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精神”就是一种信仰

郑瑟

　　999年前，宋天禧二年，十月庚子，时值深秋。在宋都汴梁，即河南开封，宋真宗赵恒召集一批近臣，在皇宫后苑玉宸殿“观刈稻”，也就是，观摩割稻子。玉宸殿前，有一片两亩见方的园子，不栽花，不植草，专种稻子。

　　2017年2月底的一天，中国春季伊始。一位名叫徐国武的中年人，又一次收拾行装。他要前往老挝的沙湾拿吉省。沙湾拿吉即将迎来一年中最热的时节，那也是稻作前最好的育土期。

　　徐国武不知道宋真宗时代的这段渊源。唯有那由古及今的海上丝绸之路，见证着这远隔千里、相隔千年却一脉相承的稻花传说。

　　公元997年，宋真宗即位。即位后不久，他就发现，苏皖浙赣一带种植的水稻品种，只要稍有旱情就面临减产绝收的状况。那时，北宋人口正在“井喷”，“一碗米饭”上升为宋真宗的头等大事。宋真宗决心从稻种入手，寻找突破。

　　占城稻是宋朝时期的一种良种稻。占城人培养出一种良种稻，北宋初年传入中国福建地区。1011年，宋真宗因江淮、两浙地区遇旱少水，遣使到福建取占城稻，多达三万斛，分别在长江、淮河以及两浙地区推广，并命转运使张贴榜文"……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

　　宋代占城稻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外来农作物品种。其在唐末五代传入福建,随后在宋政府的主导下向北扩散,出众的优良品性使其成为长江流域占统治地位的粮食作物,而伴随着地理环境不同,相继演化出繁多的新品种。所以,占城稻对长江流域稻作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

　　占城稻引进无疑是对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关于占城稻的资料，以《宋史·食货志》的记载最广为人知，以《宋会要辑稿·食货》的记载最为详尽，以《淳熙三山志》的记载最为具体(早、晚占城)。

　　占城稻并非仅指占城国种植的稻，而是印支各国普遍有的稻种。占城五谷，以稻为首。该卷《真腊国》条亦云:"厥土沃壤，田中畛域，视力所及而耕种之，米谷廉平。"

　　印支半岛之安南、占城(又名林邑、环王国)、真腊盛产稻米，由于耕作粗放，无灌溉设施，稻米任其自然生长。这和广西地区的情况差不多，直到南宋，岭外的水旱稻种植方式就是如此，《岭外代答》卷三《惰农》条云:"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占城稻耐旱、耐涝的特性可能就是在这种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粗放的耕作方式中形成的。占城稻虽以占城为名，但在广西地区和安南、占城、真腊等国普遍种植。

　　占城大使曾将占城稻作为进贡献给宋朝，由于占城稻的生长期短等特点，在宋朝迅速普及，提高了作物产量。

　　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占城稻了。占城，东南亚古国，其疆域以越南中南部为中心，势力影响范围一度到达今天的柬埔寨东北部和老挝南部，包括老挝南部平原。据考证，占城稻在唐末五代时经海上丝路传入福建沿海，尔后在福建南部种植，到宋真宗时期被推广并一直沿种至清代。

　　占城稻的引入，改变了江淮浙地区过去以粳米为主的品种结构，使得籼米品种在中国广泛种植。林则徐曾评价：“占城之稻自宋时流布中国，至今两粤、荆湘、江右、浙东皆艺之，所获与晚稻等，岁得两熟。”

　　时隔千年，老挝今天种植的稻米依然是占城稻的后代。但今天老挝的稻米，却陷入一种尴尬——“落后的绿色”。老挝境内没有化肥企业、生产过程中没有化学残留的现实造就了原生态的美味，但落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却使得稻米质量参差不齐，达不到国际标准。

　　“‘绿色’未必代表着高品质，只有标准化才能让‘绿色’变得有价值，”徐国武说，“‘中国标准’要走出去，要让‘中国标准’成为高品质的标杆。”

　　2015年，徐国武开始在老挝播种第一季大米。他采用“2+3”的生产模式，由当地农户出地、出劳力，他来出资金、出技术、出市场回购渠道。同时，他对大米种植的各环节制定严格标准，这些标准后来被老挝政府采纳。

　　“在我们进入老挝之前，老挝全境只有一家法国人投资的大米加工厂勉强符合中国的稻米加工和进口标准。随着我们把‘中国标准’引入老挝，老挝境内已经有7家大米加工厂在使用‘中国标准’，包括4家法国企业，”徐国武说，“‘中国标准’已经成为老挝大米的出口标准，‘中国标准’也在被越来越多国家和企业所采纳。”

　　看到包括西方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都相继采用中国标准，徐国武说，这是“世界认可中国的印证”，是“软实力的硬指标”。

　　“农为政本，食乃民天。”中国古人把粮食与人口生息、农事与国家发展密切关联，鼓励垦荒、轻徭薄赋、兴修水利、推广技术等措施与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发展和粮食产量的提高。

　　在徐国武看来，相比传统的农业政策，“一带一路”倡议对国际农业合作的指导表现出更为宽广的胸襟和胸怀。“‘一带一路’不仅造福一国一民，而且用‘中国标准’把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机结合，实现经营和发展共赢。最重要的是，‘一带一路’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保障当地、供应地区、平衡全球，这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新思路。”

　　这些年，曾有一些外国企业到老挝寻找农业机遇，但由于当地各方面基础薄弱，而且农产品不是高利润商品，经常是投入多，产出少，赔钱是经常的事。但徐国武坚持了下来。他在老挝种大米一种就种了三年。

　　“农业不同于其他产业，它更多承载的是一种生息的希望，不能把农业简单地当生意来做，农业的国际合作更不是一锤子买卖，”徐国武说，“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中国企业的责任和担当就是‘一带一路’的形象，更书写着‘一带一路’的品质。”

　　“一带一路”的品质，很难用货币来衡量。正如徐国武的企业，与老挝当地7000人的就业休戚相关，涉及2000公顷的稻田育种改良，更为老挝培养农业人才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平台。

　　女博士普达莱·拉瓦来翁是老挝塔沙诺稻米研究与种子培育中心主任，是老挝稻米界“国宝”，中国朋友称她是“老挝的袁隆平”。但多年来，当地薄弱的经济基础制约了育种研究和成果实施。中国企业的到来，让普达莱看到了机遇。眼下，依托徐国武的稻米产业园，普达莱的育种研究突飞猛进。

　　“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把老挝原生态的优质大米出口到国外，”这位60多岁的和蔼老太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一带一路’，让我的梦想成为现实。中国企业不仅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了更好的发展机会，提升了他们的积极性和收益，还帮助他们成为种植专家，这尤为可贵。”

　　在新合作模式下，徐国武在老挝种植的大米质量有了明显提升，碎米率低了，光泽度提高了不少。老挝稻米的变化，吸引了包括总理、农林部长等高官前往种植基地探寻究竟。2016年，老挝稻米正式结束零出口的历史，走进中国市场。同年，老挝政府使用中国企业种植的大米作为老挝国家对外交往的“国礼”。

　　老挝农林部长连·提乔在接受采访时说，老挝大米出口中国的全过程，“正是‘一带一路’倡议让双方互相得益的最好诠释”。老挝农林部正在邀请徐国武为顾问，为老挝的农业规划出谋划策。

　　“‘一带一路’不仅把先进技术、标准、产业链条和管理模式带入老挝，实现了老挝稻米的出口，更关键的是，中国企业同时在做很多看不到、摸不着的好事情，例如保护环境，”老挝工商部长开玛妮·奔舍那告诉记者，“我们欢迎更多这样的优秀中国企业到老挝，参与老挝经济发展。”

　　一边是，中老铁路，穿山越岭，天堑变通途;一边是，山泉灌溉，牛粪作肥，稻蟹和谐生。连·提乔、开玛妮等老挝官员全程见证着老挝搭载“一带一路”快车从陆锁国到陆联国的风景;徐国武等中国企业家则继续用丝路之泉灌溉着“一粒有信仰的米”。

　　徐国武正在老挝申请把新育稻种命名为“丝路一号”，因为在他看来，“丝路精神”就是一种信仰，是流淌在千年岁月长河中的和平合作与和谐交流。

　　根据人民网、中国网等採编【版权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华发网官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