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团”血泪史：33万日本百姓被军国主义残忍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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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子营”就起火了，日本人集体自焚了。火光烧红了半边天，一共八十多口人，男女老幼都被枪打死然后烧没了……据统计，在33万日本农业移民中，有8万余人死亡在中国，约占1/4。这些带着幸福憧憬奉召而来，又被日本军国主义抛弃的天皇子民，率先承担了战争的责罚。

　　日本战败后，大约有15000名日本开拓团民集结在方正县，准备撤回日本。最终有5000人回到了日本，5000人死于饥饿、疾病和寒冷，还有4500名妇女和儿童被方正人救助和收养，这些人在方正繁衍生息

　　2011年8月，一则关于“黑龙江方正县为吸引日商投资花了70万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的微博在网上迅速热传。该微博称：为了GDP和政绩，黑龙江省方正县花费70万元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以求吸引日商投资，并把这一事件称之为“中国式碑剧”。先不对是否应该为日本开拓团团民立碑发表结论，我们先了解那段特殊的历史。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数十万日本关东军顷刻间土崩瓦解。8月10日，日军大本营向关东军发出了“防卫朝鲜、全部放弃满洲”的命令。负有保护日侨职责的关东军只顾自己向后方疯狂撤退，残忍地将大量日本侨民遗弃在东北。4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刻，全世界人民都在振臂欢呼。一纸“日皇投降书”，把法西斯侵略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时，也把无辜的日本平民送上祭台。

　　1933年，日本移来首批“屯垦军”

　　只要看一下东北亚的地图你就会明白，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占有了朝鲜半岛之后，一定会对我国东北地区垂涎三尺。

　　为了彻底占领中国东北，除派驻大批军队之外，日本政府还在本土招募了大批人员向东北移民，组成半兵半农的开拓团。所谓“开拓团”，实际上就是日本迁往中国的移民，也称“垦殖团”。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为在东北对抗俄国，创造“以主制客”的有利态势，提出必须“以移民为要务”，在 10年内“向满洲移民50万”。但由于资金匮乏、经营不善以及中国方面的反对和抵制，日本的“试点移民” 宣告失败。截至1931年，日本在中国东北真正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不足千人。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九·一八事变”后，向满洲移民更是被列为日本的“国策”。1933年夏，完达山西麓平原上出现了一伙“东洋”武装，他们在当地安营扎寨并取名 “弥荣村”。这是东北沦陷后，日本移来的第一批军事化“屯垦军”。“弥荣村” 也是日本“武装移民”的第一个实验地。“弥荣村”开拓团多由退伍军人组成，他们先在日本国内的训练所接受军事、农业和其他技能训练，然后来到中国。“武装移民”除了“维持治安”，协助关东军镇压抗日武装力量外，还具有积累移民经验的试验性质。

　　移民东北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加强中苏边境防线，相当数量的开拓团被安置在中苏边境沿线上。后来，日本还实施了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制度。共有八万六千多名15到18岁的青少年被以“义勇队移民”的名义，分村移民到东北的中苏边境地区。

　　日本当局经过几次“武装移民” 后，认为“农民的大量移殖是可能的”，而且“必须从现在起就切实着手”。关东军也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在1934年 11月26日召开“第一次移民会议”。与此同时，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满洲拓殖株式会社”，在日本国内设立移民宣传机构“满洲移民协会”。

　　到1945年，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33万

　　1936年，“二·二六”兵变事件发生后，日本军部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关东军借机召开“第二次移民会议”，讨论通过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同年8月25日，广田内阁正式宣布：日本向中国东北“二十年移民百万户”，即“向满洲输送内地农业移民，以大致二十年迁入约百万户500万人为目标（占当时日本总人口的1/8）。”他们设想，20年后这100万户日本移民经过繁殖可达到1000万人，占东北人口总数的1/4以上，彻底改变满蒙的人口结构。

　　这一政策成为广田内阁“七大国策”之一。为掩盖这一政策的侵略本质，1939年12月，日本 “要求”伪“满洲国”政府将其列为 “满洲国”的“三大国策”之一，变成 “满洲国”的自愿政策。即便是在“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劳力、农产紧张，作为国策，日本也没改变这一计划。截至1945年，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总数达到860多个，实际移民10.6万户，共约33万人。

　　最初，开拓团以军人为主，后来慢慢增加许多贫苦农民，实行军事化和半军事化的管理。他们在中国强征土地，然后租给当地中国人耕种，从中牟利。许多中国人因此失去土地、流离失所。

　　日本为鼓励移民东北曾大肆宣传：“前进前进，满洲的幸福新天地，灿烂的八千公里国境线”。日本当局还号召“开拓民”“继承几十年来崇高的牺牲者及前辈们努力的成果，成为我大和民族向大陆发展的先驱和帝国的基石”。

　　“百万户移民”成为关东军的后备兵源，其中“青少年移民”在3年训练结束后，绝大部分充军，成为炮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事吃紧，日本开始大规模征兵，凡年龄在45岁以下16岁以上的男性国民均在被征之列。于是全东北的开拓团大部分的强壮劳力均被征走，只留下部落长和老弱男丁，余者都是妇女和儿童。到1943年“一般移民团几十户的部落里，只剩下四五名老弱病残的男人”。战局的危急，让很多日本开拓团民都有一种穷途末路的预感。

　　空前绝后的难民大逃亡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向开拓团密布的伪满洲国“国防第一线”进攻。第二天早晨，拥有24个师团、78万兵员的关东军奉命南撤。接下来的几天内，由日本青少年“义勇队”所构成的防线顷刻间被苏军瓦解，大部分年轻的生命陡然间化为乌有，日本开拓团败亡的大幕随之拉开。

　　这一切来得太过突然，顽固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根本没想到过自己会战败，更没有考虑到一旦战败后这些开拓团民，也就是日本普通百姓的命运将会怎样。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影响下，这些平素以“优等民族”自居的日本开拓团民也对于战败没有思想准备。据史料记载，一些开拓团的头目大都不敢相信战败这一事实，他们认为皇军即使抵抗不住苏联人的进攻，至少也能坚持一年以上，正是庄稼即将收获时节，眼看到手的粮食不忍放弃，所以一些人就大着胆子将撤退通知压下，竟盘算着收了秋再回国不迟。

　　然而，苏军的推进之神速与日军溃败一样快！据日本遗孤山本濑子（中文名王玉梅）回忆说：“上边传下话来说日本战败了，让我们立即撤退，到本部集结。这可把我们吓坏了！带上点吃的东西赶紧跑，家具什么的，统统不要了！偏赶上那天下大雨，我们个个淋得浑身湿透，冷得牙帮骨直打架，大伙儿哭天抹泪，乱成一团。”

　　从方正县外事办提供的日本遗孤的回忆资料中看到，土崩瓦解间，世界末日似乎已经到了，等他们清醒过来为时已晚，于是一场由三江地区至哈尔滨千余里的大逃难悲剧发生了。北满的三江地区是日本开拓团分步最广的地区，开拓团大逃难时，三江地区的一部分开拓团南下奔吉林，一部分沿松花江北上奔哈尔滨，一部分在松花江以南奔牡丹江、方正、哈尔滨。1945年的秋天，老天也在发威，中国东北一直是淫雨凄风，究竟有多少日本难民在逃难，有多少难民死于途中，至今也无法统计一个详实的数字。

　　忍痛遗弃女儿的母亲

　　水野百合子夫妇是1942年迁移到依兰县天田村的开拓团成员，丈夫于1945年6月被征入伍。1945年秋天日本宣布战败后，水野百合子领着一个四岁的女儿和一个两岁的儿子，与附近开拓团的团民一共几百人，从依兰经方正县逃向哈尔滨，下面是水野百合子的叙述：

　　出发前，团长告诉大家步行到方正县松花江边的伊汉通码头，等候日本军舰来接我们回国。为了防备苏联飞机轰炸，我们不敢坐车，也不敢走大路，从依兰到伊汉通码头100多公里的路程，全部钻山入林用脚量。那年雨特别大，几乎天天下雨。一头钻进深山老林里，只能摸索前行，衣服让树枝挂烂了，早已遮不住身体，满身是伤。一群女人带着老人拖着孩子，一天只能走两三公里。过了方正县的大罗勒密（地名），我们才上了公路，又累又饿，我一步都走不动了。因为我的孩子多，拖累了大伙赶路，团长让我把孩子扔了。天哪！那是我的亲骨肉，我怎么忍心呢？我们活要活在一块儿，死要死在一起，死也不能扔孩子。这时，团长说：“你扔了，中国人会捡去把他养大，要带上，影响大家赶路，上不了船，我们就都得死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只好把４岁的女儿放在路边。可我一起身，女儿便伸着两只小手，拼命地喊着妈妈。我走了几步，心像刀绞似的难受，心疼得我又跑了回去把她抱起来。团长说什么也不许，我怕他再让我把儿子也扔了，就顺从了团长。我一边流着泪一边对女儿说：“孩子，别怪妈妈无情啊，我这是给你留一条活路，要不咱就都得死了。”就这样，我失去了一个心爱的女儿。

　　水野百合子的儿子最终饿死在逃难的路上，而她本人在饿昏后，被方正县一个善良的中国男子救下，她于1953年返回日本。而她丢弃的女儿始终也没有找到。

　　军国主义熏陶下开拓团员集体自杀

　　在绝望中，日本开拓团因悲观失望自杀或集体自杀的事件，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发生。据郭相声、曹松先编着的《方正侨乡史话》一书记载，8月20日，方正永建（李花屯）开拓团的日本侨民乱营了，因为三江地区桦川、依兰、勃利等地的开拓团一拨一拨地逃难下来了。传言一天几换：“苏联兵专门收拾日本女人”，“胡子要来捡洋落儿”，“被抢夺了土地的中国农民想要对他们报复”……日本人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一直接受军国主义精神教育的开拓团团长做出了一个决定，大家宁可一块死在这里，也不走出去活受罪。他们封闭了院门，不准中国人进入。当天中午，家家户户杀猪宰羊大吃二喝，猪羊濒死的叫声传出几里，比过节还热闹，中国人不知道鬼子营里发生了什么事。

　　据王绍德老人回忆：1945年8月中旬的一天，忽然听见隔壁永建乡赵炮屯的“鬼子营”里“噼噼啪啪”地响，过了多半个时辰，我偷偷地到“鬼子营”里一看，各家的屋檐下都堆着松明子，各家的窗户也关得死死的。我闯进第一家，看见两个女人模样的人头朝里躺着，炕上的被褥整整齐齐的，她们也都穿戴得很整齐，一身的和服，脸上都涂着脂粉，一条洁白的毛巾扎在脑袋上，看样子也不像睡觉，我喊了一声，她们纹丝没动，我上前仔细一看，她们脑后的枕头上淤着一大滩血。死了！我吓了一跳，再一细看，她们是被用枪打的，子弹从眼眶射进去，从脑后出去的。我意识到这是日本人杀日本人！再到第二家，看到的情景一样，四口人全都死了。远处有人提着枪跑过来，我慌忙从鬼子营跑出来，不一会儿“鬼子营”就起火了，日本人集体自焚了。火光烧红了半边天，一共八十多口人，男女老幼都被枪打死然后烧没了。

　　据统计，在33万日本农业移民中，有8万余人死亡在中国，约占1/4。这些带着幸福憧憬奉召而来，又被日本军国主义抛弃的天皇子民，率先承担了战争的责罚。

　　周恩来亲自批准建立“日本人公墓”

　　方正县城东炮台山北麓、松花江南岸有一座中日友好园。在方正中日友好园林里，在“日本人公墓”的旁边，是一座“中国养父母公墓”。二者产生一种独特的“历史对称”：一边是由战争受害国不计前嫌为战争发动国遇难侨民修建的公墓；另一边则是战争发动国侨民后代为纪念战争受害国人民救命之恩修建的墓地。

　　据说这座公墓在日本很有知名度。20世纪80年代，一些日本遗孤家属、日中友好团体和各地的和平团体等陆续来到方正旅游观光、祭扫公墓。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及民间的一些友好团体也为支持“日本人公墓”的配套建设提供了资金援助。近几年，每年都有三四十个日本旅行团来这里参观，最多的一个团队人数达129人。

　　时光一点点地弥合着刻在人们心头的伤痕。方正县政府外事办的肖立新向我们介绍了“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的来龙去脉。

　　1962年，正是新中国严重的三年灾害时期，已经嫁给了中国人的日本妇女松田千尾和丈夫在开荒时，在炮台山脚下刨出大批的白骨。据当地老人考证，这些遗骨就是当年焚烧死去的开拓团难民所留下的。松田千尾找到当地政府，希望政府能给这些当年死在方正的日本人找个地方安葬。

　　在中国的土地上安葬大批外国人，特别是曾经入侵过这块土地的日本人，此事不是一个基层县政府所能决定的。于是相关报告被层层呈送，一直到了国务院。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中央责成方正县地方政府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散落在周围的日本人遗骨进行收集，集中掩埋。于是方正县就有了一座日本人公墓。1973年，方正县再次拨款对日本人公墓进行迁址再造。1984年，原在黑龙江省鸡西市麻山镇的日本人公墓，为便于管理也迁至方正县境内，这座墓里埋葬着500余名当年在鸡西惨烈集体自杀的日本开拓团民。

　　曾经在此守陵的张林老人说过的一番话，更能代表方正人对待这个墓园的心态：“为这些曾践踏自己家园的人守墓，最初我也曾有过抵触情绪，不过慢慢就释然了，让那些返回日本的遗孤和他们的后人有个祭悼的地方，让那些前来参观的日本人了解中国人的胸怀，我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日本遗孤修建“中国养父母公墓”

　　远藤勇幼年随全家由日本来到中国。当年“开拓团”撤离时，远藤勇的祖父母、母亲和姑姑都死在了途中，年仅6岁的远藤勇成了遗留在中国的众多日本孤儿中的一个。1946年春天，方正县庆丰村的中国农民刘振全、吕桂云夫妇在难民收容所里，将生命垂危的远藤勇收养，取名刘长河。这对农民夫妇在远藤勇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一直将他培养至大学毕业，远藤勇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娶妻生子。

　　1974年，远藤勇携妻儿回到日本定居，并在日本创办东京东商株式会社，事业有成，成为返乡遗孤中的佼佼者。返回日本的远藤勇始终不忘中国及中国父母对他的救命和养育之恩，曾经将养父母接到日本共同生活，但两位老人因不习惯异国的生活又回到中国。此后远藤勇每年都要回来看望养父母，他还先后几次给方正县的学校、政府捐款报恩，1995年他再次捐资200万日元在“日本人公墓”旁建造了“中国养父母公墓”。他说，所有收养过日本遗孤的中国养父母都是他的亲人，百年之后都可以安葬在这个公墓里，接受来访者的凭吊。在墓门的两侧，远藤勇还亲手写下了“永世不忘，养育之恩”几个字以志纪念。远藤勇的养父母去世后，遗骸就被安放于此。目前“中国养父母公墓”里已经安放了七位中国人的骨灰，他们都是在自己收养的日本遗孤回国后，无儿无女的普通方正农民。

　　特殊的旅日侨乡方正县

　　有关资料显示，日本战败后，大约有15000名日本开拓团民集结在方正县，准备撤回日本。最终有5000人回到了日本，5000人死于饥饿、疾病和寒冷，还有4500名妇女和儿童被方正人救助和收养，这些人在方正繁衍生息。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他们携子女、配偶相继返日。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历史文化与亲缘关系，使方正成为全国绝无仅有的旅日侨乡，现在旅居日本的华人、华侨约有3.5万人，占整个哈尔滨市外侨人数的近八成。由此，方正也成为中日民间交流的一个窗口。

　　在方正，海外关系非常普遍，消费水平也是黑龙江农村地区最高的，它的国际邮政业务居黑龙江省第一，外汇兑换在全国县级排名第27位，这个仅有22万人口的县城，储蓄存款余额高达37亿多元人民币，80%以上是华侨华人存款。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每年不光有日本政府和民间人士来方正访问，方正县政府自1984年开始，也先后派出20个代表团赴日考察访问。1990年，方正县与日本山形县大石田町建立了友好关系，1997年又与日本长野县泰阜村建立了友好县村关系。

　　【华发网根据《文史参考》、人民网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