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章数桐城”

郑瑟

　　说来也怪，那些由桐城文人发蒙的子弟，头脑似乎都要聪明一些，“子弟从桐城学，焕然一新，机锋见于言辩”。

　　公元1713年初春，戴名世被腰斩处死，时年60岁。噩耗传到桐城，为避受牵连之祸，戴氏家族100余口全部投塘自杀。

　　对于繁琐的考据，桐城派文人大感厌倦，他们依然重经济、重实用，在知识领域树起了一面鲜明的大旗。

　　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

　　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师事、私淑或服膺他们的作家，遍及全国19个省(市)计1211人，传世作品2000余种，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其影响延及近代，对当代为文亦不无启迪借鉴之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前"三祖"戴、方、 刘，从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更未明确言"派"。

　　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桐城派发源于大别山东麓的桐城，历史上名家辈出，其文风、思想独占中国文坛300年之久。桐城派虽然在近代销声匿迹，但它的影响却持续至今——有专家指出，近代中国思想之所以会向“实用”、“经济”转变，其直接的源流就来自桐城派。

　　桐城、桐城派是大别山东麓避不开的话题，“天下文章数桐城”——这句响当当的话从明末到晚清，被天下人足足念诵了300年。

　　桐城派是个学术流派。按理说无论是在哪个时代，搞学术的人总是少数，他们的影响也很难超出学术圈子，发散到社会之上。但桐城派不同，他们治学崇尚务实与“经世致用”，重经济、重实用，在知识领域树起了一面鲜明的大旗。

　　桐城派显赫历史300年，在近代归于沉寂——躯壳虽然湮没，但桐城派的精髓却留了下来，被后世中国人秉承的“实用、务实”思想正是由桐城发端的。

　　“上有九头鸟，下有湖北佬”，这句用来形容湖北人头脑灵活、精明的话，其实并不完整，后面还有半句——“三个湖北佬斗不过一个桐城佬”。桐城人的聪慧、好学世所公认。比如，在明清两朝赫赫扬扬300年的“桐城派”就是明证。

　　要说桐城派，先来看桐城。桐城位于大别山东麓靠北，现在为一县级市，属安庆市管辖。桐城具备了一个山麓城市的所有特点：地势由高到低慢慢过渡，山地、丘陵、平原呈阶梯分布，境内4条河流全部发源于大别山，向西注入长江。有山有水且山清水秀，这是桐城最大的特点。

　　山水虽然好看，但并不养人，尤其是在农耕年代，土地才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前提。所幸，桐城是不缺肥田沃土的，大别山东麓最好的耕地几乎都集中在了这里，历史上桐城盛产稻米，直到今天它还是安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安居乐业后自然就该读书了——桐城派的兴起与桐城地理有割不断的联系。

　　正是因为根植于这片山水土地，桐城派才成为了一个“务实的学术流派”。在桐城派诞生的明朝末年，天下的学风、文风一如这个行将就木的王朝，散发着腐朽的气味。整个明末，桐城文人内心都深处矛盾之中，他们渴望“出世”，但颓废的世道又与桐城文人内心的清丽质朴格格不入。这一时期，桐城文人在野的特别多，他们亦耕亦读，开馆授课，影响遍及长江下游地区。

　　最晚在17世纪初(桐城派正式形成之前)，桐城文人就已获得了极高的声望，而“桐城人聪明”的说法也在此时被外人认可。进入清初康熙、雍正年间，随着桐城文人纷纷“入世”，影响力日益扩大——聪明的桐城人开始书写历史。

　　桐城派有“四祖”——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这四人在历史上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桐城派独霸中国文坛300年，基业正是他们开创的。

　　戴名世是桐城文人入世的开始。他天资聪颖，6岁开蒙就读，11岁便熟背《四书》、《五经》，被乡里长辈公认为“秀出者”。20岁时，戴名世开馆执教，不久之后就因才华卓异入北京，选为八旗正蓝旗教习。

　　在北京期间，戴名世“文名渐起”，弟子尤云鹗将他的习作刊刻出版，这就是著名的《南山集》。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各省，其发行量之大、流传之广，在当时所有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而桐城派的治学主张、特点也随《南山集》一起风行，为当时文人模仿。

　　《南山集》让戴名世名动天下，集子刊印后的第9年——即康熙四十八年，戴名世参加殿试，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的成绩高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此时的他名望如日中天，读书人从全国各地赶来拜访，翰林院外经常门庭若市。

　　然而，或许正是应了“树大招风”这句俗语——作为皇帝身边的重臣、天下学人的泰斗，戴名世不仅为声名所累，也招来了他人嫌隙。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御史赵申乔参劾戴名世所著《南山集》中多次引用南明年号，实乃“大不敬”。康熙五十年距《南山集》刊印已过了11年，一本早已沉入时间的著作，怎么现在才被翻出来，成为作者“大不敬”的罪证?很显然，戴名世被小人算计了。

　　参劾状送到了康熙面前，这位“明君”难道就不明就里吗?不，他两眼一眨，动起了帝王心术——他要杀鸡儆猴，他要天下人知道你戴名世才华再大，也不过是我手中的羔羊罢了。公元1713年初春，戴名世被腰斩处死，时年60岁。噩耗传到桐城，为避受牵连之祸，戴氏家族100余口全部投塘自杀。这口池塘至今仍在桐城孔城镇清水村，池水幽黑，透着死亡的气息。

　　戴名世之死是桐城派的一大挫折，不过文化的精华始终是强权、冤狱压制不住的。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冬，受《南山集》案牵连的方苞被“恩释出狱”，这位桐城派大家显然吸取了戴名世的教训，他一面著书立说，一面又韬光养晦，平生虽两次入南书房参与政事，却又对政治和权利全无野心。方苞是桐城派早期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改变了戴名世死后桐城派“万马齐喑”的局面，而后世的刘大櫆、姚鼐之所以能继往开来，发扬桐城派，归根结底他们是站到了巨人的肩上。

　　经过“桐城四祖”的开拓，到了乾隆朝中后期，桐城派学术极大繁荣，当时就有“京城官生半桐城”(北京的官员、士生半数都是桐城派弟子)的说法。清初100多年，历经康、雍、乾三朝，桐城派不仅能在“文字狱”的夹缝中生存下来，还发扬壮大，这与桐城派文人倡导的务实实用是分不开的——他们不与强权正面冲突，消耗精力，而是登峰造极，追求学术的顶点。而桐城派的“实用”主张，直接影响了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甚至更往后的中国改革。

　　在顺治二年(1645)举行首次乡试，清朝科举制度遂正式开始。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发展到清代已相当严密、成熟，正如《清史稿》所载:"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虽初制多沿明制旧，而慎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科举制度通过功名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许多士子为博取功名，不惜皓首穷经。由于清代科举以八股文为规定考试文体，故八股文成为各级学校的教学重点，成为士子们追逐功名的武器。有意思的是，八股文在清代的再度风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古文的兴盛，为桐城古文派的崛起提供了条件。八股文又被称为时文，以与古文相对。时文虽有种种弊端，但却与古文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时文与古文都恪守程朱义理;其次，在艺术手法上，时文讲究开阖、顿挫、呼应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古文艺术手法的借鉴。许多士子为了避免熟滥，很自然地借鉴古文的某些艺术特征来创作时文。明清两代就有不少以时文标准选编、评点古文的选本。李元度在为李抚九选编的《古文笔法百篇》作序时这样谈及古文与时文的关系:"古文者，别乎时文而言也。近代选家如茅鹿门、储同人、汪遄善之徒并有评本，识者谓未能尽帖括气习。然余论古文之极致，正以绝出时文蹊径为高;而论时文之极致，又以能得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为最上乘。明之震川、荆川、陶庵，昭代之慕庐、百川、望溪，皆以古文为时文者。功令以时文取士，士之怀瑾握瑜者宾宾然争欲自泽于古，有能导以古文之意境，宜莹然而出其类矣。"曾国藩也注意到了古文一派的文章与时文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自有明以来，制艺家之制古文，往往取左氏、司马迁、班固、韩愈之书，绳以举业之法，为之点，为之圆圈，以赏异之;为之乙，为之围鑯以识别之;为之评注以显之"。由此可见，以古文为时文，可提高时文的水准，明清士子为在科场出人头地，自然要究习古文，以图将"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融入时文，取得"莹然而出其类"的效果。

　　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所以能在文坛声誉鹊起，与他在科场得售有关。戴名世在《方灵皋稿序》中曾说:"今岁之秋，当路诸君子毅然廓清风采，凡属著才知名之士多见收采，而灵皋遂发解江南。灵皋名故在四方，四方见灵皋之得售而知风气之将转也，于是莫不购求其文。"此处当指康熙三十八年(1699)方苞举江南乡试第一之事，方苞本以古文闻名，科场得售更促使士子们访读其古文，试图从中探求科场的敲门砖。

　　方苞编选的《古文约选》与《四书文选》，更是将古文与时文紧密联系起来，推动了古文"义法"的广为传播。

　　方苞奉果亲王命，编选《古文约选》作为八旗子弟的教本。《古文约选》主要收录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大家文。在《古文约选》的序言及编选体例中，方苞系统阐述了"义法"说及"文统"、"道统"思想，并揭示出古文"助流政教之本志"，为桐城文派奠下了最初的文论基础。尤引人注意的是，方苞在《序》中，明确指出古文义法可"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古文约选》作为八旗子弟学校教本的颁行，不仅提高了古文的地位，也使"义法"说具有了官方的严肃性，"义法"之说自然得以广泛的传播，也正式将古文义法引入时文写作，使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方苞又奉旨编选《四书文选》，此书编成后即"诏颁各学官"，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四书文选》选编明清四书制艺数百篇，由于以官方选本出现，《四书文选》自然具有了官方的严肃性。随着《四书文选》与《古文约选》的广为流播，方苞具有了古文家与时文家的双重身份。古文与时文空前紧密的关系，不仅使古文成为科举道路上的士子必须修习的重要内容，也极大地提高了古文的重要性与地位，为古文一派重登文坛提供了基础。桐城文派发展至姚鼐时渐成规模，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相通的特点，使桐城派文人更易于在科场得售。方苞是康熙丙戌进士，姚鼐是乾隆癸未进士，他们的弟子也多有科举功名，此处不再一一枚举。桐城派在科场上的成功又反过来促进了桐城派古文的传播，尤其是当个别桐城派文士担任科场考官时，桐城派古文更让考生顶礼膜拜。据梅曾亮记载，姚鼐的学生陈石士"持节校士于两江"就扩大了桐城派在两江的影响:"桐城姚姬传先生以名节、经术、文章高出一世，门下士通显者如钱南园侍御、孔撝约编修，皆不幸早世。而抱遗经、守师说，自废于荒江穷巷之中者，又不为人所从信。惟今侍讲学士陈公方受知于圣主，而以文章诏天下之后进，守乎师之说，如规矩绳墨之不可逾。及乙酉科，持节校士于两江，两江之人莫不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家置户习，以冀有冥冥之合于公，而先生之学遂愈彰于时。盖学之足传而传之又得其人，虽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万人之势，亦其理然也"。考生是现实的，既然考官是姚鼐的弟子，自然要投其所好，四处"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以求"冥冥之合于公"。

　　虽然一些研究者认为桐城派诸人极力反对时文，但古文与时文在明清两代的密切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桐城派作为清代著名的古文流派自然与时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清代士人对时文的追求提升了古文的地位，也为方苞等桐城派古文大家成为文坛领袖提供了文化土壤。

　　桐城派在清代鼎盛一时，但这毕竟已是往事，它推崇的“义法”、“言有物”、“言有序”在今天看来毕竟时隔久远，激不起人们的太多兴趣。然而，当我们抛开这些单纯的、阳春白雪似的治学手段，重新梳理桐城派文化精髓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个发源于大别山东麓小城的文派，其影响已穿越时代，并渗透到社会精神的方方面面。

　　桐城派后辈、姚鼐的高足姚莹曾明确将桐城派要义归纳为“义理、经济、多闻、辞章”，这里的“经济”很引人注意——什么是经济?简单说来就是经世致用的学问，它涵盖社会生活领域的各方面，如管理、财务、民事，甚至还涉及自然科学领域。桐城派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屑于这些“经济”之学的，他们只读圣贤书，用儒学八股敲开仕途的大门。

　　在桐城派崛起的时代，中国知识界的另一种风气是“重考据”，所谓考据就是研究古文献时，找出极为翔实的资料来考核、证实和说明。考据是一门“向后看”的学问，它厚古薄今，虽于现实无所补益，但又能引经据典，让人获得博学的虚名。对于繁琐的考据，桐城派文人大感厌倦，他们依然重经济、重实用，在知识领域树起了一面鲜明的大旗。

　　被这面大旗吸引来的，就有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并不是桐城弟子，后来受桐城派经世致用思想的感召，转从姚鼐学习。随着曾国藩平步青云，成为晚清重臣，桐城派的经世致用也发扬光大。

　　1861年，曾国藩在大别山下创办安庆军械所，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制作枪支武器。文绉绉的书生官僚从此“跨界”，引发了晚清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宗旨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号召学习西方——因此洋务运动就不可避免地招来了守旧派的反对。每到此时，曾国藩总会引用桐城派的观点进行反驳——“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使熟读了书本经典、义理之学也还远远不够，要想有益国家，经济之学就必须重视，放在显著位置。

　　曾国藩是桐城派经世致用的践行者，后来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显然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不然洋务运动就不会整整持续半个世纪。1911年清朝覆亡，桐城派思想并没有偃旗息鼓，“实用”、“经济”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从此为之一变——后世许多重要的历史节点，如五四运动追求“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改革开放后又提倡“黑猫白猫”，桐城思想的影子在其间若隐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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