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用手帕自杀成功：死前曾留“值得纪念”等字样

Mary

　　毛泽东与江青亲密照（资料图）

　　新华社1991年6月4日发布消息说，江青自杀。其实，江青自杀时间是1991年5月14日。美国作家R.特里尔的《江青全传》中写道:3点30分，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经吊在浴盆的上方，其他的医生和护士匆忙赶来，但已经太晚了。这位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白骨精”，在她77岁的时候死去了……

　　江青化身“李润青”拒绝做咽喉手术

　　着名的秦城监狱坐落在北京昌平县东北秦城乡，监狱的东院是与外界完全封闭的。江青住的是个大套间，有好几道岗，她可以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还自己织毛衣，读书、写作。江青的女儿李讷每两个星期来监狱探监一次，给她带些东西。

　　江青身体不好，1984年5月4日有关部门通知她可以保外就医，然后，安排她住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1988年12月，毛泽东诞辰95周年纪念日，江青要求组织一个家庭聚会，未获批准，她将平时攒下的50片安眠药一次吞下，企图自杀，被看守发现后及时抢救脱险。以后，不再给她安眠药了。

　　1989年3月30日，保外就医结束，江青又回到秦城监狱。回监狱后，医生检查发现她患有咽喉癌，建议做手术，江青坚决不同意，她说:切了咽喉就不能说话了。

　　1989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江青再一次保外就医。在提及住处时，江青提出要么回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要么回到她在“文革”期间的“小据点”——钓鱼台国宾馆的17号楼。这些要求遭到拒绝。于是，她当着中办有关人员的面，用右手的一侧在脖子上抹了一下，意思说:你们不同意，我只好再次自杀了。后来，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又在北京酒仙桥附近替她找了一幢独门独户的二层小楼，并且安排了一位女护士照料她，她才默认了，开始接受治疗。

　　《江青全传》记载，1991年2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它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这再一次表明她对自己和毛泽东婚姻的怀念之情。“润”是毛泽东早年的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的“青”。

　　3月18日江青高烧退了，体重减了几磅。她被转到“一套病房”接受住院治疗，病房内有卧室、卫生间和起居室。医生再次建议给她的咽喉施行手术，但她拒绝了，她说:“我就不信你们敢不小心翼翼地对待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怀念毛泽东

　　在日趋虚弱的时候，江青更常常想到毛泽东。她在枕边保存着毛的手迹，衣上别着毛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江青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的《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泽东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均遭到拒绝。

　　江青开始抓紧时间撰写她的回忆录。每天早上，读过毛泽东的书后，她就坐在摆有纸和笔的小桌旁。情绪高兴时，为了修正历史的记录，她还会就自己正在写作的手稿题目征求护士的意见。“《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怎么样？”她问护士，或者:“《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她还会想到更富有挑战的题目:“《打倒修正主义，建立新世界》。”

　　5月10日，江青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到酒仙桥她的住处去。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但是没有允许她这样做。5月12日，因为听了江青的情况，李讷和她的丈夫来到医院看望江青，但江青拒绝见她们。

　　5月13日，江青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斗争路线，同时江青被任命为权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自杀身亡

　　5月14日凌晨1点30分，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然而，当3时30分值班护士进来时，江青已经自尽气绝了。据推测，江青是趁护士走后，把平时精心留下的几张手帕连结成一根绳套，然后垫上被子和枕头，江青站在上面，将绳套的一头套在浴盆上方的铁架子上，另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大约3时左右，断气死亡。

　　江青曾多次尝试过自杀。三十年代，因为与唐纳发生纠纷，江青谈到过自杀。1976年被捕后，绝望使她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1984年9月，因拜谒毛泽东纪念堂的请求被拒绝，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因为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1986年5月，因为对处境不满，她曾用几只袜子结成一个绳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这一次，江青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江青全传》记载，当天下午，李讷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不知是出于李讷的意思，还是因为中央办公厅官员的支持，李讷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三天以后的5月18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李讷没有在场，江青或毛泽东的其他任何亲属都没有到场，李讷要求把骨灰盒送给她。

　　这时，全中国和全世界对江青的去世是一无所知。1991年6月初《时代》周刊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消息。《时代》周刊报道说，据6月1日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方面的消息”说，江青“上吊自杀”了。消息还说，咽喉癌是她自杀的原因。几天以后，6月4日晚11时，中国政府证实了《时代》周刊报道的主要内容，公告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六月四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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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被捕之后，关押在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

　　江青的地位特殊，所以在秦城监狱里的待遇也特殊。

　　江青关押在秦城监狱内一幢单独的两层小楼里。这幢楼只关押江青一人。江青住在底层的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屋里有卫生间，也有书桌、椅子、床。她可以看书，也可以看报。房门上设有观察洞，狱警通过观察洞监视着江青的一举一动。

　　从1978年2月起，汪东兴组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武警干部大队，从十三个省抽调了近三百名干部。这个干部大队专门负责秦城监狱要犯的看管。

　　干部大队分成三个中队：

　　一个中队看管“刘少奇线上”和“文革线上”的人。所谓“刘少奇线上”的人，是由于当时刘少奇冤案尚未平反，有关刘少奇案的重要人物便被称之为“刘少奇线上”的人。所谓“文革线上”的人，是指戚本禹、王力这些人。另一个中队看管“林彪线上”的人，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一个中队则看管“‘四人帮’线上”的人，如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此外，还成立了“女子分队”，江青便属于这个分队看管。

　　江青在狱中住了一段时间，渐渐习惯。她焦躁的情绪慢慢安定下来，不再骂骂咧咧，不再咒骂“修正主义”。她喜欢看书。她的注意力渐渐被书所吸引。

　　在批判“四人帮”的高潮过去之后，江青在外界也渐渐被人们所淡忘。但是，到了1980年下半年，她在狱中的安静生活被打破了，她又一次成为万众关注的焦点。

　　1980年11月20日下午，北京正义路一号人头济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这里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主犯共十六名，即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内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死，出庭受审的是十名主犯，人称“十恶不赦”。

　　下午三时整，庭长江华宣布开庭。

　　三时十五分，江华宣布“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已经四年多没有公开露面的江青，在两名女法警的押送下，走出法庭的候审室，站到了被告席上。

　　江青是梳洗打扮了一番才出庭的。她的目光是傲慢的。据云，在出庭前，她为自己下了三条“决心”：

　　一、永远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志气；

　　二、绝不向修正主义者低头；

　　三、坚持真理，不认罪、不怕死。

　　据副庭长伍修全回忆：在开庭之前，“我们还到关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监狱，在不被他们知道的情况下，一一观察了这些即将受审的主犯。记得我那次看到江青时，她正坐在床铺上，用手不住地摩平自己裤子上的褶纹，看来她一方面是感到很无聊，一方面还是有点穷讲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头，衣服尽量穿得整齐些，时刻不失她的‘戏子’本色。”（注：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显出从未有过的“谦虚”，居然给两位律师鞠了一躬

　　据云，江青在关押期间，每日闻鸡起舞，锻炼身体，为的是上法庭“扞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说：“造反有理，坐牢；革命无罪，受刑；杀头坐牢，无上光荣。”

　　开庭之前，江青收到起诉书的副本，便提出：“我身体越来越坏了，不知还能不能支撑到宣判？如果身体不行，能不能缺席判决？”

　　不言而喻，江青在试探能不能躲过公开审判这一关。

　　当她的要求被明确地否定之后，她又提出：“在戏曲里，审讯皇太后的时候，皇太后是坐在那里的。我在法庭上能不能也坐在那里？”

　　江青在囹圄之中，还要摆“皇太后”的架子呢！

　　她得到的答复是：“在法庭上，叫你站，你就得站。允许你坐的时候，你可以坐。”

　　最后，江青又提出要请个“顾问”。

　　江青说：“我身体不好，易忘，易激动；有时候感情一激动会说不出话来。因此想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说话。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同顾问商量。”

　　她得到的答复是：“无法替你请‘顾问’，但是你可以请律师。作为辩护律师，对于委托辩护的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作出答复，这也可以说是起了‘顾问’的作用。”于是，江青要求请律师。

　　请谁当她的律师呢？

　　江青自己提出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史良。江青说，史良是大律师，又是女的，比较合适。

　　江青得到这样的答复：“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

　　第二个是刘大坚。

　　江青说，过去毛主席接见他时，她见过他。

　　其实，江青把他的名字记错了，他叫刘大杰，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这时，刘大杰已经去世，无法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

　　第三个是周建人。

　　周建人，鲁迅之弟。江青在提出周建人之后，马上又自己加以否定：“哦，周建人年纪也大了，恐怕不行。”

　　江青无法自己指定律师，就要求特别法庭为她请律师。

　　特别法庭经过研究，决定为江青请两位律师：一位是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特别法庭辩护组组长张思之，另一位是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刑法专家朱华荣。

　　1980年11月13日，两位律师在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司长王汝琪的陪同下，前往秦城监狱。到了秦城监狱，那里的贾政委向律师介绍了江青的近况，然后安排他们会见江青。

　　会见室就在秦城监狱江青所住的那幢小楼底层，在关押江青的房间的隔壁。

　　两位律师在会见室坐定后，政委从隔壁把江青带了进来。

　　江青穿了黑色棉大衣，戴了顶帽子。她见了两位律师，显出从未有过的“谦虚”，居然给两位律师鞠了一躬。

　　然而，江青一开口，就露出了她的“本色”：“两位律师的简介，我都看了。两位都是很有名的律师，这很好。不过，我知道你们很可能是邓小平、叶剑英派来的。虽说这样，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党内斗争嘛……”

　　张思之律师听到这里，不客气地打断了江青的话：“现在不是‘党内斗争’的问题，你是作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被起诉！”

　　江青马上反驳：“我是反革命？可笑！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才是反革命！他们要起诉我，我倒要起诉他们呢！他们在1976年10月6日，突然袭击，把我逮捕，把我扔进地下室，扔在地上六七个小时没人管我，这是非法绑架……”

　　这么一来，变成律师与江青进行“法庭辩论”了。

　　朱华荣律师一看，这样下去，双方会僵持，就转移了话题，问江青有什么不清楚的法律问题，需要他们帮助解答。

　　于是，江青向他们提出一连串问题：什么叫公诉？公诉她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朱华荣律师一一作了答复。

　　江青听罢，说道：“按照宪法、国法、党纪，我都没有罪！我请你们，是要你们替我跟邓小平、叶剑英辩，不是让你们代表他们跟我辩。你们要好好学习《五·2016通知》，好好学习《十六条》，好好学习《九大政治报告》……”

　　张思之律师明确向她指出：“律师要看什么文件，律师自会安排。现在的问题是，你要不要请律师？”

　　江青说要考虑一下。这样，她结束了与两位律师的谈话。

　　过了一会儿，江青告诉监管人员：“那个姓张的律师，我不要；我先要那个姓朱的律师吧。”后来，法庭加派了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傅志仁律师，和朱华荣律师一起，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

　　你们不敢做我的代言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

　　1980年11月22日，朱华荣律师和傅志仁律师去秦城监狱与江青谈话。

　　这一回，江青见了两位律师，没有鞠躬，却亲自给两位律师沏了茶，表示敬意。

　　江青拿出起诉书，上面写满她的批语。江青说：“起诉书完全否定了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江青指着那些批语说：“你们要根据我的意见，批驳起诉书，为我进行辩护，作为我的代言人。”

　　朱律师向江青指出：“律师只能按照事实和法律维护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但是不能做代言人。”

　　她恼怒了：“你们也是那边的人！你们不敢做我的代言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

　　这样，江青拒聘了律师。

　　狱中江青心态复杂：看主席照片默默流泪

　　此时，我和所有记者们一样，将自己手中的照相机、录像机、摄影机对准了目标，全神贯注，恐怕错失任何一个历史镜头。我知道，这是一次世纪大审判，对中国的现在和将来必将产生深远的意义。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在人们眼皮底下悄然发生着变化。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着一个日子。我相信，历史的罪人必将受到人民的审判。1980年11月20日，它终于盼来了！

　　这天，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在北京正义路一号进行开庭公审。昔日不可一世的高官显贵即将受到法律的严判，看似普普通通的公安部大礼堂立即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解放军画报社和解放军报社安排我和另一位记者采访这次审判，我们分别负责图片和文字的报道。

　　当我携带全套摄影装备来到大礼堂的时候，已经看到许多旁听代表们纷纷入席。大家的脸上刻着沉重，也带着欣慰。我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劫后余生，能等到亲自旁听对林江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一定都感慨良多。在这些人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贺龙的夫人薛明、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最为引人注目。她们还分别接受了采访。薛明对记者说：“我早就盼望着这一天。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不是个人的冤仇。他们要毁掉我们的国家啊！已经被毁掉的，何止一个贺龙。”郝治平的话语也很激动：“他们害了多少人，在他们的手下全国死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人负了‘内伤’，全国留下不少后遗症，不判他们严刑，不足以平民愤。”她们的话，代表了人民的心声。

　　下午二时五十五分，法警、书记员、公诉人、辩护人相继就位。法庭正上方悬挂着国徽，国徽下面是审判席。全场鸦雀无声，显得非常庄严肃穆。

　　书记员郭志文向庭长江华报告：“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检察员现已到庭支持公诉。本案辩护人已到庭。本案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现已传唤到法庭候审室候审。”

　　下午三时整，江华宣布开庭。电铃声响过后，礼堂内打出数盏强光灯，光线有些刺眼。接着，众目睽睽之下，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依次被押上法庭。此时，我和所有记者们一样，将自己手中的照相机、录像机、摄影机对准了目标，全神贯注，恐怕错失任何一个历史镜头。我知道，这是一次世纪大审判，对中国的现在和将来必将产生深远的意义。

　　第一个出现的是王洪文。原本颇显帅气的他看上去已经失去了神采，一副颓唐的表情。接着被押上场的是姚文元、江腾蛟、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李作鹏，也都是破落户的模样。陈伯达上台时，行走已经不便，他是带病出庭的。陈伯达之后是张春桥，他倒不改往日的傲慢，还是歪着脑袋，一脸阴冷，令人生寒。

　　其他九名犯人上场之后，三时十五分，江华下令：“传被告人江青到庭。”江青的最后出现，也是十名主犯上场的最重一笔。

　　我看到江青被两名女法警押着走进法庭，她的眼神有些不屑，一脸不肯屈服的表情。她戴着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上身着一件黑色棉袄，外罩一件黑背心；下身着一条黑色棉裤，脚穿一双绒棉鞋；一头乌黑闪亮的秀发不减当年。我注意到，江青的棉袄领子上打了一块补丁。一点细节，透露出一介枭雄今非昔比的窘境。后来我得知，江青在狱中的思想与心态还是非常复杂的。她曾叫嚷着要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来和她理论，静下来一个人的时候，她也曾看着《毛泽东选集》上的毛主席照片默默流泪。

　　【华发网根据《“四人帮”兴亡》、《共和国震撼瞬间》、人民网、《江青全传》等整合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