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共谋“走出去” “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仍需防范风险

蜚语

因扼守“黄金十字路口”马六甲海峡，位处“一带一路”要冲之地，碧桂园在马来西亚建造的一座“未来之城”——森林城市正慢慢崛起。

项目始于2015年。7月31日，首批超7000根、约3000吨钢构件，从深圳蛇口港漂洋过海运送至马来西亚巴西古当港。6日之后，在马来西亚新山的一处工地上，碧桂园森林城市项目钢结构工程顺利开吊。

很快，国际会所“海之贝”、凤凰大酒店及渔人码头等工程拔地而起。这些，被称为“中建钢构在马来西亚的拓疆之作”。

“房地产行业是一个上下游产业链较长的产业，并且与钢铁、建筑、陶瓷、电器等优势产能相关性非常高。” 中建钢构华中大区副总经理张晓明介绍，作为森林城市最早开展合作的企业之一，中建钢构在一年内陆续带动约3500吨钢结构产品出口。

森林城市工业化生产基地

诚如张晓明所言，从原材料到机械设备的供应，再到建筑分包商，森林城市项目汇集了众多中国的生产企业。在项目发布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森林城市就已带动华为、美的、中联重科、中建八局、中建钢构、沙钢、永钢、蒙娜丽莎等100家中国企业抱团出海，撬动了3条直飞航线的开通。

得益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市场积累，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民营企业，正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的商业竟合中。森林城市项目只是中国新晋“地产一哥”碧桂园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缩影。

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碧桂园森林城市

同为森林城市的供应商，广东陶企金意陶为森林城市提供瓷砖产品。这家10亿级陶瓷企业的董事长何乾此前一直思考的是，公司的海外路线究竟应该怎么走？金意陶多年前就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槟城等地设有专卖店，但在海外单打独斗着实不易。

因此，与森林城市的合作不仅是一张简单的订单，在何乾看来，它是该公司海外项目的样板：随着森林城市知名度的提升，金意陶在马来西亚乃至整个东南亚市场，都将迎来快速拓展的机会。

蒙娜丽莎集团董事邓啟棠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在马来西亚也有专卖店，前段时间马来西亚的代理商过来，我问了一下森林城市使用我们的产品后，对他有什么帮助。他竖起大拇指说非常好，因为森林城市在当地的影响非常大。”

碧桂园森林城市

在马来西亚总理纳吉亲自见证下，2016年森林城市同36家中外龙头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36家企业的总产值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19家企业属于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6万亿元人民币，涵盖智慧城市、产能合作等领域。

2017年，碧桂园森林城市又与来自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英国的21家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持续推进产业新城及经贸合作区的建设。

“自开发以来，森林城市就不单是一个住宅发展项目，而是按照国际产业新城的定位进行规划建设的一个大型综合城市运营开发项目。”碧桂园集团执行董事、森林城市CEO苏柏垣介绍，森林城市以旅游会展、医疗保健、教育培训、外企驻地、近岸金融、电商基地、新兴科技、绿色与智慧产业等八大产业作为发展主题，通过国际产能合作新城模式的探索和构建，碧桂园改变了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零散单一、规模体量不足的缺憾，实现企业抱团出海、整合优势资源的新路向，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的全球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碧桂园也实现了从开发商到城市运营商的角色转换。”

但中国企业仍需防范三方面风险

“一带一路”是充满机遇之路，但也是充满风险之路。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风险主要可以分为治理风险、经济风险和文化风险三个方面。

治理风险，可用全球治理指数（简称WGI指数）来衡量。它是世界银行发布的用来测量治理质量的指数，可以综合反映一国的治理风险情况。该指数细分为政治民主度、政治稳定性与非暴乱、政府有效性、管制质量、法制程度和腐败控制六个指标。分数越高，表明制度越完善。综合“一带一路”国家得分可以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治理风险没有明显的偏好。这表明，治理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影响不大，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对外开放程度、资源禀赋等其他因素可能更加重要。

经济风险，也是对外直接投资时面临的一大风险。宏观经济环境和金融市场发展，这两个指标可以衡量经济风险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宏观环境指标包括政府预算平衡、国民储蓄总额、通货膨胀率、政府债务和国家信用等级五方面，金融市场发展包括金融市场的效率和信赖度两个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选择上比较偏好于具有稳定宏观经济环境和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更成熟的国家，同时也说明东道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是中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会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

随着与“一带一路”国家不断推进深化交流，文化风险的研究在近几年也越来越重要。对外直接投资的文化风险，可通过文化距离这个指标进行衡量。文化距离一般是指一国规范及价值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差异程度，其中包括语言、教育、宗教信仰等。文化距离影响本国与东道国市场之间的信息交流，可能会造成本国与东道国在沟通过程中的误解，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从而会增加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成本。将“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距离值与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流量值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对外投资更加倾向于选择文化距离小的国家，以规避文化风险。

进一步为“走出去”企业保驾护航

第一，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磋商谈判，帮助完善商业规章制度。

“一带一路”国家中许多国家在商贸方面的政策法规还不是很完善，甚至存在管理的真空，在开展双边和多边贸易时难以保证投资国的利益安全。同时，东道国可能也会由于法律法规的不明确而担心被触犯自身的利益，从而有意抬高投资门槛。要保证商业活动的正常开展，中国应该尽快与东道国一起完善商业规章制度，为想要“走出去”的企业保驾护航。

第二，巩固加强与东盟地区国家的合作，鼓励企业对东盟地区进行投资。

从地理位置上看，东盟各国与中国邻近，这在运输成本上有很大的优势，且东盟国家与中国的文化距离也比较相近。中资企业对东盟国家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投资壁垒，提高投资成功几率。东盟国家中，有许多新兴经济体，在发展前景上很有潜力。近年来，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迅速，已形成了较大的交易规模和产业集群。随着国人生活水平提高和购买力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外商品受到人们的熟知和青睐。中国可考虑在东盟国家投资建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发展海外仓，加强物流网络等配套的服务，在引入海外商品的同时，大力推广国内兼具特色和质量的商品，形成互惠互赢的良好局面。

第三，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帮助企业做出更适合自身发展的投资决策。

由于许多中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了解匮乏，限制了其对东道国的投资。对此，应积极组织各种展会和国际会议，促进中资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交流，这不但可以为企业提供直接了解东道国的良好平台，同时也有利于中资企业做出适应自身成长的投资决策。此外，还可以组织鼓励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考察访问，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便于企业投资后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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