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对开创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龙头牵引作用

郑瑟

　　“中国具有投资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经验，‘前港-中区-后城’模式在中国大获成功。现在，中国正在‘一带一路’国家广泛复制这一开发模式。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有11个港口，‘一带一路’沿线有70个工业园区。”近日，野村中国股票研究部主管及大中华区首席股票策略师刘鸣镝在媒体电话会上表示，而中国股票市场的电商、物流、汽车、纺织、房地产等领域，将继基建之后起飞。

　　刘鸣镝认为，中国股票市场的四大领域将从“一带一路”中受益，其中包括，为当地实体经济奠定基础的基础设施相关产业——建筑和材料、交通、公用事业、电信;对资助基础设施和其他投资至关重要的金融机构;制造业、消费和服务行业，包括电商、物流、汽车、纺织、房地产等在基础设施建设之后起飞;此外，国防领域也将迎来新的订单。

　　据悉，截至2月底的12个月中，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完成项目价值达到880亿美元，同比增长17%，竣工项目和新订单均在增加，新签合同金额达到1460亿美元，同比增长20%。根据野村中国推算，“一带一路”项目投资总规模在未来十年内达到1.5万亿美元，在未来十年间可为中国带来额外0.1个百分点的年均GDP增长。

　　刘鸣镝认为，“一带一路”项目融资需求的增加将有利于借贷机构、交易所和券商等金融机构，中国的企业债券市场和中国的交易所(包括香港证券交易所、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将受益于“一带一路”债券带来的融资需求增加。

　　她还指出，在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制造业、消费和服务行业也将起飞，在这方面中国民营企业发挥着积极主导作用，到目前为止，包括物流、消费(汽车和纺织制造)、电子和互联网领域的行业领导者正在纷纷建立制造基地和/或入股当地企业。

　　不过，野村中国经济学家王立升认为，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一定的风险。“部分‘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并非完全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这些项目可能在初始阶段资本回报率较低、资金回收期较长、产权保护较差、违约风险较高。不少‘一带一路’国家财政与国际收支状况较差，资金缺乏，甚至存在一定的主权违约风险。但从长期来看，这些风险会随着基础设施、产权保护环境、国际评级与保险制度的完善而降低。”王立升表示。

　　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美国财政部主导制定的“华盛顿共识”成为标准药方，为全球经济设置了标准和原则。一旦哪个国家需要金融援助时，这个国家就必须按照“华盛顿共识”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否则就得不到援助并面临崩溃的危险。

　　一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世界银行一直向发展中国家兜售其“最佳实践”，其中的“精髓”就是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近20多年的经验表明，被迫采纳“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几乎都陷入了经济困境，丧失了经济独立自主的地位。而中国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探索出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正因如此，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最佳发展道路(即发达国家走过的路)，而是强调每个国家应该根据发展条件和自身基础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曾指出，中国不干涉别国的意识形态，不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着眼于互利共赢，共同做大“蛋糕”、共同分享。

　　在近30多年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型跨国公司成为新的强者，具有某种霸权地位和巨大的权力，让很多国家在与其谈判中处于弱势。在进一步推进全球化过程中，如何照顾到“弱者”无疑是包容性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和“平等互利”的理念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把寻找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放在首位，突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而且，该倡议不划小圈子，秉持开放态度，欢迎有兴趣的国家或地区以适当的方式平等地参与。这正是“一带一路”倡议强大包容性的体现。

　　过去300年来，西欧和北美国家率先崛起为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扩张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方面让这些西方国家产生了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和绝对的文化优越感，另一方面在强大压力下也让很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文化自卑感。

　　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伴随经济全球化力量越来越强大，在主观和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下，很多国家的文化独立性变得岌岌可危。好莱坞电影、麦当劳快餐文化、颜色革命等席卷了很多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这种西方中心论和文化优势论所带来的恶果，非常不利于全球可持续发展。

　　而古丝绸之路流传下来的“互学互鉴”精神则反映出完全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基于“丝路精神”的“一带一路”倡议尊崇“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强调在维护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共谋发展、共求繁荣、共享和平。所谓“和而不同”就是平等对待、互学互鉴，以及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共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倡议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搞政治议程;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文明因为平等交流和相互学习而变得丰富多彩，变得更有创新力。

　　“全球化与一带一路”以及“开放的亚洲”是2018年亚洲博鳌论坛上的两个重要议题。当前，经济全球化已走到十字路口，逆全球化调门升高、贸易战一触即发，寻找新的全球化道路迫在眉捷。在此背景下，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包容性全球化正在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政治领袖们的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因此，可以说，包容性全球化对亚洲一体化有重要意义，是推动亚洲一体化的新思维和新动力。

　　面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泛起的国际形势，习近平同志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给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力，给经济全球化前景增添了亮色。这一倡议既立足我国实际、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禀赋和比较优势，又有助于相关国家共同发展，必将开创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将引领和充实新型全球化发展，是有效改善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中国方案”。

　　顾清扬表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旧有全球化模式对于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已经大大减弱。世界经济和金融出现了很多新问题，这些问题在旧的全球化框架下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比如，在国际贸易循环方面，传统的全球化模式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个贸易和资金的循环。发达国家凭借自身优势，向发展中国家派发订单，发展中国家按照订单生产出消费品再运回发达国家消费，同时资金也流向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南北循环”模式。韩国、新加坡以及早期的日本都受益于这种全球化贸易模式。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元气大伤，特别是中产阶级的支付能力大大下降。随后，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整个欧盟的支付能力急剧减弱。发达国家整体资金吃紧，发展中国家资本开始充裕;在技术方面，虽然目前美欧仍走在全球高端技术的前沿，但中国和韩国已经在中高端技术领域迎头赶上，并在某些方面对美欧形成了挑战。因此，发达国家比较优势不再，南北差距日渐缩小，造成原有“南北循环”的全球化模式与现实不相适应。

　　在此情况下，寻找和探索一种与现实相适应的新型全球化发展思路势在必行。顾清扬告诉记者，相关数据表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往来一直呈下降趋势;同时，南南贸易活动不断活跃，持续走强。因此，未来新型全球化或将始于南南国家间的贸易循环。不同于以往全球化“南北循环”消费制成品的贸易特点，新型全球化将以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基础设施相关的投资品循环为特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贯穿亚欧非大陆，连接东亚和欧洲经济圈，将南太平洋作为海上丝路的自然延伸，打破了洲际和次区域之间的藩篱。正是助力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通过投资基础设施，修建铁路、桥梁、发电厂及港口等投资品的流动，促进相关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拉动经济，改善民生。待发展中国家得到发展后，支付能力得到提升，就可以向发达国家购买高科技消费品和高端服务。这样一来，发达国家也可以加入到这个新的全球化循环之中，进而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新型全球化。

　　在新型全球化形成过程中，“一带一路”将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顾清扬表示，以往传统的全球化主要依靠海洋运输，因此航线起始点及沿海地区会最先受益而发展较快。“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意义在于改变了旧的全球化贸易模式，经相关各国向内陆辐射，惠及整个国家和地区，这是原有全球化模式无法做到的。“一带一路”引领的新型全球化将打通陆路梗阻，使在原有全球化模式下不能受益的内陆国家和地区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这无疑是对新型全球化发展的巨大贡献。

　　当一国的产业结构符合经济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时，其贸易结构会达到最优。经济禀赋不仅包括由资本、土地、劳动力等构成的要素禀赋，还包括基础设施等硬件和政策制度等软件。经济禀赋会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发生变化，国际贸易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国比较优势变化的反映。经过长期发展和积累，我国经济禀赋不再是单一的劳动力丰裕，而是形成了包括资本要素、硬件基础设施、软件政策制度等的多元结构。首先，人力资本的逐步积淀和物质资本的持续积累使我国具备了充足的资本要素，推动我国由劳动力丰裕型要素禀赋结构向资本丰裕型要素禀赋结构转变。我国已经具备较强的资本实力，可以自主选择发展符合自身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其次，我国在制造业不断发展中积累了大量先进技术，形成了较为完整高效的产业链。例如，近年来深圳制造能力不断攀升，催生了完整的产业链和高效的成果转化机制，创意产品从构想到落地的转化速度大大提高。第三，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和对外经贸的广泛开展，带动我国交通运输网、信息通信网和电网等硬件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这些质量高、覆盖广的基础设施能够适应我国发展阶段的提升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是我国长期建设形成的比较优势。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经验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期望结构转型在发展过程中自发实现是不切实际的，这需要一个有为政府通过合理的政策来引导结构调整并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在政策制度等方面积累的经验，成为我国经济禀赋中软件方面的比较优势。

　　当前，世界经济在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等方面存在诸多结构性矛盾，究其根源并不在经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全球治理体系、市场机制、价值链分工与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不相适应。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不仅不能解决这些摩擦和问题，反而会损害相关各方的利益，导致世界经济面临更大危机。“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完善基础设施、深化互利合作、拓展合作模式，将大大降低国际经贸往来的交易成本，减少投资风险，对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我国来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对外投资的多元化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在提振出口需求的同时，也将提高出口产品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占比，而高附加值产品的发展和贸易链的延伸将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贸易也将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话语权将逐步从商品贸易领域向贸易秩序、行业惯例等方面拓展。同时，依托深入合作和良性竞争，我国与相关国家的政治互信和相互理解将不断加深，我国的领导能力和大国担当将向国际社会自然展现。“一带一路”建设将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可见，“一带一路”建设适应我国经济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对于我国开创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龙头牵引作用。

　　根据新华社、人民网、经济日报、 第一财经等採编【版权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华发网官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