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开放的发展理念是基石

郑瑟

　　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将以“新时代的中国”为主题，围绕迈向高质量发展、全球视角下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金融政策、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一系列议题进行探讨。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决策、新部署、新要求备受国际瞩目。中国将如何与国际社会更好地沟通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在此间表示，以往论坛主要以经济领域为主，今年将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领域。此次论坛是世界第一时间了解中国经济形势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国与世界双向沟通，增进互信，凝聚共识，加强合作的重要平台。

　　张来明介绍，论坛将于3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在今年论坛的经济峰会上，参会嘉宾还将就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新时代的中美关系、一带一路、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热点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中国的成功来自于务实

　　3月24日，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分享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经验的思考。

　　斯蒂格利茨对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赞叹不已，“中国不仅从集体经济转为市场化经济，还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么，中国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斯蒂格利茨认为，有三大原因。

　　第一是坚持务实主义。类似中国这样的转型，是全球从来没有解决过的问题，无法直接借鉴过去的经验。中国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一边走，一边解决问题。

　　第二是坚持制度创新。一个成功的经济体，一定要有成功的制度。中国有很多制度创新，如价格双轨制、合资企业等。

　　第三是坚持渐进发展。中国政府相信改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每一个十年，它的改革进程都会大幅改变。上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是合资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中国强调要推动创新经济，让大学的科研机构、新的私营企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斯蒂格利茨指出，动态地调整政策和不断学习非常重要，“一个阶段的改革，意味着这一个时期的制度可能是有效的，但并不代表下一个阶段它依然有效”。他建议，中国一定要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动态地发展产业。

　　迈克尔·斯宾塞：为参与中国改革进程而自豪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表示，能够参与中国改革的进程，尽其所能帮助世界与中国联通，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他备感自豪。

　　斯宾塞认为，中国是国际舞台上非常重要的国家，能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积极发展。在诸多领域，中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是维护多边体系。如果大国之间只做双边协议，那小国肯定在夹缝中难以求生。第二，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可以帮助这些国家改善基建。第三，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很快，体量很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在升级。这种切入市场的能力，是正在追赶中的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第四是技术优势。中国目前是技术的创新者，尤其是数字技术站在了世界前沿，引领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应用和机器人技术等。发展中国家需要切入到这些技术板块，中国有能力去提供帮助。

　　斯宾塞认为，技术已经成为整个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数字经济领域，目前还没有任何谈好的框架或条约，这是一片空白。中国在保持贸易和投资开放的同时，需要审慎地考虑通过国际合作、国内监管等管理好这些技术，以防范数据泄漏等风险。

　　埃德蒙·费尔普斯：对未来克服危机保有信心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针对“下一场金融危机有多远”相关话题发表了看法。

　　2006年，埃德蒙·费尔普斯因其“在加深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方面所作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研究范围涉及通货膨胀、就业、经济增长、储蓄、税收和价格等多个领域。其最重要的贡献是经济增长理论。

　　埃德蒙·费尔普斯认为，诱发经济危机的因素很多，可能由极端的情况引发，也可能由意外因素变化引发。例如，经济参数的变化、干扰性事件或者贸易战。当然，经济危机还可能是市场情绪波动引起的，市场情绪不再乐观或者加速悲观，都可能引发经济危机。而这样的情绪变动形成预期很可能只是猜测。经济危机不一定引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表现之一是银行危机，其特征是银行资不抵债，导致存款的挤兑和银行倒闭。

　　未来一定会有一场经济危机吗?埃德蒙·费尔普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他表示，尽管下一次经济危机必将发生，但并不意味着未来的经济危机一定会带来金融危机。埃德蒙·费尔普斯表示，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经济还在健康、可持续地发展，未来还要经历很长时间才可能遇到经济危机的部分诱发因素。如果未来经济遭遇另一场危机，他对全球经济体克服危机、继续健康前行也有信心。

　　埃里克·马斯金：解决贫困关键在提升技能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不是第一次全球化的时代，在以前也有过全球化，但这次的全球化是不一样的。”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认为，本轮全球化所形成的国际分工，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贫困问题。主要表现在本轮全球化把无技能的人排除在外，尤其是农村的劳动力未能从全球化分工当中受益。

　　有人认为，国际贸易可以解决贫困问题，理由是比较优势理论。国际贸易能够让发展中国家专注于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生产这些产品可以利用低技能工人。这样，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就会有所增长，贫困问题就解决了。埃里克·马斯金对这种判断表达了不同见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很多低技能工人发现自己工资停滞不前，大部分国家的不平等在加剧”。

　　“不是要停止全球化生产，即使可以停止，效果也适得其反。因为全球化生产已经带动了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埃里克·马斯金认为，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底层工人的技能，让他们有更多机会获得全球化生产的工作。

　　埃里克·马斯金建议，政府应制定政策，加大教育、培训的投入，对私营企业加大补贴，鼓励企业培养技术工人。只有给农民“赋能”，让他们获得谋生的技能和工具，进入全球的劳动力市场，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

　　罗伯特·席勒：“中国梦”激励个体创造力

　　3月24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参加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题为“中国梦和美国梦”的深度对话。

　　席勒表示，叙事经济学是传统经济学家关注不多的领域，但诸如“中国梦”“美国梦”这样的叙述或话语却对市场运行和大众经济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非常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认为这鼓励了个性化发展和个体创造性，营造了乐观的情绪和自信的态度，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席勒认为，习近平主席为“中国梦”赋予了更多的生机和活力，将个体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连接，也刺激了中国的消费热潮。他还特别指出，习近平主席在刚刚闭幕的中国两会上强调，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

　　席勒介绍，“美国梦”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早期，美国人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1931年在其所著的《美国史诗》中第一次用到“美国梦”，但直到他去世之后，这一概念才真正开始流行。席勒认为，“美国梦”和“财富梦”虽有交叉，但并不一致，“美国梦”并非关于房子、汽车或是高薪的梦想，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共同梦想。席勒认为，不应将“中国梦”和“美国梦”相互对立，两个梦想有着相似性，应该尝试共同成就。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人工智能应让所有人受益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其最知名的学术成就是针对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间交互作用的搜寻和匹配理论。由于在市场搜寻理论和宏观经济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于2010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人工智能时代的产业转型”分会场上，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表示，从蒸汽机、电力、柴油发电机到现在的人工智能，新技术总会给生产带来颠覆性的影响。引入新技术后，要确保它所带来的益处能够在经济中比较平衡地分布，而不是只让部分人受益。

　　人工智能将给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表示，很多经济研究发现，在人工智能时代，循规蹈矩的、重复性的工作将会消失，需要技能的工作将会得以保留。“例如在银行，出纳员这个岗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但是以关系为主的银行服务则需要人来完成，比如推荐理财产品。”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认为，在高技术性的、高创造性的行业以及服务业，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类发挥作用。

　　在谈到人类应该如何应对来自人工智能的挑战时，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指出，企业会自行调整业务，加强对新技术的应用，以保持自身的竞争力，政府也应积极与企业进行合作。对于每个个体而言，则需要确立终生学习的理念，积极拥抱新技术。这样一方面人们可以更好地适应新的技术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对新技术的接纳程度也会大幅提高。

　　詹姆斯·赫克曼：要更多地关爱“留守儿童”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表示，他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研究机构和院校有着很多合作，非常关注中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基尼系数虽然在下降，但仍处于较高的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导致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与此同时，约占农村儿童总数30%的留守儿童无法接受更好的教育和技能培训。

　　赫克曼指出，尽管“留守家庭”的收入水平可能有所提高，但“留守儿童”在父母陪伴和教育方面显然有所缺憾，这种缺憾可能进一步影响他们未来的发展，甚至带来代际之间更大的不平等。政府应该从政策角度，努力为所有孩子提供平等的机遇，这将有助于创造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各国(地区)的研究大都表明，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参与教育的意愿和有效性等家庭因素，对孩子的成长有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从3岁左右就有所体现，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明显，还将导致城乡发展的持续不平衡。

　　赫克曼还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说明，加强早期教育投资将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健康水平、工作态度产生深远影响。实验表明，通过为贫困地区孩子增加营养和定期家访这种低成本且可行性高的方式，教给孩子母亲更有效的教育方法，益处非常明显。

　　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同时亮相，还有数十位来自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大咖与中国的经济学家交流对话，话题涉及中美关系、金融危机、中国改革、人工智能、全球贸易，这无疑是一场思想盛宴，也凸显了中国的开放、自信和“中国故事”的吸引力。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金融改革助力高质量发展

　　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在谈到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时表示，在改革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是金融部门的改革，今天中国的金融部门的面貌与最早的单一银行体系不可同日而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着眼未来，中国需要多样化、与世界实现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也需要更好的金融监管体系来保护储蓄人的资金。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肯定了中国为维护金融稳定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她表示，中国的经济体系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风险，在金融领域加强风险管控非常重要。来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增长应该更少地依赖国内的刺激，这就允许中国能够实行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从而使经济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说，针对信贷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中国近年来实行了更加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尤其是在房地产信贷方面。此外，中央政府逐渐收紧地方政府借贷，尽可能减少地方政府的风险。

　　如何对中国的金融部门进行进一步改革，以使其更好地支持中国的发展目标?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表示，中国要进入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即高质量发展，就需要更高的生产率、更多的创新、更多的包容性和绿色的增长。金融部门在这当中大有作为。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说，中国充分了解提升生产效率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商业金融机构必须基于商业原则做出决定。未来中国需要建设更加平衡的金融部门，对于中国向外国金融机构开放市场的决定，世界银行表示非常欢迎。(记者 周明阳)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

　　财税改革成果令人瞩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表示，中国间接税改革的目的是让税收制度更加高效、透明，以增值税的方式来替代其他的税种，目前这一改革的结果令人瞩目。

　　古里亚表示，增值税改革是中国税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从重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朝着更多创新和技术驱动的经济结构转型的支柱之一。目前，中国启动了新一轮税收改革，包括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值税体系的进一步推开等内容。这些理顺整个监管体系的举措，是为了适应财税改革需要。

　　古里亚认为，近年来，中国在财税改革领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开展。一是要取消刚性兑付。二是需要加大公共支出，同时进行平衡。三是要进一步消除不平等，进一步深化和推进财税改革。

　　在谈到中国财税体制改革中最关心的问题时，古里亚表示，推出增值税改革已做得非常出色，目前正在简化，值得继续关注。税收的作用之一是调节资源的配置效率，中国有很大的潜力去运用好税制，为国库增加收入。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建立运转有效、现代化的、平等的财税体系，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多层级的协调。例如，中央和地方协调、税制协调等。

　　古里亚认为，从世界范围看，国家税制发展的趋势是建立有竞争力、现代化的累进式税收体系，具体表现为所得税减一点，更多地引入房产税、污染环境税、增值税等税种，这是各国税制改革的大方向。未来，这一趋势可能会影响中国的税制改革设计思路。(记者 周琳)

　　中尾武彦：发展中国家可受益中国经验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表示，中国在过去4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向世界展示了经济增长给人民生活水平带来的积极变化。根据中国经验看，经济发展需要8个关键条件：一是投资基础设施。二是对健康、教育的投资。三是宏观经济的管理。四是开放的贸易环境。五是良治，以及公共部门的有效运作。六是社会包容。七是一个明确的未来愿景。八是政治的稳定、安全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

　　中尾武彦表示，中国一直致力于提高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包括电力和交通领域。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让中国能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中国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并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系，这种决心及之后的行动非常坚毅。中国最近的5年规划为发展指引出明确方向。

　　中尾武彦认为，在看到中国发展成绩之余，也不应忽视中国未来面临的三个主要挑战：不平等加剧、气变和环境挑战、老龄化。中尾武彦认为，中国新时代的发展面临很多挑战。解决这些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强调宏观稳定、有效的市场配置，这是前提条件。

　　中尾武彦表示，相信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战略能为高质量的发展奠定基础。如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跟40年前不能同日而语。中国在工业、商贸、金融、文化、地缘政治和其他国际事务上都有非常重要的话语权。由此，全球会有比较高的期待，期待中国在很多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尾武彦认为，中国能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能够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经验过程中赢得他人的尊敬。(记者 周琳)

　　帕斯卡尔·拉米：“引进来”和“走出去”没有矛盾

　　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的活跃人物，在多个场合的发言广受欢迎。如何评价中国的双向开放，拉米表示，“引进来”和“走出去”这两项工作之间没有矛盾，换句话说，中国追求自身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与怀有更高责任感的“走出去”并不冲突。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需要通过国际市场的力量来推动，中国非常需要和世界各国建立更稳固的关系。

　　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内和国际问题已没有明确的界限，中国解决国内问题的努力会带来国际化的影响。拉米认为，在社会保障方面，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带有中国特色的福利保障体系，是中国减少贸易顺差的前提条件，它不只是单纯的贸易问题，更是一个宏观经济的问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拉米看来，中国的关税水平仍然有降低的空间。他表示，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差异很大，某些领域的关税水平依然比较高，比如化工、石化产品等。在工业和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关税水平跟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确实较低，但跟发展中国家相比依然较高。在进一步扩大开放过程中，关税不是唯一的障碍，需要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进行全盘考虑，例如进一步开放公共采购市场、在投资领域坚持对等原则，确保各国的制造企业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

　　去年，中国经济表现超预期，不仅经济增速在连续6年下降后首次小幅回升，呈现出趋稳的态势，经济结构优化、企业效益提升、民生福祉改善等也都亮点突出。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开局向好的成绩单，又让今年“看多”中国的声音更加响亮。

　　绿色理念助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也带给企业更多市场机遇。“每一次到中国都会更加坚定在华投资的信心。”荷兰皇家壳牌公司首席执行官范伯登坦言，“中国宏观政策的稳定性给企业吃了定心丸，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阐述，与壳牌对改善能源管理的追求是一致的，我们相信中国市场会更好，我们在华业务也会发展得更好。”

　　创新战略为中国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市场空间的开拓，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不仅创造出新增长点，更改变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说，多年前，规模生产的卓越能力吸引苹果来到中国。而现在，中国不仅以高质量制造著称，更前所未有地引领创新。“随着中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全世界正目睹中国的创业和研发实力。中国不再只是简单的制造，更承载着梦想。”库克表示。

　　对诺华集团首席执行官万思瀚而言，中国的改革力度与创新速度一样，让人印象深刻。“中国‘放管服’改革的力度令人欣喜，特别是在缩短新药审批时间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用创新来推动发展的决心与实干。”

　　“随着改革开放全面深化，中国为全世界在动荡中摆脱平庸、探索出路提供了信心，并且也将在未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做出重要的思想贡献。”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说。

　　“改革开放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源，也必将是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成功之路。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可以预期，中国必将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为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也将在这个过程中与世界实现互动共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说。

　　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公平的市场环境是依托。“中国已经跻身于创新有活力的经济体。让社会更加具有包容性、更加平等，对中国实现更高质量的工业转型以及创新增长意义重大。”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表示，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对于效率、创新与可持续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托。“我相信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战略能够为高质量的发展奠定基础。”

　　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开放的发展理念是基石。“商业界一直主张市场开放的理念。只有开放，创新创业精神才能够茁壮成长。最强大的公司和经济体都是开放的，人们和思想的多样性使得他们更加繁荣。”蒂姆·库克说。

　　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指挥棒”要及时调整。“经济发展的目的，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福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GDP只是手段，并不是独立因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经济绩效的衡量标准应考虑到经济发展质量，比如环境保护。要衡量中国今后的增长，不要仅看GDP，更要通过新手段，要有一系列全套的矩阵式的衡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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