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浙江声音，聚焦杭州发展

郑瑟

　　北京市丰台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人头攒动，许先生一家来到这里，办理父母房产的过户手续。许先生内心有些忐忑，不知得跑几次才能办好。

　　他没想到的是，工作人员直接引导他们来到6号“一窗办理”综合服务窗口，一次性地办好了所有业务。“本来以为办个手续要跑断腿，没想到来一次就办好了，真是方便!”许先生向笔者感慨说。

　　“房屋交易、缴税、登记三个部门的部分办理事项现在已经整合到一个窗口，群众只需进一扇门，就能办结相应的登记事项。”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笔者，目前，“互联网+不动产登记”改革试点正在丰台区开展，5月起将在北京全市逐步推开。届时，更多民众将切实感受到“最多跑一次”的便利。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最多跑一次”首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近一段时间以来，“最多跑一次”从优化政府审批流程切入，从理念、制度到作风的全方位深层次变革，贯穿到政府依法履职、规范权力运用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成为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内在的强大推进器。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互联网、大数据、AI(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运用，政务办事‘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老黄历正在逐步成为历史。‘最多跑一次’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许耀桐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浙江是较早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省份。自2014年以来，以“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为引领，不断深化全省统一架构、五级联动的浙江政务服务网建设，形成了全省事项清单统一发布、网上服务一站汇聚、数据资源集中共享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

　　2016年12月，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浙江又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践，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形成了比较完整、可行及成熟的制度规范与标准体系。

　　2018年3月5日，“最多跑一次”出现于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不到15个月时间，从浙江到全国，“最多跑一次”改革跑出了引人注目的中国速度。

　　如今，不仅在浙江，各地也纷纷推出了相应举措：在西安，去年3月公布首批“最多跑一次”事项;在江苏，去年7月推出了“不见面审批”服务，首批上万项事项清单在政务服务网公布;在上海，自去年8月起，在东方、徐汇、杨浦、长宁、闸北、闵行公证处开展办理公证“最多跑一次”试点工作;在安徽，去年9月出台了《关于创优“四最”营商环境的意见》，努力实现市场主体登记“最多跑一次”或“一次不跑”……

　　许耀桐表示，“最多跑一次”改革走的是地方先行先试的路径，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下一步，中央可以一方面整合以“最多跑一次”等为代表的地方改革创新举措，深化“放管服”改革;另一方面根据浙江改革中遇到的矛盾问题，帮助协调，助力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不断深化，并使改革经验得到复制、推广。

　　“最多跑一次”改革从与企业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关系最紧密的领域和事项做起，以人民利益最大化来设计改革方案，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来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促使政府部门从理念、制度到作风进行全方位变革，可谓“一改多得”。

　　从“群众跑腿”变为“数据跑路”，九三学社浙江省委专职副主委马永信看到的是其背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最多跑一次’改革提高了政府服务效能，大大方便广大人民群众办事。”

　　“最多跑一次”改革以创新政府服务方式来打造最佳营商环境，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激发市场活力，以开创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对企业来说，‘最多跑一次’大大简化了办事流程、提高了办事效率，也有利于吸引人才到浙江落地生根、就业创业。”浙江致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盛为此“点赞”。

　　2017年，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引入了一家总部原设于北方某地的大企业投资项目。“从谈判到落地，仅用了5个月。如果没有‘最多跑一次’改革，最起码需耗时1年半。”衢江区长朱素芳说，该公司还打算将总部“迁居”衢江。

　　牵一发动全身，一子落满盘活。“最多跑一次”改革不仅撬动了经济和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也是一场权力运行方式的改革。

　　“以前政府各部门之间信息没打通，部门机关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老百姓办事要跑很多趟。”浙江省舟山市常务副市长周伟江说，“最多跑一次”改革通过数字化技术打破信息孤岛，使办事流程标准化，方便群众办事的同时，有效规范、制约、监督政府的权力运行，切实扎紧权力的制度笼子。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构建透明规范高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在“标准化”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和尝试。2017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国务院在2017年9月接连发布《国务院关于在更大范围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简化审批流程，促进政府服务流程规范化。

　　“事实表明，‘最多跑一次’改革已成为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内在的强大推进器，成为引领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标帜。”许耀桐说。

　　要实现“最多跑一次”，需要线上线下协同发力。

　　以“减少”促“简化”，“只进一扇门，只对一扇窗”是实现市民企业办事在“最多跑一次”的基础上向“最多跑一个窗口”的升级。

　　3月，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启动“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此前，高新区行政审批局共有24个行业35个窗口，很多群众办事不知道找哪个窗口，复杂的办事流程耗费了大量时间。

　　此次“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共涉及办理事项198个，由各办理区块牵头单位根据业务工作重新进行流程整合，实行一个服务窗口同时受理同一申请人多个不同申请事项，把原来的部门对外，调整为事情对外，将同类审批服务事项化分散为集中，窗口材料受理由外部提交变内部流转，由各综合窗口做好统一受理、按责分办、统一出件等工作，真正实现“一键取号、一窗受理、集成服务”。

　　除了线下发力，依靠技术手段为政务服务加速，很多地方政府尝试了不少新办法。“互联网+”已成为很多地方政务服务“标配”。

　　在北京，轻点鼠标，一张由企业自行打印的电子施工许可证缓缓从打印机中滑出……自2018年3月1日起，北京正式推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电子证照。建设单位在施工许可业务办理完成后，不必再跑去服务窗口领取施工许可证，可以直接在办公室自行打印、留存相关电子证照。

　　在天津，4月1日起，天津国税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正式实施。该清单包括报告类、发票类、申报类、备案类、证明类5大类135项，涵盖了纳税人办税服务厅办理事项的80%以上。其中，有81个办税事项，纳税人可以完全“走网路”。

　　在浙江，3月6日，谭女士打开支付宝，通过“政务服务—浙江地税”进入12万元以上个税申报界面，进行初步验证后开始申报，在对上一年度收入信息进行核对无误后，点击申报完成。动动手指，就能简单快速地完成个人所得税申报。如此便捷的方式，让谭女士点赞不已。

　　从2017年开始，浙江地税开通了12万元以上个税自行纳税申报支付宝申报功能。为深入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今年在去年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提升，让纳税人敲敲键盘，不跑腿，轻松完成申报缴税手续。

　　大数据、云计算近年来也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政务服务中。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口、法人等公用基础数据库，行政许可、公共服务等网上办事数据库以及投资审批、工商登记等专题应用数据库建设，已整合400多万法人信息、1.2亿人口信息和超过5.5亿条网上办事数据，有效支撑投资审批改革、商事制度改革、信用信息监管、行政效能监督等30个跨部门、跨层级的“放管服”改革业务应用。

　　时间和数据见证了改革的效果。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践，“最多跑一次”如今已经成为浙江省一张亮眼的“名片”。 3月8日，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表示，浙江省“最多跑一次”实现率达到87.9%。这一改革虽然切口小，涉及的是办证、登记、挂号、过户、结算、报批项目、资质认定等具体事项，但受益面大，惠及在浙江工作生活的每一个人、每一户家庭、每一家企业。该项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真改革、真努力，老百姓是看得见的，能感受得到的。

　　3月13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5年来国家税务总局和各级税务部门落实完善营商环境和深化“放管服”的要求，取得了较好成效：税收审批事项减少了90%，办税需要报送的资料减少了30%;网上办税占比从不足30%增长到90%;办税时间减少了50%，这项指标在全球排名提升了59位。

　　智慧政务成绩斐然。由中山大学发布的《移动政务服务报告(2017)——创新与挑战》显示，截至2017年11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共计提供514个政务APP;此外全国有364个城市、县域通过支付宝为居民提供政务服务，服务种类达到100项，同比提升78.6%。

　　许耀桐认为，“最多跑一次”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支点，可以撬动各方面各领域的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可以撬动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加快投资贸易等领域的改革，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营造出公平便利的营商环境，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激发市场活力;它也可以撬动社会体制改革，推进教科文卫、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就业等各领域改革，方便群众预约就医解决看病难以及办理报销等问题;它更可以撬动行政体制改革，理清和规范部门间权责关系，着力解决部门间职责交叉、公共资源碎片化、部门间推诿扯皮等问题，提高行政效能，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最大特色和优势，也是浙江的金字招牌。民营经济是浙江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浙江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培育新经济新业态的动力源泉。15年来，浙江始终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高举改革大旗，以改革再创民营经济新优势，以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紧紧依靠民营企业家振兴实体经济，支持鼓励广大浙商创业创新、勇攀高峰，着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新飞跃。

　　浙江改革发展史就是一部市场体制构建史、市场主体成长史、市场空间开拓史、市场活力激发史。改革开放40年来，浙江先试先行、勇立潮头，大胆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民营经济如雨后春笋、异军突起，走出了富有浙江特色的发展道路。进入新世纪，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提出了“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发展思路，腾出更多资源和空间，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与转型。10余年来，民营企业数量逐渐增多，且规模不断壮大，已经成为浙江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初，浙江私营企业数量高达104.65万家，占全省内资企业比重接近80%，民营企业占据大半边天。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生产总值、70%以上的外贸出口以及8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五六七八”现象充分说明了民营经济在浙江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2017年上半年浙江经济实现了“半年红”，全省生产总值为23383亿元，同比增长8.0%，在此过程中民间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14935亿元，其中民间投资8565亿元，占据社会投资的大半壁江山。

　　浙江民营经济氛围浓厚，浙商素有创新精神。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优质民营企业成功进军直接融资市场，转型成为上市企业，引领了浙江经济高速发展。早在2000年，浙江民营上市企业仅20家，占所有上市企业的43.48%，低于国有上市企业占比;截至2016年，民营上市企业已经增加至286家，占比超过87%，远超国有上市企业。民营上市企业不仅个数实现“赶超式”发展，且民营企业占上市企业的比重不断攀升，民营企业量质齐升有效促进了民营经济提速增效，使民营经济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浙江小微企业积极参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成为推动浙江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主力军。2016年浙江新增小微企业25.1万家，增长率高达38.9%，且科技型小微企业增长势头迅猛，文创、信息、旅游等新兴产业小微企业增幅远高于其他产业。不仅如此，浙江民营经济实现了从“个体少、实力弱”向“数量多、绩效优”的跃迁。2017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120家浙江企业上榜，连续19年蝉联全国第一。

　　浙江民营企业起源于家庭作坊、乡镇企业、个私企业，依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粗放型增长路径，主要分布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往往存在规模小、技术低、实力弱的问题。民营企业集聚制造业一方面奠定了浙江成为工业大省的基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浙江经济成长中的“烦恼”。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的内外压力陡增，浙江省委、省政府打出了经济转型升级的“组合拳”，通过“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等举措倒逼浙江经济结构脱胎换骨。

　　浙江民营企业积极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对接创新驱动战略、“互联网+”战略，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加速布局新兴产业，从“被动接纳新技术”向“主动布局新产业”转变。2017年上半年，浙江健康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9.8%、8.9%和10.1%，远远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7%的增长幅度。民营上市企业中，2000年新兴服务业企业为0家，而到2016年已经增加至26家。在农业、制造业、房地产等传统产业中，民营上市企业个数也是多于国有上市企业，壮大了民营经济规模。

　　民营经济不仅是浙江经济转型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更是浙江强化企业创新能力、撬动浙江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尤其是浙江民营企业借力“互联网+”，运用信息技术提升企业竞争实力。2017年上半年，浙江信息经济核心产业增速高达13.6%，远远高于其他产业发展速度。譬如，阿里巴巴已经成为世界级互联网龙头企业，也推动圆通、申通、中通、韵达等民营快递行业的迅猛发展;吉利汽车等企业构建消费信息系统，提升企业服务能力，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差异化的需求。

　　在大力推进信息经济发展的同时，浙江民营企业通过“机器换人”及智能制造等路径，将传统的成本优势、人力优势转换为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带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有效地从“劳动力密集生产”转向“机器智能制造”。2017年上半年，浙江装备制造产业增长13.3%，对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长率贡献高达64.2%，制造业转型升级颇具成效。如台州玉环在2016年完成以“机器换人”为核心的技术改造投资达到51.97亿元，占工业性投资的比重高达89.16%，促进了玉环规模以上工业的快速发展。

　　浙江民营企业大力推进“机器换人”，不仅转变了民营企业发展模式，也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社会生产成本。2017年上半年，浙江企业劳动生产率为22.1万元/人，较同期增长6.4%。以民营上市企业为例，2000年至2016年，净利润从12.26亿元增加至800.49亿元，增长了64.29倍;营业收入从176.95亿元增加至8978.02亿元，增长了49.74倍，经营绩效突出、盈利能力强劲，其本质在于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一时期，人均利润回报从0.71万元增加至7.74万元，增长了9.90倍，劳动回报显著提高，展现了浙江民营企业转变发展模式的成效。

　　长期以来，浙江是开放型经济发展重镇，民营企业已经成为进出口贸易、对外投资的中坚力量。2016年浙江民营企业出口为13380亿元，占浙江出口总额的75.7%，是拉动浙江出口的“核心引擎”;浙江境外投资1172亿元，其中百强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总额已达到1033亿元，占浙江对外投资的绝大部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浙江作为“桥头堡”的地位日益凸显，民营企业的作用不断发挥，2016年浙江民营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进出口总额达到5401.3亿元，贡献浙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额的80%。

　　浙江民营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缺乏核心技术支撑，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往往存在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浙江民营企业复制产业集群的模式与经验，在“走出去”过程中逐渐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出海”演变，以此畅通信息共享机制、提高风险抵抗能力、强化区位品牌价值。

　　浙江已经设立了5家由民营企业牵头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包括泰中罗勇工业园、越南龙江工业园、俄罗斯乌苏里苏克工业园、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等4家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数量位居全国首位。譬如，成立于2005年的泰中罗勇工业园，有效降低了园区内部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沟通交易成本等，并通过外溢效应、规模效应提升园区技术水平、品牌价值，为企业投资提供了沃土。截至2016年，泰中罗勇工业园的入园企业已达86家，总投资超过20亿美元。

　　浙江民营企业不仅带动了经济增长，更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有效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缩小社会贫富差距。2000年至2016年，浙江民营上市企业员工总数从7.54万人增加至85.14万人，占上市企业就业员工数的比重从44%提升至82%，维持了经济增长后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重民企、亲民企、扶民企”需要持续推进。

　　现阶段，浙江省委、省政府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切入点，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放管服”改革力度，再创民营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从“四张清单一张网”到“最多跑一次”，一脉相承、稳步推进、层层深入，表明了浙江深化改革的决心，为民营经济提速增效提供了全面保障。

　　通过改革，提升效能、优化服务，激发市场活力。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发挥信息技术联通作用，以“互联网+”为纽带，提高办事效率、审批效率，节约搜寻成本、跑堂成本，释放政策红利，完善市场环境;建立健全要素流通市场，减少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使企业能够自主经营、消费者能够自己选择、商品能够自由流通，真正打造“有效”政府。

　　新常态下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发展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要求，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以体制改革释放政策红利、以创新驱动转变发展模式、以提高开放助推企业“出海”，破解要素瓶颈、资源约束等问题，以此转变生产模式、实现提速增效。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明确民营经济历史地位，绘制民营经济全新蓝图。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引领了经济增长、撬动了产业升级、缓解了就业压力，对浙江经济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应当对民营经济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引导全社会理解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将浙江打造成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示范区、民间资本市场准入先行区、民间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民营发展环境优化新样板，不断发挥民营经济对浙江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破解民营经济结构困境，加快民营经济提速增效。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受到了资源要素瓶颈制约、互联网技术强烈冲击，解决新问题、新矛盾迫在眉睫。民营经济发展应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推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破解民营经济结构性困境。以“腾笼换鸟”实现新旧动能空间置换，以“机器换人”提升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以“空间换地”优化资源要素配置，以“电商换市”变革传统商业模式。同时，关注信息产业、健康产业等新经济、新业态，培育民营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加大力度打造特色小镇，突破民营经济要素制约。产业集群、块状模式是浙江民营经济的典型特征，有利于集聚要素资源、发挥溢出效应、实现可持续发展。特色小镇是产业集群、块状模式的高端演进，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应当加大力度打造高水平、零污染的特色小镇，譬如以智慧旅游为主题的绿色生态小镇、以创新创业为核心的梦想小镇、以高端要素为集聚的基金小镇。在此过程中，加强专业化配套，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增强特色小镇品牌竞争力。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基础。民营企业来源于市场、成长于市场，通过市场竞争筛选优质民营企业，形成了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路径。所以在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充分明确民营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发挥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来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以此释放制度红利、激活企业活力，实现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提速增效。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领域，发挥民间资本融资活性，促进民营经济向“高精尖”发展，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实现新飞跃。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实施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结合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和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推广浙江好的经验做法，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党的十九大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入党章，2018年全国两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建设生态文明的主张已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截至2017年底，浙江省累计有2.7万个建制村完成村庄整治建设，占全省建制村总数的97%;74%的农户厕所污水、厨房污水、洗涤污水得到有效治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有效处理的建制村全覆盖，41%的建制村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15年间久久为功，浙江省如今造就的万千美丽乡村，取得的显著成效，正是由当年在浙江工作期间的习近平亲自推动的。

　　2003年6月，在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倡导和主持下，以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环境改善为重点，在全省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开启了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核心的村庄整治建设大行动。

　　“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要搞，但标准可以有高有低。”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讲过农村环境整治这个事，他指出，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不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应健康有序推进，科学把握各地差异和特点。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也曾强调推动乡村振兴，“不搞一刀切，不搞统一模式，不搞层层加码。”

　　而今年国务院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则明确了行动目标——到2020年，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庄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村民环境与健康意识普遍增强。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关农村社会文明和谐。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农村生活设施，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让中国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

　　“进一步推广浙江好的经验做法”，这一句重要指示是总书记对浙江经验做法的充分肯定。而浙江好经验的成功实践却是与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思想分不开的。

　　浙江，湖州，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

　　上世纪90年代，“大炮一响　黄金万两”，石料开采曾是湖州部分农村的传统支柱产业，也曾有“上海一栋楼，湖州一座山”的说法。这种靠掠夺资源富了腰包的传统产业同时也让湖州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太湖清水曾因化工企业变成酱油汤，高达百米的开矿断壁触目惊心，这让当时的湖州人感到困惑，该如何走出传统产业的困境?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湖州市安吉县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随后，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发表评论《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明确指出：“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懂得机会成本，善于选择，学会扬弃，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在选择之中找准方向，创造条件，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

　　“既要保护好生态，又要追求经济发展，实现保护与开发的双赢。”美丽生态带来“美丽经济”，湖州实现“弯道超车”。近5年来，湖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4%;2017年，湖州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5%，10.4%和14.5%;2017年，旅游总收入突破1000亿元。

　　从长远着眼，算大账、算长远账，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粗放小企业被关停，大企业绿色改造，浙江把“两山”理念转化为了生动实践，推动农村变景区、农业变商业、农民变老板，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如今，绿水青山已成为展示今日浙江的“金名片”。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习近平在此次重要指示中，强调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浙江践行“两山”理念的探索既是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样本，也是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样本，更是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建设美丽中国的样本。

　　党的十九大报告确定时间表，从2020年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并从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四个方面对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做了详细规划。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习近平曾强调，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建设美丽中国，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广大人民拥有更加生态宜居的良好环境，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近日,中国(杭州)人工智能小镇里的一家人脸识别系统酒店再次搅动了智能技术的市场神经。从下单预订到登记入住，再到进门以及退房全部实现自助操作。

　　智能技术不仅改变我们的生活，也在影响着产业的发展。相关专家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智能技术正在引领特色小镇建设步伐，助力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睿沃艺术酒店是浙江杭州首家人脸识别系统酒店。睿沃科技CEO王琦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酒店的智慧技术既减少了服务人员，又让顾客省去了排队等候的时间。

　　事实上，睿沃酒店只是人工智能小镇智能科技的一个缩影。在杭州江干丁兰智慧小镇，对智能技术的应用可谓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据丁兰智慧小镇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赵欣浩介绍，丁兰智慧小镇已引入智慧景区软件，打造出了全国首条智慧登山线、骑行线，并实现了景区移动支付、虚拟体验。

　　赵欣浩表示，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给丁兰智慧小镇带来了新活力、新动能，让特色小镇的管理、服务更具科技化特色，更重要的是完成了丁兰智慧特色小镇的基因蜕变和机体升级。

　　为浙江特色小镇建设提供云化智慧小镇解决方案的知略科技总经理胡国林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称，智慧小镇的顶层设计，既要能上得了天，更要落得了地。智慧小镇的本质是利用各种智能技术，为特色小镇带来服务方式、管理方式、营销方式、协作方式的根本变革。

　　智能技术正在极大地影响我们的生活。中研普华研究员许俊龙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新的细分领域将会出现，传统行业将发生深刻变革。随着特色小镇的兴起，“人工智能+特色小镇”将是完美结合体，智能技术将不断提升并促进小镇的发展。

　　在刚刚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博览会上，浙江乌镇互联网小镇推出的国内首个智慧科技集成体验社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据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副会长、乌镇智慧社区首席架构师赵学东介绍，智慧社区项目将根据不同的功能区块匹配领先的集成设计,通过对未来智慧先进技术的合理集成，融合建筑集成和科技集成，将装配式建筑科技、生态节能科技与智慧体验科技融入社区，营造出未来智慧生活体验的全新空间。预计2018年9月落成。

　　方塘智库创始人叶一剑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智慧化和创新已是特色小镇的必备基因。只有将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特色小镇管理、服务、营销等功能融合，才能推动实现特色小镇全域管理现代化，产业发展生态化、高端化，应用服务普惠化、便捷化。

　　数字化正是风口，为各行各业的发展带来新机遇。金诚集团董事长韦杰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充分利用数字化，让特色小镇智慧起来。韦杰透露，金诚集团在智能化方面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目前金诚智能电饭煲、智慧路灯等产品已经在研发中，未来这些都将运用到小镇中。

　　2017年11月，浙江省特色小镇信息技术产业联盟成立，目前已吸引了75家技术单位加入。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浙江省特色小镇的管理将更具“协同化特色”;服务更具“信息化特色”、营销更具“整合化特色”。

　　信息技术产业联盟秘书长曾国峰表示，通过信息技术产业联盟的顶层运作，运用新兴技术和智慧化这一利剑，浙江要激活特色小镇驱动系统，赋予特色小镇新的发展动能，更要做中国特色小镇智慧化产业的标准制定者和能力输出者。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告诉记者，数字创意产业作为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未来几年内，将持续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消费增长、引领社会风尚提供有力支撑和有效供给。

　　毋庸置疑，智能技术已经融入到特色小镇的方方面面。许俊龙对记者表示，下一步，要疏通特色小镇数据汇聚与流动渠道，通过全面采集数据、深度融合数据，拓展特色小镇治理方式，形成特色小镇新兴发展动能。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国家对智能技术的重视，以及网络强国战略的大力推进，对特色小镇的智慧化要求已成必然，而浙江经验值得借鉴。

　　2017年12月26日，杭州市某机关下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余建军贪污案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余建军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200万元，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没收并继续追缴赃款。这起全国首例监察留置案的宣判，标志着浙江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进入监察业务具体实施的新阶段。

　　党中央确定浙江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地区的一年多来，浙江省委、省纪委高度重视，把改革试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扛起先行先试责任，周密部署、扎实推进，迅速形成全省上下合力推进改革的思想共识和强大动力，为监察体制改革在全国推开积累了浙江素材、提供了浙江经验。

　　2017年10月11日，浙江省纪委监委调查组工作人员向时任浙江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金谷宣布：“经省委批准，我们对你涉嫌违纪、违法并涉嫌贪污犯罪问题进行审查调查，现决定对你采取留置措施。”这是监察体制改革后，浙江省委加强对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的生动写照。

　　在改革试点过程中，浙江始终把党的领导摆在首位。“党中央把这项重大政治任务交给浙江，我们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大力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体制相互统一，同向发力，实现对党员和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表示。一年多来，浙江省委主要领导担任“施工队长”，先后8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汇报，10次作出批示。市、县(市、区)两级党委主要领导立即行动，按要求成立党委书记为组长的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主动扛起主体责任。

　　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建超介绍，监委履行职责的全过程，都要坚持党的领导，重大事件、重大案件、重大调查手段的实施，都要报省委主要负责人批示。“我们正是通过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决策执行机制，用集体研究、请示汇报、制度规定、文书文本等形式，把党的领导具体体现出来、固化下来。”仅省级层面，省纪委、监委就向省委提交了43件请示报告，其中请示报告重点工作、重点情况5件，请示报告重要案件38件，由原来侧重“结果领导”转变为“全过程领导”，从决策程序上确保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

　　通过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预防职务犯罪机构和人员，反腐败的工作力量更加集中，配置更加合理。浙江省纪委第十一纪检监察室主任郑志兵在转隶前是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兼侦查二处处长，他对改革后党委加强反腐败集中统一领导的感受尤为强烈。“以前在检察院，侦查一起职务犯罪案件至少要5到7个月，即使是纪委移交过来的案件我们也要重新再侦查一遍。在侦查过程中，我们只关注当事人的违法犯罪情节，对其违纪但不涉及犯罪的情况即使掌握了也不闻不问，查案更多考虑的是法律效果而不是政治效果。监察体制改革之后，查办案件的效率提高了，以我们室具体负责审查调查的一名省管干部案为例，从留置到移送司法机关仅3个半月左右，免去了检察机关重新侦查的环节，在留置期间不仅固定了他涉嫌贪污犯罪的证据，还对其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的情况进行审查调查，并对他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

　　据统计，2017年，浙江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数同比上升84.4%，立案数同比上升0.6%，处分人数同比上升1.3%。移送起诉的案件平均留置42.5天，比前三年纪委“两规”和检察机关侦查阶段的平均用时缩短64.4%。一个在党统一领导下纪律管全党、法律管公职人员相结合的治理腐败体系成效初显。

　　2017年9月29日，杭州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经省纪委监委交办，杭州市纪委监委对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原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叶良柱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叶良柱严重违纪，并涉嫌受贿、贪污犯罪。杭州市纪委常委会(监委委务会议)研究决定，由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对叶良柱作出开除党籍处分;市监委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不少人会奇怪：叶良柱是省属国有企业工作人员，为什么由杭州市纪委、监委负责立案审查、调查?原来，浙江省在改革试点中结合实际作了细化探索，监察工作采取级别管辖与属地管辖相结合，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属于上级垂直管理单位的公职人员，按照级别，实行属地管理，上级监察委员会可以指定下级监察委员会管辖。由于叶良柱不是省管干部，因此省纪委监委将此案交由杭州市纪委监委办理。

　　这是浙江省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中，扩大监察对象覆盖面进行的探索之一。“从我省已采取留置措施的监察对象看，涉及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站所、农村基层和城市社区等人员，实现了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留置的全覆盖。”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王海超介绍，在中央改革试点方案规定的监察对象基础上，根据公职人员的界定和借鉴相关司法解释，该省进一步明确监察范围，将监察对象由六类扩大到七类，具体增进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委派到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按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防止出现监督盲区。

　　“你们没有权力对我进行留置，我是劳务派遣人员!”2017年8月8日，当杭州市下城区监委工作人员向下城区道路停车收费服务中心管理四部部长汤国华出具留置令时，汤国华振振有词。监委工作人员义正辞严地回答：“今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监委成立后监察范围扩大，你这样作为劳务公司派遣到国有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也是监察对象。你不要忘记，你作为国有企业下城区停车中心任命的管理四部部长，行使着辖区内停车收费管理的职权，属于在国有企业内从事公务的人员，监察委员会当然有权对你进行留置!”经查，同案的公职人员下城区停车收费服务中心主任孟德嵩伙同汤国华侵吞公共财物共130万余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46万余元。9月29日，两人被移送检察机关起诉，并被决定逮捕。

　　义乌市监委还通过对福田街道某村村民委员会主任骆某(非中共党员)的政务立案，按照《浙江省监察业务运行工作规程》，探索对非党员农村干部实施政务立案。2017年7月，义乌市监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在调查反映福田街道某村村干部有关违纪违法问题的信访件过程中，查实该村两名主职干部存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错误和违反群众纪律等问题，但该村村委会主任骆某为非党员，对其如何处理把握不准。义乌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楼国康提出，在监察改革背景下应大胆探索，依据有关规定，对作为监察对象的村委会主任应进行政务立案调查。经与案件审理室探讨研究，提出先对其进行政务立案，后续采取组织处理和扣发薪酬等措施的建议方案，最终给予骆某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年度考核定为不合格等次并扣除本年度年终报酬的处理意见。

　　据统计，改革前浙江全省行政监察对象为38.3万人，改革后监察对象为70.1万人，增长了83.02%。全覆盖的改革红利正在逐步彰显，力求监督无空白、无死角。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纪委监委内部设置的一个重大调整，就是将执纪监督室和审查调查室分设。以省纪委为例，共设立13个纪检监察室，7个为执纪监督部门，负责对省直单位和11个地级市的日常监督;6个为审查调查部门，负责违纪违法线索的立案审查调查。为防止监察干部被“围猎”，明确审查调查部门不固定联系单位和地区，实行“一事一交办”“一案一受理”。

　　对这一改变，杭州市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胡文勇有着特别的感受：“原来执纪监督室和审查调查室没有分设的时候，虽然中央纪委也提倡抓早抓小、挺纪在前，但从我们基层纪检监察室的工作实际来说，一年要收到80个左右的问题线索，从办大案要案出成效的角度考虑，肯定把主要精力用在5、6个能移送司法机关的大案要案上，剩下的70多个都没有精力去认真处置，导致欠账越来越多，时间久了就会觉得捉襟见肘。监察体制改革之后，我们室只负责日常监督工作，大案要案不需要考虑了，再也不会分身乏术了，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主动对被监督对象进行监督上去了。”

　　绍兴市在全省率先探索确定监察留置场所，明确监察机关统筹留置工作，公安机关具体负责留置期间的安全工作，加强对监察机关调查部门依法办案的监督制约。监察机关案管部门对调查部门依法依纪文明办案监督检查;同时，在全省率先探索“三个同步”“两个提前介入”等做法，即涉案卷宗、法律文书、涉案款物与被留置对象同步移送，检察机关受理当日将对象带离留置场所，需要羁押的当日送至看守所羁押，做到“无缝对接”;监察机关在案件事实基本查清，证据收集基本到位，审查(调查)报告已初步完成，案件审理部门提前介入后，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切实保证办案质量。

　　日前，东阳市纪委监委在查处该市某事业单位出纳包某利用职务便利挪用130万元公款用于营利活动一案时，由于客观性证据较强，能够在少接触或不接触被调查人以及关联人员情况下完成大部分调查工作，大胆尝试未经留置措施，直接以挪用公款罪向东阳市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据介绍，截至目前浙江省已有146人没有用留置措施，也使案件得到突破，移送给了司法机关。刘建超指出，监察体制改革后，留置措施取代过去的“两规”，很多人习惯于用过去的“两规”来突破案件，截至目前全省共对214人采取了留置措施，其中主要监察对象都移送了司法机关。但留置只是监委的12项调查措施之一，各级监委也要善于不通过留置的措施就能够使案件得到突破，提升办案综合能力。

　　诸暨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叶伟明自豪地告诉记者这样一组数字：2017年1至12月，诸暨市共立案616件，其中自办案件180件。如此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是该市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以来，围绕提高纪检监察队伍能力进行的系列探索。叶伟明介绍，该市探索了派驻干部“主、辅、专”三岗锻炼制度，围绕“主岗”定期摸排容易发生廉政风险的关键节点、及时发现违纪违法和职务犯罪方面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围绕“辅岗”定期安排派驻机构副组长及一般干部到委机关业务科室进行三个月的跟岗锻炼;围绕“专岗”建立信访调处、审查谈话、案件审理、财务审计、信息技术等5个专业小组，并在初核、立案审查时实行“一案一授权”建组，有效解决单个派驻机构监督力量淡薄、能力相对不足等问题。

　　金华市纪委监委则在探索信息化建设服务监督执纪方面迈出步伐。2017年12月25日，该市纪委监委案件管理系统刚投入试运行，一封实名举报蒋某的信访举报件经信访室录入，出现在案件监督管理室线索专管员陈科羽的案件信息管理系统“线索待分办”页面，该线索经案管室主任、分管委员、监委副主任、监委主任网上审批后，于当日即送至正在查办留置案件的第七纪检监察室手中。市纪委常委、监委委员徐燕说：“现在，我每天上班第一时间就打开案件管理系统，查看审批事项，原来一条线索从信访室到承办纪检监察室，基本上需10天甚至更长的时间，现在通过案件信息管理系统实行网上流转审批，线下移送材料，只需一天时间，大大缩短了审批时限、提高了分办效率。”

　　金华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郎文荣介绍，该市还对“第一种形态”了结的问题线索，由案管室和干部监督室抽查20%比例进行程序和实体检查，确保问题线索处置有序、规范，既突出了问题线索处置的集体研究决策，又确保了内部的监督管理。在抽查到举报某区人大常委会某副主任利用职权牟利的问题线索时，认为纪检监察室对其姐姐、姐夫在其任职范围内以“招商引资”落实土地情况没有适当核实予以结案不妥，检查情况反馈给承办纪检监察室后，纪检监察室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认真核实。“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虽然经过线索排查会议和处置结果集体会商，但为了对各环节更好更全面的监督，‘第一种形态’了结案件抽查也必不可少。”郎文荣表示。

　　面对成绩，浙江省委仍保持清醒冷静。“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继续担起先行先试的责任，发挥先行先试优势，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着力在巩固拓展上下功夫，在细化深化上下功夫，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创造新的经验，不辜负党中央、中央纪委的信任和重托。”车俊表示。

　　政府工作报告说，今年我国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传染病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兰娟建议：推广浙江经验，在全国开展全民免费健康体检。

　　“两年四十块就能给老百姓做一次免费的健康体检。”

　　在下午的小组讨论中，来自浙江的全国政协委员李兰娟呼吁，推广浙江经验，在全国开展全民免费健康体检。

　　“浙江实施农民健康工程包括三大内容第一就是给农民建立合作医疗，现在全国已经推广。第二是建立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这个经验也在全国推广。第三个农民健康工程的内容就是全民每两年一次免费健康体检，浙江通过7年来的实施已经取得很大有成效，得到老百姓热烈拥护，他们喊共产党万岁，我认为这个浙江的第三个经验也应该在全国得到推广和应用。”

　　李兰娟委员表示，推广全民免费体检的难点在农村。2005年开始，浙江每年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费中拿出15到20元，为农民开展两年一次的免费健康体检。目前，浙江参检农民已达6167万人次，60%以上的农民建立了电子健康档案。

　　“全国的合作医疗经费已经增加到240块，政府，加上自己筹资，将近三百块。应该在这里拿出百分之十不到的钱，用于预防保健与健康体检。欠发达地区也是可行的。”

　　李委员表示，浙江经验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到基层医疗机构体检。当前，国家加强了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的建设，基层医护人员的工资、编制，基层卫生院的B超、生化分析、X光等设备都已经落实到位，开展全民健康体检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目前，李委员关于开展全民体检的提案已经得到了20名政协委员的附议。首先呼应的国家质检总局原副局长，葛志荣委员：

　　“李委员的提案我看了以后觉得是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这是为全国人民民生着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这方面花小钱，可以保证整个民族的体质。国家应该尽快实施。所以我就当场呼应。”国家质检总局原副局长葛志荣。

　　全民健康体检是摸清人群健康状况，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健康服务和制定卫生策略是延长人均预期寿命的重要举措。要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必须要重点关注三个方面的卫生工作：一是关注重点人群。我国过去15年预期寿命的增量，48%归因于5岁以下儿童包括婴儿死亡率下降，34%归因于60岁以上老年人死亡率下降。因此，由于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在继续提高妇幼保健水平、降低婴儿死亡率的同时，关注成人和老年人的健康，可以进一步提高居民的预期寿命。通过全民健康体检的实施，相当于开展了一场全人群的健康普查，能够全民掌握全体公民的健康水平和疾病状况，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重点人群的预防保健策略。二是干预重大疾病。主要疾病对我国居民造成寿命损失的前五位为：循环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损伤和中毒、围生期疾病。通过全民健康体检摸清居民健康状况，针对重大疾病增加新的干预措施，可以比较明显地增加寿命预期。三是实施国民健康行动计划。全民健康体检本身就是国民健康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定卫生策略，开展卫生工作的依据和基础，

　　“十二五”期间，通过组织实施一系列国民健康行动计划，加强对重点人群和重点危险因素，特别是针对日益严重的慢性病的影响，采取重大干预措施，将进一步提高平均预期寿命。

　　全民健康体检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具体举措。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是关系国民长远健康利益的一项重要制度。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公共卫生服务不同项目和地区之间都存在进展不平衡的问题，且差异较大。从卫生部公布的监测情况看，一些地区健康教育、传染病防治、妇幼保健等传统项目基本按原有模式运行，而老年人保健、慢性病管理、精神病管理等新增项目进展缓慢，有的甚至尚未普遍开展。全民健康体检本身就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内涵，也是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基础，通过全民健康体检摸清区域居民健康差异，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状况，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从而实现全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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