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3”飞机坠毁调查报告：林彪尸体上没有发现弹孔

Mary

　　林彪出逃时所乘坐的专机坠毁后的残骸

　　2007年，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朝伦·达西达瓦写了一本小册子《林彪元帅之死》，没有公开出版，仅印了300册。我通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有幸得到一本，从中读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九·一三事件”细节。

　　苏联人拿走了林彪飞机上的黑匣子

　　达西达瓦教授在书中披露：1971年9月13日1时53分至55分，蒙古边防总队的哨兵发现一架大飞机自中国方向414号界碑入侵，声音非常大，没有灯光，飞向苏赫巴托省那伦县。2时，肯特省贝尔赫萤石矿的警卫也发现了从东北向西南飞去的这架大飞机。不久听见巨响，看见火光。

　　2时27分，在贝尔赫矿西南14.8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这架大飞机坠毁。

　　这是首次披露林彪飞机坠毁的准确时间，过去都是说2时30分。而达西达瓦的这个坠机时间是准确的，后面还要交代。

　　最早到坠机现场的是肯特省公安厅驻贝尔赫矿小组代表珠尔默德，其他还有数人到场。

　　坠机现场燃起大火，面积有一平方公里。他们首先是把火扑灭，同时采取保护现场的措施，白布单盖着的九具尸体没有挪动。然后搜集没有烧毁的文件、物品，派人骑摩托车到省会报告。

　　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带着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到坠机现场时，蒙古人和苏联人已经把重要的物品拿走了。

　　蒙古肯特省公安厅厅长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在休养所休养，9月12日晚上他去参加舞会，13日凌晨2时多他听到飞机的声音，并不知道是什么飞机。

　　这说明林彪专机飞得低，所以声音非常大。

　　9月13日一大早，县政府叫他快到省会去，中午，省里派了一架双翼小飞机送他到现场。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在空中绕着坠机现场飞了两圈，用电话向蒙古公安部长德吉德少将汇报了看到的坠机现场情况。

　　不久，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登比列格、公安部长德吉德、情报局局长德钦将军，国防部第一副总长图门登贝尔勒少将坐伊尔－14飞机也来到现场视察。

　　9月14日零时，蒙古公安部部长德吉德接到中央电话，让去现场的人员立即返回乌兰巴托，向以泽登巴尔为首的政治局汇报。可是温都尔汗机场没有夜航设备。正一筹莫展时，蒙古人民军空军司令朝克将军责成机场，准备一批小铁桶，隔一百米放一个，装上木块，浇上汽油，点上火，以此充当跑道灯。

　　原来温都尔汗机场没有夜航设备，潘景寅夜间驾机，就是飞到温都尔汗机场上空，也不可能发现简陋的红土跑道。

　　9月14日这一天，朝克将军到坠机现场。一批苏联军事人员从俄罗斯赤塔州后贝加尔军区乘坐米格－8直升机也到了。朝克将军和苏联人在现场会晤。

　　苏联人刚开始关注的是这架英式三叉戟飞机的技术资料，并没有关心飞机上的乘员。

　　云登副外长回忆，苏联大直升机9月15日上午拉走了一台发动机。

　　苏联人拉走发动机的动机非常可疑，过去人们都说是苏联人想研究英国的先进技术，现在看未必，很可能苏联人想掩盖什么。

　　达西达瓦说，苏联人把坠毁飞机的黑匣子也取走了。黑匣子里有很多仪表，记录着工作情况和人员谈话，是比较可靠的工具。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认为不行，不能让他们拿走，但是朝克将军还是把黑匣子给了苏联人。苏联人拿走黑匣子之后，从来没有对蒙古讲过黑匣子里有什么内容，这给我们调查飞机坠毁原因带来了困难。

　　林彪专机的黑匣子在苏联人手里，可至今俄罗斯仍秘而不宣，还大量散布林彪专机飞到苏蒙边境的谎言。至于中国人为什么不要黑匣子？首先国内没有指示，当时大使许文普、孙一先等并不知道飞机失事首先要找黑匣子。更何况因为中蒙谈判中断，现场所有物品都没有移交中国。

　　“林彪手令”和航图也不见了

　　朝伦·达西达瓦在《林彪元帅之死》中比较详细地列举了坠毁飞机的有关物品。他在担任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前，曾任蒙古国家档案馆馆长，他应该是看到坠毁的林彪飞机清单的。

　　达西达瓦说蒙古的调查人员在现场看到一些文件，如飞机低空高度仪的俄文说明书等有关材料。可能是飞机的遗物太多了，达西达瓦并没有详细列举所有物品。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一书中提到，他在现场拣到一张英文注意事项，写明飞机型号Trident-IE（三叉戟IE），据此孙一先估计这是一架专机。再往前走孙一先看到一条宽条纹的小型毛毯，上面印着PIA（巴基斯坦国际民航缩写）。这些达西达瓦都没有提到。

　　沈庆沂在坠机现场发现一个红色塑料皮的小册子，64开。红塑料皮大部分烧焦，看不出书名，里面的文字只烧掉一个角，开头是“首长和同志们”，结尾是“长时间热烈鼓掌”。看来是一个讲用报告，讲了空军的发展，其中讲到技术革新，举例说有一种微型电台超过国际水平，还有型号和数据。孙一先用照相机把这几页拍了下来，心中奇怪为什么蒙方没有拿走？

　　当时孙一先、沈庆沂他们并不知道这是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据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回忆：林立果把这个讲用报告放在上衣口袋里，里面夹着一张横写的“林彪手令”。1971年9月8日，林立果从北戴河到西郊机场，下飞机时他曾出示给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看，以后林立果又给林办老秘书关光烈看过。

　　沈庆沂和孙一先在坠机现场翻过这本小册子，想拿走，但被现场看守的蒙古人制止。他们注意到小册子里面并没有夹着“林彪手令”。

　　难道是蒙古或苏联人把讲用报告扔下，把里面的“林彪手令”拿走了？

　　沈庆沂注意到两堆尸体中间，有一堆物品，明显是蒙古人堆集起来的。其中有两个飞行员图囊，一个烧了一半，另一个基本完好。孙一先打开图囊，里面只有几只黑铅笔和红蓝铅笔。他问航图哪去了，蒙方陪同人员摇头不语。

　　图囊旁边是一堆手枪，大多完好，有几只枪的枪把烧焦，露出空子弹梭子。孙一先数了数，子弹43发，没有空弹壳。还有两个手枪套和几个空弹夹。沈庆沂看到手枪有六支，一支苏制AK型，五支写有“59SHI”。蒙方问“59SHI”是什么意思，孙一先回答，是手枪型号，1959年中国制造。

　　坠毁飞机上有一块手表定格在2时27分

　　达西达瓦在《林彪元帅之死》中记录的坠机现场物品：

　　六支枪（蒙古和苏联的联合调查报告中说是八支枪），有的枪上了膛，有的保险关着。还有一支微型冲锋枪，两把匕首。

　　中国纸币65元，一张5元，六张10元。

　　李平出入证，3726部队营门出入证。

　　林立果证件，002003号。

　　一张合影照片。

　　其他物品：钢笔、铅笔、罐头、糖、梳子、餐具。

　　还有烧坏的一只白色女鞋；烧坏的一只灰白手提包，里面有一件绿色军上衣；还有三件旧蓝布裤、胶鞋、白背心、手帕等。

　　物品记录本、燃油记录本、手电、轮胎压力表、逆光镜等。

　　飞行员包一个。

　　3726部队第三中队邰起良的空勤工作记录。

　　布票，飞行员须知，飞行专业课本。

　　便携式录音机一台，三盘录音带，录有毛主席语录歌曲。

　　手表五块，一块上海牌，表针指在2时27分。

　　这个时间准确说明了林彪飞机坠毁的时间。因为飞行人员的手表必须准时。而叶群、林立果等人要跑，也需要准确对时。还有一块黑盘表没停，17时30分，与乌兰巴托时间相符。此表可能是林立果的，确定了蒙古政府官员到达坠机现场的时间。

　　飞机交接记录本，新疆地区飞行图，泰山机场图，油本，低空技术说明书，使用细则，华东地图，飞行时刻表，译文四页，报务制度，航空简语。

　　在这些地图中，应该有达西达瓦没有提到的山海关到伊尔库茨克的航图。

　　时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云登事后回忆，机内发现一张标出航线的航图，从河北省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茨克。

　　迫降在怀柔的直升机现场也发现同样的航图。就像“林彪手令”有横竖两个一样，山海关到伊尔库茨克的地图也应该有两个。不知道为什么，达西达瓦没有提到这张标有伊尔库茨克的航图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及讲用报告里面的“林彪手令”。很可能这张航图同三叉戟主发动机、黑匣子一起，被到坠机现场的苏联人拿走了。

　　在这些物品中，孙一先和沈庆沂见到了林立果出入证，没有贴照片，但写有林立果的名字，男，24岁，干部。沈庆沂让孙一先把这个出入证拍下来。

　　孙一先和沈庆沂还见到达西达瓦省略的一些物品：一本《法兰西内战》，一个巴掌大的拍纸本，用铅笔写一些零散的字，内容不连贯，难以猜透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红塑料皮空白日记本，一个汽车驾驶执照的塑料封皮，数张一角钱，以及扑克、小勺、水果刀等。

　　至于白色女鞋，达西达瓦说见到一只，而沈庆沂和孙一先则见到了两只，是乳白色半高跟浅口女皮鞋，其中一只鞋腰和后跟烧焦了，另一只完好。鞋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在迫降前，机上所有人已经脱掉了鞋。也就是说，飞机坠毁时，鞋和人不在一起。

　　关于林彪专机的有关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朝伦·达西达瓦披露了林彪专机坠毁现场发现的“飞行登记本”的内容。

　　从1970年12月5日至1971年9月12日，每月飞行6至50次，共飞270次；1971年9月，飞行80次。

　　1971年1月至9月12日，每月夜航2至18次，特别是9月2、6、7、8、9、10日夜航。

　　8月飞行50次，9月20次。

　　在新疆沿苏联边界12个城市飞过。

　　从华中8个城市，加油17次，共加油63492升。

　　这些数据是真实的吗？

　　林彪专机地面机械师沈宝发解释说：加油本应该是256号三叉戟的。加油63492升，并不多，三叉戟一次就可以加20吨以上的油。至于“飞行登记本”，不是256号三叉戟的，而是某飞行员个人的，与256号三叉戟无关。因为专机机组成员是临时组合，并不是完全固定在某一架专机上。

　　也就是说，达西达瓦公布的飞行记录是飞行员个人的飞行记录，不是256号三叉戟的飞行记录。

　　256号三叉戟1971年9月6日才交付使用。沈宝发回忆：此前256号三叉戟一直在改装，拖得我们都烦了。

　　据沈宝发讲，本来林彪专机是要用254号三叉戟的，这是巴基斯坦总统座机。但因为飞行时机头被小鸟撞过，有一个小坑，显然不适合再作为一号专机，于是决定改装256号三叉戟，用作林彪专机。四架三叉戟进口时已经在巴基斯坦飞过好几年，一些机件老化，必要的备件买不到，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四架三叉戟的飞行时间不一，原则上把四架三叉戟上最好的零件换给256三叉戟。西郊机场修理厂和林彪专机的机械师一起，开始大规模改装。除把普通客舱拆掉，隔出单间，设置卧室、办公室外，还按林彪怕风、怕光和喜欢绿颜色的习惯，精心布置机舱，整整改装了三个月。

　　“九·一三事件”后进驻空军34师的总政工作组成员刘岩回忆：1971年8月潘景寅试飞，去过山海关，也飞过较远的航线。但他始终对自己的落地动作不满意。9月11日，潘景寅再飞东北航线，经沈阳二台子机场，再到长春，接回在长春解放军医院治疗小儿麻痹的大女儿。有人看潘景寅情绪不好，询问他。潘景寅回答飞机落地还是不理想。

　　9月12日傍晚，林立果坐林彪专机从西郊机场到山海关机场，9月13日凌晨林彪第一次坐256号三叉戟，就机毁人亡。

　　蒙古政府关于林彪专机的现场调查

　　达西达瓦在《林彪元帅之死》中披露，蒙古政府调查人员从林彪专机坠落地点向南500米的地方看到第一具尸体。九具尸体散布面积为50米×20米，尸体之间相隔3米至15米。烧伤程度1至2度。

　　蒙古政府调查人员开始只拍了八具尸体，没发现第九具（飞行员潘景寅），后来才发现，他爬远了。

　　而据孙一先拍的潘景寅的尸体照片，潘景寅仰面朝天，两臂伸过头顶，手心朝前，似举手投降状。他的两脚叉开，左腿挺直，右腿弯曲，脚跟蹬地，像是要挣扎着站起来。孙一先说：看来潘景寅生前似非常痛苦而折腾过。翻过身来，他的后背尚贴着衣服残片及枯草，臀上剩有裤腰碎布及一段腰带。

　　难道潘景寅在飞机爆炸时还活着，并在火中爬行了一段，然后挣扎翻身想蹬地站起来？但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与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谈判的蒙方人员认为，中国这架256号三叉戟在蒙古坠毁，可能有特殊任务。蒙方要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提供飞机乘员名单，中国方面没有正式答复。蒙方认为：如果真是民航飞机，蒙方的要求是可以满足的。

　　在这种情况下，蒙古政府认为，要确定这架飞机坠毁和人员死亡的原因，必须要有一个调查报告。

　　蒙古政府组成由国防部第一副总长图门登贝尔勒少将为首的政府委员会，成员以去过现场的有关部门负责人为主。应蒙方邀请前来的苏联有关部门高级专家协助该委员会调查。

　　1971年10月12日，在蒙古国防部、总参谋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中，苏军驻蒙古司令官克里夫达中将介绍了苏方对坠毁飞机调查的看法。克里夫达说：坠毁的中国飞机隶属驻扎在北京郊区的第34师，中方说该机民用。我们很容易证明，这架飞机属于军用，机上人员穿着军衣，这是否认不了的。还有所有人都带了手枪，还有自动枪、飞行地图、呼号，从这些来看，完全表明这架飞机是军用的。找到的枪大部分是有子弹的，有一支上了膛。是什么原因要子弹上膛？是用于野外降落，被俘时自己使用？除此没有别的目的。估计飞机的平均时速670公里，说迷航没根据，这架飞机装备现代化，不可能不知道飞到哪里。如果说迷航，飞机应该发出求救信号，但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潘景寅没有发出求救信号？因为通信员陈松鹤没有上去，潘景寅不会发求救信号，或者还有其他原因。

　　克里夫达强调雷达是看不见的，当地人看见这架飞机飞得非常低，声音很响。

　　克里夫达认为，至于燃料用尽完全是谎言。剩多少油？还能继续飞多长？通过仪表就能知道。从着火情况看，证明这架飞机有足够的燃料。

　　林彪专机在坠毁时决不止2吨半油。

　　迫降也不可能。要迫降，大飞机必须照亮降落地点。

　　如此说，林彪专机迫降时没有打开飞机翅膀上的灯，那蒙古目击者再老眼昏花，又怎么可能把灯光看成火光。

　　蒙古专家认为，当时飞机翅膀灯没有打开，根本没有考虑照明，也没有放下起落架。林彪专机在迫降时确实没有放下起落架。按一般迫降应该是尾部先着地，但林彪专机不是这样，飞机头部先着地。证据是所有仪表在着地一刹那都已经碎了，降落时发动机没有熄火。飞机落地后又第二次跳起来，再着地，飞机就解体燃烧了。不过发动机没有完全烧毁。

　　空军专家组的研究报告认为，林彪专机是以较大速度尾部接地，形成跳跃，然后两翼先后折断，机身呈圆筒状，带惯性前冲，破碎解体。机上人员被甩出。在此过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积燃烧。

　　克里夫达说：飞机弹起又第二次着地时，机上的人还活着。为什么？因为尸体主要是在机舱左边，说明有准备，企图通过舱门下飞机。

　　从九具尸体都没有戴手表和穿鞋看，他们是做了迫降准备的。

　　如果我们到现场早一些，也可能有轻伤员被活捉。从九具尸体的最后动作看，至少潘景寅和林立果在被飞机甩出时还活着。因为他们的表情痛苦，似在火中挣扎过。

　　苏联克格勃任命侦察员扎格沃茨丁将军和病理学家托米林组成鉴定小组，10月中旬来到蒙古温都尔汗坠机现场。

　　奥特根扎尔嘎勒回忆：苏联克格勃派来的人员住在乌兰巴托大天口（蒙古国宾馆）。这个小组到现场工作，是取得蒙古有关部门批准的。派给他们一排士兵、公安部司长姜仓巴拉桑上校、国家保安总局四处化学鉴定专家班兹拉格奇少校，陪他们一块去现场。

　　为了蒙古这些工作组，在苏布拉嘎盆地，搭了五个蒙古包。苏联来的人员中，还有苏联国防部法医局局长、克格勃侦察局长、根据头骨恢复原貌专家。

　　1994年4月17日《红星报》提到，1971年10月19日，鉴定小组在坠机现场打开坟墓，看到两具尸体镶着金牙，怀疑是林彪和叶群，取走了两人的头骨，带回莫斯科。11月中旬，扎、托两人又冒风雪赴蒙古，将林彪无头的尸体再挖出来，查看肺部是否有结核病症。托米林用双筒显微镜找到林彪尸骨的右肺有钙化点。

　　林彪飞机因机内发生争斗而坠毁

　　朝伦·达西达瓦说，蒙古政府委员会进行大量工作后，于11月20日写出《查明飞机坠毁原因的报告书》。其结论如下：有民航标记的256号飞机是军用飞机，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需要。多数座位被拆除，用于特种的军事需要。中国256号飞机由于飞行员犯下了飞机驾驶错误而坠毁，不是因为某种迫降原因而降落的。

　　关于“九·一三事件”，有三个国家的人到过温都尔汗坠机现场，蒙古、苏联和中国。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外交官最后到坠机现场，没有拿走任何东西。苏联虽然比蒙古晚到坠机现场，却拆走了飞机的主发动机和黑匣子。后来为了证实是不是林彪，苏联人又第二次、第三次来到坠机现场，挖开坟墓，取走了林彪和叶群的头骨，并检查林彪的肺部钙化点。

　　关于林彪飞机坠毁原因，1972年，中国空军专家组根据坠机现场的照片，结论是“油料不够”。

　　2006年9月13日，日本共同社驻乌兰巴托记者获得了蒙古政府1971年11月20日关于林彪坠机的调查报告——《中国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原因的确定文件》。这份调查报告共有16页，包括现场照片。蒙古的调查报告否定了林彪飞机因燃油不足而在迫降坠毁的说法，蒙古相关人士暗示当时机内曾就逃亡问题发生争斗。日本共同社记者采访了蒙古国家检察厅前副长官，曾作为当地治安最高长官的奥特根扎尔嘎勒。

　　调查报告说：1971年10月8日至18日，蒙古专家和苏联专家共同进行了林彪飞机失事调查。排除了林彪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英国制造的三叉戟在气候良好时极少犯航线错误，而且也没有接到这架飞机的任何无线电通信。中国解释说这架飞机犯航线错误是说不通的。调查报告还对燃油不足表示了怀疑，说坠机引发的大火，在极广的范围（975米×321米）内燃烧了很长时间。

　　调查报告说林彪飞机的发动机是正常的。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机上人员作出了降落的决定。蒙古专家和苏联专家得出一致的结论：导致这架飞机坠毁的直接原因是机内发生了争斗，一方想去苏联，另一方想返回中国。在发现的八支枪中，有一支已经上膛。但机上是否发生与枪击有关的暴力行动，还是一个谜。

　　据日本共同社得到的另一份蒙苏联合调查报告中，说在林彪尸体上没有发现弹孔。

　　蒙古和苏联的调查报告为什么不提苏联拿走的黑匣子？苏联人对温都尔汗坠机现场最积极，但却始终缄默，更只字不提林彪专机上的黑匣子。只有一位采访过苏联知情者的澳大利亚记者汉纳姆在报道中披露，黑匣子里没有与地面通话的声音。还说林彪的死因（苏联）只有勃列日涅夫等四个人知道。

　　至于林彪专机的残骸，奥特根扎尔嘎勒回忆：在坠机现场，我看见有些很好看的残留小地毯、餐具碎片，当地人作为纪念品拿走了。还有到当地旅游的人找金属碎片做刀子。当地人说尤其在90年代初蒙古搞出口废铁运动，飞机金属片完全没有了。有中国国旗和飞机标志的飞机尾部，曾存放在贝尔赫萤石矿的一个院子里，90年代初把它作为废铁出口到中国去了。还有一个发动机，“雄鹰”公司经理、历史学家思赫赛汗在乌兰巴托西南26公里处建立了成吉思汗庭院旅游点，用吊车、货车把林彪出逃时坠毁的飞机发动机残骸拉到旅游点的空地展览。

　　延伸阅读：林彪坠机蒙方报告曝光：怀疑机上曾发生搏斗

　　日本共同社9月13日发自乌兰巴托的一则电信说，该社日前获得就1971年9月13日林彪所乘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一事，当时蒙古政府曾总结的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否定了飞机因燃料不足而在迫降时坠毁的一般说法。

　　蒙古相关人士暗示当时机内曾就逃亡问题发生争斗。该事件距今已有35年，这一宝贵资料将有助于揭开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谜团。 共同社日前专访了前蒙古国家警察厅前副长官、曾作为当地治安机关最高负责人参与林彪座机坠毁事件调查工作的奥索林·奥特恭捷格。他证实，当时苏联政府自始至终密切参与了事件的调查，进行了回收黑匣子等工作。

　　该报告题为《中国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原因的确定文件》，所署日期为1971年11月20日，共16页。共同社日前获取了这份未公开的文件和未曾发表的现场照片。

　　该报告说，对1971年9月13日坠毁的林彪座机展开的调查是在事故发生约一个月后(从10月8日至18日)进行的，当时苏联专家参与了调查工作。

　　它说，调查小组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导致这架飞机坠毁的直接原因是导航问题，这就排除了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

　　报告说，英国制造的三叉戟在气候良好时极少犯航线错误，而且也没有来自这架飞机的任何无线电通信，这两个事实说明，中国解释说这架飞机犯了航线错误是说不通的。

　　报告还对林彪座机燃油不够的说法表示怀疑。它说：“飞机残骸在极广范围内燃烧了很长时间，这一事实表明它有足够的燃料继续飞行。”

　　它说：“大火覆盖了一块长975米、宽321米的地方。”

　　它还说，飞机坠毁时，引擎正常，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机上人员由于紧急原因作出了降落的决定”。

　　蒙古方面的消息人士当时说，调查人员一致认为，一定是机上人员之间发生了搏斗，支持林彪的一方想逃去苏联；另一方则想返回中国。

　　蒙古的这篇报告说，在坠毁现场发现的8支枪中，有一支子弹已经上了膛。

　　机上是否发生了与枪击有关的暴力行动还是一个谜。本社获得的另一篇有关苏联和蒙古政府的联合调查报告说，在林彪的尸体上没有发现弹痕。

　　熊向晖：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一段往事

　　1971年9月13日这个日子，因林彪反党集团的覆灭而载入史册。这一天，曾被捧上“副统帅”高位的林彪，由于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林彪的阴谋败露，主要是指毛泽东主席识破了这个野心家的“庐山真面目”。但毛泽东究竟是怎样判断出林彪是个阴险的两面派呢?本文叙述的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恰可为这段非常时期的历史作一注脚。

　　(一)

　　1971年7月9日，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就在这天中午12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专机，秘密抵达北京。

　　基辛格在北京只能停留48小时。周恩来总理同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从下午4时25分持续到晚上11时半。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尚未赴任的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和翻译冀朝铸、唐闻生。此外，还有熊向晖。

　　熊向晖是以国务院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会谈的。他于1962年接替宦乡担任我驻英国代办(此时中英两国尚未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67年1月和其他驻外使节一起奉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挨批挨斗。1970年11月，出乎他的意料，他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主管国际形势的研究。1972年，又重新调回外交部工作。他这段军队履历虽然短暂，却和本文密切相关。

　　周总理在同基辛格结束了第一天会谈以后，带领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人员走到钓鱼台另一座楼。他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联系，问什么时间去毛主席那里汇报。王海容问谁去，总理让她和唐闻生同他三个人去。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对总理说：主席让现在就去，还让熊向晖也去。周总理吩咐王海容和唐闻生先走一步。他收拾了一下公文包，服了药，便与熊向晖一起上了车。

　　（二）

　　周总理的轿车驶出国宾馆，开往中南海。已经是午夜，街上静寂无人。周总理默默沉思着，熊向晖则在心中迅速地筛选最近的国际大事，推断基辛格的秘密访问一旦公开，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国际反响。他满有把握地以为，毛主席找他去，是要了解国际形势。

　　轿车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门口停下。周总理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主席的会客室兼书房。主席身穿浴衣，站在屋子当中。总理握了握主席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啊。毛主席说：我不困。熊向晖跟着握住老人家伸出的手，说：主席好!毛主席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会客室中，七张单人沙发摆成一个半圆，每两张中间放着一个茶几。毛主席在居中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总理和熊向晖分坐在他两旁。王海容坐到熊向晖旁边，唐闻生则坐在毛主席沙发背后立灯下的一张椅子上。立灯关着，室内光线很柔和。

　　周总理告诉主席，基辛格到了，准备汇报他提出的问题。

　　不想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

　　他转向熊向晖，开始了一场出人意外的谈话。

　　（三）

　　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只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帮他点燃。他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地问：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她又转向主席说：老熊是个“烟鬼”。毛主席轻松地说：他怎么成了“老熊”了。听熊向晖说他已经５２岁了，就说：还不老嘛。然后指指茶几上放着的小雪茄，说：现在医生不让我抽香烟，只让我抽这个。他们都讲“卫生”，你不讲，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晖点燃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然而，毛主席却继续提出一些在他看来是“寒暄”性的问题：你在总参二部当副部长?他回答：是。

　　毛主席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熊向晖一面回答：“黄永胜”，一面感到不可思议：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把“总参谋长”说成“参谋总长”?

　　毛主席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

　　问：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

　　答：今年４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伯达）整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具体讲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毛主席说：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读过一些马列。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主席就该听周总理的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雪茄，继续优哉游哉地同他“漫谈”。

　　主席问：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感到，说得过于简单，恐怕招致更多的问题。为了节省时间，以便总理及早汇   报，他这次回答得比较详细：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僚主义。

　　听到这里，毛主席“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了庐山，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

　　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１９７０年八九月间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当时是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伙同林彪的老婆叶群，以及掌握军队大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煽风点火，为林彪当国家主席制造舆论。毛主席说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的一点意见》的及时发表，制止了这幕丑剧。庐山会议之后，中央开始在党内批判陈伯达，并责成黄、吴、叶、李、邱作出检讨。将近一年过去了，熊向晖只知道陈伯达被揪了出来，其余情况一概不知。所以，当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主席又问他有没有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毛主席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问：你嗅出点什么没有?大半年来，熊向晖除了批陈，一直埋头于国际问题的研究。他对主席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是“没有”。

　　毛主席转过身来，问周总理：“五个大将”的检讨，你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发给总参没有?周总理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６０多份。

　　那是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

　　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四）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总理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主席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停了停，毛主席的情绪松弛下来，又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亲自动手。听说他是自己动手时，毛主席说：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她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是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熊向晖听了，心里又是一动：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吗?

　　直到此时，毛主席才结束了同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总理关于同基辛格第一天会谈的汇报。熊向晖看了看表，已是１０日凌晨１点５分了。毛主席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一个钟头!待周总理等人离开毛主席住地时，已经两点多了。在回宾馆的路上，周总理嘱咐熊向晖：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１０日晚，周总理、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人向   毛主席汇报同基辛格第二天会谈的情况时，毛主席谈笑风生，没有涉及庐山会议的问题。

　　（五）

　　８月初，熊向晖为了治疗两年前一次车祸的后遗症，住进３０１医院，住院５０多天。这期间，他仍然没有脱离工作。８月中，根据周总理指示，由外交部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部分，让熊向晖也参加。初稿完成后，上报周总理。周总理于９月７日在中南海召集外事口的有关同志讨论，作了修改。

　　９月１１日夜，周总理在中南海再次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稿，直到清晨４时。最后指定乔冠华、熊向晖和崔奇负责修改，１４日交卷。

　　９月１２日下午，他们几人在乔冠华家进行讨论。１３日下午，在乔家再次讨论、修改。不多时，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把乔冠华叫走了。过了一会儿，乔打来电话，说他回不来了，改稿的工作暂停。紧接着，熊向晖得到通知：周总理指示，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向北飞去，要密切注意动向。当天晚上，熊向晖得悉，这架飞机上坐着林彪和叶群等人。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感到十分震惊。熊向晖想起７月９日毛主席的谈话，才感到那次表面上看来是莫名其妙的“寒暄”，其实是有深意的。

　　第二天，周总理召集有关人员到人大会堂，研究我驻蒙使馆发来的特急报告。报告说：蒙古副外长约见许文益大使，告以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坠毁，机上９人全部死亡，蒙方对中国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事提出抗议。许大使向蒙方要求到出事地点调查。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立即复告许大使，速赴现场仔细检查并拍照。

　　大使很快回电说，已到温都尔汗，飞机全部烧毁，没有残留文件。不久送回的照片证实，林彪、叶群等人确已粉身碎骨。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林彪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中央并要求有步骤地逐级传达。

　　这时，熊向晖还在住院。９月２１日下午，也在该院住院的陈毅同志在军委听了传达，跟熊向晖作了一次长谈。他说：这样的结果最妙，林彪自我爆炸，消除了党内的隐患。他还说，到会的有许多老同志，中央要求与会的老同志们揭发林彪。但是陈老总不理解，为什么由黄永胜来传达。他还讲了不少林彪历史上不光彩的事。

　　９月２２日下午，熊向晖接到通知去听总参系统的传达。他已知道内容，本不想去，但通知他的人说，黄永胜指定他参加。熊向晖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开会地点。在一位副总长宣布有重要事情传达之后，过了一会儿，黄永胜才挟着文件包，匆匆走进会议室。他放下皮包，先问：熊向晖同志到了没有?熊向晖说：到了。

　　黄永胜盯着他，问：是不是主席在今年７月间，问过你庐山会议的事?熊向晖说：是的。黄又问：我犯了错误，你是不是对主席说你不知道?答：我的确不知道。

　　黄永胜对全体与会者说：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犯了宗派主义错误。我上了林彪的贼船。之所以上他的贼船，是因为我认为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我上当了。

　　这个开场白使绝大多数与会者大吃一惊，不禁交头接耳，以为自己听错了。黄永胜要大家安静，开始宣读中央通知。大概是心虚的缘故吧，并不很长的文件，他念得颠三倒四，几次出错。

　　散会时，一位副总长问熊向晖：主席找你谈话，你为什么不向我讲讲?

　　熊向晖说：主席没有让我讲。

　　但他心里有些不安：这件事，他从未向别人说过，黄永胜是怎么知道的?回到家里，他马上打电话，报告周总理。总理说：是我告诉黄永胜的。我对他说，７月间，主席就问了熊向晖，你们现在还不交待，我们等了快十天了。总理又问黄永胜还讲了什么，熊向晖如实作了反映。

　　９月２４日下午，张才千副总长又召开类似规模的会议，传达周总理当天上午同几位副总长的谈话和主席的决定：由叶剑英副主席主持军委和总参的工作，黄、吴、李、邱“隔离反省”。

　　（六）

　　两天后，叶剑英副主席邀请乔冠华、章文晋和熊向晖到他家中谈话。叶帅说：林彪乘飞机叛逃，本来可以用导弹打下来，但是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叶帅说：如果打下来，解释不清楚；如果叛逃成功，也会增加麻烦。机毁人亡的结果最理想。他还兴致勃勃地给大家念了董老（必武）在政治局讨论林彪叛逃事件时写的一首诗：

　　铁鸟南飞叛未成，

　　庐山终古显威灵。

　　仓皇北窜埋沙碛，

　　地下应惭汉李陵。

　　熊向晖当时笔录了这首诗，并注云：“董必武同志作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６日晨３时（在政治局讨论林彪叛逃时）。叶帅转告。”但此诗不见于《董必武诗选》，而载于叶剑英的《远望集》，并冠以《斥林彪》的标题。

　　１０月１６日晚七时半，周总理在钓鱼台召集外交、新闻、公安、电讯等部门的有关同志开会，讨论接待将于１０月下旬公开访华的基辛格一行的方案。这一次，他是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的。周总理同大家谈到林彪叛逃的情况，说：主席讲，他们搞阴谋，熊向晖是副部长，也不知道黄永胜犯了什么错误。

　　１０月２０日，基辛格到京。当晚９时许，周总理和叶帅、姬鹏飞、熊向晖、章文晋等到毛主席住处汇报。一见到熊向晖，毛主席就笑眯眯地问：那个“副统帅”呢?那个“参谋总长”哪里去了?熊向晖也笑着说：主席问我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呀!

　　毛主席打趣地问：现在知道了吧?熊向晖说：现在当然知道了。毛主席幽默地说：你什么也没嗅出来，是不是伤风了，感冒了?他又连连地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还念了唐朝杜牧的诗：“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老人家接着说：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１０月２６日，基辛格离京返美的当天，传来联合国第２６届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当晚７时半，周总理在人大会堂福建厅同叶帅和有关同志讨论此事。讨论尚未结束，毛主席要周总理和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起去他的住处。

　　毛主席还是穿着浴衣，很高兴地同大家逐一握手。他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是揭露了林彪，二是联合国恢复了我们的席位。要派代表团去联合国，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然后，他又笑望着熊向晖，问：那个“参谋总长”呢?那个“副统帅”上哪里去了?

　　室内顿时充满了笑声。

　　（七）

　　１９７２年３月，印发了１９７１年８月中旬至９月１２日《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端出了林彪的问题。这个文件逐级传达到基层，香港和台湾的一些报刊全文刊载，有的甚至复印了原件。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９９人的会议（原注：指１９７１年４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在讨论这一文件时，有的部门不少人知道“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指的是谁。熊向晖在一定范围内讲了这件事的经过。他说：当时毛主席没有问叶帅，因为叶帅会看到这类文件，不会不知情；也没有问外交部的同志，因为他们和总参无关。

　　熊向晖非常钦佩毛主席的胆略、魄力和决断。他说：在处理基辛格秘密访华那样一桩大事的时候，我原以为这应该是压倒一切的题目。而主席却偏偏撇开这个主题，用很长的时间，很艺术的方式，先了解林彪的“五个大将”的问题，并作出他们还有后台的结论。这确是主席的独特和伟大之处。

　　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这期间，有关单位把熊向晖当作“抢救对象”，希望他写出自己的类似经历。他曾考虑过，但没有动，认为如实写出来有很多困难，弄不好，还会引起误解或非议。今年（１９８６年）春节期间，有位老战友对他说：我们等着看你的回忆录哪。你快７０了。身体也不好，再不写，难道还要带着这些材料见马克思吗?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啊!

　　不久前，两位史学工作者访问了熊向晖，应他们的要求，他提供了一些他们认为是珍贵的史料，并概述了本文所记的情节。这两位访问者说：至少这件事可以载入历史。但熊向晖表示，要发表，最好取得旁证，并且最好在他死后。

　　这又何必呢?尽管他没有授权，我也不是史学工作者，但我认为这段经历没有不可发表的理由。有些已出版的“纪实”可以胡编乱造，为什么有根有据的事情要留给后人去劳神呢?即使当事人的记忆与事实可能有出入，其他一些仍然健在的知情者也可以公开补充、纠正嘛。总之，我希望，我们自己的历史，最好由我们自己来写，不要留给后人，更不要留给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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