司令听到后对我说：“你不要看不起这个炮台。咸丰九年时，英法联军一个很大的舰队，蛮横地闯入了大沽口，集中舰上火力轰击这个炮台，并以陆战队强行登陆。这个炮台的守军，向敌人进行了猛烈而有效地反击，击沉击伤敌舰近十艘，陆战队也伤亡大半，英军头领海军上将何伯也被击伤，使这支侵略军狼狈逃出大沽口。到咸丰十年，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开门揖盗，英法联军才得于不设防的北塘口登陆，从陆路抄袭了大沽炮台。”朱总司令向我们讲述这段历史，给我们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使我们更加重视海岸防御和加强炮兵建设，激励我们更加自觉地把炮兵建设搞好。

　　全国解放以后，为统一全军炮兵的领导，进一步加强炮兵部队的革命化、正规化建设，中央军委于1950年3月，决定筹建炮兵领导机关。朱总司令对于兵种领导机关的建立及其工作，做过多次重要指示，并且亲笔题词：“建设人民炮兵，保卫国防。”鼓励我们在我军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把部队建设搞好，完成党和国家赋予我们的各项战斗任务。在抗美援朝期间，朱总司令对炮兵部队的改装、扩建以及部队的训练、作战等，都做过许多重要指示。直到1957年时，朱总司令虽然年事已高，并且担负着党和国家、军队的许多繁重的领导工作，但他仍然关心着炮兵的建设事业。为加强炮兵干部的培养和深造，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炮兵学院。朱总司令亲自为炮兵学院选定院址。他说：宣化距北京较近，靠近领导机关，便于指导学院的工作。在总司令的关怀下，经过较短时间的筹备，炮兵学院即开始招生、开课。此后，为炮兵部队培养了大批干部。

　　敬爱的朱总司令对炮兵部队从最初的组建，到以后的训练、作战和干部培养等方面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些难忘的教诲，将永远激励着我们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在炮兵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面对炮轰泰然处之——朱德的“文革” 岁月

　　反对“顶峰”提法遭林彪嫉恨

　　山雨欲来风满楼。“文化大革命”前夕，国内政治气氛异常紧张。1965年12月，80岁高龄的朱德，在上海参加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上海十二月会议”。对这次会议的内容，会前的朱德毫不知情。

　　会上，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部长的林彪，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与野心，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搞突然袭击，暗中指使其同谋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等，在会上对罗瑞卿进行围攻，指责罗瑞卿在1964年组织的全军大比武是不突出政治、只突出技术的单纯军事观点；抓住罗瑞卿说过的“不应该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这句话，诬蔑是反毛泽东思想言论；还无中生有地说罗瑞卿要“篡军反党”等等。在会上，朱德对林彪等人这种做法非常气愤，表示异议。还针对自1959年9月彭德怀被免职，林彪接任国防部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多次鼓吹什么“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这种违反辩证惟物主义和历史惟物主义的错误观点提出反对意见。在林彪等批判罗瑞卿反对“顶峰”的提法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时，朱德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这不符合马克思辩证惟物主义和历史惟物主义的观点嘛，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意味着不能发展了，怎能这么说呢？”林彪等听了朱德的发言心里感到非常不舒服，便怀恨在心，酝酿着对朱德的报复。

　　“上海十二月会议”后，林彪等人加紧了篡党篡军夺权的阴谋活动。1966年5月4日至26日，朱德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就此，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开始了。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作了长篇发言，蛊惑人心地编造谎言说党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歪曲事实的批判。朱德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着作，学习惟物辩证法。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32本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二年时间读完，连下来就读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会议上关于“顶峰”的发言，诬陷朱德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他攻击朱德说：“别看你没有本事，整天笑嘻嘻的，其实你有野心，总想当领袖。”同时，康生也在会上诽谤朱德是“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入党，还是党外人士”；并诬蔑朱德“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和林彪在军内的亲信还到处煽风点火，恶毒攻击和诬陷“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当领袖”、“朱德是老机会主义者”等等。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反党集团骨干分子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赤膊上阵，指名道姓地诽谤朱德。尽管林彪反党集团骨干到处利用机会攻击朱德，但朱德以他的革命经历与品格及对党、对革命、对人民所表现的忠诚和卓越才能，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在这次会议上，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1个常委之一。林彪对此更是怀恨在心，对朱德施明枪、放暗箭，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阴谋策划，企图在全国掀起“打倒朱德”、“炮轰朱德”的恶浪。

　　面对炮轰泰然处之

　　1967年1月中旬的一天，戚本禹窜到中南海党中央机关，召集党中央机关造反派头头开会，策划布置“炮轰朱德”。当天晚上，指使几十个戴着红色造反派袖标不明真相的年轻人，突然闯进朱德在中南海的住处，乱吼乱叫，声言揪出朱德，造朱德的反。他们在朱德住处的门前、墙上贴满了“朱德是黑司令”、“朱德是大军阀”的标语和大字报，庭院里的地上用石灰刷写了“炮轰朱德”、“朱德滚出中南海”等侮辱性的大标语，还扬言要把朱德一家从中南海轰出去。当时朱德正在玉泉山参加一外事活动，他听到这些消息，连忙赶回中南海的家中。汽车刚开进中南海西门，远远就看见各种纸张的大字报贴的到处都是。他很奇怪，自己哪来这么多“罪名”。于是他凑近去看，看过一篇又一篇，除了一些空洞的叫喊，就是吓人的大帽子，千篇一律就是一句话：“反对毛主席”。这可真是天大的诬蔑：谁人不知当年红军是“朱毛”，朱德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的。那几天，朱德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半晌，除了喝茶，就是叹气，反复说：“是我的，我承认；不是我的，谁写的谁负责。”康克清过来问他哪里不舒服，他答非所问：“只要主席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你不要害怕，个个都是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

　　1967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和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党政大权，毛泽东对这一行动表示了支持。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继而掀起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乃至各行各业的全面夺权风暴。“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狂潮骤起，全国陷于空前混乱之中。林彪等人阴谋策划“炮轰朱德”的活动也随之逐渐加温、升级。

　　朱德对林彪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顽强的抗争。1月11日，朱德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针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的问题，在会上发言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把什么都搞乱了，搞到造成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怎么能行，要注意下大力量及时妥善解决。”他又针对新出现的群众组织之间武斗升级问题，强调说：“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还是一意孤行，武斗不但没有制止，甚至还在逐渐升级，发展到动枪动炮，砸机器、烧房屋，胡乱抓人，害人，这一定是有人在幕后策划搞鬼，破坏革命队伍内的团结，广大群众和干部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要注意识别这些人的阴谋诡计。”这些话使林彪、江青等人坐卧不安，他们更加嫉恨朱德。

　　不久，林彪、江青暗中指使戚本禹，煽动不明真相的中国人民大学部分学生在街头贴出“炮轰朱德”、“打倒朱德”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地处闹市，离全国妇联机关不远的北京市东单灯市东口街道的墙壁上辟了“朱德罪行”专栏。北京的一些群众组织还成立了“揪朱联络站”。戚本禹等人暗中加紧策划，准备2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批斗朱德，并让康克清陪斗。后来，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及时干预，才使戚本禹等人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是，北京造反派并未罢休，竟又在戚本禹指使下，派出“揪朱兵团”窜到朱德的家乡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大吵大闹要召开“声讨”朱德大会，张贴“炮轰朱德”、“打倒朱德”等大字报和标语，无礼闯进朱德旧居陈列室，捣毁和抄走文物，煽动当地群众反对朱德。由于朱德在全国人民和家乡人民中都享有崇高威望，当地群众并不到会，“声讨”朱德大会也只是由北京窜来的几个造反派用高音喇叭，胡乱大叫大喊一阵子了事。他们在一栋空闲旧房里住了一天，当地群众不给他们饭吃，也不供应水喝，第二天当地群众就把他们轰走了。

　　更有甚者，林彪还指派他在江西的亲信，窜到井冈山，强令井冈山革命纪念馆篡改陈列品说明词，将当年朱德在井冈山挑粮扁担改写成是林彪挑粮用的扁担，将扁担上的“朱德记”三个字换写成“林彪记”；把描绘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撤下来，换成毛泽东与林彪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

　　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上，批评了在“一月风暴”期间出现的把斗争矛头指向朱德的错误举动。他对出席会议的中央军委委员说：“朱德同志还是要保，他在国际国内的威望很高，要按照延安的规定，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由于毛泽东的保护，林彪等人在“一月风暴”掀起“炮轰朱德”的恶浪暂时平息。朱德才按往常情况，出席了当年国防部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和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大会，并检阅了群众游行队伍，但林彪、江青等并未因此而停止对朱德的诬陷、诽谤和攻击。

　　中共中央曾计划在1968年国庆节后，于10月10日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但由于时机尚未成熟，只好改变计划，先举行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为召开“九大”作准备。十二中全会于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朱德出席了会议。

　　在会上，林彪、江青等人暗中指使其同伙张春桥、吴法宪、谢富治等人肆意对朱德进行攻击、诽谤，诬蔑朱德是“军阀”、“黑司令”、“三反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并篡改历史，胡说什么是毛主席和林彪率领工农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吴法宪眯缝着小眼逼问朱德：在井冈山期间是怎样反对毛主席的？朱德并没有动怒，只轻蔑地看了吴法宪一眼，然后提起手中的拐仗，先朝天上指了指，再往地上点了点，意思是说“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与会的多数中央委员对吴法宪等人的这种拙劣表演非常气愤，私下里痛斥他们是“小丑”、“野心家”、“阴谋家”。

　　林彪、江青等人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企图在即将召开的九大会议上，迫使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岗位。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又授意当时担任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指使公安部的“造反派”，采取逼、供、信等手段，诱逼中科院的一位同志捏造了一份所谓朱德等组织“伪党”的材料。这个在1968年12月制造的耸人听闻的“伪党”政治案件，诬陷以朱德为首组织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共产党（马列）”，声称这是“埋在党中央的一颗定时炸弹”。

　　编造的这个“伪党”主要成员还有董必武、李富春、徐向前、贺龙、叶剑英、陈毅、萧华、伍修权等几十位中央领导和地方省、市领导干部，说这个“伪党”是想从中央到地方搞政变、全面夺权。更为离奇的是，他们还编造出这个“伪党”曾在1967年7月，秘密召开代表大会，一些修正主义政党的头目发来贺电。朱德在这次“伪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陈毅被选为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被任命为总理……。还说这个“伪党”设有若干常委，并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领导进行全国夺权的最高组织机构，甚至编造说朱德、陈毅曾签署一份发予台湾当局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介石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等。

　　这一政治陷害案，由谢富治直接操纵、策划，责令公安部门系统组织造反派追查、审问，曾伤害了众多革命领导干部和群众。他们将其认作是须急办的重大要案，要求定期按时逐级向指定的专人汇报案情，谢富治更是定期秘密向林彪、江青汇报。林指示其死党必须在九大召开前破案，以期达到将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挤出中央最高领导机构，扫清他们篡党夺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实现他们反革命政治野心的罪恶目的。

　　中共九大会议前，林彪等炮制的陷害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伪党”政治假案，喧嚣一阵，由于追查不出结果，而且露了马脚，这起假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83岁的朱德抱病参加。那几天，他正患气管炎，喘得厉害。林彪、江青一伙仍然不肯放过他，在会上多次对他进行围攻，逼他作检讨。那天，朱德开会回来，问康克清：“你认识不认识吴法宪、邱会作?”

　　康克清说不认识。

　　朱德又问：“你总该认识李作鹏吧?”

　　康克清想了想说：“就是过去在你警卫班里当战士的那个李作鹏吧?”

　　朱德嗯了一声。康克清感到朱德突然提起这几个人必有原因，就问他是什么意思。朱德叹了一口气，说：“这几个人，都左得不可收拾喽!”

　　九大闭幕不久，朱德就接到一个“勒令”，要他和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等人交代反党罪行。朱德说：“不要理它!”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宣布军队进入紧急状态。朱德觉察到这里有“鬼”。他对康克清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但在“加强战备、疏散人口”的名义下，许多被视为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都被疏散离开北京。朱德被指定到广东从化。

　　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发动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仓皇乘机叛逃，最终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林彪集团失败后，朱德的心境舒畅多了。

　　1973年8月下旬，在中共十大和十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他的住所会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朱德也应邀前往。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说：“当我送朱老总到会议室的时候，毛主席一下就看见了这位许久未见面的老战友，要站起来迎接。还没等他起身，朱老总已来到他的面前。毛主席微欠着身子，拍着身边的沙发请朱老总挨着自己坐下。此时，毛主席很动情，他对朱老总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老总操着四川口音高兴地告诉毛主席说：‘我很好。’在座的其他同志的目光早已集中到毛主席和朱老总这里。毛主席习惯性地从小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烟，若有所思地划着火柴点燃香烟吸了一口，又环顾四周，继续对朱老总说：‘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他重复着。又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对老战友周恩来的最后一个军礼

　　朱德同周恩来有着非同寻常的革命友谊。他是1922年在德国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入党的。此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朱德和周恩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并肩战斗与工作，生死与共，成为亲密的革命战友。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一号命令，朱德被疏散到广东从化。这个决定宣布后，朱德需要康克清跟他一起走，便于随时照料自己。再说，他也不放心她一个人留在北京。可是，当时康克清的一切行动都得听从全国妇联军代表的指挥，没有他们的允许，她是不能随意行动的。康克清向朱德讲了自己的难处。朱德无奈地说：“那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朱德的这个要求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在周恩来的干预交涉下，康克清总算和朱德一起到了广东从化。

　　1971年4月，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公开表示：“朱德同志年纪大，85岁了，身体不好，休息时间较多，没有参加这次运动。我们的红卫兵翻他的历史，说他犯过错误，反对过毛泽东同志，就在中南海里贴大字报，说他是‘黑司令’。毛主席站出来说话了，你们年轻人不懂得历史，这是不对的，朱德同志还是‘红司令’。虽然他犯过错误，但我们总还是在一起战斗到现在，所以党的九大仍选他参加政治局。”周恩来公开对外宣布朱德是“红司令”，对朱德无疑是个保护。

　　周恩来总理为了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夜操劳，积劳成疾，早在1972年就发现患了癌症，直至1974年6月，才在医护人员的强烈要求下，住进北京医院治疗。

　　周总理住院后，朱德非常关心他的病情，经常打问治疗情况，盼望总理早日康复。他多次要亲往医院探望，但又怕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心里总是惦念着，只要从秘书那里得悉总理病情稍有好转，就要秘书联系约定探望时间。而周总理也十分想念他的这位亲密战友，但考虑朱老总已年近九旬，仍在为国事操劳，已经够辛苦了，而且身体也有病，怕劳累过度影响老总健康；同时又考虑自己病情总不见好转，已显得相当消瘦，不愿老战友为自己过多地担忧。再者，由于江青等人阴谋干扰，两位亲密战友盼望能有更多机会见面相互问候的愿望，长时间未能实现。直到1975年7月11日，周总理病情稍有好转，又想到朱德过几天就要去北戴河疗养，于是，便约请朱德到北京医院叙谈。这是朱德同周恩来最后一次相见。那天，周恩来身体稍好一些，起床后在病房内做运动。他的卫士高振普回忆道：

　　他边运动边对我说：“你去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朱老总能不能来。”我答应马上去打电话。总理接着说：“现在是4点多钟，如果老总可以来，5点钟可以到这里，大约谈上半个小时，5点半可以离开，6点钟他可以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过几天他要去北戴河了，最好在此之前来一趟。”周总理住院后，朱老总几次想来看望，只是怕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周总理也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样子，所以一直没有让来。今天，总理约朱老总来，是想到朱老总过几天要去北戴河，需两个多月才能回来，总理担心到那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不会比现在好，所以，请朱老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

　　我把朱老总可以来的消息报告了总理，同时转达了康大姐的问候。总理在病房里来回走了几趟，对我说：“换上衣服，到客厅里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5时50分，朱老总到了。他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向客厅。周总理起身迎向老总，两人同时伸出双手。朱老总用颤抖的声音问总理：“你好吗?”总理回答说：“还好，咱们坐下来谈谈。”朱老总已89岁高龄，动作有些迟缓，我们扶他坐在沙发上。总理关心地问老总：“要不要换高一点的椅子?”老总说：“这个可以。”总理示意关上客厅的门，我们都退了出来，客厅里两位老战友开始了谈话。

　　6时15分，谈话结束了。总理送老总走出客厅，紧紧地握手告别。警卫员搀扶着老总上了车，总理目送着汽车开走，才转身回到病房。谁能想到，这次相见竟是两位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老战友的最后相见!

　　1976年元旦，朱德也在住院，刚好一点，他就出了院。在他生病期间，组织上没有将周恩来病重的消息告诉他。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怕朱德悲伤过度，一开始也不敢告诉他。那天下午，他还去接见外宾，接受国书。

　　回来后，康克清先慢慢地对他说：“总理病情最近恶化了。”

　　朱德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竟不肯相信。他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但他的心情还是显得十分沉重。

　　直到晚上7点钟，朱德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新闻时，才惊悉周总理不幸辞世，顿时，两行悲痛的热泪扑簌簌从昏花的老眼中流了下来。当时，在客厅一起看电视新闻的夫人康克清，女儿朱敏和身边工作人员一霎时也恸哭失声。朱德从电视播音中，听到周总理临终遗言，请后人将骨灰撒在伟大祖国的大地和江河时，更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已是老泪纵横，他揩着泪水，把女儿朱敏叫到身边坐下，悲痛地对朱敏说：“按照中国和许多外国人的传统习俗，人死后，遗体都要入棺安葬在地下。后来人们思想解放进步了，人死后，遗体火化，这是一次移风易俗的思想革命。党中央也早作过决定，党的各级领导人要带头，死后遗体火化。总理为党、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一生时时严于律已，处处模范带头，事事高尚清廉，高风亮节，不愧是人民的公仆，一个真正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围的工作人员也都聚精会神地默默聆听着。

　　周恩来治丧委员会的同志特地来看望朱德。考虑他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劝他不要外出活动，注意节哀，并建议他只参加一次周恩来的吊唁仪式。可他说什么也要参加全部吊唁活动。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那天，朱德穿上军装，在女儿的陪同下，赶到了医院。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当他吃力地走进灵堂时，双眼直盯盯地望着静卧在鲜花和翠柏丛中的周恩来，这位九十高龄元帅的刚毅的脸上，流下了热泪。他缓缓地走近周恩来的遗体，专注地望着共事50多年的老战友，似乎有话要对他说，可这已经是不可能。他努力站得笔直，异常庄重地举起右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千言万语都化在这崇高的敬礼之中。从此以后，朱德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经常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那里，时不时地叨念周恩来的名字。周恩来的追悼会就要举行了。秘书见朱德悲伤过度，连续几天彻夜不眠，身体特别虚弱，怕他撑不住，就征求他的意见：“去不去?”

　　“去，当然去!”沉浸在极大悲痛之中的朱德，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马上作了肯定回答。

　　可是，就要上车出发的时候，朱德却因两腿软得厉害，怎么也站不起来了。这使朱德非常不安，坐在沙发上，难过地叹气：“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猛然，朱德想起什么，忙吩咐说：“快把电视机打开!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电视机打开了，朱德怀着对老战友的巨大哀思，随着那撕心裂肺的哀乐，闪着泪花，送走了那系着黑纱的灵车……

　　弥留之际的最后期盼

　　朱德晚年最关心的是人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周恩来去世后，针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朱德有一次同江西负责同志谈话时愤慨地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1976年6月21日，朱德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不知何故，会见时间推迟了。当时外交部工作人员未通知朱德，他在人民大会堂长久地等候。外边天热，室内空调温度过低。朱德90高龄，在室内外温差悬殊的房子里待久了，着了凉，引起咳嗽，伴有低烧，吃了点止咳消炎药，症状也不见减轻。25日那天，康克清回家比较晚。朱德一夜不停地咳嗽吐痰。第二天早晨，发现痰里带血。经北京医院医生会诊后，建议住院治疗。朱德想到第二天还有会见外宾的任务，说：“不要紧嘛，等明天会见外宾后再住院也不晚。”已经连续几天感到不适的朱德，还是硬撑着起来，让秘书念念文件，为次日接见外国使者做准备。医生不放心，给他检查并请几个专家会诊，最后决定让朱德立即住院治疗。朱德听着医生们的劝告，脸上没有露出吃惊的样子。等所有的医生都讲完了，他才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要紧的。”

　　医生们着急了，都劝他：“委员长，你毕竟年岁已高，就是一声咳嗽，一次感冒都会危及生命的!还是住院吧。”

　　“你们放心。”朱德还是那样从容而执拗，“等我接见了外交使节，做完工作后，就来住院，这总可以了吧。”

　　医生们无可奈何，也为他老人家如此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动，只好勉强同意。不料，第二天，即6月26日，朱德已感全身无力。被送进北京医院治疗。几天后，朱德的病情稍有缓解。朱德躺在病床上，仍想抬起头来。他向医生提出，自己还要按约定时间去接见外宾。可是他的头颈无力，说话也不利落。医生们坚决阻止他：“委员长，你不能再活动了，一切要服从治疗!”

　　朱德没有办法，可眼睛还不时扫一下房门，希望有人会来接他去会见外宾。可是门口出现的却总是秘书。秘书俯在他耳边，小声告诉他，外事部门已有了妥善安排，你就安心养病吧。朱德这才翻过身去，闭上眼睛休息。7月初，朱德病情再次加重，多种病症并发，已报病危，但他神志还比较清醒。邓颖超、聂荣臻、李先念等纷纷前往医院探望朱德。在病榻上，朱德想的还是国家和人民，他关心的还是国家的生产建设。听说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来了，他紧闭的双眼立即睁开。两人紧紧地握手。朱德轻声慢语地说：“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又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他说得很慢，康克清和李先念两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的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四人帮”的，特别是后面的话。后来，再有人来看他，他都要睁眼看看，但是几乎已不能说话，神志很快也不清了。

　　7月4日，朱德已经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用尽全身仅有的一点气力，清楚地喊了一声女儿的名字：“朱敏。”朱德两眼露出期待的目光，凝视着女儿，口微微张了张，似乎有话要说。见此情景，朱敏立刻俯下身去，凑近父亲的耳畔，安慰他老人家说：“爹爹，你不用说了，我明白您的意思——‘永远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革命到底’。您放心好了。”听到这些话，朱德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朱德逝世，享年90岁。从住院到去世，只有10天。朱德病逝之后，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寓所里，刚被抢救过来的毛泽东，静卧在病榻上。这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赶来向他报告了朱德逝世的消息。毛泽东听完华国锋的报告，用微弱、低哑的声音问：“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他嘱咐华国锋一定要妥善料理朱德的丧事。

　　朱德的逝世，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领导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他们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示深切的哀悼，并且高度评价了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国领导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中国红军之父。”“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战士。”“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无私地忠于职责的典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伟大象征”。

　　【华发网根据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