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供给侧

郑瑟

　　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爆发并在拉美地区产生连锁反应，拉美多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要求实施应急性经济调整，其中包括大幅压缩进口、增税和削减公共开支。然而，这对经济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因为拉美经济的进口依存度较高，压缩进口尤其是资本货物和工业原料进口，使工业生产严重萎缩;增税和削减公共开支，导致企业成本上升，民众消费锐减，经济活力严重下降。

　　最终，应急经济政策调整不仅没能使拉美国家摆脱危机，反而陷入债务和经济的双重危机，造就了历史上著名的“拉美失去的十年”。

　　拉丁美洲经济危机的出现和危机救援措施的戏剧性、争议性，一时间将债务问题置于经济学研究议题的首位。事实上，已有大量关于当时债务危机的著述，研究内容涉及危机的起源和潜在解决方案两个方面，这些分析和解释都抓住了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的重要方面，即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了过度依赖债务杠杆的发展战略，造成债务大量积累，同时也削弱了资本偿还能力。但令人遗憾的是，债务危机的供给侧相对较少被提及和关注——拉丁美洲的经济观察者在评估危机原因时，着重于研究债务国在经济政策方面的缺陷，以及对世界经济动荡造成的冲击，少有人把研究重点放在危机蔓延过程中该地区的主要债权人即银行机构上，而这样会很大程度上忽略银行机构的行为，甚至即便考虑到银行机构，也会将其看作附加因素。

　　美国艾德菲大学(Adelphi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德夫林(Robert Devlin)，长期致力于研究拉丁美洲经济，在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工作期间，形成了对拉丁美洲债务问题的诸多想法。他这本《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供给侧的故事》独辟蹊径地将研究聚焦在全面探究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的供给侧动态上，在这个基础上，他完成了对拉丁美洲债务问题的分析。德夫林的结论是：令人“悲喜交加”的银行业，是拉丁美洲信用周期不稳定的内因，导致其趋于上行过宽、下行过窄。当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蓬勃发展时，银行会存在过度扩张问题，从而起到烈火烹油、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当经济衰退时，银行会采取过度紧缩措施，又造成了雪上加霜、釜底抽薪的后果。

　　罗伯特·德夫林教授对拉丁美洲债务问题的分析，目光对准20世纪70年代的现代国际银行，特别考察了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拉丁美洲的贷款。事实证明，这种研究方法非常有效，能从银行机构层面了解供给侧在信贷危机中扮演的角色，探究常常有悖于传统智慧的银行行为，通过分析银行机构在实务中如何放贷，证实了未受调节的银行有过度放贷的内在驱动力。再进一步，作者阐述了信贷市场如何帮助和煽动在债权国的任何当地势力去过度借款，也就是说，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变化，促使拉丁美洲整个经济体系往过度债务积累的方向发展。

　　《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供给侧的故事》的实质性部分始于第2章，作者特别关注了银行在二战后的扩张：它的起源、贷款的重要性以及银行与外部的最终衔接。从这个角度入手分析，作者在第3章中阐述了私人银行在20世纪70年代为什么以及如何在扩张阶段倾向于激进地发放贷款，成为过度负债和经济危机的真正代理人。

　　案例解剖，作者选取了秘鲁和玻利维亚这两个进入欧洲货币市场时的“新手”国家，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重要的银行信贷周期。作者运用这两个国家的关于信贷交易合同的重要历史数据，建立起了银行-借款人关系的分析框架，具体阐述从充足信贷供给到过度借贷的转化过程。通俗地说，就是银行在这两个国家的债务危机中扮演了积极代理人的角色。

　　当债务国累积的债务超过它们可偿还的数额，并进入危机阶段时，银行会怎样处理与债务国的关系呢?在此后的章节中，罗伯特·德夫林深入探究信贷下行周期和延期还款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多种因素。面对危机，延期还款的理论与实践已被武断地规定为对策“标配”，并且根植于债权人的垄断权力中，这种对策将危机的巨大成本转嫁给债务人。事实是，正如银行的行为有助于延长周期的扩张阶段一样，在经济紧缩阶段，银行管理有可能会加重债务人的困境，并且诱发被动的、效率低下的调整过程，这个过程对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长期负面影响。实际上，债务国均以某种方式拖欠调整后的债务，在二级市场上交易的银行贷款合同也存在较大的折扣，譬如受债务困扰较大的委内瑞拉的贷款合同折扣高达45%。

　　据此，德夫林认为，债务国不应该被动地等待国际公共解决方案的安排，因为这个过程将因不成比例的债权人——债务人议价能力和其他客观条件产生一种惯性，使得这种国际公共举措变得“痛苦而缓慢”。因而，在他看来，减少资源从债务国向债权国转移的可能的非传统替代方案，或许是解决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的多样化路径之一。

　　由于拉丁美洲外汇管制和储蓄/财政均储蓄恶化迹象，资源的外流阻碍了经济增长和经济重组。因此，拉丁美洲国家不能不面对这种超出想象的困难局面，并考虑加倍努力将内外失衡问题控制住。以德夫林的观察，多数拉丁美洲国家过分追求调整，虽然较其他国家而言一部分国家取得了调整的成功，但这些国家均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从银行来看，多数债务国的政策性措施助推了改革，国家有效地调动起了投资和私人机构的积极性。历史和常识表明，通过积极的国际公共策略创新，资源外流或能以有序的、具备社会效应的方式减少。无疑，这项策略创新要针对拉丁美洲债务问题的集中特征并提出集中解决方案。

　　我们发现,拉美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国家工业化模式选择与宏观债务管理上出现了“大是大非”的错误,联储加息可以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稻草,但市场不应该将重点放在稻草上。

　　历史背景:上世纪70年代中东国家因抬高油价则获得了巨额的美元收入,产生了资产增值保值这样的需求,国际市场上美元泛滥;拉美国家正处于工业化时期,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资本供给与需求“一拍即合”。

　　我们试图从国家整体资产负债的情况来衡量拉美的历史情况:

　　资产端来看,拉美国家因工业化模式失误与公共投资低效拖累,国家举债形成的资产质量较低:

　　私人部门:拉美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存在较大弊端,长期对国内工业的过度保护使得国内私人部门效率低下,产品“又贵又次”,毫无竞争力;

　　公共部门:面对国际经济不景气,政府制定较为庞大的投资计划,公共部门投资期限长,效率较低,部分公共资金被用于军火等消费性产品;

　　负债端来看,赤字货币化与债务货币错配并举:

　　赤字货币化:为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拉美国家长期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M2增速与通货膨胀均值在危机前常年维持在30%-50%的区间;

　　债务货币错配:国内赤字货币化不能解决产品进口引发的资金缺口,拉美国家开始大量借入外债,货币错配的程度危机前已经到达危险的程度,巴西出口金额的54%都需要用来偿还外债利息;

　　中国基本面与当年拉美有天壤之别,短期无需过度担心:

　　我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有较大优势,私人部门竞争力较强,产品至少性价比较高

　　我国财政相对稳固,通胀处于相对合理区间,对外债务较低(约为拉美危机前的十分之一)

　　国际市场对中国抗风险能力较为认可,我国5年国债CDS隐含的违约率大致与西班牙、意大利相似,显著优于其他金砖国家(违约概率大致为中国2-4倍)

　　全球经济较大概率进入一个低增长的“新常态”时期,本轮联储加息的力度与幅度都与历史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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