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临终前所称“一生有一大憾事”是何事？

Mary

　　粟裕（资料图）

　　1977年夏，在陶勇将军遇害10年之后，一架“安——24”专机从上海直飞北京，机上坐着陶勇将军的老战友、老秘书和他的七个子女。

　　专机从北京机场降落时，一大群臂佩黑纱的军人已经在那里静候。舱门打开来了。第一个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是陶勇的长子，双手捧着骨灰盒，在肃穆的气氛中缓缓走下舷梯。将军当年被推上“风波亭”，不仅死后受到鞭尸之辱，而且在送去火化时，林彪一伙还批了八个大字：“家属不看，骨灰不要。”是谁，在将军涂炭、身蒙恶名之际，勇敢地保存了将军的遗骨？都说“文革”使人变成了刺猬，用刺彼此提防着，用刺彼此攻击着。都说，“文革”使人心变冷，使人血变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我到上海龙华火葬场采访，却见到了一颗在冰天雪地里依然赤热的心。在一条僻静、狭小的弄堂里，幸亏有他的女儿带路，我才找到他的家。小屋里，他正坐在残疾人专用的轮椅上，1979年一场车祸，使他半年不省人事，如今总算好了些，他在妻子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了几步，五十来岁的他，头发已经黑白参半。

　　冒着生命危险，悄然保存了陶勇骨灰的，正是他——蔡其家。

　　如果说陶勇是一棵参天大树，他只是一棵小草。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原先，他是农民。1954年，龙华火葬场扩建时，征用了他耕种的土地，于是他成了火葬场焚尸炉的炉工。他的一生的历程，用这么两、三句话就都包括在内了。

　　我请他追忆保存陶勇遗骨的经过。慢慢地、慢慢地，他用凄切的语调诉说着……

　　1967年夏日上午，一辆蓝白相间的接尸车，在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押送下，驶入龙华火葬场，直奔焚尸间，从吉普车上跳下三个公安人员，散了开来，严密监视着现场。从接尸车上抬下一具已经冰冻多日的男尸，光着身子，只穿一条短裤。

　　那天，在炉前上班的，正是蔡其家。递给他的焚尸牌上，赫然写着死者如雷灌耳的大名“陶勇”！牌上还注明“不要骨灰”。他的心中一怔。连他这个文化粗浅的殡葬工人，也知道陶勇是身经百战的将军，是东海舰队功勋显赫的司令。望着陶勇那由于冰冻过久已经变形的尸体，望着那脸如凶神的三个公安人员，他知道将军蒙受了不幸。看着陶勇遗体被推进了焚尸炉，三个公安人员自以为完成了任务，跳上吉普车，扬长而去。出灰时，蔡其家不动声色，把陶勇遗骨单独放在炉子的一边。中午，趁别人不注意，他把将军遗骨装入一只铁畚箕，顺手拿起铁锹，悄悄来到附近的假山上。为了日后便于寻找，他在三棵冬青树间，挖了一个近一米的土坑，倒入骨灰，放入写着陶勇名字的搪瓷的焚尸牌，含泪埋好。

　　这一切，只有他一个人在做，谁也不告诉。他明白，万一走漏风声，马上就会把他投进监狱。好在他平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一秘密行动。我问他为什么要冒死保存陶勇骨灰，他的回答很简单：“我敬佩这位老将军。”

　　他随口而答，说得那么诚朴，却又那样深刻。陶勇将军死了。他活在人民心中。世上有各式各样的墓碑，大理石的、花岗石的、嵌瓷像的、镶金字的，但弥足珍贵的是心碑。心碑才是真正永垂不朽的。心碑无法用权势树立，无法用金钱购置。为人民奉献自己一生的人，人民会在自己的心中为他矗立一座永远不倒的丰碑。心碑比不锈钢还不锈，比花岗石还坚硬，比大理石还瑰丽多采。

　　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李作鹏作为林彪死党成了阶下囚。陶勇冤案，总算有了平反的希望。但是把希望变为现实，还要经历漫长的磨难。

　　1975年1月5日，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刚刚走马上任，邓小平就抓了为陶勇平反的工作。他写下这样的批示：“陶勇同志是有战功的，要为陶勇同志昭雪。”这批示震动了东海舰队。龙华火葬场一位职工的爱人在东海舰队工作，听说陶勇平反，在闲聊时透露了这一信息。“真的吗？”蔡其家眼睛一亮。

　　“真的，听说，要给陶勇开追悼会。可惜，陶勇的骨灰没有了？当年，陶勇的遗体被公安人员押来火化，不留骨灰，曾使火葬场的工人们也都为之叹息。

　　“陶勇的骨灰在这里。我知道。”蔡其家终于说出了这句话。消息飞快地传到东海舰队、传到陶勇的儿女们耳朵里。东海舰队派人陪着陶勇子女来到龙华火葬场。

　　蔡师傅讲述了那天公安人员押送陶勇遗体前来火化经过，与舰队所了解的情况，完全吻合。

　　蔡师傅带领陶勇子女来到那座假山，找到那三棵冬青树。轻轻挖，细细挖，那一堆白骨终于重见天日。在遗骨中，找到了锈迹斑斑的焚尸牌，上面“陶勇”两字仍依稀可辨。

　　紧紧地，久久地，陶勇子女握住蔡其家的手，滚烫的泪水滴到了他的手上。他们敬佩自己的父亲，也敬佩这位普通的工人。是的，是的，大海以它的波澜壮阔而赢得人们的尊敬，小溪也以它的透明纯洁而受到人们的喜爱。人物固然有大小之分，职务有高低之别，而人的品格却与这一切无关。大树与小草，那清新的绿，是同样令人生爱。中国的天空，在1975年春天，刚刚从云眼里透过一缕金阳。转瞬之间，又乌云如泼墨，“四人帮”的发难，使邓小平不得不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之中下台，为陶勇开追悼会也就告吹。

　　1977年夏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为陶勇将军英魂昭雪，派出专机，从上海把蔡师傅保存的陶勇骨灰，运往北京。

　　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正在北京举行。许世友一得知陶勇追悼会即将召开的消息，在会上说开来了。李先念说：“我出席陶勇追悼会去，陶勇将军是我军一员战将！”陈锡联、粟裕、苏振华等老战友也都说去。

　　陶勇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的嘱咐，陶勇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第一室。

　　历史毕竟是最公正的裁判：机关算尽的林彪，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可悲下场；陶勇十年沉冤，终于彻底昭雪。

　　历史也有令人遗憾之处。时过境迁，谋害陶勇的黑幕，一直未能水落石出。虽然来自中央的调查小组曾查获不少重要线索，但是破坏了的现场和当时的混乱，给重新侦查带来了许多困难。

　　我久久地观察着陶勇生命的终点——那口浇花小井。这口井，竟已被人挖宽、挖深，砌上井台，还加了个铁盖，面目全非！

　　照现在这个模样，是会淹死人的。可是，那儿的老同志都说，原先的井又小又浅，如果不把人事先打昏或者强按在井里，淹不死人的。现场，竟被严重破坏到这样程度。

　　粟裕大将在最后的日子里，还再三提到战友陶勇。“我这一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没有能在有生之年，把陶勇被害一案查出来。”

　　时光无法倒流，历史一去不返。但是，陶勇英名已永驻青史；他的生，给历史增辉添彩；他的死，给后人留下了沉思。

　　【来源：《名流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