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张春桥究竟有多阴险狡诈

Mary

　　居中者为张春桥（资料图）

　　张春桥充任“钦差大臣”，与姚文元在济南搞两面手法

　　1967年2月3日，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在中央文革康生等人的授意和支持下，窜到济南夺了中共山东省委的权，成立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旋即，中央文革向济南军区发出了所谓“四个支持”的指示，即“支持王效禹、支持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支持‘三结合’、支持三大左派组织”。

　　济南军区党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对“文革”很不理解，但出于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坚定信念，基于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组织纪律观念，对王效禹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和支持。军区党委确定，司令员杨得志分工参加省革委“三结合”，政委袁升平分工抓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机关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支左指挥部”，全区抽调十几万名指战员投入“三支两军”，这对稳定山东当时十分混乱的局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革”初期“靠边站”的地方领导干部，大多被解放出来参加了“三结合”工作，分裂的群众组织联合了起来，生产和社会秩序得到逐步恢复。

　　但是，这种局势没有维持多久，就被王效禹一伙破坏了。王效禹把群众组织划分为“革”与“保”两派，亲一派，压一派；把解放干部出来工作，说成是“走资派复辟”；把“三结合”的革委会，说成是“大杂烩”，要“踢开”“砸烂”；把抓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说成是“以生产压革命”；等等。济南军区党委与王效禹的分歧日益严重。

　　正在这时，江青等人在北京进行反所谓“二月逆流”和“带枪的刘邓路线”。王效禹一伙据此立即在全省发动了所谓反“逆流”运动，把矛头首先指向了“支左”的解放军。“揪出保守势力的黑后台”“拔掉反革命逆流的总根子”“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杨得志”“打倒杨国夫(参加省革委‘三结合’的军区副司令员)”等大幅标语和大字报，贴满济南和全省各地的大街小巷。因此，济南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发电报，对王效禹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

　　4月30日，张春桥、姚文元声称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秘密到达济南。他们宣称“要做各方面的工作”，“正确解决山东问题”。为了表示“不偏不倚”，他们下飞机后不住军区招待所，也不住省革委会宾馆，而是就地住在飞机场。

　　我当时在济南军区政治部工作，和军区机关的广大干部心情一样，对张、姚“一碗水端平”的表态信以为真，以为他们会秉公执法，实事求是地处理好军队与王效禹、社会上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

　　张、姚住下不久，假惺惺地召集军队和地方的代表开座谈会，听取双方意见，并坐车去街上看大字报、大标语。张春桥在街上看到拥护解放军的标语后，原形毕露，情不自禁地说：“凭我的经验，一看就知道是‘老保’贴的！”陪同视察的袁升平政委回敬了他一句：“左派就不应该拥护解放军吗？”张春桥听了满脸不高兴，并怀恨在心，这成为他以后整袁升平的诱因。

　　在安排他们的活动日程时，张、姚自己提出分工：张春桥重点做“支左”解放军的工作，姚文元重点做两派群众的工作。军区党委尊重他们的意见，很快安排驻济南机关、部队的排以上干部集会，请张春桥讲话，希望他能从军队与王效禹、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团结的愿望出发，发表双方都能接受的有利于问题解决的高见。

　　但是，张春桥向“八一”大礼堂里的1000多名军队干部讲的完全是王效禹欣赏的那一套陈词滥调。他大讲解放军要如何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介绍上海如何亲造反派、爱造反派、保护造反派、支持造反派，如何分化保守派、瓦解保守派、打垮保守派、消灭保守派的经验。他要求“支左”的指战员要“掉屁股，转弯子”，要“同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的讲话，在军队极少数人员中起到了煽动作用，导致军队内部出现分裂现象，局势更为复杂。

　　张春桥的这次讲话助长了王效禹的反动气焰。两天后，他就制造了震惊全省的镇压一派群众的“五七”事件。

　　张春桥、姚文元在做两派群众工作的幌子下，决定在5月7日召开群众大会发表讲话。但是，王效禹一伙按照张春桥介绍的上海对付“保守派”的经验，听报告的入场票只发给造反派，不发给保守派，这就引起了相当多群众的不满。从5月6日开始，陆续有人到省革委会去要听报告的入场票。王效禹设置圈套，诱使领不到票的一派群众，于当晚大量拥入省革委会大院。王效禹同时派人混入院内，胡写乱画，打砸器物，伪造现场，栽赃陷害要票的群众。5月7日凌晨4时，王效禹派出宣传车，宣布进入省革委会大院要票群众的行动，是“冲击省革委的反革命事件”。同时调集数万造反派，包围并冲入大院强行驱赶要票的群众，有近万人遭殴打。他们勒令每个人口衔稻草，高举双手做投降状，进行人身侮辱，并把300多人非法逮捕关押。

　　王效禹还企图把要票的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公开予以取缔。他拟出文稿，要求以济南军区与省革委会的名义，联合发文宣布。军区党委认为这不符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对待和处理大型群众组织的规定，拒绝签署。同时，杨得志与袁升平迅速找到张春桥、姚文元，请他们对此事表明态度。张春桥既不点头，又不摇头，板着面孔耍滑头说：“再考虑考虑。”其实，就在王效禹用棍棒驱赶进入省革委会大院要票的群众后，张春桥便紧握王效禹的手表示祝贺，姚文元跟着帮腔：“祝贺你们！祝贺你们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永远和你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张春桥因四川会议放电影之事责令我和中办秘书写检讨

　　1972年3月，中央决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和成都军区的领导人员来京，在政治局直接领导下召开四川会议，解决四川在“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的问题。会址确定在京西宾馆，会务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和总政治部各派出一人承担。中央办公厅派出的是一位河南林县籍姓许的年轻人（我称他小许），总政治部确定派我参加。

　　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午夜2点，在总政大楼的办公室里，当面向我交代了任务。他说，上班后你就去京西宾馆报到，工作任务主要是作记录、写简报。实际上，我和小许两人除了作大会小会的会议记录，每天写一期会议简报外，还要安排与会人员的食宿和文化娱乐活动，布置每次开会的会场，向有关方面转达与会同志提出的其他问题。将近一个月的会议，每天连续进行，不过星期日。我俩白天参加会议，晚上写简报，8小时的睡眠时间有时都难以保证。

　　会议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李大章和会议期间由广州军区调任成都军区的政委刘兴元担任召集人。四川来京全体人员，在开会前和会议结束时，两次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率政治局全体成员集体接见；中间每天的会议，一般都有政治局部分成员轮流参加，少则二三人，多时四五人，到会次数较多的是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等；其间，周恩来临时安排了一次范围较大的接见活动——除参加四川会议的全体人员外，还有广东、广西、湖南三省区和广州军区的领导人。

　　3月15日晚饭后，小许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说周恩来晚上10点以后要到京西宾馆接见四川省和中南三省来京的同志，请会务组安排会场。我让小许请示作不作会议记录，因为那时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均使用由中央办公厅统一印制的记录本，每本50页，每一页都编有序号，封面上印有该记录本的使用会别、起止时间、编号、记录人的姓名等，特别正规。如果要作记录的话，我们去会议室时就必须把记录本带上。经中办请示周恩来，不用作记录。

　　晚上10点，我们请参加接见的领导同志，到京西宾馆会议楼的第二会议室集合。中共中央领导人叶剑英、纪登奎、李德生、华国锋等也陆续到达。等到午夜过后，周恩来才忙完别的事情赶到京西宾馆。此时他还没顾上吃晚饭，进入会议室同大家一一握手后，让会议楼的服务员转告厨师给他准备晚饭。饭送来后，周恩来坐在茶几前边吃边说，寒暄一阵后，向大家宣布了一些人事安排。接着，周恩来比较详细地谈了“九一三”事件发生的过程。中间有人插话问：“为什么不把飞机打下来，叫他跑出去了？”周恩来说：“林彪是副统帅，我们手里没有现在的这些材料，打下来怎么交代？”他用手指朝着会场四周的人来回点着问：“你们哪一个人当时敢下这个决心？”之后，周恩来接着回顾了中共历史上的历次路线斗争。越谈兴致越浓，从凌晨1点一口气谈到4点半，谈了3个半小时。

　　我从周恩来开始寒暄的语气看，感觉他可能要谈一些重要问题，所以顺手从会议桌里取出一些32开大小的便笺纸，私下里记录了他这次谈话的要点，至今保存完好。

　　那么，张春桥在四川会议上，为什么会为放电影的事情责令我和小许写检讨呢？

　　3月24日，四川会议的议程进行完毕，会上通过《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后，有几位同志向我和小许提出看电影的要求。我们请他们提个影片名称，大家提了《乔老爷上轿》等七八部。小许问我选哪一部，我说按官职大小选，谁官大按谁的意见定。于是就按刘兴元的意见，确定放映《王熙凤大闹宁国府》。这部影片我和小许都没有看过，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但可以肯定是一部“封存片”，得写报告经一位政治局委员批准，才能到国家电影局取片子。

　　我和小许都觉得李先念“好说话”。于是，我俩给李先念写了借用影片的报告，他立即批示“同意”。当天下午，从东郊地下仓库里将影片借回。

　　吃过晚饭天黑后，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刚开始放映电影，中央办公厅来电话通知说，周恩来和政治局同志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四川会议人员。四川的同志虽全部撤走了，但电影不能停映，因为场内还有五名观众，其中一人是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当地部队军事首长熊某。

　　熊某与另一位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当地部队政治首长南某，几天前来到北京，准备参加政治局召开的浙江会议，也住在京西宾馆。中央办公厅委托四川会议会务组代为照料他们。我和小许觉得南、熊晚上没有事干，可以看看电影。小许通知他俩后，南是浙江省的第一把手，在浙江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没有心思看电影，只有熊前往观看。

　　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通知小许，张春桥和姚文元上午9点要到京西宾馆接见南、熊，让做好准备。8点30分以前，我俩到会议楼布置好会场，然后下楼在礼堂后院等待他俩的到来。不一会儿，张、姚共乘一辆红旗牌轿车来了。我俩将他们引入会议室后，张春桥看到我们带着会议记录本，便说：“不作记录，你们回去吧。”

　　我们回到主楼11层住处后，以为上午可以轻松一下了。小许守电话，我下到一楼小卖部购物。东西还没有买上，小许便拿着记录本急匆匆地往会议楼赶，一面紧走一面朝我喊：“老刘，叫呢！”我说：“你先去，我赶紧回去拿记录本，戴帽子，随后就到。”我上楼取了东西，赶到会议楼，按下电梯按钮等待上楼时，电梯从楼上下来，门一打开，小许从里面出来了，让我回去。我从他的脸色看，估计是出什么事了。到11楼后，小许才说：“他们追问昨晚的电影是谁让放的，质问放这种‘封、资、修’的电影，与‘两条路线斗争’有什么关系，对解决四川问题有什么帮助，你们知不知道这是部香港出的电影，是禁止看的！这个问题很严重，你们要写出深刻检讨！”

　　小许出了会议室，从在走廊里休息的秘书和警卫人员口中，才知道是熊某告诉张、姚二人的。原来，我和小许从会议室里退出后，张春桥在谈正事之前，问南、熊这几天都干什么事了。熊说：“昨晚看了场《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的电影，乱七八糟的，什么玩意儿嘛！”

　　最后，由我俩签字送上去一份检讨书，大意是：由于我们学习不够，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又缺乏文艺方面的常识，不知道电影《王熙凤大闹宁国府》是哪里拍的，演的是什么内容，更没有与路线斗争和解决四川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只是觉得四川来京同志紧张地开了近一个月的会，很辛苦，精神上应放松一下。我们听说有这样一部逗乐的影片，就自作主张盲目地借来放了。四川的同志基本上没有看成，刚看了个头就去人民大会堂了。我们诚恳地接受首长的批评，认真吸取教训，保证今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午饭前，张、姚还没有离开京西宾馆，小许把检讨书送给他们的秘书。后来小许告诉我，他听钓鱼台的某秘书讲，我们的检讨书，张、姚看过后，转送给了江青。

　　张春桥在江西会议期间逢迎江青，反复折腾换会场

　　1972年3月下旬，四川会议结束后，政治局接着召开了江西会议和浙江会议。我和小许负责江西会议的会务工作。

　　江西会议主要是解决江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程世清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揭开江西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会议开始指定的牵头人是程世清，但他除了在我们每天写的会议简报上签字外，其他行政方面的工作都由省委副书记白栋材具体负责；文字方面的工作由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黄知真负责。会议进行到后期，中央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来京接替程世清担任会议主持人。

　　会议开始前，周恩来在政治局集体接见参会人员时指示，会议首先要安排一项议程，就是与会全体人员集体参观毛家湾林彪住所。周恩来说：“程世清同志，明天你到毛家湾看看，林彪的住所是否像你《在林彪副主席家做客》文章宣传的那样，为了坚持艰苦朴素，用煤球炉子取暖……看看你们江西给林彪制造的水陆两用汽车。”

　　第二天上午，我和小许事先进行了到参观现场后的分工，我负责参观队伍的收尾工作，防止有人掉队；小许专门跟随程世清，观察他在参观中的情绪变化。整个参观过程中，程世清的情绪十分低落，特别是看到院子里停放的水陆两用吉普车时，表情很不自然，随后就径直走到停车处，一屁股坐进车内，靠在车座的后背上，仰头闭眼，连续骂了几声。程世清的这些表现，我们不能写在简报里，因为简报需要由他签发，所以就用我和小许的名义，写了一份《情况反映》的手抄件，呈送上去。

　　后来，又陆续有些事情需要用这种方式向上汇报，当我们第三次写时，觉得应该编个号，以免忘记送的次数，于是就编了个“第三号”。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同志大概觉得我们这次反映的情况比较重要，就送给了毛泽东参阅。毛泽东看到这是“第三号”了，提出要看第一、第二号。因毛泽东索要前两次《情况反映》，中央办公厅通知了小许，说今后的《情况反映》，每次都要呈报毛主席，并发政治局成员，要改成铅印。

　　我和小许开始手写的《情况反映》，每次也就两页纸，内容单一，竟然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对江西会议是很重视的。

　　然而，江青却是另外一种态度。江青参加江西会议次数不是很多，但在解决江西路线问题这样严肃的会议上，表现得很不严肃。张春桥则极尽逢迎巴结之能事。

　　有一天上午的会议，政治局成员中江青和张春桥出席。按惯例，我们仍将会场准备在第二会议室。江青和张春桥进入会议室，还没有说开会的事，江青就提出：“这么大的会场，空荡荡的，换个小点的地方嘛。”

　　张春桥马上点头哈腰地从第二会议室出去，亲自找会议楼的工作人员带领他选择另外的会场。不一会儿，张春桥回来招呼大家换会场。他选定的是第二会议室往南，窗户同样朝东，没有沙发，只有会议桌和椅子的一间小会议室。

　　大家搬过去就位后，开始发言。江青说房子里有风，张春桥马上站起来，跑到窗户前查看何处漏风。他没有发现漏风的地方，说可能是窗户的朝向问题，便让会议楼的工作人员再次领他去找窗户朝南的房子。张春桥找好后，返回来带领大家再次换会场。

　　转移到第三个会场后不久，江青说她还没有吃早饭。张春桥便出去让服务员找厨师为江青备餐。不一会儿，服务员将饭送来，江青不肯在会议桌上当着大家的面吃，张春桥就陪她出去另找吃饭的房间。江青吃完饭后，不想返回大家等候她的这间会议室了，张春桥又招呼人们换到江青吃过饭的地方。人们跟着张春桥过去一看，还是江青认为“有风”的那间会议室。就这样，会议室的数次搬迁，加上江青吃饭，折腾了约两个小时，上午的会基本上没有开成。当时，我不由自主地在脑海里出现张春桥在别的场合飞扬跋扈的情景，与他当天对江青阿谀奉承的奴才相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张春桥在江西会议的简报上给江青写开脱“证明”

　　江西会议正式开始后，程世清首先作检查发言，大家听了很不满意。他连最起码的一些事实都没有交代清楚。比如，程世清陪林彪从九江上庐山，是否与林彪坐在一辆车内？周宇驰1971年8月驾直升机去汕头找林立果，路经南昌时与程世清是否接触过？

　　那天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参加了会议，他们询问这些情况时，程世清总是以“记不清了”搪塞。比如，他说“接林彪上庐山，我是坐的我的车呢，还是坐的林彪的车，实在记不得了，你们可以问问我的司机，他应该记得”，“周宇驰到南昌的事，我怎么就没印象呢”。

　　我们作记录的人员看到这种场面，也感到着急。李先念事先曾跟我和小许说：“你们对会议的开法，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可以提出来。”于是，我把“九一三”事件以后参加总政工作组，进驻空军三十四师期间，副师长王焕今向我们详细交代的他陪同周宇驰（王是带周宇驰学直升机的教练），驾驶云雀直升机在南昌会见程世清的情况，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李德生。

　　李德生宣读了王焕今交代的情况后，程世清当即交代了他那次会见周宇驰的经过。在当天晚上举行的没有政治局成员参加的小组会上，程世清一口气把他与林彪及其党羽的来往情况，比较详细地讲了出来。

　　第二天，在有好几位政治局成员参加的会上，程世清作了进一步的交代检讨，我们在简报中作了反映。当天午夜，江青却在这期简报的传阅草稿上批了“造谣”二字。工作人员都很紧张，折腾了半夜又半天，才使风波平息下来。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按照当时中央对会议简报出台流程的规定，我们草拟的简报初稿，会议召集人签署后，先呈送中央办公厅，初审通过后排印出清样稿，再送当天出席会议的每位政治局委员过目，无异议后才能定稿印刷发出。江青参加了当天的会议，所以这期简报清样稿得送她过目。午夜时分，她审阅时，在一句话的下面画了一道横杠，打箭头到一旁，恶狠狠地批了“造谣”两个大字。

　　传送稿子的工作人员不敢怠慢，马上报告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东兴星夜赶到京西宾馆，询问了一些情况后，安慰我和小许说：“江青同志不是说你们写简报的同志造谣，是说程世清造谣。上班以后，你们找春桥同志问问，在庐山的那天会上，这句话江青同志到底是怎么说的，春桥同志那天参加了华东组会议。”

　　程世清在检讨到关于他在庐山会议华东组会上，表态同意华北组第六号简报的意见，拥护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说：“那天，江青同志在华东组会上，本来就明确指出，宪法上如果写上设国家主席，有人就会伸手，但是我还执迷不悟……”江青否认她说过“有人就会伸手”的话，指责是程世清“造谣”。汪东兴让我们找张春桥，核实的就是这句话。

　　上午上班后，张春桥在京西宾馆参加浙江会议。小许因害怕张春桥，就让我去问他。我将简报清样稿中江青批有“造谣”字样的那一页纸翻到上面，进到第二会议室，绕到张春桥坐的沙发背后，一面把简报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一面凑近他的耳朵说：“东兴同志请你回忆一下这句话的情况。”

　　张春桥没有回头看一眼找他的是谁，便拿起简报稿子看了一会儿，又翻了翻前后页，拿起笔在简报前页纸的空白背面，写了两行字，大意是：江青同志那天没有说过“有人就会伸手”的话，她是说如果设国家主席，就会有人觊觎。

　　张春桥否定了江青说过“有人就会伸手”的话，起到为江青开脱的作用。但是，我觉得从张春桥写的全文看，并不能说明程世清是凭空捏造，即“造谣”。因为“觊觎”一词有希望得到（不应该得到的东西）的意思。在简报上怎么处理这一情况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我想出一个办法，小许也表示了同意。我把程世清的原话保留不动，在江青打了横杠的字后面加一个括号，里面写上“春桥同志注：”，在冒号后面，原封不动地引入张春桥写的那段话。这样等于是让张春桥在此给江青写了一个“证明”，即江青那天说的话，不是“有人就会伸手”。简报稿作了这样的处理后，即报送给汪东兴，之后没有人为此事再找我们。

　　张春桥在军委办公会议上突然夹起皮包要退席

　　张春桥成为中央军委领导机构的成员，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时，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并确定张春桥为办公会议成员。

　　1971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文件。文件中称：“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十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军委办公会议成立后，办公地址设在景山西边的三座门。1973年3月，我随总政治部赴昆明军区工作组组长、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到三座门会议楼一层会议室汇报工作。魏伯亭带着打印的《汇报提纲》准备汇报时，张春桥忽然从沙发上跳起来，夹起皮包，用食指指着魏伯亭手里的《汇报提纲》，怒气冲冲地大声吼道：“你是不是要念稿子呀？你要是念稿子，我马上就走！”

　　张春桥的拙劣表演，使与会者都目瞪口呆。片刻之后，叶剑英出面圆场说：“魏伯亭同志，你就抓住主要问题说吧，一些具体数字我们看材料好了。”

　　魏伯亭是从全军优秀的军政治委员中选拔到总政工作的。他政治工作经验丰富，思路清晰，经过各级政治主官岗位的锻炼，口才不错，下部队检查工作的情况，不用稿子也可以讲清楚。但是，他这次带工作组去昆明军区，周恩来和李先念交给他一个任务，就是要顺便调查一下贵州的“抓革命促生产”情况（贵州省在昆明军区管辖范围内），重点是了解贵阳钢铁厂的生产恢复情况。

　　总政工作组从昆明转到贵阳后，除了对贵州省军区系统的“批林整风”运动进展情况进行调研外，魏伯亭还带一部分人在贵阳调查，并派出一个小组到遵义地区调查了解“支左”部队在地方“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这对工作组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搜集的很多资料，特别是一些具体数据，凭脑子很难记清楚，所以我们为其整理了一份材料。

　　叶剑英指示后，魏伯亭把《汇报提纲》丢在一旁，开始汇报。坐在后排的我一面听着汇报，一面看着《汇报提纲》，发现他汇报的内容与原来准备的材料基本上一致。汇报中间，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插话询问一些情况，张春桥则一言不发。这大概是他对“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不感兴趣，加上会议开始时的火气尚未消除的原因吧。

　　延伸阅读：张春桥1976年有多嚣张：敢按住华国锋批示不发

　　张春桥不仅对王洪文如此说，对姚文元也如此说。

　　正因为这样，“舆论总管”姚文元对“按既定方针办”大肆宣传。1976年9月19日，新华社的电话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载：

　　文元同志电话：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经“舆论总管”一指挥，9月19日，新华社关于28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大会的报道中，全部都提及了“按既定方针办”。

　　这么一来，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印满黑体字“按既定方针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针办”作头版通栏标题。“按既定方针办”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之类的话，也不断见报。

　　华国锋看到报纸上天天在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又风闻张春桥说是毛泽东临终“拉着”张春桥的手说的，开始意识到这句话背后的严重事态。

　　这样，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汪东兴出面，对“按既定方针办”提出了异议。

　　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接受审讯时，这么交待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交锋：

　　姚文元：讨论时，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宣传中央两个文件。还有一些别的话，语言比较激烈。我自己当时比较麻木，因为从他的发言中，我应该感觉到他对“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有意见了。但当时汪东兴也没有说这句话本身错了。

　　审判员：吴桂贤都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她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讲的。还说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要用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一类激烈的话。随后，吴德、汪东兴又讲了一段强调政治局要拥护华主席的话。

　　可是，姚文元对于来自汪东兴的警告置若罔闻。翌日──9月30日，华国锋在国庆节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本没有提“按既定方针办”，但是，姚文元却在10月1日的综合报道中给华国锋硬安上这句话。

　　华国锋不能不说话了。

　　10月2日，当时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31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稿送到华国锋那里审批时，华国锋发觉这一发言稿中多处写着“按既定方针办”，就把这些话统统删去。

　　华国锋特地在送审稿的天头上写了这么一段批示：

　　剑英、洪文、春桥同志：

　　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叶剑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

　　张春桥虽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却加上了这么一段话：

　　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张春桥玩弄的是口头上同意，实际上反对。因为华国锋的批示如果不下达，报纸上天天还在鼓吹“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的批示不就等于零？

　　1998年出版的《耿飚回忆录》，透露了耿飚的亲身经历——当时华国锋怎样紧急通知已经到达联合国的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修改发言稿：

　　1976年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还有外交部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华国锋说：“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两位走后，我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回家后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开始了。

　　两天之后──10月4日，事态严重化了。这天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所谓“梁效”，也就是“两校”的谐音。“两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这两个大学的“大批判组”是受“四人帮”及其手下的干将直接指挥的写作组，是“四人帮”的喉舌，人称“帮喉舌”。从这“帮喉舌”开张到垮台的三年之中，竟然炮制了219篇“帮文”。

　　这一回，“帮喉舌”在《光明日报》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气写道：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本来，篡改毛泽东指示的明明是“四人帮”，这篇“帮文”却颠倒黑白，矛头指向华国锋，声称华国锋“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这篇“帮文”还杀气腾腾地写道：

　　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不言而喻，这“修正主义头子”指的就是华国锋。

　　这篇“帮文”见报的当天清早7时，正在熟睡的华国锋被秘书喊醒，告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骑自行车赶来，有急事报告。

　　李鑫紧急求见华国锋，就是把刚刚出版的《光明日报》送给华国锋。华国锋一看“梁效”的这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便明白形势相当紧张。

　　李鑫还报告一个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几个人在钓鱼台吃饭，把他也请去。席间，江青问起毛远新，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哪里……

　　由于李鑫在这关键时刻向华国锋通风报信，所以后来李鑫受到华国锋的重用。关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时曾出过力，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也曾这样谈及：

　　在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实际上负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声色，伺机而动。华国锋与“四人帮”则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火并迟早要发生，除非华国锋甘愿臣服于“四人帮”，但华国锋并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为。在华国锋左右，此时首先向华国锋建议“先下手为强”的是一个名叫李鑫的人……

　　华国锋立即给叶剑英打电话，说是有要事商量。

　　其实，叶剑英虽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经接到部下的电话，报告今天《光明日报》的异常动向。

　　于是，在这天夜幕降临之后，叶剑英驱车前往北京城里东交民巷新八号院子。那里原本是西哈努克的住处，如今华国锋住在那里。

　　叶剑英在这关键时刻赶来会晤华国锋。

　　本来，华国锋是想过了10月9日──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忌日之后，再对“四人帮”动手。可是，《光明日报》上的“帮文”表明，一场恶斗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叶剑英认为，必须“快打慢”。

　　于是，在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对“四人帮”采取了断然措施……

　　耿飚在回忆录中也这么提及：

　　10月4日，我见《光明日报》头版显着位置登载着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仿造的“尚方宝剑”，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

　　过了一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并派车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就接着10月2日的话题谈了起来。

　　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华国锋问：“你有何依据？”

　　我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10月8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9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0月10日两报一刊所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不能不这么写及：

　　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一回，“物归原主”，把六天前“梁效”那顶“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帽子还给了“四人帮”。

　　不过，也正因为两报一刊社论中的这句话，泄露了“最大机密”！

　　张春桥被捕三天前：叫嚣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1976年，对于国人来说，是个不会遗忘的年份。那年，国人政治生活中，同时发生了好几件天大的事。很多人后来（直到现在？）一直也弄得不太明白，这几件大事之间，到底有没有宿命意味的关联。

　　先是大陨石（据说一共有三大块）落到东北吉林。然后是总理去世，“十里长街送总理”。接着，就是唐山大地震。这地震当时认定为7.8级。但看其破坏程度，估计不止8级。紧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也走了。然后，就是悲伤的9月9日，毛泽东逝世！

　　那天，日子好像凝固了，很多国人突然感到某种天塌下来的感觉，强烈的空虚感、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迷茫感，充满于几乎每个平头百姓心中。大多数国人都没有思想准备，都不知道没有了毛主席，以后的日子到底要怎么过，尤其不知道新上来的那个姓华的是怎样一个人，他到底要做什么，更不知道在那么高的阶层，还有个“四人帮”存在。

　　随即，时间进入到1976年10月。那时，哪有什么黄金周，但居然1976年的10月又因为一件大事，成了“北京金秋十月”。10月6日，从广播中，听到了一个让很多成年人可能感到欢欣鼓舞，也可能感到极不愉快的消息：“王、张、江、姚‘四人帮’”垮台了。

　　一切倏忽间就都恢复到日常的样子。但很快，就有感觉，日子似乎与之前有些不一样了。报纸上宣布恢复高考的消息，然后，全国青年人加入到读书热浪之中，然后就不知不觉间，时间猛然过了三十多年。中国发生了谁也没有预测到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1976年10月6日”这一天，它在很多与俺一样大的“60后”心里，变成了雕塑，成了共同记忆和共享画面。

　　周末，半夜里，不睡，总喜欢翻些早年青涩的诗来读，也喜欢找旧时剪报和老照片看。忽然，一张照片从老照片堆里滑了出来，进入眼帘。发现背面有字，一读才知道，是照片“说明文字”。

　　照片是毛泽东的摄影师于1976年10月4日拍摄的。照片里竟然是“四人帮”在主持一次会议。或更准确地说，是“四人帮”与华国锋在共同主持一个会议。开会地点是中南海紫光阁。有趣的是，毛泽东的摄影师打死都不敢想，这照片拍后两天，里面的三个人将成为阶下囚，更不会知道此后的中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他只是奉命拍照，却不小心留下了这张今天看来十分珍贵的照片。

　　从照片上看，“四人帮”之一张春桥（左排左二）和王洪文（左排左四）两人都身着戎装，与同样戎装在身的负责保卫毛泽东的汪东兴（左排右一），形成一种很有趣的对比。左排最右边坐着的，是已经成为毛泽东遗孀的江青。

　　看“四人帮”的样子，显然踌躇满志。按历史资料记载，这时他们正磨刀霍霍，准备接掌国家大权。据照片背后文字说明，这是王洪文、张春桥和江青（只缺姚文元）在主持会见毛泽东医疗小组成员之后的一次会议。当然，最重要一点，这是他们被捕前最后一次开会，也算是最后一次集体亮相吧。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张春桥提出要召开中央全会，力促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他们哪里想到，此后过到第三天，他们自己就遭到抓捕，进了秦城监狱。正因为他们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开始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假如，他们真的成功把持了生杀大权，今天的中国会是怎样一种面貌？假如，他们真的把邓小平开除党籍，中国历史走向又会怎样？他们会弄个另样的“改革开放”，还是会继续在既定道路上走下去？当然，历史不能开倒车。因此，这些“假如”只能算扯淡。

　　周恩来：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说

　　据《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披露：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前去看望在玉泉山治疗的周恩来，周曾向他们透露过一种无奈：

　　“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

　　张春桥的“叛徒”问题，乃是“文革”后期高层权力斗争的一大焦点所在。早在1970年庐山会议，林彪等人即欲以向张春桥发难为突破口，连许世友亦声称要给“鳄鱼眼”一枪；林彪出逃后公布的《571工程纪要》中，更明言：“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1974年12月，周恩来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组阁事宜，期间二人有过一次长达四小时的深夜密谈，“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毛泽东则表示“已经知道了”。

　　稍后，1975年8月，病重的康生，又让王海容、唐闻生转告主席：“江青、张春桥两人历史上都是叛徒。

　　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让我看的。”康还说，这事他在延安的时候就清楚，但一直没有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

　　【华发网根据人民网、羊城晚报、西陆网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