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通减贫的艺术

郑瑟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5年贫困人口减少6800多万。

　　我国脱贫攻坚的目标是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完成易地扶贫搬迁280万人。

　　“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预计2018年中国的极端贫困率将降至1%以下。”日前，世界银行发布最新《推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发展》系统性国别分析报告，称赞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

　　报告指出，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人均收入增加了16倍，以每人每天生活费1.9美元国际购买力平价计，中国的极端贫困发生率由1981年的88.3%大幅降至2013年的1.9%，超过8.5亿中国人摆脱贫困。中国的减贫成就获得了举世瞩目的称赞。

　　2月12日，在四川成都市召开的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我们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政府提出在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这一目标意义深远，”泰国开泰银行高级副总裁蔡伟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国力增强，人均收入增加，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如此，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偏远地区仍存在众多贫困人口。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这些弱势群体，在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决心让所有中国人摆脱贫困，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这是一个有实力、负责任的执政党的担当。

　　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在美国经常与同事朋友交流中国的发展情况。“大家一致认为，解决贫困问题是中国取得的最重要的发展成就之一。”赵穗生说。

　　“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中国减贫人数超过6000万，这一数字超过了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人口总数。”荷兰阿姆斯特丹商学院教授弗朗索瓦表示。埃及《今日中国》杂志副主编伊斯梅尔也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城乡差别巨大，能让全国人民都脱离贫困、逐步走上致富的道路绝非易事，而中国共产党做到了。

　　人们往往把中国减贫的巨大成功归结于过去30多年快速的经济增长，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水涨船高。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没有增长，就几乎不可能使贫困指标下降。但增长仅仅是减贫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不少国家在经历增长的同时，贫困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有可能上升。这里的关键在于穷人是否从增长中得益，也就是所谓的增长的普惠性问题。显然，中国减贫成功的秘诀需要从普惠性的角度去寻找。

　　中国经济增长的普惠性至少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第一，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在中央政府层面，成立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并且每级政府都有相应的扶贫办公室，专门帮助支持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尽管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众说纷纭，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市场能够解决资源分配问题，但一个被越来越多人接受的观点是，市场无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更无法解决社会全面发展的问题。而贫困恰恰是收入分配问题的核心，本来就需要由政府来参与解决。

　　第二，积极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用专业术语讲，保证普惠性等价于控制贫富差距，而在所有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的最大组成成分就是城乡差距。这样一来，在欠发达国家积极有序推进城镇化便成为解决贫富差距的重要出路。这是因为欠发达国家的财力有限，同时贫困人口占据很大比重，非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也不高，所以基于“劫富济贫”的财政转移来应对贫困问题根本没有可行性。在这种情况下，减贫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让农村人口进城，与城市人口一起分享增长红利。目前在中国的城镇存在不少于2.7亿的农民工，他们支撑起大量农村人口的收入。如果没有工业化，没有城镇化，中国的贫困问题即便在今天仍将非常严重。现在，中国还绘制了乡村振兴战略蓝图，城乡融合发展将进一步为减贫事业创造条件、夯实基础。

　　第三，充分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要致富，先修路。”中国这句口头禅，折射了中国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基础设施的重视。事实上，中国在道路、通信、电力，饮水等方面投入巨大。基础设施的作用是方方面面的，最为主要的是减少交易成本和促进市场整合，这无疑推动了城乡综合发展，使农村能够从发展中受益。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基础设施可以被当作公共产品，而道路、电力、饮水和通信等公共产品能帮助有效降低贫富差距，即改善普惠性。

　　上述中国减贫经验在其他国家也具有相当的可复制性，关键在于相关中央政府的扶贫意愿、决心和力度。中国全方位扶贫、全社会扶贫的经验是其对全球减贫议程的一大贡献。展望未来，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业务的扩展、“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努力，中国将进一步为其他国家的扶贫工作传经送宝，帮助发展中国家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工业化，为国际扶贫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把发展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之策，坚持因地制宜，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工则工、宜游则游，以产业发展促进稳定增收。”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信阳市市长尚朝阳介绍，信阳市是河南省唯一的所辖县均为贫困县的地级市，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下一步他们将做大做强茶叶、油茶、弱筋小麦等特色产业，推广“稻虾共作”综合种养模式，加快高效种养和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特别是立足贫困村的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和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农村产业，把产业根基打牢。

　　近年来，许多地区在脱贫攻坚中，都把产业扶贫放在突出位置重点推进。“但这其中也存在全面开花，产业集中度不高;零敲碎打，产业规模化不足;埋头苦干，产业市场化不明;顺其自然，产业模式化不强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湖南省委会主委杨维刚说，产业发展有其原则和规律性，必须坚持及遵循，产业要集中和聚焦才能做强，要有规模化才能做实，要有稳定畅通的市场才能做大，要有可复制的模式才能做久，“可以一个村集中发力做一到两个有基础、有市场前景的核心产业，做出规模，做成模式，形成品牌和影响力。”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昭通市市长郭大进提出，希望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调动全社会特别是企业参与扶持深度贫困地区的积极性，将优质资源和优秀企业相结合，既能解决当地产业匮乏问题，又能促进农民工回流，破解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

　　没有内在动力，仅靠外部力量，帮扶再多，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代表委员都谈到，精准脱贫要避免出现“干部干，群众看”“干部着急，群众不急”的情况。

　　“在一些地方，少数贫困户达到脱贫标准后，依然不愿摘掉‘穷帽子’，归根结底在于没有安全感、缺乏自信，担心没有政策支撑，日子依旧艰难。”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渠阳镇江东大笋坪村村民朱登云说，贫困有客观原因，但也要从主观上找原因，从思想上拔“穷根”，激发内生动力。

　　“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这肯定是不行的。”文正友介绍，“我们对各类帮扶资金进行监督和管理，严格做到专款专用，不能一股脑儿把钱给分了，防止贫困户‘坐吃山空’。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已经办进了村，村民不但能从这里学到技术和手艺，更重要的是转变了思想观念，树立了‘弱鸟先飞’的信心。”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冷杰松认为，“精神贫困”人群虽然所占比例很小，但在脱贫攻坚战中的负面作用很大，必须“扶贫与扶志相结合，物质与精神共提升”。他建议：“要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采取接地气的方式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增强脱贫致富的决心和信心;还要健全激励机制，从政策层面堵上‘等靠要’的漏洞。如，将贫困户享有的政府扶贫政策和脱贫进展情况定期公开，健全贫困户退出机制。”

　　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其中存在的一些新情况也引起了代表委员的关注。

　　“坚持脱贫标准至关重要。”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原巡视员周秉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等多位政协委员提出，精准脱贫是按照现行既定脱贫标准推进的，如果因为不正确的工作方式而把贫困户“胃口”吊得很高等，就可能给群众造成误判，出现社会规则失序，引发新的不公。

　　“毕竟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多位委员们建议，在扶贫政策上，国家基本政策与其他各种帮扶力量的平衡与协调，坚持标准至关重要。否则，可能会引发攀比，造成政策误读，甚至出现争当“贫困户”的现象。

　　考核是脱贫攻坚中一项的重要工作。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民进甘肃省委员会主委尚勋武指出，当前考核工作存在指标庞杂、部分内容设计过于学术化、部分考核指标不够具体、重复填报、重复考核等问题。例如，在安全住房方面，对于牧民的帐篷、山区的窑洞等无论其是否存在安全隐患都一概不视为安全住房，这种认定方式就很不接地气。

　　尚勋武建议各省根据当地情况，尽快制定符合实际的考核标准。紧扣“两不愁、三保障”，简化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工作，完善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陶凯元说，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相当一批扶贫干部存在工作压力大的情况。为此，建议正视在扶贫系统压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人文关怀不足、干部管理的相关制度供给未能及时跟上所带来的问题，以确保全面彻底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人才保障。

　　今后3年中国还有3000万左右贫困人口要脱贫，而且越往后遇到的越是难啃的硬骨头。

　　“中国精通减贫的艺术。在减贫实践和经验方面，中国是全球无可争议的冠军。”南非人类科学研究委员会研究员亚兹妮·艾波尔表示，在经济改革和工业化的基础上，中国实现了绝大多数人口摆脱贫困。我们看到，一个成功的减贫战略必须建立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之上。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徐浩良说，十八大以来，中国秉承开发式扶贫的理念，采取精准扶贫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精准扶贫的有效实施为中国和世界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巨大贡献。

　　“贫困问题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来纠正。”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盟研究中心主任汤之敏表示，中国创新了脱贫模式，电商脱贫、旅游脱贫、光伏发电脱贫等资产性收益脱贫，是非常好的脱贫实践。中国的精准扶贫通过产业发展、教育和培训、生态保护、易地搬迁扶贫等为贫困人口创造可持续的发展机会，充分调动其潜在的自身能力及创造力。精准扶贫体现在对扶贫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到脱贫成效考核等具体到户的精准对策的安排上。中国在减贫领域的创新做法，对于全球减贫事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注重民生改善，让民众切实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弗朗索瓦因为工作的缘故，在过去的10年时间内曾4次前往中国。他对中国的变化有着切身的感受。弗朗索瓦说，中国政府做好减贫工作的同时，其他改善民生的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效果。特别是在环境整治、教育公平与医疗服务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为民负责的原则，详细制定各项政策措施，并一以贯之地落实下去，因此成效显著。”弗朗索瓦说。

　　蔡伟才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具体体现在全体人民的民生改善。良好的医疗、教育、住房、环保、食品安全是民生福祉的基本条件，是广大民众的基本需求。中国政府加大力度改善民生是顺应民意，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为广大民众的生活带来切实改变。

　　伊斯梅尔指出，当下，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空前增强，这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在民生工程建设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在中国国内有力地凝聚了人心，激发起中国人民对更加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而且这一伟大实践也给世界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学习的成功案例和榜样。

　　艾波尔表示，有效的政府治理在于其是否有能力兑现给人民的承诺，为人民提供基础服务，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益。中国在减贫与改善民生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源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对于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非洲国家应当与中国加强合作，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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