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一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新路

郑瑟

　　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作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大决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建好新型智库”，受到相关科研机构及行业的关注。多位行业工作者就如何建好新型智库提出了宝贵建议。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并越发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筹码，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刘琛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建好新型智库”，特别符合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建设需要。智库是服务国家战略不可或缺的组织，其优越性在于它的研究更能抓紧时代脉搏、反映国家亟须、体现战略思想，且具有世界意义。“任何国家都需要‘高水平、高质量、创新型、战略型、从问题中来又回到问题中去’这样的研究成果。”她表示，加强新型智库建设，一方面要创新理念、方法，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另一方面要具有国际视野。“这是全球化时代对智库最根本的要求之一，因为我们的问题会影响世界，世界的问题也会影响到我们。”她说。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过去5年，我们认真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创新生态，形成多主体协同、全方位推进的创新局面。今年，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工程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抓住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战略机遇，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充分发挥工程科技的特色优势，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工程科技战略咨询为主攻方向，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原则，努力建设“创新引领、国家倚重、社会信任、国际知名”的高端科技智库，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坚强智力支撑。

　　一、始终把为国家科技决策提供准确、前瞻、及时的建议作为推进国家高端科技智库建设的中心任务。

　　中国工程院要组织广大院士围绕事关科技创新发展全局和长远问题，善于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研判世界科技革命新方向，为国家科技决策提供准确、前瞻、及时的建议。

　　1、围绕事关国计民生的全局性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和综合性的咨询研究。

　　2、围绕重大工程科技决策，开展咨询研究，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3、围绕应对突发性重大事件决策开展应急性咨询研究。

　　4、对国家重大工程、重大科技计划的立项、进展情况及实施效果等进行第三方评估。

　　二、始终把人才队伍作为推进国家高端科技智库建设的第一资源

　　为推进国家高端科技智库人才队伍建设，工程院将充分采取“强核心、大协作、开放式”的方式，在发挥院士群体领军作用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各领域专家参加战略咨询研究，并通过完善战略咨询工作组织方式，持续激发人才队伍的创新活力，不断培养和造就优秀的战略咨询人才队伍。

　　1、建设以院士为核心的战略咨询领军队伍。

　　2、建立以专家为骨干的咨询研究队伍。

　　3、建立专业化战略咨询支撑研究团队。

　　三、始终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持续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主要驱动力

　　高端智库建设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有利于智库运行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以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持续推动高端智库不断产出战略思想。

　　1、加强统筹领导与整体布局。

　　2、完善知识服务系统建设和科学咨询方法的运用。

　　3、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1月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出，必须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出发，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紧抓好。近年来，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各地的党委、政府，对智库建设都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全国各地不同类型的智库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但目前我国智库建设发展的状况跟党和政府的要求相比还相差较远，能够真正为党和政府起到决策作用的智库非常少，大多数智库建设还处于摸索、起步阶段，未来可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智库建设。”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紫金文创研究院院长李向民表示。

　　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意见》精神，推动文化系统艺术研究机构更好地发挥智库作用，文化部文化科技司于2016年起实施“文化艺术智库体系建设工程”，整合社会各方研究力量为文化艺术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并着力搭建建言献策渠道，自2017年初至今，已陆续推出23期《文化智库要报》，重点推介有分量、有深度、有价值的应用性研究成果，内容涉及公共文化服务、边疆文化安全、文化科技融合、文化交流与传播、文化法制建设等多个方面。

　　据了解，今年2月起，《文化智库要报》陆续在文化部政务服务管理平台《政务资源》栏目发布。“希望借助该平台进一步凝聚文化行业的社会研究力量，充分发挥艺术科研关注现实问题、服务政府决策的积极作用。”文化科技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指导组建“文化智库联盟”，重点以文化智库联系点为联盟成员单位，建立智库群体交流机制，整合系统内外研究力量开展研究咨询工作，进一步提升文化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推动研究成果转化。

　　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提出要建设一批“国家亟须、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这是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一项重要而有力的战略举措。过去一年多来，我国高端智库建设成效显著，但仍存在咨政能力与研究实效总体不强、岗位类型与人才结构比较单一、绩效管理与成果激励尚不到位、制度保障与内外部协作亟待加强等突出问题，亟须从多种路径入手破解。

　　一、 我国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取得良好开局

　　自《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启动实施以来，我国高端智库建设初年总体取得良好开局。一方面，高端智库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支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划布局、政策建构、管理运行、制度设计上取得积极成效，现已基本形成规范化管理建制与体系化发展格局;另一方面，首批25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普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针对性地强化建设标准与管理规范，制定机构管理与经费管理细则，完善试点工作思路，并在组织架构、职能结构、内部治理、人才培养、成果产出、对外交流合作等改革中持续创新、不断优化，重点体现在：机构建设加强统筹性部署、组织架构推进专业化导向、职能类型加快多元化拓展、人才队伍呈现复合型特征、科研管理侧重咨询化改革、国际交流深化多类型合作等六个方面。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高端智库建设高度关注，大量研究机构积极争取未来试点机会，重视智库发展的社会氛围日渐形成。

　　二、 现阶段我国高端智库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

　　第一，咨政能力与研究实效总体不强。

　　首先，缺少紧密对接阶段性改革发展部署的重大现实议题聚焦，全局性战略研判和针对突出矛盾问题化解的操作性建议较少。研究选题多基于专业学科分类，造成热门领域扎堆研究、重复研究，潜在重点领域咨政实践与研究创新严重不足的局面。其次，研究方法与政策分析工具比较滞后，研究结论中定性推论较多、定量分析较少，高效运用现代信息化手段解析发展趋势、研判政策走势的实践不足。再次，成果评价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上级批示与政策实效并重的考评机制，在决策贡献力、领域公信力、社会影响力等维度上欠缺合理的指标权重划分。

　　第二，岗位类型与人才结构比较单一。

　　首先，岗位种类相对固化，在业务性领域缺少具有适度竞争、以决策咨询需求为导向的滚动聘用性岗位设置。其次高层次研究队伍比较匮乏，大部分高端智库在中央重大战略亟须与重点新兴领域欠缺专业化人才梯队支撑;首席专家、资深研究员等管理型研究岗位尚未从行政管理岗位体系中完全分离，其先导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再次，人才流动不够充分，灵活高效的选人用人机制还未普遍建立，智库与相应领域决策部门间的人才交流与双向输送方面缺少常态化、制度化建设。

　　第三，绩效管理与成果激励尚不到位。

　　现阶段，大部分党政类高端智库仍普遍施行政府部门的行政化管理体制，面向专业研究人员的岗位绩效管理尚不成熟，经费支出、预算决算、人事奖励等方式方法较之行政单位没有明显突破。与此同时，作为决策咨询与政策研究、评估、解读等职能相结合的部门，智库人员的智力性成果产出类型比较多元，部分咨询和评估类成果由于实效性、涉密性等原因无法纳入常规绩效考核范畴，缺少针对不同类型成果的业务绩效转换与动态激励机制。

　　第四，制度保障与内外部协作亟待加强。

　　一方面，欠缺高端智库深度参与决策过程的制度保障与标准化程序建设，智库工作仍处在政策实际运转的“体外循环”，其对决策的调节、预警、修正、评估等核心职能未得到真正体现。另一方面，党政、高校、企业和社会组织类智库的管理与发展模式趋同，缺少面向不同类型智库运行规律与特点的差异化政策供给。此外，我国高端智库的内外部发展协作还普遍停留在相互搭台宣传等较浅层次，深入的领域研究与人才共建协作较少。

　　三、 进一步深化我国高端智库建设的几点建议

　　第一，加强咨政供需对接，提升研究能力与决策咨询效率。

　　首先，要切实提升高端智库咨政实效，在决策部门与相应领域高端智库间建立研究供需对接与成果应用机制，强化高端智库在所属决策咨询领域的长期调查跟踪与咨政经验积累，完善信息化政策研究支撑平台与“决策咨询大数据”建设。其次，现阶段要重点以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为依托，明确智库参与公共决策重点流程，建立试点单位与相应领域决策部门间的决策问询机制与政策评估机制。再次，要构建面向党和国家重大改革发展议题的智库研究协作机制，统筹各领域高端智库优势特长，突出其“小机构大网络”研究组织职能。

　　第二，健全智库治理体系，优化组织架构与议事职能机构。

　　首先，要准确把握智库建设规律与现阶段共性问题，研究不同类型高端智库的差异化政策供给，细化分类管理工作规范。其次，要优化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主体职能，重点发挥其在促进供需对接、制定行业标准，规范评价监管、增进机构协作等方面的管理协调职能，将体制机制建设侧重交由智库自身进行探索。再次，要创新高端智库内部治理，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与科研管理分工，在“党管智库”原则下完善理事会或决策咨询委员会业务管理体制，健全决策咨询平台建设。

　　第三，丰富岗位人才结构，建立绩效聘任与轮转交流机制。

　　首先，要着力培养高端综合人才与专业领军人才，强化管理型研究岗位设置及其职责，落实重点领域首席专家责任制度，发挥其在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制度搭建与引领带动作用，同时遴选对中央决策作出突出贡献的智库专家构成“资深研究员”队伍，与首席专家共同带动所在智库人才体系建设。其次，要创新高端智库人才培养模式，拓宽人员上升路径，在参公类智库中积极试行职务职级并行与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制度，在非参公类智库全面推行咨政绩效导向的岗位聘任制度。再次，要切实搭建高端智库与相应领域决策部门之间的人才交流机制，常态化安排智库研究人员通过定向输送、挂职、借调锻炼等方式参与决策部门行政工作，同时重点针对学者型官员群体，探索建立其与智库间的轮转流动与智库履历考核制度。

　　第四，完善经费保障体系，强化资金支撑与人员激励路径。

　　首先，要研究完善契合高端智库职能结构与业务特点的经费管理体制，以绩效导向、动态调整为原则，合理设置调研、咨询、评估及外事工作在国家高端智库专项经费中的比重。其次，逐步强化国家高端智库资金支撑，探索建立由中央财政经费、政府购买服务、社会公益捐赠、智库建设基金构成的公益性资金结构，健全资金管理与监督机制。再次，持续完善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评价指标体系，重点要将机构评估、成果评价与人员激励有机结合，根据智库人员参与决策咨询与政策研究及评估工作实际贡献，形成多劳多得、优劳优得机制，强化智库投入的人力资本导向与绩效管理体系建设。

　　第五，深化对外合作交流，提升国际议题参与和话语体系建构能力。

　　一方面，要深化国家高端智库与全球顶尖智库以及国际合作组织的研究交流，提升其参与全球治理研讨、国际议题设置、协商谈判、规则制定的能力，常态化输出“中国倡议”“中国方案”，构建对外舆论宣介与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要探索国际化智库人才交流机制，立足“开门办智库、开放办智库”原则，选聘优秀国际研究人员阶段性参与课题研究与智库建设工作，传授领域研究方法与政策分析工具，同时有序选派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人员到国际发展合作组织及其议事职能平台进行锻炼和学习，促进理念交流与领域共建。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那么，如何让智库真正发挥智囊和参谋作用?“智库参与政府决策能否制度化，智库能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掌握政府部门的相关信息，智库专家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等问题，都需要重视和解决。”李向民建议，要逐步形成智库专家到政府部门挂职锻炼的制度，让一些没有政府工作经验的专家参与到相关部门的工作中，了解实际工作所需，调整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可请智库专家作为“参谋”参与政府相关的调研活动，使专家从中得到更加完整的信息，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智库是为政府决策服务的，但智库建设不能急，无论从专业还是行业上看，都要重点突破。对高端智库要重点加强管理和培养建设，对现有的研究机构要进行指导和辅导，以帮助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智库。”他说。

　　新时代的智库建设该如何发展?“进入新时代，智库建设要有新目标、新方式、新作为。”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张超表示，新时代的智库建设将更专业化、精细化，加强新型智库建设，需要研究新时代的特征与要求。他建议：一是要建设高端文化智库，发时代之先声，挖掘、传播文化自信和正能量。二是文化智库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方向，做到“三个服务”，即为党和政府部门服务，提供决策咨询;为社会大众服务，提供文化消费、文艺欣赏的解读;为文化企业服务，研究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发展政策，促进文化产业有序健康发展。三是研究方法要创新，智库建设既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又要适应数字时代，善用大数据分析，这样才能不断拿出具有真知灼见的成果，实现智库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的目的。

　　正如有论者所称，“在全球化的时代，没有国内领先”，智库建设也是如此。我国智库要发挥和提升国际影响力，就必须在下列方面做好文章。

　　第一，抢占智库建设的制高点，提出自己的理念。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全球治理思想，正是这样的中国理念。它不仅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大目标，也应该成为我国智库建设的理念和行动指南。在现实层面上，当前全球化遭遇逆流，现有国际秩序的主导者美国转向国内优先，也为我国智库走向世界、提出中国方案、发挥引领作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也正是我国智库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扩大国际影响的大好时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认为，目前不仅仅是中美智库合作的最好时期，还是全球智库合作、共享人类智慧的大好时期。

　　第二，扩大国际影响力同时还要练好内功。

　　其一，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智库体系及相关制度，特别是法治制度。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应将政府购买社会咨询服务纳入法治化管理的轨道，建立健全有关公共决策智库咨询的法律法规。具体包括：建立重大决策问询制度，以立法形式对政府公共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过程进行规范，咨询采纳过程公开透明，同时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跟踪评估，从而提高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其二，建立国际通行的组织运营、人才流动、管理与激励、资金筹集与使用、成果转化应用等多种机制。在人才流动上要打破政府和智库之间的壁垒，建立起中国式的“旋转门”机制。智库研究人员则到政府相关部门挂职或任职，了解政府决策部门的需求及运作机制。在人才使用上要打破僵硬的传统模式，对那些有丰富政府工作经验和顶级智库背景的高端人才，应突破年龄限制，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经费问题上，政府应通过立法和相关政策，推动建立基金会制度，鼓励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对此类基金会的捐赠或直接对智库的捐赠，并对于相关的捐赠在税收上给予相应的减免。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也应该更加灵活，可以考虑在部分有条件的社会智库试行预算制，增加用于人力资本的支出，以提高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一部分课题经费的支出往往占到总额的60%。

　　第三，加强国际合作，鼓励智库有序和有计划地走出去。

　　走出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机构走出去，可以借鉴国外著名智库的做法，在全球关键性国家和地区布局设点，建立海外分部或办事处。比如，2017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正式建立了中国首家在欧洲独立注册的智库——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二是人员走出去，包括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到国外著名高校和智库讲学或做访问研究等。在这方面应该说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基础，但广度、深度和成效上还有待提升。三是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智库的国际影响，说到底，还在于其提供的智力产品，包括服务。在这个意义上说，机构走出去也好，人员走出去也好，本质上都是为产品走出去服务的，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产品走出去的一种方式。

　　要防止那种不顾实际条件地追求速度和规模的倾向，切不可盲目冲动，一哄而上。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还应警惕正在抬头的“中国文化威胁论”的新动向。近年来，随着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发展和成功，一些海外势力开始渲染所谓中国“文化渗透”和“文化威胁”，一些美国高校甚至中止了与中方的合作。因此，在智库走出去的过程中，应汲取类似的经验教训，减少可能遇到的阻力。

　　第四，探讨智库国际交流合作的多种形式。

　　其一，智库间的常规交流，如人员互访、共同举办学术活动等。在此基础上，还应该进一步建立交流与合作网络，使交流合作常态化、机制化。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组建的“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这一机制对于沟通协调我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智库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推动中国—中东欧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二，合作研究，由双方共同承接研究项目，合作成果由双方共同发布，借助有影响的国际平台传播中国智库的声音。其三，建立联合研究机构，这种联合机构可以设在国外，也可以设在国内。

　　实际上，目前在国内已有比较成功的先例，值得推广。比如清华大学与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联合设立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汇集来自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资深专家、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等开展对话与研究，涉及的热点议题包括国际经济与贸易、气候变化与能源、核不扩散与裁军以及其他国际安全挑战，如朝鲜半岛问题、阿富汗问题和伊朗问题等等。此外，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同英国、美国和印度相关机构，完成了一份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报告，该报告对巴黎气候大会的讨论具有推动作用，也是中国智库国际交流合作的一个典型案例。虽然目前这类联合中心还是以外方为主，但这样的平台对于我国智库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跟踪国际前沿，扩大国际影响力，是非常有益的。今后，随着我国智库的发展，这种合作将更加平衡，我方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大。

　　第五，开展与发展中国家智库之间的合作，尤其是与一带一路国家智库间的合作。

　　传统上，在智库的对外交流合作中，我们的眼睛往往只盯着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智库，在一定的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我国国力的提升，全面走出去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展开，这一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国家战略的新要求。当前，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日益上升，国际参与的意识和要求日益强烈。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界和智库机构，也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关注中国发展的经验，渴望与中国学术和智库机构进行交流合作，并在许多场合提出了合作倡议。对此，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积极回应，顺势而为，以新的思路和方式，推进我国智库与发展中国家智库间的交流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同时也进一步提升我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在具体做法上，可以借鉴发达国家与国内有关单位合作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的模式，与所在国合作建立我国智库的海外分支机构或办事处。

　　第六，充分意识到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应特别重视区域国别研究智库的发展。要改变过去那种区域国别研究只重视大国，只停留在欧洲、非洲、拉美等地区宏观层面研究的倾向，把区域国别研究真正落实到具体的国家，包括中小国家，尤其是要培养一支专业化的区域国别研究专家队伍。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世界大国，迫切需要加强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区域国别研究，此类智库需要国家从战略上重视，重点支持，有选择地突破。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国际格局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我国智库应把握这一历史性的机遇，大胆改革，一方面加强自身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智库竞争，扩大国际影响，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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